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史

一个民族或种族的经济福利有多好，受到它在主流群体中的地位影响。因为主流文化群体会将他们的价值观灌输在社会的各个组织中，包括学校系统、司法系统等。主流群体的成员也未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机构和组织是中立和客观的，但实际上，他们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并且将非主流群体放在一个劣势的地位（Sue & Sue, 2013）。

主流群体成员和机构每天一点点地侵犯，最终会使那些与主流群体不一样的团体受到大量心理伤害（Solorzano, Ceja, & Yosso, 2000; Sue & Sue, 2013）。这些负性事件往往发生在那些肤色不是白种人的个体。在美国，“肤色”（Du Bois, 1903/1997; Ignatiev, 1995）在促进和抑制少数群体融入主流群体文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深色皮肤的移民在融合过程中处在最不利的地位。新移民很快就能意识到，一个人的肤色、发质以及脸部结构是如何增加或消耗他在美国社会的个人地位和权力的。他们也将学会，只要把自己和白种人扯上关系，同时抵制黑色人种，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Rodriguez, 2008）。

因为“白种人”和“欧洲裔美国人”依然是美国最庞大的种族人群，来自这些群体的、治疗师必须主动考虑到，一个具有“文化差异”的来访者所呈现的问题可能反映的并不是他个人或者家庭的问题，而是在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冲突或压制导致的。当然，外显的症状确实可能主要是由个人的问题或家庭问题导致的，但是，研究表明，和主流群体的来访者相比，来自最底层群体的来访者更能意识到他们的问题是不是由不公正或歧视的行为导致的（Sue & Sue, 2013）。因此，如果你是来自主流群体，但你的来访者却不是，你更需要去倾听他们，因为他们会比你更敏锐地觉察到压抑在他们目前的困扰中是否有影响。此外，白人文化中，人们把种族视为一个重要的身份类别，但是在很多别的文化中，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出身国。此外，他们将民族关系视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持续变化，并不认为这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而且固定不变的分类，这种分类往往是由白人来决定的，他们在分类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民族融合的因素（Rodriguez, 2008）。苏和苏（Sue & Sue, 2013）说，无论治疗师是来自主流文化群体还是来自少数族群，他们在准确理解来访者需求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三种阻碍：阶级偏见，治疗师往往是中产阶级甚至更高层的阶级，而那些来自非主流群体的来访者往往是较低的社会阶层；语言偏见，并导致误解，因为少数族裔的来访者往往都是双语的，或者说，他们的母语是非英语，而治疗师往往期望来访者能说流利的英语；文化价值观冲突，治疗师总会假定来访者毫无疑问理解而且赞同白人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孕育了绝大多数的治疗策略（Sue & Sue, 2013）。

要想把治疗变成一个有效且赋权的体验，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和你的来访者合作。你可以试着清晰地表达出你的期望，同时将它们调整以适应来访者的需要，并准确地评估造成来访者当前问题的现实困扰及它们的影响。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将粗略地介绍以下这几个种族：非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本土人、拉丁裔以及欧洲裔美国白人。为什么讨论这几个种族而不是其他的呢？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很困难，总是时刻要提醒自己这本书的主要目标，同时考虑到作者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以及版面的限制。这样的决定并无意贬低或低估本书中没有提到的那些种族群体对美国社会的重要贡献。对于本书中谈及的那些民族和种族群体，我们会简单回顾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并不一定是过去。一定要意识到，对于很多人来说，历史故事直接变成家族或文化故事并代代口口相传。此外，从间接的角度看，种族和民族群体在应对过去的意外事件、创伤、被虐待以及被压抑的经历中，逐渐在内心孕育了生存策略。

非裔美国人

人口普查数据

根据2010年的统计调查，将自己归类为非裔美国人或黑种人的个体有389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2.6%（美国统计局，2010a）。在这群人中，360万人是在国外出生，他们中的41.8%是从21世纪开始进入美国的（美国统计局，2010a）。来自拉丁美洲的人口占移民人口的60.8%，而有36.2%的移民来自非洲（美国统计局，2011a）。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群体，他们的年龄中位数是31.7岁，其中32%是未成年人，与之相比，非拉丁裔白人的年龄中位数是38.3岁（美国统计局，2011b）。

从教育角度看，84.5%的非裔美国人以及黑种人至少有高中学历，从总人口看，这个比例有87.5%。14%的非裔美国女性取得学士学位，男性的比例则为12.2%（美国统计局，2011b）。虽然非裔美国的成年人重视教育，但是他们的孩子在公立学校系统里会明显感觉到困难。塔特怀勒（Tutwiler, 2007）总结了学校是如何通过用一种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式，尤其是针对非裔美国男孩，阻碍他们取得学业成就。当青年人试图抵制负面的刻板印象，并证明他们的自我价值，学校职工总是会误解他们，或者惩罚他们，或者是将原本就恶劣的环境变得更严重。统计数据表明，非裔美国孩子被学校退学的概率是他们的白人小伙伴的2～5倍（Monroe, 2005），而且因为学校的种族主义氛围，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他们不会将自己的自尊和学业成就联系起来（Caughy, O'Campo, & Muntaner, 2004）。此外，还有一些学生会故意表现得学习不良，作为对这种压制性的学校体制的抵抗（Ogbu, 2003）。虽然学校里面确实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如果父母家人定期做礼拜的话，小孩也较少有可能在学校里面表现出问题（Christian & Barbarin, 2001）。

从职业来说，29%的非裔美国人就职于管理岗或专业职位，26.1%的非裔美国人在服务行业工作。非裔美国男性每赚100美元，相对于而言非裔美国女性，则赚90美元。无论是非裔美国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比与自己相对应的其他人群赚得要少（美国劳动统计局，2013）。从收入水平来看，非裔美国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33321美元，这个收入明显低于总人口的收入中位数51017美元。总之，有25.8%的非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从总人口的角度来说，这个比例为14.3%。这也意味着，每四个非裔美国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以及超过三分之一（38.2%）的非裔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美国统计局，2011a）。

在美国，每35个人里就有一个现在正在矫治系统中（Glaze & Herberman, 2013），这代表了总人口的3%。贫穷更有可能导致触犯刑事司法系统。因此，黑人群体中的高贫困率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2011年所有黑人男性中有3%在蹲监狱，而这个比例在美国白人中只有0.5%（Carson & Sabol, 2012）。无论是暴力犯罪还是非暴力犯罪，非裔美国人被监禁的概率都比美国白人要高（Carson & Golinelli, 2013）。在所有人群中，非裔美国人入监的概率是最高的，尤其是在25～39岁的群体中，这里面有6.6%～7.5%的黑人男性被捕入狱（Carson& Sabol, 2012）。有部分原因是打击毒贩的战争，也有部分是由于贫穷的非裔美国人中可卡因盛行，而且很多黑人母亲被送到监狱——而他们的小孩没有了监护人的保护（Ryder, 2014）。有色人种，比如黑种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从哪个年龄层看，被监禁的概率都比白种人更高（Carson & Sabol, 2012）。

虽然这些数据看起来是残酷的，但是很多数据都是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的非裔美国人，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中层和高层的非裔美国人（Ford, 1997; Holmes & Morin, 2006）。现在成立了很多专门的机构，帮助那些有经济优势的人继续保持经济上的成功。例如，黑人娱乐电视建立“美国黑人救助”协会，提供免费会员制，美国消费者联盟则提供服务帮助积累财富。此外，国家城市联盟（nul. iamenpowered. com/org）、黑人投资人联盟（www.ici.org）和纽约人寿保险公司（New York Life, 2008）都会开办讲座协助他们做出有效投资决策。

家庭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大部分非裔美国人选择生活在婚姻家庭中。但是，非裔美国人的结婚率依然比其他群体要低，而且非裔美国家庭往往会由女性主导。例如，在2012年，仅有27.4%的黑人结婚，而非拉丁裔白人的结婚率是51.2%（Vespa et al. , 2013）。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2.3%的黑人女性迄今为止没有结婚，同时高达70%的黑人职业女性没有结婚（Nelson, 2008）。虽然越来越少的女性结婚，但她们仍然孕育有孩子。在过去一年里面，养育至少一个孩子的黑人女性中，有67%没有结婚，与之相对，这个比例在非拉丁裔白人女性中为20%。最后，如果祖父母也生活在家庭中，他们有一半的时间负责照顾他们的孙子孙女（美国统计局，2011a）。

简史

非裔美国人或者说黑种人内部有很强的异质性。因此，下面的内容是以这群非裔美国人为基础的，他们的祖先曾经被迫移民到美国而且度过了长达200年的奴役时光。这群奴隶主要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中部沿海社群，在那里一夫多妻在族群生活中是十分常见的（Comer & Hill, 1985; Du Bois, 1903/1997）。这些社群的传统强调家庭和亲属关系，而且这对于一个人自我认同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个体。

