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的战略思想

张玉瑜

战争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文明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战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战略思想。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战略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理论学说，冷静审视国际风云变幻，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认识的变化上。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的战略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判断世界形势、有效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仍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美国和苏联由二战时期的盟友变成了敌手，并由此造成了东西方的严重对立，使整个世界陷入冷战状态。随着冷战的不断加剧，国际社会上空升起了一团令人恐惧的疑云，即会不会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世界将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战争？这对于那些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民族和人民，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获得胜利，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以利各项建设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亟待正确回答的问题。

基于世界基本格局的变化，毛泽东对战后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会达成某种妥协的崭新论断。

1945年10月1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个月零两天，毛泽东即在延安的干部会的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1946年4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八个月，针对西方国家的“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鼓噪和一些同志的惧怕心理，毛泽东又在延安挥笔写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就在这个文件的开头，毛泽东又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那个著名的谈话中还说：“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毛泽东上述的这些科学论断，为解决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消除人们对苏美对抗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澄清由于内战爆发而在党内以及同情我党的民主人士中引起的思想混乱。根据毛泽东的判断和指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采用革命战争的手段去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不仅没有导致美苏战争和世界大战，反而诞生了新中国，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使和平局面得到稳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美国、苏联等国开始大力发展核武器，世界逐渐被笼罩在核大战的阴云中。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对新中国实施政治制裁和经济封锁，台湾当局又不断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形势仍然十分紧张。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战后战争与和平的走向仍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这个认识在当时是基于战后两大阵营力量发生变化，帝国主义的力量受到了削弱，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而得出的，应该讲是符合当时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的。

然而，就在当月，朝鲜战争爆发了，人们的担心和忧虑又产生了，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1952年，朝鲜战争仍处于僵持状态，美国一些军政头目叫嚷要扩大战争，国际上害怕由此引发世界大战的心理现象十分严重。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双方的实际情况后，指出了朝鲜战争将走向和谈解决的发展趋势，并由此断言：“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在朝鲜停战之前，我国就大幅度地裁减军队员额，并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毛泽东的思路看，尽管冷战格局下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达到尖锐化，但他并没有把世界看作“铁板两块”。毛泽东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倾向。毛泽东把他娴熟的统一战线策略用于国际上确定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朝鲜战争及其结局，更加支持了毛泽东对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乐观估计。

1955年5月26日，在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是提出了“和平为上”的主张。他认为：“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地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经毛泽东审阅并同意的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指出：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已洞察到国际政治格局将发生变化，科学地预言：战后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将制止新的世界大战。他希望并力求通过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搞好并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以切实增强中国的实力。依据毛泽东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的正确判断，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内外战略方针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对外：为了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曾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建议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并倡议“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如果各国都能接受五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会缓和目前存在于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有助于创造和平的气氛”。

对内：毛泽东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发展趋势的研究，及时调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战略方针。在1956年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针对有的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很快打起来，因而不敢发展沿海地区工业的看法，明确指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又说：“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这一论断，为刚刚起步的我国现代工业制定今后的发展战略提供了一项重要依据。之后，我国再度大幅度减少军队员额，降低国防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挤出钱来搞经济建设，并以此为将来的国防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二、爆发局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

综上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十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始终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者推迟。虽然国际国内几次出现情况严峻的局势，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舆论也一再被宣扬，但毛泽东没有被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体现了他的深邃洞察力。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之所以坚信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者推迟，主要是立足对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力量寄予希望。他一再强调：“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有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

20世纪50年代，继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代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以世界情况发生“根本变化”为由，提出了关于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由于长期以来苏共在国际共运中形成的特殊地位，所以赫鲁晓夫提出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后，举世瞩目，各国共产党纷纷表态。原先已经提出和平过渡路线的西方共产党，如意共、法共、美共、英共等当然一致赞成，有的还争“发明权”。某些过去批判过和平过渡方针的党又重新肯定并接受这一方针，甚至还处于反动统治之下，无法公开活动而长期流亡国外的党，也表示拥护和平过渡的方针。当时在时代问题上，国际共运中确实回荡着一片和平过渡声。我们党最初也做出了评价，认为代表大会对于国际局势的“深刻的分析，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是巨大的鼓舞力量”。事实上，当时我党对于苏共二十大就有关时代问题已有了原则性的分歧，只是由于“为了团结对敌”，我党仍“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当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国际共运中确实回荡着一片和平过渡声。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会议期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迫切问题和国际共运中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会议在拟定《莫斯科宣言》草案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关时代问题上产生了争论。苏联领导只提和平过渡一种可能性，中共代表不赞成这个观点，也不同意把苏共二十大决议中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都写进宣言。为此，中共代表还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的备忘录，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结果在《莫斯科宣言》中折中地反映了双方的观点：一方面肯定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政权”；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事实上，尽管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但从当时世界全局或者从美苏两国来看，真正实现和平共处、避免局部战争的条件并不成熟。当时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民族解放战争正处于高潮之中，帝国主义正大力到处扑灭民族独立之火。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侵朝战争和法国的侵越战争开始，至60年代美国发动的印度支那战争，帝国主义发动、策划和支持的各种形式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刺激美国急起直追发展航天技术，美苏表面上谈判和平共处，称赞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是“历史的转折点”，背后却在激烈地进行军备竞赛。1960年5月美国U 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被击落，四国巴黎首脑会议因而流产，无一不给刚刚有点缓和的局势又蒙上了一层紧张的阴影。

