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坚持军队人民性的探析

邵建斌

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对建立一支军队并使其始终保持人民性方面有彪炳史册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最初时期，并不像后来那样重视掌握一支武装力量，经过惨痛的失败之后，才由毛泽东等人提出要建立独立的武装。这支武装在建立之后，由于其成分复杂，如何保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也一度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一系列方式，将这支军队锻造成一支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但在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借口军队国家化又险些将人民军队消灭，又是毛泽东在斗争中始终坚持“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保持了这支军队始终保持鲜明的人民性。

一、力主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

中共在成立伊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宣传主义、组织工人上。在党看来，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仅如此，对过于注重军事工作的做法，党还持批判的态度。虽然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提出如下的主张：“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但实际上，“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不仅如此，对过于注重军事工作的做法，中共还持批判的态度，在其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刊文批评国民党说：国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历来单偏重于军事活动一方面，或者是一个大错误”。他们“只见着革命的活动就是组织军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军事活动，的确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得更真切，就是一个军队要真能担当革命的任务，除非是个真正的革命军。”相比之下，“我们却极坚信：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主义的宣传普及全国，比天天与军事领袖周旋结合，更为重要”。

随着形势的发展，武装斗争对于政党和革命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建立军队、从事军事活动也愈发地迫切起来。1924年11月，周恩来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共广东区委还直接领导了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927年，国民党突然叛变革命。面对局势突如其来的骤然剧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共面前。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距离四一二政变过去仅仅半月余，全党上下最为关切的是如何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样继续革命。但是，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却表示：“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并且机械地认为：“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各种条件“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对发展军事力量，用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五大并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自然更谈不上有力的措施；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唐生智和冯玉祥等军阀武装上面。这显然没有找到问题的要害，这样的决议对指导中国革命明显缓不济急。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早在1927年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分”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因为被拿来佐证农运过分的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况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的认识比教条的中共中央高明多了。他认识到所谓“过火”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是武装斗争。在这样的逻辑下，武装斗争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选择。

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并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反之，“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并不是毛泽东突发的念头，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早在6月份，毛泽东就提出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7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谈及形势，并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武装斗争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已是十分重要且关乎全局的成败了。

7月31日晚上，“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半夜二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全城内外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到天亮时止，全部结束了战斗，歼灭了敌人一万多人，武装起义宣告胜利结束。”

8月7日召开的紧急会议更进了一步。毛泽东在会上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发言切中了要害，指出了以往革命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武装斗争上存在的不足，并用“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样形象、生动而又铿锵有力的语言，突出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主持八七会议的李维汉后来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针。”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八七会议以后，各地的武装起义如星星之火一般，在湘、鄂、赣、粤、陕、甘、豫等地次第展开。

二、保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但是，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各地的武装起义在经历了初期的轰轰烈烈之后，没能发展成为更大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其中比较大的一次。但这次起义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让所有起义部队退往文家市集中，继而向罗霄山脉进发。

1927年9月21日，毛泽东等人率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后，一路上都在思考起义失败的原因，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案，核心问题是改变支部建在团上的制度，变为支部建在连上。同时包括在班、排建立党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重大问题要经过党支部、党委讨论决定，等等。这个方案，只等合适的时机来付诸讨论并实施了。这个合适的时机，在部队到达三湾后产生了。

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人员不足1000人，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由于雇佣军队的影响还存在，再加上作战失利，一些人开始动摇。面对军队组织上和思想上存在的混乱情况，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主张。部队中的党的组织结构也按照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定，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改编后，军队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组织的书记，专做连以上的思想政治工作。

“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从此确立了起来。这个制度到底有哪些优势呢？毛泽东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实质上就是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整合，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特别注意了在班长、战士中发展党员，这样党和士兵群众的联系便更加紧密了，大大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

不仅如此，此时的军队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即其成分大多是农民，常易于眷恋乡土，难以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小生产者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容易流行泛滥；部队的相当部分来自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单纯军事观点、不愿做艰苦群众工作、打骂士兵等现象有不少保留了下来。