部落的领袖、长老以及牧师在被奴役的过程中与他们的子民分开了。种植园奴隶制度本身还会逐渐瓦解这种认同关系的形成（Du Bois, 1903/1997）。奴隶主有时候会强迫他们的奴隶之间互相联系；因为需要通过奴隶之间的通婚来生育更多的奴隶，而奴隶夫妻还可能被迫分开，其中的一个可能卖给另一个种植园奴隶主，在那儿他/她又会被迫找一个新的伴侣。这种残酷的行为延续了200年，导致非洲人民传统家庭习俗的退化。

在奴隶制和美国内战后，影响非裔美国人生活的主要政治事件还有：1866年自由民局的发展以及一系列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次修正案中废除了奴隶制，第十四次修正案定义了公民权利，第十五次修正案给予非裔美国人选举权。虽然有这些立法进步，但是压迫和种族主义仍然在延续。在教育系统、司法系统、房管局、土地管理局等这些机构里面的过于严厉且歧视的做法，导致公民权利法案在1964年和1965年都被否定。根据杜·博伊斯（Du Bois, 1903/1997）的描述，这一条“有色线”阻碍了非裔美国人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他们总是因为两种身份而挣扎，一种是“美国人”，另一种则是“非裔美国人”（Du Bois，1903/1997）。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平权法案项目，就是为了弥补非裔美国人多年来受到的压迫。这个法案的目标是让更多具有资质的非裔美国人获得更高的教育和更好的职业。从平权法案中获益的人们都获得了明显的经济回报。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次大倒退。在第十四次修正案中提到的平等保护条款，以及1964年的民权法案第七章，都被引用来证明平权行动是“逆向歧视”。波尔（Poll）认为，白人男性觉得他们因为平权行动项目受到伤害。研究数据表明，对白人男性的歧视十分罕见（5%甚至更低），但是如果没有平权行动，因此受到伤害的有色人种中的女性的比例要大得多（Pincus, 2001/2002）。

总之，非裔美国家庭更重视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与相互依靠，对生活持有一个更整体的观念，而主流文化更重视个人成就，对待发生的事件持有一种线性的观念（Hall & Greene, 2008）。为了能有效应对发生在美国的敌对、压迫的历史现实与政治事实，非裔美国家庭发展出四种主要优势（LaRue & Majidi-Ahi, 1998）。第一个就是运用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与教堂的友好关系，作为他们社交和公民行为活动的起点。大部分的非裔美国人都是新教徒，他们大多去浸信会教堂、卫理公会和上帝教会，许多这样的教会都是宗教激进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是，黑色穆斯林和更加自由的新教教会在最近这些年也逐渐开始获得更多信徒（Larue & Majidi-Ahi, 1998）。精神信仰在非裔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保护性的角色。教会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了避风港，保护他们避免受到来自白人社区中的偏见和歧视的伤害。在教会里面，信徒可以建立非常重要的社会联结，这种联系为彼此提供情感和经济的支持，也提供自我表达和领导的机会（Boyd-Franklin & Lockwood, 2009）。许多重要的非裔美国领袖都是宗教出身——例如，马丁·路德·金牧师、杰西·杰克逊牧师、艾尔·夏普顿牧师。如果父母规律性地参加教会活动，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就较少表现出问题行为（Christian &Barbarin, 2001）。由教会支持的俱乐部能提升学生的抗逆力，尤其是当他们在学院面对微侵犯的时候（Watkins, Labarrie, & Appio, 2010）。教会的负责人往往都十分了解他们的家庭，因此当我们想了解如何能最好地帮助那些陷入困难的家庭时，他们对来访者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源（Sue & Sue, 2013）。

非裔美国家庭与他们的扩展家庭的成员以及朋友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对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可能和白人文化期待不一样（LaRue & Majidi-Ahi, 1998; Sue & Sue, 2013）。非裔美国人会关心处于困境中的扩展家庭的成员。例如，亟须改变环境的青少年或者是与核心家庭成员有冲突的青少年可能最后被送到其他亲戚家，和他们一起生活（LaRue &Majidi-Ahi, 1998）。在非裔美国人社区里面，贫困家庭能够持续生活下去，大都得依靠金钱的分享、资源和情感的支持。但是，这也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分享的资金特别少（Greene, 1997）。这种强烈的亲属关系的联结还能拓展到和朋友的关系中。因此，家庭结构可能会包括扩展家庭以及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年长的儿童、朋友以及祖父母都有可能扮演重要的照顾者的角色（Sue & Sue, 2013）。

非裔的成年美国人愿意在家庭中扮演一个灵活的角色，这个角色会根据家庭的特定需求而做出调整，而不是像欧洲裔美国家庭那样根据性别来分工，而且这种分工一旦确定就不会改变（LaRue & Majidi-Ahi, 1998）。家庭任务的分工是基于每个个体的工作或学校的日程安排，选择对他而言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因此，非裔美国男性往往会担任抚养儿童的责任（Sue & Sue, 2013）。经济现实会强化这种男女一致的生活风格，非裔美国女性不得不参加工作，而她们的工作往往是低薪，而且声望也低。因此，这些家庭往往都是因为生活需要而成为双收入家庭，而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Greene, 1997）。另外，在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里，非裔美国女性比非裔美国男性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一些女性会因此感到羞耻，同时整个社群也会意识到许多雇主都会歧视非裔美国男性（Greene, 1997）。当非裔美国女性担当起家庭中女强人的角色的时候，她可能会觉得沮丧和受打击——这个女强人要始终保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这样的角色导致对她们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需求的忽视。此外，非裔美国男性也会因为一些刻板印象而受到伤害，这些刻板印象往往给他们贴上不负责任、没能力以及暴力的标签（Hall & Greene, 2008）。

非裔美国父母会积极支持他们的孩子发展自信和自尊（Sue & Sue, 2013）。相比于欧洲裔美国人而言，非裔美国父母更倾向于使用体罚。在欧洲裔美国人群中，体罚往往会带来消极的结果，但是在非裔美国人中，事实却不是这样（Pinderhughes, Dodge, Bates, Pettit, &Zelli, 2000）。这可能是因为，在欧洲裔美国家庭中，体罚往往是和对待孩子的态度十分负面地联系起来，而在非洲裔美国家庭中，体罚则反映出来自父母的关爱。直接教给孩子如何去面对种族主义以及压迫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他们的孩子在面对非正义的时候相比于那些没有受过这类教育的孩子有更低的焦虑（Neal-Barnett & Crowther, 2000）。那些正在和低自尊斗争的儿童得到了许多项目的帮助，这些项目会通过让他们了解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来帮助他们（Belgrave, Chase-Vaughn, Grey, Addison, & Cherry, 2000）。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对主流文化机构依然缺乏信任，那些主流的文化组织以过去为基础，依然对非洲裔美国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压迫行为。例如，有61%的非洲裔美国家庭觉得，如果在新奥尔良发生的那次卡特琳娜飓风事件中，受害者更多的是欧洲裔美国人的话，救援会更加迅速且有效（Washington, 2005）。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Krogstad, 2014）显示，非裔美国人依然认为，在评判一个人的时候，种族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越来越多的压迫以一种细节的形式在持续，儿童的玩具往往都是白人，电视节目中的有权力的角色也都预设为白人，像警察、政治家这类有权力的人物也往往都是白人（McIntosh, 2008）。非裔美国人不仅比一般人群有更高的概率成为受害者，他们还会因为担心警方的介入方式而不愿意举报这类犯罪案件（C. E. Schwartz et al. , 2010）。他们对警方的信任缺乏因为这两个事件而进一步强化：2012年2月26日，17岁的特雷文·马丁（Trayvon Martin）被枪杀；2012年11月23日，17岁的乔丹·戴维斯（Jordan Davis）被枪杀。他们都是被白人所杀，而且被杀的时候并没有携带武器，他们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特雷文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桑弗特，当时他刚从一家便利店出来，准备回家，刚开始是被跟踪，后来才被枪杀的，杀害他的是一个叫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的邻里监督组织的志愿者。而乔丹·戴维斯则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的一个停车场被麦克·唐（Michael Dunn）所杀，仅仅是因为他当时在车里播放的音乐很大声。在这两起案件中，都是两个白人男性首先接近这两个非裔的美国少年，而且在他们有意挑衅这两个少年之后因为觉得受到威胁而使用自我防卫。

进入21世纪以来，非裔美国人在社会中的权力一直在增加。从1964年民权法案写入法律以来已经过去了50多年，已经有许多有权力的非裔美国人走进了政治场所。这些人包括国务卿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2001年任职；国务卿康德丽莎·莱斯（Condoleezza Rice）, 2005年任职；以及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2009年进入国会，并于2012年当选为总统。这些领袖将非裔美国人为美国的繁荣做出的贡献变得可见。但是，非裔美国人比白人对这些进步更加谨慎。2013年，当问到是否觉得当下非裔美国人的待遇比5年前要好的时候，有35%的白人给予肯定的答复，但是只有26%的非裔美国人同意这种说法（Krogstad, 2014）。在特雷文·马丁被杀后的一项调查中，有79%的非裔美国人认为在美国要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有这样想法的白人只有44%（Krogstad, 2014）。来寻求治疗的非裔美国人可能经历了一种断层，这个断层处在他们能够得到的以及他们想要的之间的位置。这种断层可能是因为以下因素导致：①来访者来自较低阶层，而治疗师来自中产阶级；②来访者使用黑人语言，强调非语言沟通，而不是使用标准的英语；③来访者总是以人为导向，所以他们总会强调扩展家庭，而不是在核心家庭结构中的个体；④来访者更重视立刻、短程的具体的目标，而不是长程地关注个人探索的目标；⑤在来访者看来，压迫，而不是对社会公正的信念起到重要作用（Sue & Sue, 2013，第14章）。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本土人

