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符号必有意义

要传送一个意义，发送者能发出的只是符号文本；要接收一个意义，接收者能接收到的也只是符号文本。那么，发送者如何能让接收者相信，他发出的符号必然有意义，接收者如何能肯定，他接收的符号必然有意义，从而开始对符号进行解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符号的意义本体论。把世界变成有意义的世界，是人生存在这世界上之必需。人有生存本能，也就必须有意义本能。人时时刻刻做好符号化的站位，时刻准备对观察到的现象做符号化，也就是找出意义。

任何感知，只要能被当做意义的载体，就成了符号。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就是因为有意义。这两个断言似乎同义反复，实际上却是人作为人的存在需要：我们不能容忍感知到的世界缺乏意义。因此符号学必然的前提是：任何符号必然有意义。没有这个前提，解释就失去最根本的动力。而一旦接收者放弃解释，被经验物就成为纯然而不再是符号。

意义是人生存的本质需要，我们无法延续与意义不相关的生存。艾柯主张在符号学中取消“意义”和“指称物”这种“不确定术语”，他建议用“文化单位”（cultural unit）取代之。⁽⁶⁾但如果意义必然是文化的，人的本质就完全公共化了。上一章已经说过，个人性的意义解释经常是可能的，有效的。

符号之接受，必然以有意义为前提，意义使符号成为可能。很多论者谈过符号的两面。索绪尔提出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两面，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班维尼斯特也讨论过凡是表意必然有“表达面”与“内容面”。硬币这个比喻不错，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看到硬币的两面，同时我们也确信，这两面实际上构成一个东西：符号不可能把自己从意义上剥离下来。

因此，接收者解释一个符号，先决的假定就是这个符号有意义：这个硬币有另一面。诚然，解释活动最后不一定能达到一个“正确”解释，甚至不一定能达到一个“有效”解释。不管何种情况，接收者“意识”到意义之存在，才能推动解释。

塔拉斯蒂说：“当我们将一个行动符号（符号文本），与它的‘本质’的超越的观念比较，这个行动符号就有了一个更深刻的本质意义，一个超越的观念。因此，当接收者接收这个行动符号，我们事实上肯定了站在它身后的后符号（意义）。”⁽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接收一个符号，是因为它的“本质”即是有意义。

以上两节的论辩听来复杂，而且立场似乎互相矛盾：究竟意义是先在的，还是解释出来的？究竟在符号表意中意义是缺场的，还是在场的？实际上，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是符号过程的最基本动力之所在：意义既不在场（尚未解释出来）又在场（必定能解释出来）。意义尚未解释（事先不在场的必定性），才能使符号活动朝解释方向进行；意义必定能得到一个解释（最后在场的必定性），接收者才能站到解释的位置上。

《道德经》把这个“有”与“无”与意义之“道”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道”作为意义，正是有和无互动的产物。有，才能看到其必有归宿；“无”，即不在场，才能看到其奥妙。有和无，在场与缺失，“同出而异名”，是同一符号过程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⁸⁾所以《道德经》之三十八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这符号，只是道德仁义缺场后的替代。一旦某种符号不断出现，就可以证明它的意义缺场相当严重，只能用符号敦请接收者把它解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