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来看，我党对引发战争渠道的认识扩大了。

首先，我党认为战争爆发的危险首先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58年台湾海峡地区形势紧张，美国在该地区集结了大量的兵力，甚至美机美舰不断侵犯我国领海领空。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军事目标，不仅是针对越南民族解放力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从更广阔的范围上看，也是针对中国。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深切关注。中国方面认为，越南战争由南方向北方扩展，对中国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

其次，战争爆发的可能又增加了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事实上，苏联视中国为对手的意图也逐渐暴露。1962年4、5月间，苏联在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制造了伊宁事件，引诱胁迫6万余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以后几年，苏联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派驻的军队由10个师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100万人，战略导弹也直接指向中国。紧张的局势不能不使我们党保持高度的警觉。毛泽东认为，苏联不仅变修了，而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它与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具有侵略性。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等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开始改变，逐步形成了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明确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战、打原子战争。60年代末，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苏边境发生严重武装冲突，加上美国又在不断扩大侵越战争，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使国际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也使我们对世界战争能否避免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认为，帝、修、反在联合反华，他们可能共同对我发起军事进攻，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70年代初，毛泽东特别强调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针对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变化，多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国外有的政治家常认为，从60年代起，毛泽东改变了原先的判断，强调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断言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事实上，毛泽东并未明确下过“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断言，至今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中难以找到上述说法有一条确切的佐证。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是指中苏之间的战争，而并不是指特定的世界大战”。

三、防止和制止局部战争激化的国际战略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倡导争取世界和平的同时，又提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毛泽东认为世界大战虽然打不起来，“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也就仍然存在”。列宁当年曾揭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关系在战后依然存在，真正实现和平共处，避免局部战争的条件并不成熟。而且，局部战争正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如何防止和制止战争激化，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只是仅仅停留在对战争打或打不起来的判断上，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制止局部战争激化的趋势。毛泽东阐述道：“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据此，毛泽东在倡导争取世界和平的同时，为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战略思想。

（一）加紧国防建设，用备战来制止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从60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1969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搞三线；军事要有准备；要考虑打仗；要有战略部署；三线现在不为后悔莫及。1965年11月，毛泽东又提出，各省要搞小三线，要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国防工程建设。到1968年，全国形成中央和地方、大小三线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1969年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加强人防、城市防卫建设。到70年代中期，设防阵地工程也已初具规模，从而建立了以防御为主的反核战略体系，各项物资储备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加紧备战，积极应对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演变，有效地遏止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可能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有效地消除了各种外患，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发展尖端武器，打破核垄断核讹诈

自从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在军事威慑理论中就有了“核威慑”的概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酝酿、制定和实施核威慑战略。为打破核垄断核讹诈，防止核战争，毛泽东提出我军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的思想，要求必须用现代化的尖端武器来装备军队。他认为，要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保卫国防，必须发展原子能事业，建立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原子弹不仅是实施军事威慑与反威慑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一个国家军事及综合实力的反映，没有核武器，就无法与国际敌对势力相抗衡，军事威慑与反威慑就会大打折扣。在1955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着手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决定。在1958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重申，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总之，“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在毛泽东大力发展尖端武器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导弹、核武器研制工作，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着。1964年我国不仅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至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一系列成就使全世界为之瞠目，而这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结果。这些成就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台阶。

（三）联美遏苏，平衡国际力量

如果说，毛泽东在1964年下半年提出备战主要对美同时对苏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末，备战则主要针对苏联。进入70年代，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1974年苏联战略核武器的数量赶上美国，在核武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已取优势，其近海防御性海军也发展成为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远洋海军。这种军事力量的巨大变化，构成70年代美苏争夺态势变化的基础。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当然注意到美方所做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一个利用美苏矛盾，联合美国共同遏止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战略思想产生了。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外关系也出现了良好的转机。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实现了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缓和，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下，毛泽东在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中，对两者加以区别，联美遏苏的战略思想，对平衡国际力量，争取世界和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折。毛泽东依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及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斗争的学说，对60年代以后世界上实际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方面三种力量的状况进行科学分析，1974年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这一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和国际斗争的战略态势，既指明了帝国主义是造成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又指出了构成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主要力量。而这两者之间的其他国家同超级大国也存在着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是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外交路线的正确性和毛泽东在国际反霸斗争中的重大贡献，曾指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在这些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人类和平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历史的视角去梳理和探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的战略思想，就愈加感悟到这些战略思想的弥足珍贵了。

（作者张玉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