人口普查数据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本土人代表着北美土生土长的人群。这类人中包括所有在美洲大陆的北部、南部和中部地区土生土长的人，而且依然保持着部落关系或是社群联结。2011年，有510万人报告自己属于这类人群，占美国总人口的1.6%。目前共有324个被联邦认可的印第安人保留地，617个被联邦认可的印第安人聚居区以及566个部落（美国统计局，2012a）。印第安健康服务（Indian Health Service, IHS）只覆盖了那些被认可的部落的成员。这个组织是美国卫生部的一个分支。这个组织所服务的人群大部分生活在这些保留地或是农村地区。

对于美国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本土家庭而言，他们收入的中位数是35192美元，大大低于总人口的收入水平——51017美元（DeNavas-Walt et al. , 2013；美国统计局，2012a）。在所有美国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本土人中，有2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他们之中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1.6倍（美国卫生部，少数民族卫生办公室，2006, 2009；美国统计局，2011a）。与高贫困率相伴随而来的则是高犯罪率。

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25～34岁的土著人成为暴力事件受害者的概率，是总人口的2.5倍。每10位12岁及以上的男性中，就有1位有可能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而且根据过往经验，施暴者往往是饮酒后的白人个体。女性成为受害人的概率较低，但是，土著女性成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女性的2倍。曾经被性骚扰或是强奸的土著女性更容易被家庭外的人所攻击，而非土著女性则更容易被亲密伴侣攻击（美国司法部，2002）。因此，当美国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本土人身处白人圈中的时候，可能会体会到一种现实恐惧，担心自身安全。此外，治疗师往往低估了土著人受到的多重伤害。这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对终止伤害失去希望，并把未来的生活视为忍辱偷生的一生（Vieth & Johnson, 2013）。和其他任何一个种族或民族相比，美国印第安人因违规饮酒而被捕的概率是最高的（美国司法部，2002）。

美国印第安人在刚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能取得很好的学业成绩，但是能顺利从高中毕业的可能性却比其他群体要小。79%的美国印第安学生能够最终取得高中文凭，而全国拿到高中文凭的比例是85.9%（美国统计局，2012a）。随着美国印第安人逐渐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以及被差别对待后，他们越发觉得校园中的敌意或者是被污名化的感觉在青春早期变得越来越强烈（Sue & Sue, 2013）。美国政府经常将那些不胜任的老师，甚至是有犯罪记录的老师，派遣到印第安保留区的学校（French, 1997）。一方面，在学校里面确实存在一些有意的压迫，另一方面，这些受到主流社会价值观影响的老师还会无意识地创造出一种令人不适的环境。例如，对于一个美国印第安学生来说，除非能让他觉得整个群体都会因为他获得这个奖而获益，不然把他单独选出来受赏，反而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这群年轻人的非语言沟通模式也可能与主流文化期待不相符。例如，为了表达尊重，要避免与长辈进行直接的眼神接触。而在那些重视学生之间竞争的学校里面，老师可能会把这个行为视为不尊重老师的表现，然后认为这些学生被动，且不愿意参与（French, 1997）。此外，印第安人倾向于不那么直接地提问，所以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有可能不知道（Sue & Sue, 2013）。将这些困难搁置一边暂且不议，依然有13.3%的印第安本土人最终会获得学士学位，还有一些会获得更高的学位（美国统计局，2012a）。

65%的美国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本土人是生活在大家庭里。20%的土著家庭是女性做主，同时没有丈夫的出现，而在总人口中，这个比例是13.1%（DeNavas-Walt et al. , 2013；美国统计局，2010b）。生活在部落地区的土著人比生活在主流文化中的土著人的婚姻更加完整。

简史

从欧洲人开始移民到美国之后，历史的和政治的灾难事件就将土著人包围。欧洲人带来了麻疹、霍乱、天花和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那时候的土著人对此并没有免疫力。这些疾病的到来使得这片土地的人口急剧减少。因为大量人口的丧失，导致土著文化被严重破坏。这也使得欧洲人从文化上将北美从他们手中夺走了。从欧洲来的移民住进了因传染病死亡的土著人所废弃的房子，还有一些是土著人为了躲避疾病而搬离原来居住的地区而空置的房子（Mann, 2005）。

美国政府一成立，就使用军队力量偷取印第安人的土地，虽然他们从流行疾病中活了过来。政府的政策包括由军队发起的种族屠杀，强迫幸存者离开故乡重新定居，以及不断强迫印第安人签署会对他们带来伤害的条约。这些条约后来被美国政府废除了，这些条约包括1851年的《拉勒米堡条约》和1868年的《拉勒米堡条约》。

除了大规模杀戮以外，他们还对幸存下来的美国印第安人实施了带有恶意的社会舆论，以消除美国印第安人自己的文化。印第安人的小孩会被强制带离他们身边，并被迫在寄宿学校上学，而这类学校往往是在欧洲文化影响下，比如基督教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儿童会因为说自己的母语或者是参加任何精神上或文化习俗中的仪式活动而受到惩罚。美国印第安儿童和青少年从体制上就被虐待——尤其是那些被联邦政府雇用的老师。因此，政治家、律师、教师以及主流社会中的社会机构都被他们认为是不可靠的，而且印第安人对由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机构持有的怀疑与憎恨是无可非议的（French, 1997）。由欧洲裔美国人带来的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模式以及历史性灾难最终导致的是印第安人迄今仍然处于贫困、酗酒、药物滥用以及暴力的困境（Duran, 2006）。从军事上实施的文化压迫导致种族灭绝，文化清洗则为土著人带来永恒的精神创伤，包括不再认为自我是强壮的，而是将欧洲人塑造的负面的刻板印象内化（Duran, 2006）。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本土人”这个群体，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人群。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部落属于彻罗基族或者纳瓦霍族（Cherokee or Navajo, 20%），其他包括加拿大人或拉美人（4.4%）、苏族（Sioux, 4.4%）、齐佩瓦族（Chippewa，4.3%）、乔克托族（Choctaw, 3.5%）、普韦布洛人（Pueblo, 2.4%）、阿帕切族（Apache, 2.3%）、拉姆比族（Lumbee, 2.1）以及易洛魁联盟（Iroquois, 1.8%）。总体来说，认为自己属于其他部落，涵盖所下属的部落的土著人占24%。此外，2.1%的人认为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一个部落，同时有20.7%的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部落（美国统计局，2012a）。接下来，将以拉科塔族（苏族）为例，来介绍更多的独特的文化信息。

苏族内部有很大的差异性，它包括三个主要的子部落：拉科塔族（the Lakota），包括7个分支；达科塔或桑提人（the Dakota or Santee），包括4个分支；那克塔或杨克顿人（the Nakota or Yankton），包括3个分支（Snow Owl, 2004）。苏族人最早是筑堤人，居住在丛林中（French, 1997）。他们靠捕猎、采集和园艺生存。历史性的迁徙导致了三个基本子部落的发展。在白人的迫害开始之前，这三个子部落之间互不往来，只是同时作为苏族的分支而存在。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e）曾经就试图在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领导下，在美国州政府与拉科塔族人之间建立联系。但是，由于文化的误解以及语言的误读等综合的原因，这个尝试最后失败了（杰弗逊国土扩张纪念，2013）。

对于很多美国公民而言，平原苏族代表了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他们是游牧的，住在圆形帐篷里面，而且会捕杀水牛。他们是战斗取向的人群，当他们进攻别的部落的时候，他们的勇士会头戴羽毛。他们有复杂的信仰系统，他们相信“神秘力量”（Great Mystery），也称“灵力”（Wakan Tanka），被他们称为“主神、伟大的灵力、造物者和执行者”（French, 1997, p.114）。“灵力”具有一种复杂性，有时候还是反自然的，由16位苏族的神灵构成。对于苏族人来说，数字4和7都特别重要，而且与自然（比如有四个方位）、动物（飞禽走兽两条腿、四条腿）和苏族的美德（勇敢、坚韧、慷慨和智慧）等都相关联。每到夏天，举办七部落联合会议的巫师会一起出现，这时一年中最重要的仪式——太阳舞——将出现。这个仪式关注于勇士们实现了的诺言。苏族人认为所有的力量都来自灵力。因此，勇士们都向这个超自然力量去寻求力量。这群勇士还会通过寻找一些意象来从造物主那儿获得力量。除了太阳舞，还有6个神圣的仪式，包括净化、寻找意象、扔球、制作一个水牛女人、制作一个兄弟、感激幽灵等。苏族人灵性的一部分就是神圣烟斗（the sacred pipe），它代表着宇宙。抽这个烟斗也意味着和灵力产生联结（French, 1997）。

