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符号意指三分式

上文说过，皮尔斯没有听说过索绪尔及其理论，他的符号学不是针对索绪尔而提出的。但是几乎索绪尔所有的原理，在皮尔斯那里都有另一套不同说法，当代符号学由此得到宝贵的模式比较机会。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两分法不同，皮尔斯提出符号三元素方案，得到了当代符号学界的广泛支持，本书也尽可能不用能指／所指这一对概念。

皮尔斯把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称为“再现体”（representamen），这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但是索绪尔的所指，在皮尔斯那里分成了两个部分：“符号所代替的，是对象（object）”，而“符号引发的思想”称为符号的“解释项（interpretant）”。⁽¹⁴⁾

皮尔斯的三分方式，不仅是比索绪尔理论多了一元，更主要是强调了符号表意展开延续的潜力。“对象”比较固定，在符号的文本表意过程中就确定了，不太容易随解释而变动，而解释项完全依靠接收者的解释努力才能产生。这样分解，就把符号过程的重点放到了接收这一端，为符号学的许多难题提供了钥匙。

皮尔斯是个非常奇特的思想家，也许是因为几乎没有在大学任教，也没有写专著（他生前唯一的一本小册子，讨论的是天文观察如何使用光谱仪），他完全跟着兴趣走，研究领域过于广泛。他自称主要研究逻辑，但他也是数学家、哲学家、化学家，他的主要工作范围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但是今日回顾，他的历史地位主要是为现代符号学打下了基础。他关于符号学的研究前后经历许多年，散见于许多笔记与书信，用语不免有点混乱，也有不一致之处。例如他的符号分类法过于复杂，有的分类也不见得很有用。他对符号学的任何方面都做三分，范畴过于整齐难免削足适履。本书避免逐一讨论皮尔斯所有的符号学观念。甚至这个起头的符号表意三分式，也不能照搬。“再现体”这个术语很准确，但是拉丁词representamen西文太累赘，不方便。皮尔斯自己有时直接用“符号”这个词代替。本书为了行文简便，也经常用“符号”或“符号载体”代替“再现体”。

但是皮尔斯的另外两个术语非常重要。把符号直接所指的称为object，这个词本身有语义困惑。中文把object翻译成“客体”，因为西文本身就不清楚。权威的《简明牛津词典》上对object给出三条定义，object可以是：

（1）“一件可见到或可触摸的物体”（a material thing that can be seen or touched）。

（2）“行为或感情针对的人或事物”（a person or thing to which action or feeling is directed）。

（3）“独立于思考心智即主体的东西”（a thing external to the thinking mind，subject）。

三个不同定义，汉语中竟然都恰当、正好地译为“客体”，应当说把事情弄得更糊涂了。第一条，可感知之物是客观存在，所以中文叫“客体”；第三条，与主体相对之物是主体外之客，所以中文也叫“客体”。而中文的“客体”，词典解释是“在人类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¹⁵⁾。正好综合了上面第一和第三两个定义，这样中文就混淆了物理客体与心智客体，似乎所有的心外之物都不言而喻是物的存在。究竟这个“客体”是否“独立存在”？我们不需要在符号学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而符号的表意指向，恰恰是上面说的第二种object，即“行为或感情针对的人或事物”。因此，本书采用赵元任1926年所作中国第一篇符号学论文《符号学大纲》⁽¹⁶⁾的说法，把符号学中的object一词译为“对象”，而不译为“客体”，避免与西语第一或第三种意义纠缠，也避开与中文词典纠缠。

应当说明，object第一义“物”，仍然在文化符号学中广泛使用，例如博德利亚的《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¹⁷⁾只是“客体”一词务必慎用。本书第十五章讨论符号“主体”时，会详细讨论。

