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代《化州志》之纂修

明以前的《化州志》无存。与化州相关的著述，唐以前未有专书，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载有唐刘奕序《陵水志》，宋人著有《化州图经》，未详姓氏，零散篇章见于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元之纪述无闻。明陈鉴辑有《州志拾遗》，散佚。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知州沈水曾修州志，即万历己亥《化州志》，惜已失传。

清代统治者对地方志的纂修非常重视，认为各省、府、州、县志的记载，合一方之风土人物，罗括靡遗，可以备《一统志》之采择，于国史之修纂大有裨益。因此，《化州志》的纂修在清代相对完备，共修纂了五部。

康熙时期一共纂修了两部。一部是康熙九年（1670）吕兆璜、朱廷植、陈济、赵丁、黄铨等修的康熙庚戌《化州志》。吕兆璜在自序中感叹，国史之修，有专职之史臣，因此，“簪笔而备掌故者，代不乏人，举而修之甚易”，而方志之修，“遐荒僻壤，文献无征，或缺焉而弗传，或传之而非”，沿袭多讹，即便裒成一书，而欲“取信当世，不亦难哉”！然而州志废而弗传，“是亦守土者之责”，故“承乏是邦”后，与诸公搜罗轶事，编修成《化州志》，除可以于国史之补外，“尤冀后之居是位者，审土俗之从违，考古今之兴革。师其所以得，监其所以失”，以利于化州之治理。另一部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化州知州杨于宸与州举人李履祥、贡生黄铨、陈思概等进行修订的康熙丙寅《化州志》。杨于宸于自序中认为，化州虽偏居荒壤，然“于中州礼义之俗，庶几近之”，故“予之董是役也，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参人事，不敢杂以臆见”，务求简约明备。《州志》之修订，“固一时之一邑乘，实万世之信史”，日后化州得以土俗舆情入贡，有一二轶事可传可闻，“以昭大一统之鸿规”，实在是纂辑者之成劳。康熙庚戌《化州志》、康熙丙寅《化州志》两序载于光绪《化州志卷十一·艺文志》。

《化州志》在清代的第三次修订是乾隆十三年（1748），化州牧杨芬等重订，是为乾隆戊辰《化州志》。杨芬与学正林玉叶有序，均载于光绪《化州志卷十一·艺文志》。杨芬于自序中认为，《州志》自前州牧杨于宸于康熙丙寅重订后，至今已六十年，旧《志》已虫蚀页脱，模糊莫辨，而六十年间事亦沦落无传，“设一旦有轩车酋之采，不且重守土者之咎欤”！于是积数月经营，才与州人士执笔从事，“阅八月告成”。对于是志，杨芬格外谨慎：“参之旧《志》，以为之本；考之《府省志》，以为之证；征之茂、电、信、吴、石诸邻之书，以为之辅；酌之世族谱牒、故家藏书、鸿儒宝秘，以为之订讹补遗。”即便如此，“敢自谓为信史乎”！学正林玉叶则认为该《志》“简而该，典而则，复肆而多风，灿然大雅之林”，“能使天人、上下、古今、是非、得失，一展卷而不啻燎若观火”，具有龙门扶风之遗。乾隆戊辰《化州志》共十卷，分别是：地舆、建置、官师、赋役、秩礼、戒备、选举、人物、纪事、艺文，其详尽目录，载于光绪《化州志卷十一·艺文志》。2001年，海南出版社出版《故宫珍本丛刊》，其中有乾隆戊辰《化州志》。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修订的杨芬，广西临桂人，举人，乾隆十一年（1747）任化州知州，主政期间，助弱锄强，事无不断，所在皆有声：修建亲民堂、苏泽堂，捐建谯楼、志远楼，迁建文庙、四贤祠，乾隆十二年丁卯九月化州城南街失火，杨芬又捐银谷以赈之。杨芬博学洽闻，除纂修《州志》，光绪《化州志卷十一·艺文志》录有其文《李氏庭示要言序》，诗歌《来安山》，光绪《化州志卷三·建置志》载其《迁建学宫记》，修建四贤祠及亲民堂，杨芬都有《记》。

道光七年（1827），化州牧黄锡宝认为杨芬修订的州志，虽板片犹存，却又霉烂漫漶，又恐乾隆十三年之后的事渐即遗忘，“兼恐上自汉晋，下迄元明，所仅存什一于百者，亦将模糊”，则修订州志，守土者别无旁贷，故道光丁亥《化州志》成。该《志》由黄锡宝辑录，参与纂修的，有李世升、程臻，协修者萧常青、汪锡麟、叚成玉，分纂黄均辕、李曾裕、李日昌、李乘云、陈侣璇、袁象璋、李步鳌、罗国伦，由林中麟绘图。黄锡宝于书中自序云：“虽不自信其详且覆，而八十年来文献，亦庶几可考见矣。”道光丁亥《化州志》十一卷，分别是舆地、建置、田赋、学校、秩官、典礼、兵防、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其详尽目录及黄锡宝之序，载于光绪《化州志卷十一·艺文志》。黄锡宝，江苏太仓州镇洋人，戊辰联捷进士，道光四年（1824）任化州知州，道光八年卸任，复回任。黄锡宝主政化州期间，敬修万寿宫、捐修化州城东南两门、川堂一座三间，卷蓬一间，重建玉光亭，重修养济院、骊珠台，迁建范祖禹墓，“凡祠宇之在祀典者，饬新之，院舍之，资乐育者振兴之”，化州“熙熙然有岁丰民和气象”。黄锡宝除纂修《化州志》外，尚作有《重修范公墓碑记》，为《叚烈妇郑孺人墓铭》作序，两文载于光绪《化州志卷十二·杂志》。建化州试院及临江阁，州牧黄锡宝均作《记》。道光五年，林鸿猷捐文武新进凑用田租二百五十二石以作新生田产，黄锡宝亦为之作《记》。三《记》均载于光绪《化州志卷四·建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