苏族的领袖并不是规范他的子民应该如何行为举止的人，领袖只是个荣誉称号。他们一般都是在战斗中表现神勇的男性，他们的行为和想法都得到部落的尊重（French, 1997）。重要的决策往往都来自主席委员会一致投票的结果（Snow Owl, 2004）。在他们历史上重要的领袖包括Sitting Bull, Big Foot和Crazy Horse。拉科塔族人并不是来自布拉克山，而是当白人从东部入侵后，才向西迁移的。他们渐渐将布拉克山视为圣山，而且是他们灵性文化的核心（杰弗逊国家扩建纪念馆，2013）。

苏族人的道德规范扎根于这样的信念之上，即善比恶更强大，善是群体内部和谐的结果。心理、身体和灵性都是互相联结而且不可分割的（French, 1997）。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可能会导致生理或心理的障碍（Sue & Sue, 2013）。部落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十分重要，是他们自身的扩展体。每一个人的价值源于他在部落中的价值。部落领地或者说是自留地对于美国印第安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当一个人离开祖先的土地而寻找经济的发展时，他的自我认同感也可能被破坏（Sue & Sue, 2013）。印第安人更倾向于活在当下，而不是早早为未来做准备。他们存在的状态既包括心理世界也包括灵性世界（Duran, 2006）。因此，印第安人可能只会找一个刚刚够糊口的工作，这样他们可以将自己奉献给灵修的仪式，不幸的是，这也可能会使得他们一直处于贫困中（Sue & Sue, 2013）。

从历史观点来说，拉科塔人使用了12种美德来让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Marshal, 2001）。故事往往是传统的教学工具，儿童通过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来学会苏族的品德。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被期望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他们在部落中的地位也取决于他们的品德是否高尚（Marshall, 2001）。虽然男性和女性都必须扮演实现设定好的性别角色——男性是部落中的勇士，而女性负责养育孩子——但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展现出勇敢（woohitike）的品德，以及与之相关的品德：刚毅不屈（cantewasake）。勇敢，就要敢于自我牺牲（icicupi）。对于一个勇士而言，可以通过勇敢的行为来表现，包括突袭（这并不具有攻击性，部落的勇士会用手或棍子轻轻碰一下敌人，然后马上逃离）、闪灵战士（为了保卫部落而战斗至死的精英勇士）以及参与到太阳舞中（用公开的方式展示勇气与自律）。刚毅不屈则展示出男人和女人将如何表现得勇敢（French, 1997）。一方面，那些描述勇气与刚毅的故事会作为教学工具而大受鼓励，另一方面，谦逊（unsiciyapi）也受到高度赞扬，勇士们也意识到了，行动才是重要的，而不只是口头上说说（Marshall, 2001）。苏族人认为，可以用谦逊去验证慷慨、勇气、尊敬和智慧等品德。“谦逊并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真正谦逊的人并不需要他人的认可；相反，自大傲慢，会日渐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Marhall, 2001, p.19）。

那些不劳而获的成功，并不值得说出来。不断地接受挑战，最终获得成功的坚持（wowacintanka）才值得被铭记。爱（catognake）以及持久的依恋虽然受到重视，但在公共场合里面，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社会化结果都需要表现出自律，并控制情绪，无论是体验到正向情绪或是负面的，诸如恐惧或痛苦。肢体上的亲密接触是一种私人化的行为，在公共场合这么做是被禁止的。尊重（wawoohola）是指对某人高度的尊敬——无论是行为举止还是其他方面的考量，都显得对方是值得被这样对待的（Marshall, 2001）；如果一个拉科塔人试图对他人表现得不敬，他的灵魂永远得不到救赎。所以，一个女人可能真心爱着一个男人，但是如果这个男人没有被她父亲看上，她最后可能会嫁给他父亲选择的那个人。无论是在组建家庭、养育孩子或是照料丈夫等方面，她都会表现得无可挑剔，但同时她的丈夫也可能会知道，其实她的心已经属于别人。像这样的，关于一个品德高尚的女性的故事，也会讲给下一代听，让他们学会平衡拉科塔人的个人世界和灵性世界（Marshall, 2001）。

慷慨（canteyuke），与他人分享事物和财产，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品德（Marshall, 2001）。这也体现出苏族的伦理规范与早期的白人移民的深刻差异。欧洲移民通过赚钱和创造个人财富来获得他人的尊重。在苏族，尊重来自参与“布施”（French, 1997, p.118）。那些愿意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分给部落的人，尤其是分给那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最后会获得声望并得到部落成员的尊重。给的越多，地位越高。那些慷慨的人总是会展现出他们对别人的同情（waunsilapi），表明他们理解他人的需要，对他们的经历有共情，比起积累财富，更关心他们的福利（Duran, 2006）。

荣誉（wayuonihan）之路包括正直、诚实以及坚定的人格（Marshall, 2001）。拉科塔人会根据这个人做了什么以及没做什么而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敬重对方。荣誉也包含很多其他的品德，比如慷慨以及讲真话（wowicake），别人也就知道你会坚守自己的诺言，而且你是可信的。年龄和所取得的成就决定了一个人在部落中的地位。智慧（woksape）来源于知识的积累。在部落中，老年人会受到尊敬，因为他们的观点都是常年生活经验的积累，而且往往会给对立和冲突一个可接受的解决办法（French, 1997）。苏族人特别重视和谐，而且很早就有一些设计好的传统来化解冲突。他们并不干涉他人的事务。苏族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他们学会去观察并且认真考虑，而不是贸然行动。苏族人认为，梦和幻觉都反映出超自然力量，因此总会特别认真地对待（杰弗逊国家扩建纪念馆，2013）。

家族，虽然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但依然是重要的。家庭之间的互相比较主要是看各自拥有多少匹马，在狩猎中捕获的猎物以及家族中的男性有没有参与到重要的社群、赞助了多少次宗教仪式（杰弗逊国家扩建纪念馆，2013）。家庭中的小孩往往会经常被表扬，而且用一种几乎溺爱的方式被养育。即使做错了事情，他们都不会受到体罚，因为部落的和谐也包括儿童的幸福。对小孩最严重的惩罚就是生气的父母朝孩子倒一大桶冷水（历史学习网，2008）。苏族人鼓励年轻人对其他人的感受保持敏感，而且不寻求竞争，因为竞争会带来不和（French, 1997）。拉科塔人认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应该多听少说。因此，听十二美德的故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工具。这些故事教会人们如何用一种有品德的方式生活，并且最后还会带来令人尊重的结果（Marshall, 2001）。历史事件也被糅合进故事里面，成为苏族人口口相传的故事。

让人痛心的是，美国主流文化仍然在采取那些压制苏族传统的行动。作为文化压制后出生的这一代，很多美国印第安部落已经失去了和他们传统方式的联结。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泛印第安行动应运而生。苏族的仪式和灵性音乐被整合进其他印第安族群的传统治愈仪式中；事实上，苏族的领袖的确是来自许多不同部落的训练治愈师（French, 1997）。现在，苏族人会根据他们个人的需求来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有的是完全依照他们本土的文化传统，有的则已经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杜兰（Duran, 2006）认为，很多土著人都能从他们的文化认同和个人认同的平衡中获益。要做到这一点，来自主流文化的心理虐待以及微侵犯需要终结。例如，美国历史书中仍然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了美洲大陆，但事实上，早在他之前，土著人民已经生活在美洲大陆了。庆祝哥伦布日，实际上也就在暗示，在欧洲人抵达之前，美洲大陆没有任何价值。出于这样的考虑，有些美国印第安人试图废除哥伦布日。西北太平洋部落每年都有抵制哥伦布日的抗议活动（帝国的泛部落分裂组织，2012）。另外，国家体育运动队也曾使用过那些对美国印第安文化不尊重的名称、符号和图像。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要求，凡是想要留在联赛的学校，必须在2005年11月1日冠军赛之前撤掉他们制服或其他衣服上面的攻击性文字和符号（ESPN. com新闻，2005）。那时，NCAA通报了18所学校，因为他们的吉祥物被认为是具有攻击性，或者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土著部落的名称或符号的使用都受到保护。佛罗里达州的塞米诺尔部落通过了一项表决，同意大学使用他们的名称和符号，以支持佛罗里达州政府。这次讨论也强调了让美国土著人参与到所有涉及他们文化不同方面的对话而不是一味地由主流文化的代表们替他们做决定的重要性（Billie, 2013）。运动队的政策变化折射出主流文化曾经对土著人的压迫；但是，对他们人权更多、更严重的侵犯依然存在，并制造着悲剧。

