三、为民请命，上言展界，复东海鱼盐之利、藩屏之固

清朝自建立之初至康熙朝前期，据守福建、浙江、台湾一带的郑成功集团是反清的最大力量。为巩固统治，这一时期清廷海防的核心任务是平定海疆。在军事上对郑氏集团不断实施打击的同时，还从经济上加以封锁，力图切断东南沿海居民与郑氏集团的一切人员和物资往来。这个封锁政策就是实行“禁海”与“迁界”。时遂溪亦在迁界之列，且受害尤重，宋国用“不避嫌忌，恺切上陈”利害，并于展界之后招抚流民，劝谕复垦。

（一）康熙前期的“迁界”与“展界”

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在禁止沿海人民出海贸易和要求地方官员严查的同时，谕令地方官以土坝或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采纳两广总督调任闽浙总督的李率泰之奏议，下令“迁（福建）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内地安插”。顺治十七年（1660），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据守台湾，清廷于沿海之地全面推行迁界，强迫沿海居民内迁50里，严禁渔船、商船出海，田园荒芜不准耕种，并遣4名满族大臣赴江、浙、闽、粤四省监督执行。“由于奉派的使者施政存在差别，大体上看，迁界令的执行，江、浙稍宽，闽较严，而粤最苛。”康熙元年（1662），满族监督科尔坤到达广东，正式推行迁界。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迁海》中详尽记录了迁界给广东沿海居民所造成的苦难：

岁壬寅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缴，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资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明年癸卯，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其八月，伊、吕二大人复来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来巡界。遑遑然以海防为事，民未尽空为虑，皆以台湾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此次迁界，东起饶平、澄海、揭阳，西至遂溪、合浦、钦州，沿海24个州县和近海岛屿的居民都被迫迁移。康熙三年（1664），朝廷下令再行迁海，波及遂溪者最为严重。康熙《遂溪县志》卷一《事纪》：“康熙三年，诏再迁海，移白鸽寨水师驻扎海安，严诘海禁。雷州东迁，自遂溪之石门至特侣塘，迄于徐闻之海安所。西迁自遂溪之横山路达于徐闻，惟遂溪迁之太甚，仅存粮六百石。”康熙八年（1669），广东巡抚王来任看到沿海地区人民颠沛流离，建议招民复业。此后，又历经反复，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才真正开禁。

（二）上言东海“展界”之利

明清时期，遂溪县地含半岛北部及半岛东部大部分岛屿。道光《广东通志》卷八十七《舆地略五》有《雷州府图》，图上标明最大一岛为“东海岛”。同卷《遂溪县图》则在东海岛之上标有“东海上”“东海中”“东海下”及“蔚嵂岭”，为遂溪县所属。康熙《遂溪县志》卷一《地里志》：“遂溪之东海五图，自五图之外为洋海，在五图之内为内海。”康熙《遂溪县志》卷一《乡都》：“康熙二十六年，复东海三社：东海上社、东海中社、东海下社。”此即东海岛“五图三社”之说。旧志文字所书“蔚嵂岭”，即指东海岛。穆彰阿、潘锡恩等撰《大清一统志》卷四五一《雷州府》载：“蔚嵂岭，在遂溪县东南一百四十里海中，一名东海岛。广四十里，长七十里。包出白鸽寨之外。中有居民五图，以渔盐为业，为东方巨镇。”

遂溪之境腹地多半山硗砂浮，只有东海土地平衍而肥沃，人烟稠密，既有粮米之富，又有鱼盐之利，一县赋税盐课亦多出于此，实为雷州之富庶之地。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其海防要地成为雷州外海的屏障。然而，经过顺、康间的数次迁界，不只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且为雷州左臂外藩之功能不再。宋国用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到任遂溪知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莅任伊始，清廷尚未行展界之令，便详陈“迁界”“展界”之利害，提出“东海未复之不便于民”：

