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光绪《化州志》之纂修及特点

清代修订的第五部亦是最后一部《化州志》，即光绪《化州志》，光绪十四年（1888）彭贻荪、章毓桂、彭步瀛等纂修。

光绪《化州志》的刊刻，开始于光绪丁亥孟春，即光绪十三年（1887），于次年即光绪己丑年竣工。1974年，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国方志丛书》，其中《化州志》即据清光绪十四年重修刻本影印。200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化州志》在其中的第38册，则是据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影印，该版本仅就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模糊漫漶的地方加以查漏补遗，故文字更清晰。光绪《化州志》的总纂官为彭贻荪、章毓桂，总纂订官魏邦翰、杜绍唐，协纂官卢彤光、李燮、谢撷芳，监刊戴华珪，纂修彭步瀛、李士周、陈家庆、李凤文，协纂陈寿庚、马龙图、陈畴，分纂黄鹤仪、温春黼、叶方生、李士林、杨智锡、彭兆鲲，另有李玉龙等三人校理，黄国英等二十三人负责采访，由林景熙誊录。作为清代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化州志》，光绪《化州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纂修者思想正统，认识一致

光绪《化州志》完成之后，化州前后几任知州彭贻荪、章毓桂、魏邦翰、杜绍唐均为该志作序。根据这些序，可知众人对光绪《化州志》修订的认识是一致的：首先，修志，固守土者之责，可以为国史取材，具“经世致用”功能。杜绍唐认为“予忝授斯土，而不为之补偏救弊，端士习，厚民风，将来輶轩所采，其何以信今而传后”，彭贻荪则相信“洵足信今而传后，即以备统志之采择，为国史之要删”。其次，《化州志》自道光丁亥重修之后，距今已六十二年，“微特旧帙不完，而阅时久远，世故日新，欲就数十年中征文考献，其何道之，从居无何”（彭贻荪《重修〈州志〉序》），“其间节义、科第诸人振兴不少，学校、积储诸建置尤多”，“经诸君子博访周咨，详加考核，一一而载诸简编，俾后之览者，了如指掌”（章毓桂《拟重修〈化州志〉序》）。其三，志者，记事之书，实资治之书也，于治术大有裨益。“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彭贻荪认为作为一方州牧，“必洞悉一方之疆域、风俗、人事、土宜，顺机利导，始克昭德，塞违风，流令行，否则无所考镜”。章毓桂认为“志也者，合一方之风土人物，而罗括靡遗者也。官斯土者，必熟察乎此，顺其机以利导之，斯措置裕如，政可不劳而理。倘非斟今酌古，因地制宜，虽汲汲于求治，而治不可得”，“建置、经政、人物、艺文、杂志，足以佐政治而备采择”（魏邦翰）。因此，彭贻荪希望《州志》修成之后，“后之膺斯土者”，“观《舆地》诸编，山川愈思奠定；观《经政》诸编，政教愈思修明；观《选举》《人物》诸编，风俗愈思茂美，人材愈思奋兴”，那么“释抚百里之地，举而措之，裕如也”。而继任者杜绍唐则表示“因是以变其俗，因是以修其政，更因是以课士训农为己任”。因此，《州志》之修，对州牧熟悉并治理本州、改善风俗教化有莫大帮助。

（二）内容丰富翔实，信而有征，具存史价值

光绪《化州志》全书共十二卷，分别是舆地志卷一、卷二，建置志卷三、卷四，经政志卷五、卷六，职官志卷七，选举志卷八，人物志卷九、卷十，艺文志卷十一，杂志卷十二。全书三十五万多字，一百多幅图画，作为清代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化州志》，是研究古代、近代化州历史和文化最详备的文献资料。一卷在手，可尽览化州由古至清光绪年间的历史风貌，包括自唐虞以来化州的历史沿革，化州的形势山川、疆域的变化，历代的职官设置、选举仕宦、礼乐兵防、户口田赋、学校学田、著述艺文、古迹金石。举凡化州的乡都市集、气候风物、方言风俗、陂塘物产、城池廨署、坛庙书院、宗祠坊巷、义渡桥梁、寺观台榭、宦迹流寓，甚至仙释冢墓，林林总总，详细备至，信而有征，实彭贻荪所言“举有州以来数千年间，其疆域、风俗、人事、土宜，皆历历可考”（《重修〈州志〉序》），为今人研究化州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