来自美国政府的压迫行为、种族和民族歧视以及印第安人的高贫困率等，都是他们和美国主流社会人群相比，有更高失业率、物质滥用、自杀、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很高的被迫害率背后的因素。过去被白人邻居以及政府伤害的经历使得美国土著人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并不会相信非印第安人（French, 1997; Sue & Sue, 2013；美国司法部，2002）。当他们向非印第安人的治疗师寻求帮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下面的问题：来访者可能会使用部落的语言，并且使用那些与在英语国家和白人文化中非常不同的非语言沟通模式；部落的目标设定往往聚焦在当前的需要，而且是即刻、短期的目标，而不是长远的、未来的目标；部落的家庭结构更多依赖拓展家庭的活跃参与，而非核心家庭（Sue & Sue, 2013）。其他可能的问题还包括，土著居民居住的地区离治疗师很远，他们缺少受过严格训练的治疗师，他们传统的学习方式（如讲故事）和他们的灵性被破坏。

在康复阶段，已经开发了许多具有文化特性的治疗策略，来为印第安人赋权，包括对受到创痛的儿童和青少年的阅读疗法、彻罗基文化疗法（Cherokee cultural therapy）、苏族的传统治愈实践以及纳瓦霍美丽方式视角（the Navajo Beauty Way perspective）。上述每一个治疗策略都在尝试再次激活文化联结和荣誉感，并且促进宗教自由（French, 1997）。杜兰（2006）相信，苏族人需要话语解放来治疗因美国殖民主义对土地和族人的强暴造成的内心的创伤。与以往白人社会殖民主义观点不同，心理解放采用叙事的视角，让人们知道看待真相的方式不止一种，同时，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方式也不止一种。西方心理学并不谈论灵性世界或灵魂。但是，要帮助拉科塔人获得治愈，讨论灵性世界和灵魂是十分重要的。

杜兰提到了很多源于拉科塔人传统实践的治疗策略。将这些传统实践整合进临床工作是十分有价值的，但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并不完全契合源于白人中产阶级文化的治疗导向的期望，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拉科塔人现在经历的困难正是文化和历史创伤的直接后果，这些创伤治疗并没有转化成对拉科塔人的赋权，将他们从殖民主义带来的内在的憎恨中解脱出来。对于治疗来说，很有必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白种人需要承认他们对土著人曾经的暴行，包括沙河大屠杀、伤膝河大屠杀、纳瓦霍人大迁徙、血泪之路、迈杜人大迁徙以及詹姆士镇火烧土著人等。只有承认这些暴行，拉科塔人的心灵创伤才能够得到部分治愈，因为那些逝去的人因他们的牺牲而受到尊重（Duran, 2006）。

国家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印第安人中，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概率要高于一般人群（美国卫生部，少数民族健康办公室，2006）。杜兰（2006）认为这个数据是土著人心灵创伤的结果。是因为主流文化强迫土著人融合才造成这样的伤痛，也因此带来多米诺效应，土著人开始无视那些能帮助他们用更适应的方式去生活的传统。治疗师需要倾听土著人，自由分享信息，同时支持他们的传统行为，包括他们口头讲故事的传统（Vieth & Johnson, 2013）。杜兰（2006）建议在治疗中进行自由表达，这个表达从对土著人的屠杀的承认开始。他相信，正如美国政府开办的那些学校一样，社会服务机构也充斥着“治疗种族主义”。那些治疗师一点都不尊敬土著人，所提供的照顾标准都不一样，并不会像对待白人那样做恰当的咨询记录（p.36）。杜兰认为，当融合了西方的世界观和土著人的世界观之后，土著人才能得到最好的对待。土著人的优势需要被认可，包括他们对扩展家庭、对长辈的重视以及保护土地和动物的意愿（Sue & Sue, 2013）。

传统的治愈方式也可能被整合进去，从而重建身心灵的和谐，包括蒸汗屋、迅速去除身体中不纯净的部分以及草本治疗（Indian. org，2014）。美国土著人的治疗活动重视将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治疗某一个特定的疾病。讲故事和部落谚语都可以被用作学习工具。常见的部落谚语有：“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纳瓦霍人），“不要害怕哭泣；它会让你的心灵从悲伤的想法中释放出来”（霍皮人），“没有什么比得过响尾蛇的尾巴更有说服力”（夏安族），“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我们的心”（夏安族），“除非你也穿过他的鹿皮鞋，否则不要轻易评判你的邻居”（夏安族），“当一个人远离自然的时候，他的心也就僵化了”（拉科塔人）。

最近因为印第安人争取正义而闻名的领导人来自的社会团体包括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印第安人青年理事会。低布鲁勒苏族部落保留地在南达科他州，其中有七个部落管理部门，分别是夏安河苏族部落、鸭溪苏族部落、弗兰德桑迪苏族部落、低布鲁勒苏族部落、沃格拉拉苏族、立石苏族和杨克敦苏族（南达科塔部落关系部门，2011）。在低布鲁勒自留地，每一个部落都是作为单独的政府来运作。每一个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领地，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和其他部落都不一样（南达科他部落关系部门，2011）。例如，玫瑰苏族试图保存拉科塔族（Sicangu Lakota Oyate）的传统。玫瑰花苞苏族由20个社区构成，分别是Antelope, Black Pipe, Bull Creek, Butte Creek, Corn Creek, Grass Mountain, He Dog, Horse Creek, Ideal, Milk's Camp, Okreek, Parmelee, Ring Thunder, Rosebud, St. Francis, Soldier Creek, Spring Creek, Swift Bear, Two Strike和Upper Cut Meat（玫瑰苏族官网，2013）。

西班牙裔（拉丁裔）美国人

人口普查数据

根据2010年的统计调查，美国生活着约5040万拉丁裔（Ennis, Rio-Vargas, & Albert, 2011；美国统计局，2012b）。“讲西班牙语的美国居民”作为一个统计分类，界定的是人们来自哪个国家，而不是他们所属的种族群体，包括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其他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以及西班牙（美国统计局，2012b）。虽然53%的拉丁裔认为自己其实是白种人（美国统计局，2012b），他们往往也继承了阿兹特克印第安人的民族/种族遗产，或者是其他的双人种甚至多人种的遗产，包括印第安人、非洲人、西班牙人和白人祖先（Comas-Diaz, 2008）。拉丁裔认为种族融合与多重身份才是他们的典型特征。在这群人中，他们的肤色千差万别，这可能会导致非拉丁裔或拉丁裔的人在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白人的时候将他们误认为是白人，当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白人的时候，就会把他们误认为是黑人，等等。如果不邀请他们自己去界定自己的身份，而是由别人为他们选择一个身份，他们会觉得自己被严重冒犯了。拉丁裔人更多的是根据自己来自哪个国家而不是种族的类别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事实上，他们的自我认同的种族身份更灵活多变。他们倾向于将种族视为一个受背景影响的社会建构，而不是一个生理现实。例如，在某些背景下，可能会带来一个基于来源国的自称，有些则会是拉丁裔的自称，有一些则是非裔拉丁的自称，有些会是古巴黑人的自称等（Rodriguez, 2008）。在美国，出生地是国外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墨西哥，有55%来自拉丁美洲。拉丁裔人口中，最大的亚群体就是美国墨西哥裔，共有3180万人。往下依次是中美洲、南美洲和古巴人（美国统计局，2010e）。从拉丁美洲过来的移民正在稳步增加。大部分的拉丁裔都居住在三个州内：27.8%的拉丁裔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18.7%的拉丁裔居住在得克萨斯州，而佛罗里达州占8.4%。

拉丁裔的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39005美元，在总人口中，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1017美元（DeNavas-Walt et al. , 2013）。虽然拉丁裔的男性赚的钱比一般男性要少，但是他们比拉丁裔女性赚的钱还是要多。70%的拉丁裔男性和58.2%的拉丁裔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美国统计局，2011b）。无论是拉丁裔男性还是女性，都最有可能在管理岗、技术岗以及其他相关的岗位工作。在所有拉丁裔中，有23.2%生活在贫困线下，在总人口中这个比例为14.3%。每3个拉丁裔儿童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中，他们的贫困率为15.3%，远高于白人儿童（Anderson, 2011; Macartney, Bishaw & Fontenot, 2013）。

高贫困率总是和高犯罪率相伴随。拉丁裔的入监率是9%，而普通人口的入监率为5%（Carson & Sabol, 2012）。有色人种，比如拉丁裔，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哪个年龄段，都比白种人有更高的入监率（Carson & Sabol, 2012）。

拉丁裔的受教育水平也比普通人群低。25岁以上的拉丁裔中，只有64.3%的人口获得了高中文凭，显著低于一般人口87.5%的比例。但是，有14.1%的拉丁裔取得了学士学位。在拉丁裔群体内部，教育背景也大相径庭，南美的拉丁裔拥有最高的受教育水平，而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拉丁裔受教育水平最低。只有29.7%的出生在墨西哥的拉丁裔最后获得了高中学历（美国统计局，2011a）。

早在入学之前，教育成就就存在差异。研究表明，只有23%的4岁西班牙裔儿童已经做好入学准备，而4岁的白人儿童中，这个比例为37%（Aud, Fox, & KewalRamani, 2010）。因为语言障碍、觉得不被学校欢迎（Nzinga-Johnson, Baker, & Aupperlee, 2009）、文化误解、职业阻碍（Carreon, Drake, & Barton, 2005）等原因，拉丁裔的父母不如白人父母那样热衷于参加孩子的校园活动。这些暂且不议，拉丁裔的大学入学率在上升；事实上，在18～24岁的高中毕业生中，有49%的人进入了大学，而白人毕业生中只有47%（Krogstad &Fry, 2014）。

