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史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别是持续的。但是，作为一个女性与作为一个男性的意义是由社会建构的，而且在不同的文化群体、历史阶段与政治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这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相反，它是随时都会变化的（Liu, 2005）。沃莱尔（Worell）和雷默（Remer）将性别角色定义为：文化所许可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是在一个特定文化中被人们认为作为女性或者男性这样是恰当的。因此，一个人的性别是有生理基础的，但是一个人的社会性别则反映出他所习得的观念，而且从社会层面、人际层面以及个体层面影响他的行为的结果（Crawford, 2006）。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同一性别内的能力差异远远大于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别，但是人们在定义性别的时候仍然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同时限制了男性和女性的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性别角色（Worell & Remer, 2003）。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经常被摆放在相对的位置（Kimmel, 2008）。但是，你的性别角色还会受到你所认同的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影响。对于跨性别人群而言，他们内在的性别身份与他们外在他人所定义的生物性别是不一样的（APA, LGBT委员会，2006）。

性别的构念会如何影响一个个体？在社会层面，性别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影响到谁最有权力影响这个社会。美国社会是以父权模式为基础，男性制定出法律，而我们必须遵守，男性掌控媒体，这样公众的话语权、财富都集中在男性的手中，而社会里主要的宗教都是用男性的话语来定义神，男性掌控了军队（Crawford, 2006）。

在人际层面，性别影响了男性和女性如何与对方交往。人们往往会根据对方的期望而行动。如果人们期望男性或女性按一定方式行事，个体就会更倾向于按照这样的规范行事，同时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也会得到社会奖赏（Crawford, 2006）。如果一个女性希望别人将她视为女性来对待，那么，她必须尝试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展示她的社会性别：非常关注自己的衣着、体型、发型甚至脸上的妆容，而且花更多的精力在那些能让她们的外在形象看起来更出众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去完成她们的目标。因此，女性化要求女性花大量的时间改善自己的外貌，而不是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也有对男性表现得男性化的约束，但是这些约束并没有要求他们从实现目标中转移（Crawford, 2006; Just the Facts Coalition, 2008）。

社会性别将如何影响到人际行为呢？男性在如下情形中会感到更自在：打断一个女性的谈话；主导对话；没有得到允许就随意触碰女性；因女性在社会中权力较弱而对其加以责备，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在女性获得权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Crawford, 2006）。例如，男性化总是与社会上什么是正常行为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在关系中占主导，充满竞争力，在达到目标过程中充满攻击性等。如果是一个女性做这样的事情，则不会得到认可，因为这样的行为与大众对她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期许相违背（Crawford, 2006）。

在个人层面，每一个个体都需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性别差异。性别定型指的就是个体是如何开始透过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视角看待他们自身的特质以及行为，这也会影响到他们在别人面前扮演的角色（Crawford, 2006）。

除了权力不平等以外，社会组织还会强化这样的观念，即男性取得的成就比女性的更有价值，而且更值得尊重，这样的观念支持了权力等级说（Kimmel, 2008）。虽然这种特权和机会的不平等会导致向我们求助的女性来访者因为社会上这种性别歧视而感到沮丧，但是，梅林格和刘（Mellinger & Liu, 2006）指出了解男性因为这种社会性别带来的困难的重要性。男性在严格坚守他的性别角色的过程中，多少会感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这也会成为他们心理抑郁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些仅仅是对男性刻板印象的一部分，似乎在美国，所有的文化群体对男性都持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事实上，性别与民族、种族之间也存在交叉，这种交叉也存在于其他类型的人际差异之间（Liu, 2005）。当男性试图去理解人们对他们行为的期望变化时，这种差异可能会为他们带来压力（Liu, 2005）。对性别充分了解的治疗师能够理解社会化如何带来了压力，导致了健康和不健康的行为（Feder, Levant, & Dean, 2007）。像拧毛巾这样的体力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男性宣泄情绪，而且也与他们的社会性别认同没有直接冲突（Rabinowitz & Cochran, 2002）。根据马哈力克（Mahalik）和他的同事（2003）的研究，在美国，男性化包括比女性更有权力、在人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重视性经历，例如在阅读性杂志如《花花公子》中的性冲动体验以及反同性恋。他们在工作中的角色被视为最重要的，追名逐利、敢于冒险以及追求成功等都是被重视的。男性会更强调自力更生与情绪控制，而且也接受世界就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Mahalik等，2003）。

