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无限衍义，分岔衍义

皮尔斯对解释项有更进一步的解释。符号“面对另一个人，也就是说，在这个人心中创造一个相应的，或进一步发展的符号”。他的意思是，符号必须有接收者（是否必须是“另一个人”，本书第二章第七节“自我符号”已有讨论），在接收者心里，每个解释项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再现体，构成无尽头的一系列相继的解释项。“一个符号，或称一个表现体，对于某人来说在某个方面或某个品格上代替某事物。该符号在此人心中唤起一个等同的或更发展的符号，由该符号创造的此符号，我们称为解释项。”⁽²⁸⁾这个理解非常出色：解释项是意义，但它必然是一个新的符号，因为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再现。

由此，皮尔斯给符号一个绝妙的悖论式定义：“解释项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以至无穷，符号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²⁹⁾这段话似乎绕口，却非常值得细细思考。要说明一个解释项，必须开始另一个符号过程，符号的意义必然是“可解释的”（见第二章第三节），但是要解释意义，就必须另用一个符号。

这样一来，符号过程，定义上不可能终结，因为解释符号的符号依然需要另一个符号来解释。皮尔斯理论比索绪尔的开阔，正是由于从解释项推出的这个“无限衍义”（infinite semiosis，艾柯称为unlimited semiosis）概念令人惊奇地预示了后结构主义的开放姿态：符号表意，必然是无限衍义。

让我试用平易的语言来解释一遍皮尔斯这个重要概念：

1．符号指向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象，另一个是解释项。

2．解释项是“指涉同一对象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解释项要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达。

3．而这个新的符号表意又会产生另一个解释项，如此绵延以至无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一个符号的意义。

对象是符号文本直接指明的部分，而解释项是需要再次解释，从而不断延展的部分。解释项不仅是能够延伸到另一个符号过程，解释项必须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现自己。这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本身就是无限衍义的过程，不用衍义就无法讨论意义，意义本身就是衍义，因此，符号学本质上是动力性的。

皮尔斯自己明白解释项／无限衍义这个理解方式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无限衍义是人的思想方式的本质特征，“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思想说话”。“思想永远用对话的形式进展——自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话——这样，对话性（dialogical）本质上就是由符号组成。”⁽³⁰⁾不管是与他人思想对话，还是与自己的思想对话，符号意义只有在对抗与衍生中才真正成为意义。

皮尔斯并不知道索绪尔与他同时在创建另一种符号学模式，但他似乎处处有意用他的符号三元原则来对抗索绪尔的二元原则，而且似乎明白这种对抗可能导致的巨大分歧：“一个只有三条分叉的路可以有任何数量的终点，而一端接一端的直线的路只能产生两个终点，因此，任何数字，无论多大，都可以在三种事物的组合基础上产生。”⁽³¹⁾三元组成，保证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发展开放，也让我们想起了老子的名言“三生万物”。

索绪尔式的符号学走向系统观，主要原因是索绪尔的符号意义“任意性”。二元式本身并不必然会导向封闭，例如叶尔姆斯列夫与巴尔特都在能指／所指二元式基础上提出过进一步衍义的梯级方式。⁽³²⁾但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性，不仅在于用“理据性”代替任意性，不仅在于一系列三元式，更在于皮尔斯强调坚持无限衍义原则。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是无结束的，在实践中，表意“能被打断，却不可能被终结”⁽³³⁾。

这个讨论可能抽象，却很容易理解。例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表意例子“树的称呼树”，而一旦置入皮尔斯的无限衍义，就会演变开来：

哪怕“树”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我们的解释也永远不会终止。虽然在具体的符号表意中，意义解释因为各种实际原因，会暂时终止于某一点，但衍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衍生的必要性也一直存在。

任何符号都可以引向无限衍义，包括最原始文化中的符号表意过程中。人类学家列维-布吕艾尔（Lucien Lévy-Brühl）举过一个例子：“一片树叶上有个脚印指示了有个人踩在上面，脚印的方向影响踩着树叶的人，这个人又象征了他所属的部落。”这就开始了一个无限衍义过程。⁽³⁴⁾

皮尔斯为无限衍义提出一段更诗意的说明：“人指向（denote）此刻他注意力所在的对象；人却意味（connote）他对此对象的知识和感觉，他本人正是这种形式或知识类别的肉体化身（incarnation）；他的解释项即此认知的未来记忆，他本人的未来，他表达意义的另一个人，或是他写下的句子，或是他生下的孩子。”⁽³⁵⁾解释项是符号生命延续，就像某些东西是人的生命延续。

人的生命，人的存在，人类的繁衍，就是符号的无限衍义。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理解。我们想起皮尔斯主张“人本身是符号”，这个惊人的看法，一旦无限衍义，就演化成“人的世世代代”是符号过程。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孩子，都可以是“符号自我”的延伸。