据帕西尔和科恩（Paseel & Cohn, 2009）估计，在美国共有1190万非法移民，其中有700万来自墨西哥。美国政府一直以“非法入侵”国家起诉他们。非法入侵作为一种控诉，是指个体不止一次地试图非法进入美国境内。1992年到2002年期间，关于非法入侵的起诉已经翻倍了。在这些新增的联邦法庭的判决中有48%都是关于非法入侵，只有22%是贩卖毒品罪。几乎每一个被判处非法入侵的个体最终都入监了（Light, Lopez, & Gonzalez-Barrera, 2014）。虽然在这个国家，非法、无记录的人们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著效益，创造了19亿美元的税收，而且远高于消耗。这些收入最终用于美国市民的各项社会服务中，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Capps & Fix, 2005）。但是，那些没有档案的移民并不能像合法移民一样同时享受这些服务。例如，虽然非法移民也要支付社会保险，但是他们绝不会获得任何社会保险的福利（Chung, Bemak, & Kudo-Grabosky, 2011）。即使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社会服务，非法移民也不会主动寻找心理健康服务，因为会考虑到语言藩篱、缺少翻译以及文化差异（Bemak & Chung, 2008）。

人们往往认为，在未正式登记的工人中，大部分人都贫穷且未受教育，而且那些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比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更加贫穷，受教育程度更低。但是调查显示，虽然有25%的非法移民没有完成高中学业，64%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没有读完高中，但是，有4%的墨西哥非法移民确实拥有大学学历。和其他非法移民比起来，有更多的来自墨西哥的未正式登记的成年人都成为有孩子的父母，而且他们的孩子出生在美国（Passel & Cohn, 2009）。

移民政策从个人层面影响了拉丁裔移民。当被问及当年的情况时，有24%的拉丁裔会暗示他们知道谁被驱逐出境或是拘留（Lopez, Gonzalez-Barrera, & Motel, 2011）。因此，很多拉丁裔居民会体验到焦虑，担心自己的家庭成员或是朋友因为不是美国居民而被驱逐出境（Lopez et al. , 2011）。

在奥巴马的管理中，移民政策已经发生改变了。在边境的逮捕率大量下降（70%）了，但是被驱逐出境的比例提升了（Passel & Cohn, 2009）。59%的拉丁裔并不赞同这一政策（Lopez et al. , 2011）。42%的拉丁裔居民支持为非法移民提供一个途径获得公民身份，在总人口中支持的比例为24%。几乎是相同比例的拉丁裔（46%）和普通群众（43%）认为，在移民政策里，边境执法必须和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占同样的权重。10%的拉丁裔和29%的普通民众认为边境安全和执法是最重要的事情（Lopez et al. , 2011）。

目前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尝试来解决未登记人口的问题，比如，2001年由迪克·德宾（Dick Durbin）和奥林·哈奇（Orrin Hatch）在上议院提出的梦想法案（DREAM ACT，对外来未成年人的发展、救济、教育）。在最开始的时候，梦想法案遭到大量的反对。原本这个行动计划将为未登记的学生提供永久居民身份，这些学生从美国的高中毕业，而且至少居住了5年以上，并被证明具有良好品德。另外，它也原本可以让那些未登记的移民的子女获得公共教育。2001年提出来之后，这个法案却没有在联邦层面被通过。但是，2013年11月，有15个州启用了它们自己修改过的梦想法案，以帮助那些未被登记的未成年人。绝大多数（91%）的拉丁裔都支持梦想法案（Lopez et al. , 2011）。

对非法移民的担忧导致对拉丁裔市民的偏见和歧视。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他们被要求在提供证据证明了他们的居住权之后才能获得飓风的救援物资（Terhune & Perez, 2005）。在2010年，亚利桑那州通过了一项名为“支持法律执行，保护邻居安全行动”法案（Arizona S. B.1070）来减少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这项法案包含的三项规定，最终在美国联邦政府对温莎最高法院判决中（2013），被认为是违宪的，这三项规定包括未得到许可而工作需要得到惩罚、作为外国人没有登记的惩罚以及保障警察逮捕他人的权威——即使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只要对方被认定为是非法移民。但是，第四项规定，允许警官要求因为怀疑可能有其他犯罪或潜在犯罪而被拦截的人提供身份证明，这一条并没有被废止。

由于拉丁裔人群中巨大的差异性，后面更深入的分析聚焦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也是美国拉丁裔人口中占比重最大的人群（Ennis et al. , 2011）。

简史

墨西哥人最初是通过购买以及征服的行动成为美国公民。公民化最大的一次转折是发生在1849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结束后，墨西哥丧失了45%的领土。在西南部的疆土里，所有的墨西哥和拉丁裔群众都被确保获得公民身份。随后，开始了一个矛盾而具有破坏性的循环，那就是，当美国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墨西哥人就被鼓励移民到美国，而当他们不再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们又期望墨西哥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30万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被遣返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短工”协议鼓励墨西哥人在美国境内短期工作。当战争结束后，政治家们又颁布法律来限制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Bernal & Enchautegui-de-Jesus, 1994）。

当时，墨西哥人的主要问题来源于他们的贩毒团伙。墨西哥是世界上第二大鸦片产地。贩毒团伙越过美国边境输送迷幻药、海洛因、大麻和病毒（美国中央情报局，2013）。

很多墨西哥人仍然不顾美国政府矛盾甚至有时候敌意的态度，执意移民到美国来寻求经济发展机会。墨西哥有近1亿1880万人口，其中有51%生活在贫困线下（美国中央情报局，2013）。经济机会的缺乏迫使很多人移民到美国（Santana & Santana, 2001）。在美国，一个人的合法状态“登记”或“未登记”将极大地影响到他在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组织中获得各项权利的努力。未被登记的工作者因为担心被揭发，可能就不去寻找他们需要的社会服务（Atkinson, Morton, & Sue, 1979）。据推测，目前共有25%的农场工人、19%的园丁以及17%的建筑工人是非法移民（Passel & Cohn, 2009）。

由于家庭动力以及对美国主流文化的适应模式的差异，墨西哥裔美国家庭之间也存在大量的差异，但是依然还是有一些普遍的拉丁裔价值观存在，包括家庭成员的重要性以及家族荣誉感等。家庭（familismo）这个词，意在家庭的需要比单个家庭成员的需要更重要。家庭包括扩展网络中的亲属，而且其中有一些并不是因为血缘而联结在一起，而是一种义务或是感受；家庭的团结和荣誉都被强调（Atkinson et al. , 1979）。例如，即使从墨西哥迁出后过了三代甚至好几代人，他们依然和故乡保留着亲属关系。墨西哥家庭也会在财政、情感和社会支持方面依赖教父（compadres）（Ramirez, 1998）。

由于来自集体主义文化，墨西哥裔美国人根据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来界定他们的个人身份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也发展了他们祖先的历史（Comas-Diaz, 2008）。家族历史可能会包括好几代人的迁移和受到的伤害，包括未被处理的创伤。深层的家庭联结以及代际影响最后带来的结果便是从过去的不公平对待而来，传递至今的种族和性别的压迫。长辈们通过讲故事来传递家族历史，过去的创伤依然会持续影响到年青一代的家庭成员（Comas-Diaz, 2008）。

墨西哥裔家庭的贫困率是25%（Macartney et al. , 2013）。在美国，有将近700万儿童在家里面使用西班牙语作为母语。由于学校一般以英语为母语开展教学活动，这些儿童可能会在跟上教学进度的过程中遇到困难（Sanchez, Bledsoe, Sumabat, & Ye, 2004），而且他们的父母可能也缺乏英语的教具来帮助他们（Aud et al. , 2010）。

拉丁裔人有强烈的等级观念以及和权威的区分，并认为如果向权威人物表达不同意见是不礼貌的行为。这种观念也可能阻碍他们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Ramirez, 1998; Santana &Santana, 2001）。从传统的角度看，男性总是假定他们扮演的就是提供者以及最终决策者的角色。他们拥有男子气概，因此他们是强壮的、忠诚的，而且会尽一切可能让家庭成员感到幸福。事实上，即便他们受到强烈的痛苦的煎熬，男性都会被期望去承受这些痛苦并继续支持他的家庭。人们总是期待男性为自己扮演的丈夫、父亲和儿子的角色以及为自己将家庭的幸福放在首位感到骄傲（Santana & Santana, 2001）。男子汉气概这个概念有时候也有性别主义和权力主义的成分。男性可能被当作女性的上级，并且对女性施用不平等的权力。这不仅不能对女性起到保护作用，男性还可能会因为嫉妒而限制他们的女友或妻子。

因为经济现实迫使女性在家庭外参加了工作，并且为家庭提供了经济支持，原先家中最年长的男性是最权威角色的传统正在发生变化。移民的女性使用她们的缝纫技能、清洁技能和烹饪技能，比移民的男性使用他们的农业技能更容易找到工作（Santana & Santana, 2001）。这也导致家庭向更加平等的方向转变（Ramirez, 1998）。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些角色转化带来的是压力和混乱（Santana & Santana, 2001）。

