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之说。不论此说的含义是什么，自那时以来，美国的国力和地位一路上升，“超级大国”之名由此而来，到20世纪末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则是事实。
另外一位分析家认为，美国的繁荣得益于四位经济学家的理论：1）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概言之，就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专业分工、政府作用的严格限制和自由贸易。贯穿其中的哲学是私利能构成公德。2）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制造需求解决萧条和失业的理论。3）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4）熊彼特的“企业家社会”，以思想和技术创新为经济的动力，也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1]这一分析有其中肯之处。当然，影响美国经济的理论绝不止这些，例如在哈耶克的对立面，还可以加上斯蒂格利茨；在凯恩斯的对立面，还可以加上弗里德曼，等等。实际上，先有实践还是先有理论也很难说清。不过就大的方面来说，举这几位经济学家无非是说明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不断在自由放任和政府调节之间摆动，趋利避害，同时不断创新。这种机制、这种精神是长期起作用的，不是暂时的，从而造成美国持续的领先地位。
问题是，这些理论的发明者很多不是美国人，它们在欧洲国家未尝没有实行过，但为什么在美国最得心应手，最见成效，而且形成了相互交替的机制？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美国实力雄厚，经得起大起大落。美国何以兴？其秘诀何在？这正是本书试图深入探讨的。
关于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姑且撇开外国对美国国际行为的霸权主义的批判不谈，就美国本身而言，在美国人中就有两种极端看法。一种认为美国已经滑向一个“罪恶的城市”，企业、劳工、司法都日益腐化，传媒为迁就最低级趣味的大众而堕落，人人为利益所驱动而不惜对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浪费，整个国家正在四分五裂。另一种则认为美国物质富足，精神自由，在收入分配、社会升迁、职业观等方面正向着日益平等的方向发展，对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容忍度最高，等等。当然，更多的看法是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某一段。不论对其评价如何，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崛起和发展为超级大国——包括这一事实本身和它的过程——是对20世纪全球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而且从当前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又一轮的转型或革命——“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全球化”等——来看，美国又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种良性循环至少将持续到21世纪的前几十年。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典型，值得深入探究。
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有两条主线：一是物质的和表层的，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姑称之为“硬件”；一是包括精神、思想、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比较内在而抽象的，姑统称之为“软件”。美国在这两方面都有其“特色”，而二者相互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既相辅相成又有矛盾。本书的主旨在于从“软件”中得到启示，对美国的探讨亦是如此。关于美国的客观环境和外在条件——“得天独厚”、真正的“地大物博”、两洋大陆、历史机遇等——论者已经很多，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详述。美国的科技、经济领先的客观事实也众所周知，不是本书要叙述的主题。现在主要是从它的人文条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的一个侧面来探索其“何以故”。任何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本章既然是探讨美国发展和强大之由来，重点就是讲它的优势这一面，不可能面面俱到。
一 19世纪留给美国的问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在迅猛的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这个“变”，就是19世纪留给20世纪的遗产。19世纪最后20年是马克·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的年代。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大财团开始形成，同时各种矛盾、贫富悬殊也突出表现出来。从生产力发展的势头来讲，比之于欧洲，一新一旧已经很明显。尽管欧洲走下坡路是在“一战”之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也是在那时出版，但是实际上欧洲的困境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从20世纪初就在酝酿打仗。而美国却正像一架开足马力的新机器，有的是潜力，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恶性膨胀，各种典型的矛盾也都开始激化：
1.“西进运动”已经到头。随着从墨西哥那里抢来大片领土，而且取得了加勒比海和西太平洋岛屿，全方位领土扩张基本完成，边疆大体定型（以后增加的主要就是夏威夷）。这样一来，以往通过开拓新边疆缓解社会矛盾的模式尽管还有一定的作用，但余地已大大减少。与此同时，东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发展。贫富悬殊扩大，童工制、血汗制、危险而恶劣的工作条件、失业危机等都日益加剧。过去，资本家可以肆无忌惮地、花费很少的代价剥削工人而劳工问题没有达到欧洲那样尖锐的程度，是因为不满现状的人、缺乏竞争能力的人以及可能闹事的组织者可以不断西行，留下的空位又有新移民来填补。现在，受害者已无处可逃。20世纪头十年被认为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谁拥有工厂、矿山，谁拥有给工人居住的房屋、提供工人做祷告的教堂、拥有学校让他们的子女来读书，谁直接出钱养活传教士、教师、医生、警吏，偶尔还有法官，谁——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就拥有了工人的肉体和灵魂。连规定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在管理奴隶方面不能不讲的宽大基督教人道主义，现在在残酷的公司管理中也没有了。”[2]
2.废除了奴隶制，黑人名义上得到了解放，实际上命运并未好转，经济生活在“自由”的身份下反而更加失去保障，而种族歧视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第15条修正案形同虚设。黑人名义上的权利得而复失。南北战争后，南方旧的农业庄园制度解体，经济出现混乱动荡，优越的教育制度也受到破坏。