接下来关于性别角色对男性与女性的影响的讨论是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的：这些研究来自美国国内的基督教人群，他们是中产阶级的白种人。因此，推广到其他人群中时，效度是有限的，因为社会性别结构随不同社会群体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文化不同的青少年，当他们试图融入主流社会的时候，会将主流群体的性别刻板印象融入自己的个人经验中（APA，Joint Task Force, 2006; Mazure, Keita, & Blehar, 2002; Worell & Remer, 2003）。由于缺乏相关研究，跨性别人群的话题并没有在这里引入，已有的研究虽然提及性别认同或者社会性别表现，但是并没有引入“跨性别”的概念（APA, LGBT委员会，2006）。

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行为举止呢？有一种文化叫男性文化（Liu, 2005）。这种文化包含了社会从男性身上所期望的东西，男性看重的应该是什么，典型的男性行为是什么以及男性应该养成的习惯是什么等。传统的刻板印象鼓励男性变得自力更生、强硬、具有攻击性、支配他人、控制情绪（Addis & Mahalik, 2003）。当一个男性的行为无论是在公众面前还是在私下都符合社会期望之后，这个行为就被成功塑造了。男孩的同伴团体非常鼓励团队合作和竞争，如果一个男孩或男性能够坚定且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人往往会被他人当作团队中的带头人（Worell & Remer, 2003）。但是，社会却不鼓励男性充分地表达情绪。他们社会化的结果之一就是把情绪视为需要行动而非体验的事物。根据金姆（Kimm）的说法，“长久以来，美国的男性接受的教导都是，当他们感到沮丧或是愤怒的时候，他们并不会为此疯狂，他们只会为此去报复”。因此，男性有可能患有述情障碍，或者，他们没有能力去描述他们的情绪（Feder等，2007）。对于男性而言，生气是被允许的，但是哭泣或者是表现出其他受伤的情绪，则会被他人视为脆弱的、被阉割了的，或者说还需要变得更加强壮才好。因此，有些男性会直接删减他们的情绪觉察。求助行为在男性群体中也不受鼓励。因此，他们并不会像女性那样去获得健康服务或者是心理健康服务，如果男性觉得向他人求助伤害了自己的自主性，他们就宁愿不去求助（Addis & Mahalik, 2003）。根据男性的健康标准，男性必须在工作与运动中取得成功，以领导女性及与异性相恋结婚等来证明自己的男性身份（Kimmel, 2008）。追求权力和特权对于一个年轻的男孩或是青年来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失败了，他们可能会体验到创伤、痛苦以及孤独感（Kaufman, 1994; Messner, 1997）。现有研究发现，与男性性别有关的因素多达11个，分别是强调获胜、情绪控制、主导、敢冒险、暴力、支配女性、自力更生、在工作中占首要地位、鄙视性少数人群、追求地位以及玩世不恭（Mahalik等，2003）。

社会传递出来的那些让男性去寻求主导权、证明自己的男性特质的信息，也直接导致男性，尤其是青少年和较年轻的成年男性暴力行为的比率更高。虽然暴力行为往往被称为“少年暴力”“毒品暴力”“校园暴力”以及“恐怖袭击”等，但事实上，这些暴力犯罪者几乎总是男性（Kimmel, 2008）。社会迫使男性摒弃各自的差异，而按照同样的方式去思考、感受和行动。这种外在的压力让男性变得情感淡漠，而总是只能依靠自己，也可能会带来角色压力。对女性的著作和女性取得的成就的分析，总是会提到“性别”影响。但是这个平行的过程并不会出现在对男性的分析中，因此，男性化也成为一个隐形的存在。因此，没有谁会去讨论一个想成为好父亲的男性科学家面对了哪些挑战（Kimmel, 2008）。男性被社会规范所抑制，这些规范压抑了他们的个性，而且通过设定不现实的目标给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损害，而这些方面往往被忽视（Kimme, 2008; Worell & Romer, 2003）。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总是与男性对自己理想伴侣的期望形象有关，而这种形象往往是狭隘的、不现实的（Schooler & Ward, 2006）。但男性表现出心理障碍时，他们更多地会将这些外化成行为，比如物质滥用，或者间歇性狂暴症（Kessler, Chiu, Demier & Walters, 2005）。如果还有共病的话，那极有可能就是抑郁或者物质滥用（Russo & Tartaro, 2008）。