传统女性的角色是家庭主妇，负责照顾孩子。她们展示出来的是女子气质（marianismo）。这个词源于圣母玛利亚，是母爱的终极模范。女子气质，从字面上说，就是把为家庭成员带来温暖、提供支持当作自己神圣的责任。女性工作是为了给他人带来愉悦，而不是给自己，因此即使自我牺牲也在所不惜。她们也需要为家庭做出贡献。家庭生活是家庭的中心，女性需要将对家庭的忠诚放在首位。母亲，虽然看起来非常顺从，但是实际上在家庭里拥有很大的权力，因为她们具有的照顾他人的技能被认为比提供经济支持的技能更重要。母爱比亲密关系中的爱更加强烈。父母的角色被认为比配偶角色更为基础。虽然在经营家务中，母亲以及母亲的权威得到高度尊重，但矛盾的是，父亲在家庭财政决策中被赋予了最大的权威（Santana & Santana, 2001）。

一般来说，墨西哥裔美国人十分接纳他们孩子的个体需要和品质。他们并不会在孩子的发展阶段特别去逼迫他们的孩子。父母双方都会用一种充满爱意的方式和年轻的孩子相处，对孩子有些放任。当孩子还小的时候，父亲扮演了玩乐伙伴的角色，当孩子长大一点后，父亲则变成了严格的人。而母亲则在孩子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扮演一个充满关爱的角色，同时也是减少孩子和自己丈夫之间冲突的协调者。在家里面，适当地尊重权威这点是被强调的。孩子就应该听父母的，而且遵照父母的意见，年龄偏小的孩子需要学习和模仿年长的手足的行为。当孩子进入小学高年级后，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Ramirez, 1998）。自我价值感来自儿童内在的品质，包括独特性、友善性以及正直等，这也让他们有自尊和尊严，并从他人那儿获得尊重。

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独立的。年青的一代需要努力工作，提升自己，超越父辈获得的成就。在传统家庭中，反抗父母的权威是不可接受的。传统来看，女孩比男孩的自由更少，而且往往被引导参与家庭活动，而男孩往往被鼓励和男性同伴开展社会交往。那些受到文化融合影响，而争取更多自由的青少年可能会为他们所生活的家庭带来危机，并且努力争取为他们在两个文化中建立的两种自我认同建立联结（Santana & Santana, 2001）。年轻的成年人会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他们结婚，而当父母变得特别虚弱的时候，他们也会搬到他们的某个成年子女的家中和他们一起生活（Santana & Santana, 2001）。女孩在结婚之前要保持贞操，而且不能表现出对性的兴趣。事实上，那样做的女性往往被认为是“坏”女人（Santana & Santana, 2001）。

那些刚刚才开始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家庭，可能有时需要他们的孩子担任翻译。这也会阻断原先传统的家庭等级和权威，造成压力。此外，也可能导致治疗师获得不准确的信息（Sue & Sue, 2013）。

墨西哥裔美国人重视在与他人互动时表达友好和问候。他们重视人格主义（personalismo），换句话说，就是在和他人互动中的个人的、个体的习惯，而不是一个职业的、充满距离的互动方式，后者往往受到主流文化的偏爱。当一个墨西哥裔美国人和一个行为举止看起来有距离而且没有人情味的人互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被尊重，而且觉得不舒服。

教会在家庭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牧师总是受到高度尊重，而且是重要宗教仪式中的主持，包括婚礼和成人礼（15岁的女孩成为成年人）（Santana & Santana, 2001）。大部分墨西哥裔美国人都是天主教徒（70%）；但是，墨西哥人也开始逐渐接受新教信仰，包括摩门教和长老教（Delgado, 2006）。在过去十年里，福音教教会里面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增多了（Delgado, 2006）。虽然信仰不同，对于很多墨西哥妇女来说，瓜达卢佩圣母依然是重要的精神母亲。她被认为是深色的圣母玛利亚（Comas-Diaz, 2008; Santana & Santana, 2001）。瓜达卢佩源于天主教，但是在更为本土的信仰体系中也被信奉。人们相信，是她养育了人们，为人们提供了温暖，提供了对压迫的接纳。在墨西哥和美国的政治斗争中，她被用作希望的象征（Comas-Diaz, 2008）。

总体而言，在美国，墨西哥裔美国人和总人口比起来，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低，而且更贫穷。由于自身高出生率，撇开相对稳定的移民率，这个群体的人口也在增长（Passel, Cohn, & Gonzalez-Barrera, 2012）。代际历史在家庭成员如何与他人以及与社会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Comas-Diaz, 2008）。家庭背景对身份认同特别重要，因此新组建的家庭以及拓展家庭都尝试比邻而居（Santana & Santana, 2001）。

目前的治疗实践可能会和拉丁裔人的期望和能力相冲突，包括：①在家里面强调西班牙语而不是英语，最终可能导致用英语交流不那么顺畅；②以家庭成员为导向，而不是以个体为导向；③在权威人物面前保持安静，表现出顺从；④期待来自治疗师的单向的、结构化的沟通；⑤期待治疗是行动取向的，而且聚焦在短程目标，而且是具体的、特定的（Sue &Sue, 2013）。

白人美国人/欧洲裔美国人

人口普查数据

“白人美国人”的分类是由美国统计局创造的。“白人”是指一个异质化的群体，包括具有欧洲裔美国人血统的个体，他们往往有着白皙的皮肤，同时也包括皮肤白皙但祖先并不是来自欧洲的个体。现在，“白种”美国人代表着美国国内的主流人群。如果把白色拉丁裔包含在内的话，他们占了总人口的78%，如果不算在内的话，则是64%（DeNavas-Walt et al. , 2013）。非拉丁裔白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57009美元。这显著高于所有人口的收入中位数——51017美元。这个人群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比例为11.6%，而在总人口中，这个比例为14.3%（美国统计局，2011b）。只有17%非拉丁裔白人儿童生活在贫困中（美国统计局，2011a; DeNavas-Walt et al. , 2013），这代表了美国国内所有民族和种族群体的最低贫困率。由于经济福利与犯罪率相连，白人只有2%的可能在监狱中度过；这个比例也显著低于总人口9%的比例（美国司法部，2006）。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92.4%的白人已经高中毕业，而34%的白人获得了学士或是更高的学位（美国统计局，2011b）。从职业的角度看，白人上班族中，绝大多数（42.7%）在管理岗、技术岗或相关岗位工作，其次是在销售和办公室职位（24.2%）和服务岗位（14.5%）。只有10.1%的白人工作者将自己划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8.2%的白人认为自己是建筑业、维修业；0.5%的白人将自己划分为农业、渔业和林业工作者（美国统计局，2011b）。

简史

美国国内最初具有政治权力或“特权”的人群构成了白人新教徒。只有新教徒的男性有权利投票。他们同时也是家庭中的领导者。他们运用来自他们个人信仰系统中的价值观来创造社会机构和规范。最近才移民过来的、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群体不得不依附那些早已成立的社会机构。在国家历史的早期，许多高加索人被歧视而且并不被认为是白种人。相关的事例是对待早期爱尔兰裔美国移民的方式。在20世纪的时候，爱尔兰裔美国人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被歧视且受到压迫，而且也是被高度剥削的工薪阶层。他们被称为“白色黑鬼”（Ignatiev, 1995, p.34）。在内战爆发前，爱尔兰裔在废奴运动中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南方奴隶主开始意识到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他们需要北部工薪阶层的支持。他们通过对政治斗争提供财政为爱尔兰裔获得公民权，作为回报，爱尔兰裔要反对废奴主义者。随着时间流逝，爱尔兰裔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白色皮肤就是走出边缘化的门票，而他们也欣然接受（Ignatiev, 199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来自所谓“次等”或是欧洲裔的种族群体，随着他们赚了足够多的钱足以进入中产阶级并获得一些政治影响力后，也逐渐被人接纳为白人。尽管那些分配方式试图将他们排挤出去，他们还是有足够的能力让他们的孩子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这些受到更多教育的后代学会了日后在工作领域有用的技能（Brodkin, 200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变成白人的方式加速了。新的工业综合体需要技能熟练的劳动力，这次招工潮为白人群体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类似的，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和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贷款使得白人男性获得贷款去购买自己的第一所房子；这也为后续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是他们的白色皮肤和男性性别角色让他们拥有了这样的特权（McIntosh, 2008）。同样的福利却因为制度的原因，使得那些服过相似兵役和经济稳定的少数退伍老兵和女性并不能够得到这些。布罗德金（Brodkin, 2001）认为《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平权行动；它为白皮肤的天主教和犹太男性进入中产阶级提供了特权。成为白种人的一员，就拥有了特权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他们如同带有一枚社会地位的勋章，有了这枚勋章，就表明你是一个好的员工、好的公民，以及是一个安全的邻居（McIntosh, 2008; Sue & Sue, 2013）。