3.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而管理、设施等各方面跟不上，出现了许多贫民窟，成为一切苦难、丑恶和罪恶的集中地。同时大批新移民涌入，他们与过去主要来自英国和北欧的移民不同，多数来自南欧和东欧，语言、习俗和宗教都不相同。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大发展，不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农业产品都大大超过国内市场的容量，生产技术的改进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外来移民对待遇要求较低，更易为老板所左右，19世纪末已经相当发达的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成果受到了威胁，于是移民的优越性转为负面效应。从19世纪最后20年起，美国开始大规模排斥移民。
4.政治腐败。出现了能左右政策的特权集团，主要有：内战有功的退伍军人及其家人后代（迫使国会通过优厚抚恤金）、大工业家（从高关税中得利）、金融家（左右货币政策，主张金本位制）、铁路建筑业主（从政府的慷慨土地政策中得利，处于垄断地位，操纵运输价格，任意勒索公众，反对政府监督）。这些集团对政策的间接影响比国会和政党还大。再加上内战造成的分裂和仇恨、权力向联邦政府的集中等因素，原来以主持正义、公平，反对奴隶制，反对特权起家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右派结合起来，殊途同归，成为保守的力量。政党、国会只玩弄权术、分配利益，政客哗众取宠，各项政策更加明显地为既得利益阶层服务。在政府用人制度上出现了所谓“分赃制”，也就是说，当选的总统把政府职位视为囊中猎物，在支持自己竞选的人物中论功行赏，进行分配。这样，必然导致公务员素质下降，政府威望和效能日益低下。
总之，到上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种种典型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和突出。旧大陆的病症新大陆似乎也难以逃脱，而且还加上了美国特有的、先天的种族矛盾的顽症。那么，美国凭什么度过这一百年，达到今天的情况呢？
二 悠长而丰富的精神遗产
这个小标题的用意是澄清两种通常对美国的印象：一是认为美国历史很短，没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二是认为美国是暴发户，因而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贫乏。事实并非如此。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主要的大国中是历史最短的。北美大陆从为世人所注意开始就和“新”字连在一起，人们提到它时很少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相联系。但是有一点人们往往忘记，就是作为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是最“老”的——美国独立比法国大革命早13年。更何况，在独立以前的殖民时代，欧洲早期移民也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200多年。因此，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美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十分重视，凡到过美国的人都对它的博物馆之遍及全国、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叹为观止；美国人从各种角度写的本国历史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许多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美国史在中国也是显学，在历史学科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于美国立国的历史条件和人文宗教背景及其对美国发展道路的影响等问题，中外学者于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也有一定的共识。
从根子上说，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摈弃了“人治”——依靠领袖魅力的治理——而坚决选择了“法治”。在这一点上，华盛顿总统厥功甚伟，史有定评。尽管多数来北美洲的欧洲移民，特别是参加独立战争的开国思想家们都信奉立宪政府，不会赞成君主制，但是在独立之初，像所有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一样，华盛顿威望极高，在人民中也有被神化的倾向。只有他一人能使分裂的各派心服，维持国家的统一。如果他当时有集权的欲望，或经不起权利的诱惑，以自己的意志来治国，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由于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不和，大家都希望华盛顿能留任，如果他要当终身领袖，也十分顺理成章。但华盛顿本人碰巧是权欲淡泊的人，这种“淡泊”不同于东方式的消极的个人修养（即使是真诚的），而是出于对代议制和宪政的坚定信仰。他只利用他的威望促进符合法治原则的宪法和政府机构的建立，然后功成身退，从而建立起健全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使得新的国家免于革命以后经常遇到的纠缠不休的接班人问题，从一开始就为整个美国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与美国没有一个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贵族阶级有关，并且是一批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功劳，不完全是华盛顿一人之力，但是他的做法至少使美国在立国之初免去了争权夺利的折腾。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从宪法和机构的建立开始，它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且，民主权利的普及也是渐进的——这一点与法国的传统不同，美国较少街头民主的传统和群氓政治的可能，这为美国基本平稳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弱之说，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揆诸美国实际，确实存在相当长远的精神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中的净化剂。关于自由主义，如果只将其理解为提倡个人自由竞争，而忽视其包含的平等原则，未免失之片面。事实上，所谓“天赋人权”，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权利：首先是思想、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四大自由，在美国还特别强调机会平等，是个人在平等的机会中凭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的自由。这种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为一个国族的胶合剂，是在最大的差异中求同的共有标准，也是一切改良的动力和指针。
