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镜像，自我镜像

“符号距离”说的第三条，引发另一条困惑：镜像是不是符号？这在当代符号学中是一个争议问题，牵涉如何看待“绝似符号”、“同一符号”、“自我符号”等特殊符号。所谓“绝似符号”（absolute icon）包括非常相似的绘画、照片、录音、摄影、电影、高清电视等。部分“绝似”符号与对象外形非常接近（例如3D电影），几乎可以完全误认为合一。但是符号与对象并非同时在场，因此它们明显是代替对象的符号。而且，无论如何“绝似”的符号，都有框架套出对象的一部分。既然是用部分代表整体，这就符合第一章所说的符号“片面化”要求。

绝似符号很可能给接收者造成“实有其事”的误会，诱导出过于现实的解释。例如早期电影造成观众惊恐，广播剧火星人入侵造成群体恐怖，例如今日3D电影造成观众身体退缩反应。但绝似符号依然是符号，下文会讨论到符号与对象完全合一的所谓“重复”（double），绝似符号并没有绝对到合一（sameness）的地步，绝似只是错觉，实际上是不同程度的“貌似”，文化解读程式从此种貌似符号中读出“现实感”。

而镜像，还有闭路电视、监听等“远距镜像”，其图像常被称为“同一符号”（identical sign）。因为其对象与镜像完全同时出现，或是两者都在场（镜像的发送与接收似乎没有跨过时空距离），不符合符号解释意义的“不在场原则”。

但是镜像、闭路电视、现场转播等，无法给出对象的全部，只是对象一部分的形象显示。接收者用这部分解释对象整体：对象的整体依然“不在场”，此时镜像所代表的对象与意义，依然需要解释。例如驾车者从后视镜中，只看见车后路面的一部分情况，需要从中解释出路况的全部情况，以决定自己相应的行动方案；闭路电视与监听也都需要接收者作出解释，而且是社会文化性的解释，例如解释看到的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所以它们依然是符号。

镜像有两种，他物镜像是接收者从镜中看到别的东西，自我镜像接收者照见自己。最难解释的是第二种，即自我镜像。我看镜中的自己，发出者／符号文本／接收者三者合一，同时在场，此时镜像还能不能算符号？笔者认为依然是符号。在自照时，我面对我，但是我并不了解对象我的全部情况。例如买衣服时要看一下穿衣镜，因为我不了解穿衣后的我是什么情况。在这个问题上，镜像有点像照片：我看着我自己的照片，也是在看着绝似我但是代替我的符号。某个姿势、某个场合中的我，并不是此地此刻对照片上我的形象作解释的我。既然自我镜像依然需要解释，那么它还是携带意义的符号。

《中国青年报》2001年6月4日报道：“在某市一些招聘会上，出现众多年轻的女大学生，这些求职者都携有个人的写真集。”此事从符号学来看，似乎大可不必，因为考察对象充分在场，而且被确认在场。有的公司对雇员外貌有所要求，但是考察对面的真人应当更为可靠，不必通过照片。实际的情况是，呈交花了上千元做的写真光盘的女生越来越多，招聘公司的确也收下备用。看来“同一符号”并不完全同一，所谓“上照”程度，化妆着装后的“颜值”，“写真集”可能提供不同的解释。

因此，镜像与写真集等“同一符号”，究竟是不是符号，取决于接收者（我自己，或公司经理）是否能从感知中了解对象的更多相关信息，也就是说，镜像是否携带了某些意义，即第一章所谓“放大化”效果。镜像的对象与意义实为不完全在场，而不完全在场也应当视为一种不在场，因为解释者需要解释的是全部情况。

讨论镜像，不可能避而不谈拉康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拉康提出，无自我（selfless）的幼儿，发现镜子中的影像，会作“错认”（misrecognition），以为所看到的镜像是另一个小孩，一个玩伴。然后，他发现了在自我与镜中之人之间有奇特的对应行为。那个玩伴也皱眉；幼儿吐出舌头，玩伴也作出同样的举动；幼儿伸手去触摸玩伴，而玩伴似乎也在触摸着幼儿，只是玩伴的触摸显得生硬，由此他开始明白镜像不是另一个幼儿，而是自己。⁽³⁰⁾

可以对“镜像阶段”提出一种符号学的理解。在皮尔斯的“试推法”（后文将有详细讨论）理论中，解释者意识到错误，对进一步解释起重大作用。镜像阶段也就是人生的第一次严肃应用符号试错法。对玩伴的假设是错误的开端，而试错开始了符号解释过程，渐渐地镜像成为一种自我否定的经验。

正因为自我镜像是符号，才出现自我这种分裂：正因为自我镜像是符号，需要认识，主体体验这个人生第一出魔术，才得以上演。而艾柯则提出幼儿应当有一个“照相阶段”（photograph stage），因为幼儿要弄清照片中旁人的形象，甚至自己的形象，要到五岁左右。⁽³¹⁾这明显是符号距离造成更大的认知困难。

镜像作为符号，卷入的还有更复杂的问题，本书在第四章第六节讨论“类型化”时，再作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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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语·八佾》。

(2) 《路加福音》23：8。

(3) 《马太福音》7：6。

(4) 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74页。

(5) Eero Tarasti，Existential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p.7.

(6)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76，p.18.

(7) Eero Tarasti，Existential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p.34.

(8) 参看朱前鸿《先秦名家四子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9)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643.

(10) Roscislaw Pazukhin，“The Concept of Signal”，Lingua Posnaniensis，16，pp.25-43.

(11) Paul Cobley（e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New York：Routledge，2010，p.347.

(12) Thomas A. Sebeok et al，Biosemiotics，Berlin &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1992.

(13) Roberta Michnick Golinkoff，The Transition from Pre-linguistic to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3，p.57.

(14) Thomas A. Sebeok，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Signs，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76，p.121.

(15) Thomas A. Sebeok and R. Rosenthal（eds），The Clever Hans Phenomenon：Communication with Horses，Whales，Apes and People，New York：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81.

(16) 关于生物符号，请参看笔者另一书中的介绍。赵毅衡编《文学符号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63—67页。

(17) 这是2008届博士生王冠在符号学作业中举的例子，特此致谢。

(18)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76，pp.18-19.

(19)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13—524页。

(20) 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05—512页。

(21) 这个例子是2010届博士王立新在符号学作业中举出来的，特此致谢。

(22) 笔者在1990年出版的《文学符号学》一书中曾经把这种符号称为“零符号”，但是现在符号学界把空白文本的符号称为零符号，本书术语尽量从众，特此自我纠正。

(23) Louis Hjelmslev，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1，pp.99-100.

(24)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134.

(25)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28.

(26) Eero Tarasti，Existential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p.66.

(27) Thomas A. Sebeok，The Semiotic Sphere，New York：Plenum.

(28) 这个观点是2008级研究生肖翔首先提出来的，特此致谢。

(29) George Herbert Mead，Mind，Self，and Society：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ed.）Charles W. Morr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34.这本重要著作是米德去世后，由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兼好友、著名符号学家莫里斯编辑而成，米德的观念后来被称为“符号互动论”。

(30) Jac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1977，London：Tavistock，Vol 1，p.7.

(31) Umberto Eco，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