女性又应该如何行动呢？传统的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包括：顺从、被动、养育者、在关系中侧重情感协调、依赖他人（APA, Joint Task Force, 2006; Papp, 2008）。与女性角色有关的因素包括在关系中表现得友好且支持他人，投入亲密关系中，对性忠贞，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才华要谦虚，渴望和孩子在一起，照顾孩子，渴望有一个家，十分重视保持和提升她们的外在形象，追求苗条的理想身材（Mahalik等，2005）。如果一个女性做起事情来干练果决，极有可能被当作是“恶毒的”，而非被尊为领袖（Worell & Remer, 2003）。当她们的行为和社会期许一致的时候，女性才会得到赞许（Crawford, 2006）。女孩的同伴群体鼓励她们发展情感上的亲密关系，社会也鼓励成年女性体会自己的情感，并谈论她们遇到的问题。这也可能是女性会报告比男性体验到更多的情感张力的原因，这些情感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Brannon, 2002）。人们也鼓励女性与他人建立关系，这些关系既包括友谊也包括亲密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影响她们对自己的看法（Nolen-Hoeksema, 2000）。

社会传递出的信息鼓励女性去相信，性的吸引才是和异性成功建立关系的关键。如果在这段关系中出现了问题，外界往往鼓励女性去否认或者内化她们的愤怒（APA, Joint Task Force, 2006）。除了强调性吸引之外，社会还使女性对自己是一个性感尤物而感到困惑。语言总是会给女性贴上一些贬义的标签，比如婊子、性冷淡、妓女等。因此，女性一方面在尝试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性感，但另一方面又对此没有安全感（Worell & Remer, 2003）。社会标准依然还在强调未婚女性的贞操。因此，如果一个单身女性被性侵或是强奸了，她极少会主动寻求帮助，因为她会担心自己因为被性侵而受到责备（Russo & Tartaro, 2008）。此外，无论是女孩还是妇女，都被社会媒体刻画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形象以及关于吸引力的社会规范所淹没。这些形象都要求女性为了感觉自己是女性而不断追求苗条。社会鼓励女性去花大量的时间在美容和装饰的产品上。如果不能满足那些不现实的媒体形象，女性可能会感到较低的自尊，和男性比起来更容易患抑郁、焦虑以及进食障碍等（APA, Joint Task Force, 2006;Mazure et al. , 2002）。如果一个女性表现出愤怒而不是抑郁，她可能会觉得内疚，也有可能从别人那儿获得否定。

当女性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她们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指向内在的症状，比如抑郁或是焦虑。如果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与她们的性别比起来是“非典型的”，比如，酗酒，那么这些问题则很少有可能被关注（Russo & Tartaro, 2008）。此外，那些被性化的女孩也往往患有进食障碍、自尊水平低、抑郁，同时内心也极有可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性物件（Zurbriggen et al. , 2007）。最后，关系暴力在两性关系中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超过20%的女性曾遭受伴侣的肢体暴力，而12%的女性被伴侣性侵犯（APA, 2005b）。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要长，但是年龄较长的女性有更高的风险患抑郁或物质滥用（APA, 2004）。

传统的母亲的角色就是负责照顾孩子以及家人。女性的再生产能力以及照料他人的能力总是让人们默认女性天生就是母亲。人们往往认为母亲的照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而不是一项包含了许多复杂技能且需要学习的事情（Goodrich, 2008）。虽然母亲可能会因为她们为了自己的孩子而牺牲了自己的需要后，被人们理想化为一个充满爱意和关怀的人，但是当她们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人们也会责备孩子的母亲（Papp, 2008）。无论是关怀过多或是关怀过少，在外面工作时间太长或者是太短，都会让女性受到指责，这让女性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Papp, 2008）。如果一个女性将自己的家庭角色置于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位置，她们也就更有可能受到家庭冲突、配偶暴力以及要照顾他人的压力的负面影响（Russo & Tartaro, 2008）。没有办法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对父母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这对于女性来说更有可能演变成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女性特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母亲身份。此外，女性越是能进行生育控制和生育选择，她们也就有更多自由决定要不要成为母亲以及何时成为母亲（APA, Joint Task Force, 2006）。