毋庸赘言，美国的思想资源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美国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远流长。不过欧洲的思想传到美国之后，在“新大陆”的土壤中进行了选种、变种、生根、开花、结果，又带有了“美国特色”。美国主流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创造财富中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全社会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这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是其结果。由于没有欧洲的封建残余和贵族势力，在美国早期建国过程中，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两大新思潮：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发展成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两种思潮在欧洲的命运姑存不论，进化论对美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遍及哲学、教育、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繁衍的土壤，出现了一批热心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但是到了20世纪，弱肉强食的法则已经弊端百出，社会不平等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而且所谓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日益暴露出虚伪性。此时在理论界出现了对立面，为社会弱势群体说话，主张政府干预，对缓解社会不平有所作为，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力量，促成了一系列的改良。有人认为美国的许多福利制度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即使如此，分量也很少，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事实上，美国最激进的改良没有脱出自由主义的框架。这个框架弹性较大，在这个框架内左右摆动，不断调整，是美国的改良的特色之一。
总的说来，美国社会实践的主线还是自由竞争，相对而言，因平等而妨碍效率的程度比欧洲国家要轻得多。于是出现了在语义学上令人困惑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词在美国一反其原义：“保守主义”指倾向于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因为这是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狭义的）反而主张政府干预，多一些规章制度，抑强扶弱。简单化地说，前者主要着眼于刺激投资者的积极性，让资本家先赚钱，然后向下渗透，泽被全民；后者着眼于保护底层人民的基本利益，强调平等。这两种思潮归根到底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核桃的两半。正因为美国的实践主线是自由经济，其自然趋势是贫富差距扩大，所以知识分子和社会舆论的主流在多数时间是“自由派”声音较高，即为弱势群体说话，放手批判现状。有时越是处于边缘的少数主张，越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这往往给外人以错觉，以为美国思想界主流出现左倾，事实上美国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数欧洲国家靠右。
总之，美国从19世纪接受了一大堆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拥有一笔历史遗留的丰富的精神财富，足以促成20世纪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渐进的改良。
三 持续渐进的改良
今天回头来看，美国走过的百年充满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冲突，还有对外的热战和冷战。但是它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的政权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没有经历过“和传统决裂”的过程，基本上是在原有的思想和政体的框架内不断更新、变化，较之于任何一个主要国家都稳定。正是在这种稳定的局势中，美国发展成全方位的超级大国，独领风骚一个世纪，其秘诀就在于渐进主义的改良。尖锐的社会矛盾是通向适时的和平改良，还是政治集团阴谋政变，抑或是群众性的暴力革命，往往不以理性的判断为转移，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决定性的是统治者的意愿及其主导思想，同时也与人民的传统和行为模式分不开。而这上下两方面的传统，归根结底还是由长期的政治体制和占社会主流的思想培养出来的。
从对美国制度冲击的角度讲，20世纪有过两次最大的危机：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二、60年代的社会危机、信仰危机。如果从重大的改良的角度讲，20世纪有过三次高潮：一、从20世纪初到“一战”前的进步主义运动，从思想到制度全面革新，落实到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的立法和措施；二、30年代对经济大危机的反思和小罗斯福“新政”；三、60年代的激进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以及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民权立法及“伟大社会”计划。这里说的“改良”，主要是向着社会公正平等的方向进行妥协和调整，从一般的为民请命到争取通过立法进行政治改革，也可以说是反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道而行。这种改良的特点是上下结合的。一般地说，在言论自由的庇护下，民间舆论对社会弊病、特权阶层的恶行和政府政策不断地批判揭露，群众请愿、抗议运动此起彼伏，形成强大的改革力量，推动实际的改革措施。而落实到行动上的缓解矛盾的措施则来自权势集团，有政府的，也有私人的。
在渐进的改良中，政府职能也有所改变，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大创新就是福利国家，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延续的决定因素之一。福利国家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劳动者斗争的成果，也是资产者让步的政策。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美国史家提到美国的改良，一般都提“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是有道理的。20世纪上半期美国采取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逐步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好就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一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开始干预经济生活，二是政府成为调节各种矛盾特别是劳资矛盾的中介人。本书第三章以相对长的篇幅阐述“进步主义运动”，这是因为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那都是美国的关键时期，有人称之为“大转折”，对日后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进步主义思想则放在第二章，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立面，作为美国思想的一部分，这样脉络比较清楚。接下来是罗斯福的“新政”，这又是一个关键时期，挑战和迎战、危机和措施都是戏剧性的，而归根结底，它紧扣“拯救资本主义”这一主题。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政府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传统的反抗力量都纳入了体制内：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一是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是与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很不相同的。“新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罗斯福与他的谋士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从外面移植来的，而是美国不断改良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从政府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政见来说，“古人”从19世纪已经开始，若从20世纪算起，则主要是进步主义的改革，于小罗斯福完成变革，奠定了一种美国式的福利社会模式。而“来者”则绵绵不绝，以后历届政府都在福利制度上添枝加叶，尤以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达到登峰造极。不论在具体政策上有什么压缩和调整，“社会保障”这样一种观念已经确立下来，美国式的福利制度已经形成。
