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无发送符号

最常见的不完全符号，是非人工制造的自然符号，第一章第三节已经讨论过符号“物源”分类。绝大部分无发送符号是自然符号。没有发送者，也就没有意图意义，也没有文本意义。自然符号携带的文本意义，完全来自接收者对其“符号化”，也就是说，自然符号的意义，必须靠接收者强加。

古代政治常说“天意”，古希腊神庙祭司说出的神意，中国的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自然现象，通过一套预言体系解释出意义。既然自然现象是“天意”的表现，解释者必须构筑神这个符号发送者。正由于此，天意符号文本必须尽可能随机（例如求签或测字），抹除人为意图意义的痕迹。

（发送者／意图意义）→符号载体／文本意义→接收者／解释意义

自然符号的发送者意图意义与文本意义，本来阙如，需要接收者的反向构筑，因此，无发送符号的表意过程是倒流的。重建自然符号的发送意图，几乎是人类文明难以避免的冲动，目的是使自然符号的表意过程重新完整，使符号具有权威意义。

构筑自然符号的发送者意图，是现代之前人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三国演义》言及“仰观天文”、“夜观星象”之事约有二十余处，多以星象天文预言政事大局和将帅人物的吉凶，用来指导重要的战略。第十四回太史令王立“仰观天文”，便预言“大汉气数将终，魏晋之地，必有兴者”。第三十三回曹操见“南方旺气灿然”，觉得东吴孙权“恐未可图也”。第九十一回谯周见“北方旺气正盛”，劝诸葛亮不要勉强伐魏。有时这种天意也可以指导具体的战术布置。官渡之战前夕，谋士沮授仰观天象，预言“恐有贼兵劫掠之害”，袁绍不听其言，就被曹操烧了乌巢粮草。

在政治行为中，“天意”是如此重要，使得欲采取政治行为的人，不得不寻找携带所需要的“天意”符号的支持。《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游说项羽杀刘邦：“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范增构筑了发送者“天”及其意图，目的是马上除掉刘邦。⁽¹⁷⁾可惜项羽不太相信这种符号化方式，中国历史于是走上另一条路。

推而广之，文学作品中的写景，经常是给予自然景色发送意义。《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让自然景色充满类似“发送者”的人性意图，我们一般称为“移情”。

哪怕是有发送者的符号过程，发送者的意图强度可以有很大不同，艾柯甚至认为符号可以有发送者而无意图意义（无意识地发出符号），他列出八种“意图关系”。⁽¹⁸⁾笔者认为只要有发送主体，就必然有意图意义，发送者是否自觉，接收者是否理解，是另一回事。即使发送者是依样画葫芦，按例办事（例如在仪式中），依然有意图，即循规蹈矩的意图。

在文学理论中，有些学派认为文本意义比发出者意图意义重要得多，批评者不用追溯发送者意图，只需在文本中寻找意义构筑。持如此观点的大多为形式论学派，他们把文学艺术视为无发送符号。福柯认为“作者”这概念只是现代思想。现代之前没有“作者”这概念，《荷马史诗》或《水浒传》，多半是在相当长历史中许多作者的集体创作。⁽¹⁹⁾

当代批评家厌倦了一个上帝般的作者，拒绝从作者传记资料出发进行批评，因此他们建议作者离场，巴尔特认为“文本诞生时，作者就死亡”⁽²⁰⁾。他们实际上是建议，最好把文学艺术看成无发送符号，这样才能让读者有解释的自由。

此种立场，恐怕有点走极端。即便作者自己声明的意图并不可靠，在分析作品时，我们依然无法忽视作者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理念，哪怕这不是作者自觉的意图，却也是符号携带的“发送意图”。批评重构把这样的发送意图归结到所谓“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这个虚拟的人格上，隐含作者不是符号意义的实际发送者，而是解释者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支持符号文本意义的一套价值的“人格化”。所有的符号文本，都应当有这样一个“隐含作者”，本书第十六章将详细讨论“普遍隐含作者”问题。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批评家推导出这样一个人格的过程，很像占星师构筑星象发送意图的方式。

如果必须重构文学的发送者意图，有时候会做出非常勉强的解释。《关雎》因为是《诗经》第一首，几千年释经儒者不敢怠慢。王充《论衡》解：“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朱熹解《关雎》，认为是颂扬后妃之德，“太姒配文王”。如此强行制造作者意图来解诗，是因为传统文化必须把经书视为携带圣人的意图意义的文本。

此时我们就会想到禅宗在构筑意图意义问题上的洒脱。“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南禅宗的这个开门公案，干脆否决了回溯发送意图的必要性，给解释主体以绝对自由，同时也让解释主体承担意义责任，这是非常独到的符号化方式。⁽²¹⁾静坐打禅有所悟，此时“佛心”是否即自心，就由自己解释了。

符号过程从发送流向解释只是理想的情况。对无发送符号，解释操作却是“反者道之动”：接收者作反向倒推，构筑发送者意图作为意义解释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