传统的父亲的角色就是为家庭提供资金支持。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相对较弱，包括在家庭的管理、孩子的发展、照顾其他家人以及维系家庭的社会关系等方面（Papp, 2008）。虽然现在的父亲和过去的父亲比起来，更乐意表态说父亲应该参与到孩子的养育中，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他们过高估计了做这些事情需要的时间。美国的社会规范依然支持这样的观念，男性的工作是更有必要的而且有突出贡献，而休闲时光对于男性来说比对他妻子更有必要。这最后带来的是家庭里面的不平等，即使女性在家庭生活之外还有职场工作，但是她们在家里承担的家务责任还是比男性的多（Brannon, 2002）。如果父亲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和监管自己的儿子，和那些没有父亲陪伴的小孩比起来，他们的小孩会有更高的自尊水平，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并具有较低的攻击性（Feder等，2007）。

在家里面，丈夫与妻子都接受了这种权力的不平等以及特权分布。人们往往把这个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而不是文化期望中男性比女性值得拥有更多的权力和特权（Goodrich, 2006; Papp, 2008）。因此，家庭里面的男权主义有时候会很明显，尤其是当他们以这是女性的工作为由拒绝做家务以及照顾孩子的时候。男权主义也可能出现在无意识层面，比如，当妻子做的决定违背了丈夫的意愿时，丈夫变得十分生气（McIntosh, 2008）。如果男性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变成与女性同样平等的伴侣时，他们会在扮演好父母的角色中获得更多的自信感（Barnett & Hyde, 2001）。

小孩子从他们的性别中学到了什么呢？从一出生开始，男性和女性就受到不同的社会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即男性应当比女性更有权力；差异化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也让这种权力差异得以保持（Kimmel, 2008）。父母给孩子呈现的关系模式就是父亲在关系中占主导。在孩子眼中，母亲总是善于表达而且充满爱意，而父亲则更加游离，同时控制和主导一切（Worell & Remer, 2003）。在早期，儿童将某些职业划定为男人的工作，而不是女人的，这种区分取决于他们看到谁在做这份工作。在学校里面，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女性，而大部分的校长和管理者都是男性，这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基于性别的权力差异（Worell & Remer, 2003）。在学校里面，男生会得到更多指导和鼓励。女生则更有可能经历歧视性的考试，校方也不会肯定她们取得的成就，从而成为受害者（APA, Joint Task Force, 2006）。电视节目也在暗示，性别骚扰如果不是滑稽搞笑的，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Montemurro, 2003）。女孩开始因为身体的变化而感到焦虑，她们的焦虑源自大众媒体中刻画的那些完美的身材形象（Monro & Huon, 2005）。

在办公室里面，男性和女性又会经历什么呢？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不被雇佣，并且因为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技能而感觉被工作局限。甚至在同等资历下，女性赚的比男性更少：在女性赚0.77美元的同时，男性可以赚1美元（DeNavas-Walt, Proctor, & Smith, 2013）。由于女性收益能力较低，当她们有需要的时候，获取的经济资源也会有限（APA, Joint Task Force, 2006）。

在心理层面，工作场所中女性并不像男性那么受欢迎。在工作中，女性总会面对性骚扰或其他形式的骚扰。因为担心被别人认为是“过度敏感”，女性几乎不和同事以及上级谈论一些小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所谓的小事最后让女性的工作环境极其糟糕，因为它们让女性感到不如男性有价值，而且较少得到肯定（Goodrich, 2008）。但是，如果获得了公平的机会，一个强大的女性表现出和男性一样的工作行为：使用言语来表明权力和威信，而男性下属表现的行为则与女性下属的一样，例如对个人情绪很敏感，或是对上司进行人身攻击（Kimmel, 2008）。

大多数男性都期望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角色中，而大多数女人则是期望实现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平衡（Brannon, 2002）。2009年，美国劳动统计局的劳动月报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70%的职场女性同时养育有孩子。即使女性最初的工作起点较高，她们也会经常面临比男性更慢的晋升速度，因为女性往往还要休产假。当女性休产假的时候，雇佣单位可能就产生这样的偏见，即她不如男性同事那么投入工作，因此晋升速度也会变慢（Goodrich, 2008）。在那些孩子不满15岁的家庭中，有24%的家庭母亲是全职主妇。虽然现在全职父亲已经增加，但他们在养育有未成年儿童的已婚夫妻中的比例只有3%。那些在家里每天和孩子在一起的母亲和在外上班的母亲比起来，会看起来更年轻，而且也更有可能继续生育小孩。另外，她们更有可能是拉丁裔或是其他外籍，而她们的家庭也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中（Krieder & Elliot, 2009）。