这个译名问题，不仅是解决中文的混淆，也是理解皮尔斯的符号学的关键。皮尔斯在指明符号成分下定义时说：“符号替代（stand for）某事物，即它的object。不是在每个方面都替代那个object，而是指称其理念，有时我称为‘再现体的理由’。理念（idea）在此应当大致上理解为柏拉图的意思，也是我们平时习用的意思。”⁽¹⁸⁾他的意思是，与符号关联的object并不是实在之物，而是符号的理念式意指对象。

服膺实在论的莫里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不仅符号载体是个“物理事件”，其“指称”（referent，有时他作denotatum），也是“物质上存在的刺激物客体”（physically existing stimulus object）。在莫里斯看来，符号载体与其直接对象都是物质的，因此是物理上的个别物对应客观存在的个别物。

关于符号世界与物世界如何对应，皮尔斯与莫里斯提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符号载体必须能被感知，才能触发符号表意过程，莫里斯说它必须是个“物理事件”（也就是说不一定是物质的，但必须是个物理过程），应当说是对的。但莫里斯说“符号的直接指称”必须是物，直接与皮尔斯的看法冲突。此处先把“对象”究竟是什么放一放，放到本章后面讨论。

符号的第三元素，即“解释项”的提出，是皮尔斯的妙笔。皮尔斯再三强调，正因为符号有解释项，任何符号必须有接收者。笔者在第二章“潜在符号”一节讨论过：没有被接收的符号，只是不完整符号。没有一种分类能够穷极符号的变化，皮尔斯的各种分类，也不见得穷尽了符号意义解释的各种层次。解释项与“对象”分开，对当代符号学的成形，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皮尔斯并不是第一个明白意指过程三分的人，他只是第一个对此提出斩钉截铁的明确定义的人。钱锺书是最早注意到皮尔斯理论，并加以发展的中国学者，《管锥编》用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皮尔斯的这个见解。⁽¹⁹⁾钱锺书直接引皮尔斯的符号学，以及瑞恰慈的语义学来解释这个三项关系。他指出现代符号学这个“表达意旨”（semiosis）过程，实际上墨子（《小取》、《经说》）、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陆贽（《翰苑集》）等都已经论及，只是用词稍有不同。可以把钱锺书的看法画成这样一张简表：

钱锺书：符号-事物-思想或提示

皮尔斯：sign-object-interpretant

瑞恰慈：symbol-referent-thought of reference

墨子：名-实-举

刘勰：辞-事-情

陆机：文-物-意

陆贽：言-事-心

上表中，关键是对第三项的理解。陆贽的“心”、刘勰的“情”，与瑞恰慈类似，有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倾向。⁽²⁰⁾墨子与陆机的用词比较符合现代符号学的观念。“举”则是皮尔斯描述的符号过程特点，“以名举实”就是引发，指向“符号的效果”（effect）。⁽²¹⁾至于第二项object，钱锺书称为“事物”，这比现在符号学界的通用译法“客体”准确多了。“事物”，则可事可物，也就是墨子所说之“实”。

在此我们顺便提一下佛教的因明学（Hetuvidya）中的三分式。玄奘在中国传“唯识宗”，介绍因明为佛教“五明之学”之一：“求因明者，为破邪论，安立正道。”大乘时代的古因明学，集中讨论“义”，惜都失佚不传。

公元5—6世纪出现小乘佛教的新因明，陈那（Dignāga）为其奠基大师，陈那作《集量论》，集中讨论“量”，开创“量论因明学”。量即感知、认识。陈那原作失佚。现有陈那论著大部分来自藏传本。1928年吕澄作《因明入正理论讲解》，使因明论重新传入中国。熊十力作《新唯识论》，使玄奘唯识论与现代哲学接轨。令人惊奇的是，陈那也提出认识的三分式，即所量、能量、量果。所量，谓被量度者；能量，谓量度者；量果，谓知其结果。心识的作用作分别：相分即所量，见分即能量，自证分即量果。⁽²²⁾“所量”为认识对象，“能量”为认识能力，“量果”是认识的结果。陈那的“能量-所量-量果”的三分式，成为索绪尔术语汉译“能指”、“所指”的来源，但陈那的第三项“量果”，接近皮尔斯的“解释项”，因此，因明学是“皮尔斯式的”。