敏感的读者想必已经发现，我们能从皮尔斯的无限衍义思想中，找到通向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后结构主义思想的门径。符号学家科尔比指出，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还预言了八十年代后结构主义的一系列观念：博尔赫斯的“迷宫”、艾柯的“百科全书”、德勒兹的“块茎传播”、互联网之“万维”等等。⁽³⁶⁾

艾柯在无限衍义基础上提出“封闭漂流”（Hermetic Drift）概念。他认为符号衍义是不必追溯的。假定衍义已经从A到E，“最终能是A与E连接的只有一点：他们都从属于一个家族像似网络……但是在这个链条中，一旦我们认识E时，关于A的想法已经消失。内涵扩散就像癌症，每一步，前一个符号就忘记了，消除了，漂流的快乐在于从符号漂流到符号，除了在符号与物的迷宫中游荡其他没有目的”⁽³⁷⁾。艾柯的意思是无限衍义并不是同一个符号的累加解释，而是不断更换成新的符号。至少，这是无限衍义的变体之一：已经过去的衍义过程，有可能已经没有痕迹。

可以用博德利亚对当代媒体的批评来说明“封闭漂流”理论。一旦事件进入传媒，传媒就按“拟像”的四个阶段延伸。第一阶段，媒体介入零度事件；第二阶段，将其变成媒体事件，同时将其抽象化为信息；第三阶段，若干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形成若干媒体事件，在角度、方法、内容等不同技术手段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事件，越来越多信息的出现，只是为了掩盖事件退出这一个事实；第四阶段：媒体与事件已经不再有联系，它只是自身的拟像。媒体信息互相指涉，而不指涉事件。⁽³⁸⁾试说明如下：

（1）“零度事件”就是“表现体”，尚无意义可言，此谓“零度”。

（2）“媒体事件”就是符号文本。

（3）媒体大量加入，解释其意义，意义使“事件退出”。

（4）媒体的报道衍生出报道，无限衍义以至无穷，与衍义起因的联系就不很明显。

所以，博德利亚声称“作为事件的海湾战争从未发生过”，这场战争是一个媒体上的战争，是一个巨大的拟像。⁽³⁹⁾

这是可能，但不一定是必然。我们都是祖先无限衍义的后果，可能已经不难以追寻这个过程，E点已经不了解A点，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前辈留下的，我们无法摆脱文化传承，因此衍义过程不一定毫无痕迹。

无限衍义一直发展下去，最后会达到怎样一种境地呢？皮尔斯认为：“正由于解释会成为一种符号，所以可能需要一种补充性解释，它和已经扩充过的符号一起，构成更大的符号；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下去，我们将会，或者说应当会最终触及符号本身。”⁽⁴⁰⁾这种最后的“符号本身”究竟是什么？艾柯解释说这个“最终符号实际上不是符号，而是结构那样的把混合性衔接并联系起来的整体语意场”⁽⁴¹⁾。 所谓“整体语意场”就是文化。一个符号的无限衍义，最后可能延及整个文化。

在符号的实践中，这是不可能的，不然每个符号过程最终会殊途同归。符号表意与无限衍义，两者同义，因为理论上没有“有限表意”；两者又不同义，因为任何符号表意活动都会中止在某处，潜在符号甚至从来没有开始。大部分符号由于解释过程中的实际原因——接收者的能力，解释意愿，或者简单地因为时间不够——总会停止于某些意义的积累点上，暂时不再延伸下去。任何解释活动，由解释意图推动。当这个意图消失，解释者已经满足于一种取得的意义，意义推演就暂时停止，此时无限衍义就变成一种潜在可能。

而且，显然存在“分岔衍义”：不仅是解释项产生另一个符号，同一个符号可以产生不同的解释项。例如皮尔斯说的“人生意义”的解释项，就可以是“未来、他人、写作、孩子”四种。此种平行式的意义衍生，更加剧了符号意义的流散。分岔衍义，是接收者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鲁迅那段各种人读《红楼梦》的名言，很多人引用。每一个解释都可以衍生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红学”。

即使同一个解释者，也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心态下，在同一符号中也会读出不同意义，也会朝着不同方向延伸。例如近几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大多数倾向于题目模糊，允许学生分岔衍义，考生发展自己的论述余地较大。2009年北京考场用了台湾女歌手张韶涵的歌《隐形的翅膀》，虽然题解给了一段歌词，有人指出这是“小女生的歌”，男生不太熟，不得不让衍义朝不同的分岔方向走。

分岔衍义也给误读提供了机会，只要第一环节似乎有根据，以下的衍义就都似乎是有道理。例如费诺罗萨学习中国诗的笔记中，记下了一些关于汉字的说法，被美国诗人庞德抓住了，以此为根据构筑了一套“表意文字法”（Ideogrammic Method）体系，给美国现代诗提供了“整整一套价值观”。⁽⁴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