遂邑腹地大半山硗砂浮，惟东海一隅土厚地衍，鱼盐鳞集，诚一邑之沃壤也。迁界以来，遂为弃土，毋论界外东海不敢越津飞渡，即已展之界内，犹恐巡逻谨密，误罹法纲，樵牧者束手，耕种者裹足。而沿海灶丁无敢庐舍聚居，间有煎晒，势必朝去夕还，以致风雨飘荡。即有内港采捕，悉畏防弁搜求，小民有望洋之叹，客人多闻风之惧，是东海未复之不便于民者也。

又提出“兵之困于东海未复”：

东海横亘数十里外洋，石峭涛汹，舟莫敢近，且上有芷蓼、硇洲相峙门户，下与锦囊联为声援，洵为雷郡之左臂外藩也。今白鸽寨虽设水师，新复哨船，而对面空虚不敢出汛巡查，保无有奸宄伏莽巢穴，其土岂非弃地以资盗粮乎？况大洋飞舟宗，往来无定，及至申请策应，而贼船已经远遁，是未获剿贼之功，先受妄报之罪，是兵之困于东海未复者此也。

要使民得便利、兵解困扰，其根本就在于力行展界，“若令复还故土，则飞鸿来集，鱼盐之利懋迁化居，而兵声远震，似犄角相援之势矣”。作为身怀守土之责的宋国用，不能听任十有八九良田之荒芜，更不能听任“牧斯土而成虚设”。朝廷未行展界之令便有此论，实属不易，洪泮洙称他是“不避嫌忌，恺切上陈”。

（三）招抚劝垦，捐给牛种，详捐渡船，以通东海

宋国用上陈言展界之事不久，康熙二十三年春正月，钦差会同督抚巡海开禁，恢复东海地方。展界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招抚流民归还东海故土以事农耕；二是东海与内陆由一水所隔断，百姓往来仍需船渡。

招抚流民回乡复业并非易事。康熙之初迁界、展界的反复，使百姓心存疑虑，迁界所造成的田园荒芜、缺耕少种，更使百姓望而却步。所谓“鸿飞兔逸之氓，莫不踊跃来归”，只是复界之初百姓可得归家园的欣喜，现实是严峻的。宋国用所要做的是如何使流民回东海故土能安居乐业。洪泮洙记曰：“嗣奉皇恩，开复东海，宋邑侯招抚流民，捐给牛种，多方劝谕，以家人父子之情慰苍生霖雨之望。”宋国用不但以家人父子之情劝谕流民，而且捐与耕牛和种子，为民众提供恢复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东海与内陆仅一水之隔，然在当时实为天堑，人员往来必须有渡口和船只。先前麻参、禄遐两渡长久废弃，康熙二十三年展界之初，宋国用即修复二渡，取禄遐渡以方便东海、府城之往来，以麻参渡便于东海、县邑之沟通。渡口已完修，又要解决渡船的问题，迁界期间被迁民众无力私造，朝廷又要展界三年起征赋税，就此宋国用又上陈曰：“舟楫不济，观望莫前，则瞬息三年开征，届期赔累包荒之弊，咎将谁诿。第思久迁，残黎尽已皮焦髓竭，岂有余资以供刳木击檝之需，间有一二小艇，不过自运农具，而往来杂沓，焉得人人而济，则望洋裹足不发，负展界之鸿恩乎？”情势不容拖延，于是捐复渡船五只，以利济涉，使畏途成为乐土。

自明以来，东南沿海倭寇、流贼蜂起，东海渐为海防重地，并行军户、军屯之制。然自清初以来，军户多为盗贼所残，军屯废弃，而康熙之初的历次迁界，裁撤卫官，东海防御已形同虚设。康熙二十三年展界，重设卫所，回复官职，令行招垦。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便得见复垦屯政之效果，“甫四载，复垦税二百五十四顷有奇，上不悮公，下可足民，十年生聚，于此见其大端”。“东海既复，藩屏已固，户口财赋生聚殷繁，小丑不敢为患，遂邑可无南顾之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