职场中的女性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忠诚分给不同的方面。由于在教养子女的角色方面分配不均，职场女性在工作中会面对诸多弊端。例如，当孩子生病的时候，极有可能是母亲冲出工作场所，带小孩去看医生（Goodrich, 2008）。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可能会带来生活压力，但是在某一个角色中的成功体验，能够缓解其他角色中出现的问题带来的影响（Barnett& Hyde, 2001）。社会鼓励男性仅仅通过自己的赚钱能力以及就业状况来评估自己的成功。因此，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对男性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自我认同感乃至对生活的看法的负面影响要高于女性，因为对于女性而言，我们有多个角度去评估她是否成功（Papp, 2008）。已婚夫妻中的大多数（66%）都是双职工；双职工家庭会有更高的经济收入，但是也减少了和家人共处以及休闲、锻炼的时间。

性别可能会怎样地影响心理健康呢？当面对压力的时候，男性和女性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应对机制。通常，男性的社会化总是在体育活动中，因此他们也常常通过参加体育活动来将注意力从遇到的难题中转移出来。当这种策略能让他立即感受到从压力中释放出来，而随后又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无疑是一种健康有效的策略。但是，如果最后只是忽视问题，而不是解决带来压力的问题，这个策略也可能是无效的（Mazure et al. , 2002）。女性在遇到压力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求陪伴，并和对方讨论自己遇到的问题。当这种方式给她们带来了社会支持，并且有效地解决了问题的时候，这个策略就算是有效的。也有可能女性会在这个过程中思维被限制住，她们只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谈论自己遇到的问题，而不尝试解决问题，这个策略也就没有什么用，甚至是不恰当的（Mazure等，2002）。

性别可能会影响到来访者是否要寻求治疗，以及来访者所呈现出来的生理和情绪问题的类型。男性最常被诊断为物质滥用和反社会人格障碍，而女性则更多被诊断为抑郁、焦虑和进食障碍（Kessler et al. , 2005）。女性和男性比起来，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多重角色，再加上没有那么多机会接触到工作和教育资源，她们心理压力带来的伤害更易感。女性的贫困率和成为受害人的概率更高，这个也和她们本身更易受到应激相关障碍的伤害有关（APA, Joint Task Force, 2006; Mazure et al. , 2002）。然而，寻求帮助对于男性而言会更难，因为人们对他们的角色期待是能够自力更生（Papp, 2008）。这会导致男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愿意去寻求帮助，尤其是在情感问题上，更是极不情愿（Addis & Mahalik, 2003; Liu, 2005）。

总之，每个人在长大过程中都被灌输这样的想法，即在社会中，男性被赋予的权力要多于女性，因为他们的能力具有先天差异；事实上，这些差异源于最开始的差别对待，以及贬低女性角色的结果（Kimmel, 2008）。作为成年人，男性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工作中，都被给予了最多的受到社会尊重的角色，而女性对社会的贡献被弱化了。男性总是被当作“规范”和“中间点”，对女性的评价也以此为标准，最后往往会得出女性是有缺陷的结论。例如，女性科学家总是被期待像男性科学家一样行动，但是男性科学家在工作过程中因为男性特质带来的效应往往被忽略了（Kimmel, 2008）。从不同的方面看，男性和女性都有自己独特的潜能，而这个潜能往往被僵硬的刻板印象所限制，这些刻板印象往往忽视了这个事实，那就是性别内的差异远远大于性别间的差异（APA, Joint Task Force, 2006; Kimmel, 2008）。充满灵活性的期望能够让人们去充分探索自己独特的兴趣和能力，这样也能提升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Kimmel, 2008; Worell & Remer, 2003）。提供基于性别的治疗方案，也意味着治疗师懂得性别角色在来访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例如，一个聚焦在男性特质的治疗意味着治疗师理解男性的性别角色与世界观。治疗师需要提供的信息必须是让男性来访者在咨询过程中感到更加舒服。例如，治疗师必须表现出讨论治疗进程的意愿，同时聚焦在和来访者有关的可确认的目标上。男性来访者可能会要求治疗师提供更多的信息，从而建立一个有效的治疗联盟（Liu, 2005）。例如，治疗师可能会通过澄清他和他的男性来访者之间不存在竞争来巩固他们的治疗联盟（Liu,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