如《化州舆地志》记载化州方言，有白话、哎话两种。化州地处岭南，百越之地，唐宋以前，獞猺杂处，语多难辨。“州人多宋南渡后自中州来者，语音明白易晓，故名‘白话’”，而谓“我”曰“哎”，故名曰哎话。“说白话者十之六，居东南北三方，居西南有语音类东莞者，与白话微异。说哎话者十之三，居西、北两方，语音类嘉应州。”化州方言中保留了很多中州古音。比如：“童子戏物曰‘戏挼’，东坡诗云：‘戏挼乱掷输儿女。’成人游玩曰‘荡’，《陈风》云：‘子之荡兮。’子之少者曰‘侬’，最小者曰‘细侬’，语本乐府《懊侬歌》，韩昌黎诗：‘鳄鱼大于船，牙眼布杀侬。'”又如谓平人之妻曰“夫娘”，谓媳妇曰“心抱”等。彭贻荪记载的这些土俗俚语，既可了解化州方音基本特征，又为研究岭南方言的种类、来源、词语释义、地理分布及其历史演变提供参考材料。

岭南自唐宋以来，就成为中原朝廷“死囚流放之地”，光绪《化州志》佐证：化州“唐宋以还，虽置专官，又仅为贬谪之所”（《化州舆地志》），仅宋代被贬到化州的名臣就有洪湛、苏辙、范祖禹、梁焘、刘安世、龚夬、莫伋、邵大受、陈君瑞等。由于化州“炎气所蒸，易成瘴疠”“山岚蒸湿，恒易成疾”，洪湛、梁焘、范祖禹最终病卒于化州。

光绪《化州志》虽为地方志书，但彭贻荪等编者治学严谨，博考群书，援引典籍，既使方志材料丰富充实，信而有征，又保存了大量文献资料。狼猺兵，极富岭南区域特色的兵种，在明清及近代战争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化州志》之《兵防》，详尽记载狼猺兵的演变及在化州的分布情况，其中就援引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方舆纪要》的相关材料，可信度高。又如《物产》，引用的典籍则有《岭表录异》《广雅》《橘谱》《南方草木状》《太平御览》《广东通志》等，譬如“番薯”条后注释“《广雅》所谓甘薯，剥去皮，肉肥白，南方以当米谷宾客，亦设之出交趾是也”。如《化州舆地志》卷一援引的典籍，除了《汉书》《宋史》等正史外，还有《春秋伪书》《文献通考》《舆地纪胜》《太平寰宇记》《采访册》《北流志》等，如“畬禾岭，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猺人耕种其上。《方舆纪要》云：成化二年，贼梁定屯此，寻降”。化州偏居一隅，图书资料十分有限，但光绪《化州志》尽量做到博集群书，征引相关文献集而成章，对文献典籍的保存具有积极意义。

彭贻荪，江西庐陵人，优廪生，光绪十一年（1885）同知衔署理化州知州。据彭步瀛《阖州公祝彭子谷州牧寿序》，彭贻荪“历任新兴、龙川、惠来、番禺、博罗等县，罔不循声懋著，廉问优长”，颇得民心。知化州期间，除主持纂修光绪《化州志》外，组织乡绅修缮龙王庙，筹建印金公产，以建祠及现科代新进生送贽见印金及开局解运、助乡会试等一切费用，深获民意。在彭步瀛笔下，彭贻荪重学：“复振兴学校，慎选经师，厘定章程，用神鼓舞，簿书劳毕，时诣学宫，呵殿声希。”彭贻荪悯恤民生之艰：“今春谷价踊滕，方忧艰食；入夏雨旸愆候，又恐歉收”而“饥溺由己，休戚同民”，彭贻荪为官清廉：“赢粮述职，酌水励清。”总而言之，彭贻荪在化州知州任内，为造福一方是尽心尽力的。

章毓桂，浙江会稽人，监生，光绪十三年任补用直隶州署理化州知州，其事迹不详。

彭步瀛，广东化州人，咸丰辛酉科拔贡，以军功保举知县加同知，衔赏戴花翎。化州人彭步瀛，是纂修《州志》的三人中资料稍详者：求学期间，就得道光甲辰举人、咸丰元年任化州学训导南海人谭莹的赞语：“余门下无多士，惟番禺高学瀛、化州彭步瀛耳。”谭莹以“髦而好学，澹于荣利”、对学生要求严厉著称。咸丰间，西匪谢三大、朱十四、王十一等，迭次扰害地方；同治初，陈金釭陷信宜，窜踞州境，剽掠焚杀，化州城亦岌岌不可终日，拔贡彭步瀛唯与岁贡陈搢凤、州人黄位中等艰难共济，顽强抵抗，转危为安。彭步瀛终以军功保举知县加同知，衔赏戴花翎。光绪六年（1880），彭步瀛与举人李鸿文、廪生陈畴、增生李士林等尽力协助州守彭贻荪促成有益众贫士的印金公产，自兵燹后十余年负债累累的化州宾兴，得以重新润滋众士子。其文章，光绪《化州志·艺文志》有载《阖州公饯叶准平州侯序》《阖州公祝彭子谷州牧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