这个三联式，实际上成为二十世纪论辩意义问题的各种符号学、语言学、语言哲学学派最后都同意的一个基础。对意义的分解，各家使用的术语不同，方式却都有点相近，大致可以列出下表：

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皮尔斯

指称（referent）／指称的思想（thought of reference）——瑞恰慈

字面的（literal）／语境的（contextual）——瑞恰慈

外延（denotation）／内涵（connotation）——叶尔姆斯列夫

指向（denotatum）／意味（significatum）——莫里斯

外包（extension）／内包（intension）——卡尔纳普

指称（referent）／意味（significance）——雅柯布森

意义（meaning）／神话（myth）——巴尔特

词典式解码（dictionary）／百科式解码（encyclopedia）——艾柯

含义（Sinn）／意义（Bedeutung）——赫许

以上各家之论，并不完全对应，但大致上各论者都看到，意义必须分成两个部分：直接义、延伸义。艾柯的“词典式解码／百科式解码”；班维尼斯特“字面的／语境的”两种说法比较清楚，也比较贴近外延与内涵的区分。其中引起最多争议的恐怕是赫许的“含义／意义”两分方式，赫许是为过于散乱无标准的释义找一个“有效解释”的立足点，在他看来：“含义”是文本固有内在的，与作者意图有关的，不随时代、文化、解释者变化；而“意义”则是外在的，是解释行为的产物，是随语境变化的开放的产物。⁽²³⁾他的这个分割遇到严重挑战，许多论者提出“含义”也难以封闭固定，更难作为解释“有效性”的标准。⁽²⁴⁾应当说，赫许的观念不容易站住脚。

艾柯指出，外延是“所指物在文化上得到承认的潜在属性”，而内涵“未必对应所指物在文化上得到承认的潜在属性”，他这个观察很犀利。符号意义随着文化的具体安排而变化，这点本书在第十章讨论元语言时，将进一步分析。

但艾柯又说：“内涵必然取决于先行的外延。”⁽²⁵⁾这就恐怕有失察之处了。有不少符号，对象并不存在，例如仪式符号（凤凰、麒麟等图腾符号）、艺术符号（例如夏加尔在空中飞的人物，达利融化的表）、政治符号（例如“托派取消派”、“右派分子”、“走资派”），很多符号并没有对象，而是直接引向解释项（右派是反动派），从这个解释项重新出发的符号过程，才创造相应的对象（例如每个单位都划出一定比例的右派分子，画廊礼品店出售达利式的橡胶手表）。皮尔斯符号学之所以比索绪尔适用于文化分析，原因正在于此。

外延是符号的直接指称，也就是皮尔斯说的“对象”。内涵则是对象各种属性的总和，包括暗示意义。内涵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可以无限延伸的。符号学关注的重点内涵，正如巴尔特所说，符号学家是“内涵科学家”（scientist of connotations）。

这一系列术语指出符号意义的复杂性，研究意义的学者不可能躲避这种最基本的分化。巴尔特认为：“物永远是一个符号，有两个坐标加以规定，一个是深度象征的坐标，一个是扩大的分类坐标。”⁽²⁶⁾可以说，对象落在“分类坐标”上，解释项落在“深度象征坐标”上。

皮尔斯认为理据性不同的符号，其对象与解释项的重要性有别。他说：“指示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如果其对象被移走，符号会一下子失去使它成为符号的那种特性。但如果没有解释项，它却不会失去那种特性。”⁽²⁷⁾他的意思是，指示符号的目的，是把接收者的注意引向对象，对象如果消失，注意就落空。的确，比起其他符号，指示符号的对象更为明确。例如用书包抢座位，座位这对象重要。此符号也可以引向“不公平”或“客满爆棚”的解释，但是符号距离远一些。而跳过对象直趋解释项，是多种符号的特点。本书第十四章“艺术符号学”会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