毛泽东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

如果不从根本上纠正这些错误思想，便不能建成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但是，在一段时间内，红军的领导层意见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以致发生了一些不该有的争论。

1929年6月8日，在长汀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一份书面意见：“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斟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6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争论问题的决议案》，但并没有解决争论中的问题。在选举中，毛泽东没有当选前委书记。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说：“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要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这是对毛泽东基本主张的有力支持。

8月底，陈毅到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全面情况和军内的争论。中央决定组成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这便是著名的“九月来信”。陈毅将“九月来信”带回红四军。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旗帜鲜明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古田会议的决议，清除了形形色色来自旧式军队的影响，使红四军和其他各部分红军成为真正的新型人民军队。

三、坚持军队的人民性

1944年，共产党适时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是由林伯渠在9月15日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的，他本来是向大会报告国共谈判经过的，在报告结尾处，林伯渠“顺便”讲道：“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毛泽东把提出这个口号的意义看得很重，10月2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毛泽东对即将奔赴前线的干部做报告，对比了“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前后的不同：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因为日本人还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1945年2月3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感慨：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

这自然是国民党不能容忍的。在林伯渠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次日，蒋介石即在国民参政会上说：对于共产党政治解决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以法律纪纲为准绳。言外之意十分明显，就是要在已有的政府框架内解决，“联合政府”绝无可能。

和政权紧密相关的自然是军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即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

毛泽东继而借用国民党污蔑共产党的话讽刺道：

“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蒋介石固然十分忌惮共产党超强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但最让他不能释怀的，还是共产党的拥有一支人民军队，蒋介石一直以来都想将其彻底消灭之而后快。即使在两党合作抗击民族敌人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也没有放弃消灭人民军队的念头，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

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国际因素影响，人民向往和平，共产党的力量也今非昔比，对蒋介石而言，军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办法看来是行不通了。这时，他又提出“军队国家化”的主张。

所谓“军队国家化”，国民党的说法是：

“一、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整理。二、即日起所有中共部队对国军及地方团队停止敌对行为，就地听候命令。”

这乍一看好像也没什么，其实背后隐藏着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因为他还提出了三条更基本的原则：

“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这样放在一起来看，就再明显不过了：一面要求“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整理”，一面又提出“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其实就是在绕着弯子说：共产党的军队要交给国民党来处理。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

毛泽东早已将这一点看透了。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进行说明时一语道破：“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是，既然国民党抛出了这样一个口号，我们也并非不赞成。毛泽东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采访时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也就是说，只有先结束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才有实现军队国家化的条件，否则，所谓“国家化”，不过是把人民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而已。在亮明观点后，毛泽东还对时人对“共产党军队”存在的误解进行了澄清：

“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评价，那么，新型人民军队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说得简洁而明了：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我国历史上，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封建社会时为皇帝所私有，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军队的最高统率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样的军队只知效忠皇帝，不知在普天之下还有苍生黎民。相反，有些军纪涣散的部队甚至为祸乡里，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灾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的历史上也留下了“兵荒马乱”、“兵连祸结”、“兵燹不断”这样的成语，来形容军队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北伐之后，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但是，实质上的军阀割据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便是新军阀争夺的集中体现。

妄想这样的军队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付出，无异于痴人说梦。

只有人民的军队，才会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毛泽东等人所缔造的军队，正是这样的人民军队。

这支军队由人民的子弟组成，他们在进入部队后不仅接受军事训练，更接受政治训练，彻底摒弃了“当兵吃粮”的旧思想，明白了为什么当兵，为什么人当兵。毛泽东在介绍井冈山的斗争时深有感触地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他们有着严格的纪律，有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总之，“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它是人民的军队”。

现在，我们又面临很多噪音和杂音，有些人叫嚣“军队国家化”，而且说的貌似头头是道，其实是打着“军队国家化”的幌子，来达到“军队非党化”，进而达到“军队非人民化”的目的。

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越要坚持军队的人民性，正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作者邵建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