然而，真正的白人身份，是以放弃对原国籍的忠诚为代价的。如果一个家庭，依然还在家里说意大利语，他们就会被认为是有“某某血统”的白人，并被当作是白人中的次等类别（Frankenberg, 2008, p.83）。当肤色、发质、面部特征和语言被用作评定一个人处于哪个等级的时候，一个种族和文化的等级制度就成立了。作为殖民主义的残留，这个等级制度里面弥漫着这样的观念，那就是非白人文化没那么精致，不够文明，或者是不正常的。白人被当作“平均”或是“典型”的等价物，当作真正美国人该有的品质。白人，就是所有“正常人”应该有的样子，而且一个真正的白人，只说英语（Frankenberg, 2008）。

“新教伦理”，这个词由韦伯首创，被认为是白人文化的缩影。这个伦理融入了新教教义的审美方面，即重视努力工作、自给自足、自我检讨、情绪控制以及将内疚感作为控制的机制（Albee, 1977）。这些价值观中掺杂了新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需要的品质，而且这些观念都是那些富裕的新教徒商人持有的。他们需要忠诚的工人，那些工人能够从工作的成果中获得满足感，而且这种满足感远高于从与他们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那些愿意牺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投入支持公司业绩增长的工人，最终会以经济上的成功作为回报（Weber, 1904—1905/1958）。后来，更加个人化的导向逐渐形成，在这种个人化的导向里面，成功和个人积累的财富与取得的社会地位有关，而不是社会责任的完成情况（Albee, 1977）。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特别强大的力量，甚至能将白人的价值观转化，使他们认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才是主要目标（Frankenberg, 2008）。

新的文化伦理重新定义了对于男性而言负担家计的含义。现在，他们成为家庭的主要财政支持，而不是每天都积极地参与到家庭生活中。在他们专心追求工作领域的晋升时，家庭成员需要义无反顾地支持这些负担家计的人。为了能够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以及获得更高的晋升空间，养育孩子的计划也被推迟。规模更小的家庭开始受到更多青睐，因为如此一来，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能获得用来晋升所必需的教育和财政支持。这些负担家计的人被认为能够很好地自律，以追求长远的目标，而不会因为一时之快而被短期目标所转移注意。他们所需要的力量感来源于独立思考，而不是依赖他人（Weber, 1904—1905, 1958）。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这些压力让白人变得相似，迫使他们持有同样的价值观，都说英语（Frankenberg, 2008）。法律和教育机构都是为了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时间安排而设立的，同时也与新资本主义是一致的。在教育系统里面社会改革将继续让那些白人移民再社会化，从而让他们接受这些价值观和行为（Frenkenberg, 2008; Ignatiev, 1995）。将时间划分为小块有助于将商业活动变成生活日常。“浪费时间”成为最大的犯罪。这个新的伦理规则有选择性地让那些有不同时间观念、愿意更多参与家庭活动的雇员在竞争中变得劣势（Weber, 1904—1905/1958）。所有的文化群体的评价标准都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正常”，而这个正常的标准是由白人制定的；越是与之不同，就越被认为是低级的或是边缘的（Frenkenberg, 2008）。

在美国，类似精英教育的社会神话产生了，成功最终走向那些具有优秀品质或者是努力工作的人的怀抱。人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一个恶性推论就是，谁在经济上更成功，在道德上就优于那些拥有较少财富和金钱的人。因此，“能动性”这个概念和另一概念混合在一起，这个概念就是只有那些道德感弱或懒惰的人才会成为弱势群体或是穷人（Quinn &Crocker, 1999）。此外，这种主动将非白人群体排斥在工作领域的方式，以及这样如何阻碍了他们获得成功，都被忽视了（Zweig, 2008）。父母教养行为也发生了改变，来获得白人文化下的成功。父母训练他们的儿子聚焦在长期目标，对成功的迹象保持敏感，并主动去追求成功。父母可能会让孩子觉得短时的失败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他从中学到了让自己获得最终成功的重要经验教训（Ng, Pomerantz, & Lam, 2007）。这同时强化了这样的观念，即一个健康的男性是独立的且具有竞争性的。为了培养一个自信且独立的儿子，人们发现，白人父母会对他们获得的成功给予积极的回应，而弱化和失败有关的情境。随着社会的某些方面变得男女差异没有那么强烈，这些父母的教养实践也被应用到女孩身上。在中产阶级，白人父母会使用更加理性的策略，通过那些有原则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孩子积极主动，独立行动。副作用之一就是这些青少年在决策过程中可能没那么尊重权威（S. V. Dixon, Graber, &Brooks Gunn, 2008）。总之，白人青少年认为从父母那儿获得独立自主是高度优先的（Fuligni, 1998）。

白人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群体，他们由来自不同种族和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组成。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美国，他们拥有作为白人所独有的特权。因此，当白色皮肤的移民试图融入美国社会的时候，他们自动地就具有了一种优势。他们的一种潜在特权就是他们的种族分类是不存在或者是“无标记的”，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就是自然而然的，等同于这个社会的规范，而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则是其他所有文化的参照点（Frankenberg, 2008, p.81;L. Smith, Constantine, Graham, & Diz, 2008）。白人父母认为自己总能让自己的孩子不陷入被虐待的情形中，而且当白人的孩子们打开电视的时候，会看到他们这个种族的成员总是被描述成“好孩子”（McIntosh, 2008）。

D·W·苏和D·苏（D. W. Sue & D. Sue, 2013）将这些优势称为“不劳而获的特权”，因为这并不是任何个体主动行动的结果。白人文化的成员比其他种族和民族群体的成员拥有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同时，他们通过实施一系列或明确或含蓄的维持社会种族不平等的政策，来使得他们始终拥有更多的权力（Frankenberg, 2008）。白人也许会继续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精英社会，而且对他们这些捡来的权力视而不见（McIntosh, 2008）。白人也可能会觉得，要承认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就是基于对有色人种压迫的本性。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让“白”变得可见，比如挑战种族主义的评论，压倒那些试图消除有色人种声音的行为，辨识出内化的种族主义可能有的内在的消极反应（Case, 2012）。

在美国社会，最初掌权的都是白人。由于偏见、歧视和边缘化的影响，在美国，大部分非白人群体对白人都有强烈的负面情绪（Sue & Sue, 2013）。但是，也有许多白人没有办法接近权力，而且同样在血汗工厂工作，而且经历着财政压迫（Frankenberg, 2008）。可是，他们拥有白色皮肤的事实让他们有能力去同化，而其他群体则被这种同化排斥在外。这使得他们可以居住在任何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地方，而且在选举日也不用去面对各种阻碍，并且理所应当地觉得教育系统和司法体系会考虑他们的需求，而且有权利与不公正做斗争（Frankenberg, 2008; Sue & Sue, 2013）。许多白人个体都把自己当作“色盲”，而且认为他们只会通过对方的独特品质来评价他人；他们甚至有可能感谢种族主义的存在，因为他们极大地忽视了种族主义的普遍性以及深远影响。这些类型的信念使得种族主义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他们构成了微侵犯，直到今天，仍然对有色人种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L. Smith et al. , 2008; Sue & Sue, 2013）。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肤色给予给他们的特权。例如，在大学，如果错过了一堂课，白人学生并不会觉得向教授寻求额外的帮助会让自己觉得不舒服，这个教授也可能是白人。同时，这个学生也可能会很自然地找班里其他同学借笔记并复印，而他的同学也大部分都是白人。相反，一个非洲裔美国学生可能会觉得和一个白人教授打交道并没有那么舒服，尤其是当他已经在学校经历过许多直接的种族歧视的行为，包括许多微侵犯。另外，这个学生也许只在向另外一个非洲裔美国学生借笔记的时候才觉得舒服，但是，在这个班上可能没有第二个非洲裔美国学生。最终，这可能导致这个学生落后于整个班级，然而那个白人学生却能够赶上班级的进度（McIntosh, 2008）。

当前美国社会白人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无形之中肯定了白人文化的优越性，以及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文化群体的正当性（Frankenberg, 2008）。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和种族相联系。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形成了现在被认为是来自白人文化的态度与行为。缺钱，带来的是拥挤的住宿、几乎没有的隐私以及满是压力和体力活的工作。这些因素都使非白人文化群体没有办法按照白人认为的“传统”“正常”和“健康”的方式生活（Frankenberg, 2008）。

社会中存在两种常见的白人特权的形式。第一种特权是被公正对待，同时有平等的途径获得教育、住房以及其他的待遇，这种特权应当扩展到所有的种族或民族团体中；第二种特权形式则带有恶意，它赋予白人统治他人的权力，这种特权需要根除（McIntosh, 2008）。

中产阶级白人的价值观已经被灌输到治疗师的治疗策略中，因此，绝大多数白人来访者比非白人来访者在治疗环境中感到更舒服。这些被植入的价值观包括：①个体导向；②重视言语表达，也因此更依赖流利的英语；③强调在表达需求和解决困难的过程中，来访者积极参与；④将情绪表达作为健康的关键点；⑤未来导向，重视长远目标（Sue & Sue,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