政府政策也在两派中轮流交替，与社会思潮的交替在时间上有时一致，有时有差异。例如继20世纪初的老罗斯福改良之后，是保守派塔夫脱执政，然后又是著名的“新自由”派威尔逊总统，在他之后是保守的哈丁、柯立芝和胡佛，然后是小罗斯福。50年代初美国出现反共高潮，政治极端保守，但是在经济政策上并没有后退。继60年代激进思潮和大踏步改革之后，出现了“新保守主义”思潮和“里根经济学”，里根政府的政策是一次较大幅度的向保守方向的逆转，被称作“劫贫济富”的经济学。然后又出现了克林顿的“中派自由主义”和改革福利政策的方案。小布什执政后，“新保守主义”人士进入决策集团，又逢“9·11”冲击的非常时期，政策全面右转，达到空前的程度。
总的说来，美国的政治主流基本倾向是向中间靠拢，社会批评家和政客竞选可以慷慨激昂、言辞激烈，但在实践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现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进的也不会真的损害大企业的利益。
四 中介势力——基金会及其他私人公益事业
在美国的社会渐进改良中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就是大财团出资创建的公益基金会。这种基金会并非美国所独有，但是在美国最发达，其达到的规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国家无法比拟。它兴起于20世纪初，与进步主义同步发展，到目前数目已达几万个，资产上千亿，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的一大特产。它是政府的补充，是社会的缓冲剂，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佳途径，授受双方都从中得益。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两大特点：一、从一开始就是以传播知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并且已形成传统，这一点对美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而且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影响一方面对造福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大文化影响的有力途径。二、它是由大资本家自愿出资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就成为独立的、根据基金会的章程和有关法律运转的机构，不以出资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同于个人的慈善行为。造成资本家“自愿”把一部分财产归还给社会的原因很多，绝不能简单地以“沽名钓誉”或争取免税来解释，尽管不排除这种因素。更深层次的还要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重教育的传统和渐进主义的妥协模式中去探寻。它还体现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根深蒂固的疑虑，对“私人”力量的推崇，所以也是“向下滴漏”（trickling down）理论的极好体现。这是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一大创举，在美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可以说是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从20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末的泰德·特纳和比尔·盖茨、巴菲特，都遵循这一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而且都着眼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在普通人那里，基金会已进入百姓日常生活，凡有人想从事科研、教育、文化或社会公益事业，自然就想到向某个美国基金会报一个“项目”，申请资助。全世界都如此，即使是欧洲的一些著名文化学术机构，追根溯源，其资金来源的重头也往往是美国基金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事物的巨大意义，特别是它在平衡自由与平等的悖论中的杠杆作用，因此本书专设一章（第六章）探讨这一现象。
五 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
改良主义之所以得以成功，有赖于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黑暗面，金钱的罪恶、权力的腐化作用对任何种族、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例外，因而任何国家制度的设计中都包括某种揭露、批评和防止腐败的机制。即使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权，也还有“言官”、“谏议大夫”、“御史”之类的职位，理论上负有揭露和针砭时弊的责任。特别是开国之君，总希望从前朝衰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总想找出一种能防止政权腐化，达到长治久安的机制。但是在专制和集权的制度下，无论当政者主观上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实际上都做不到。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它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这与某些意见只许“内部”说，说给皇帝一个人听，或只供决策者参考，听不听在他，有本质的区别。若是像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污，那么，言论自由就是其净化剂。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种批判不一定立场都“正确”、“进步”，有时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阶级的怀旧情绪，但只要它是符合现实的，就有积极作用。这一源于欧洲的传统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得到了充分发挥。
美国思想史学家霍夫斯塔德说，美国公众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掀起全国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这种批判形成一种拉力，使美国不至于滑向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3]这的确是事实。远的不说，整个20世纪这种自我批判从来没有断过，其中有几次高潮：第一次就是从20世纪初到“一战”的进步主义运动。这个时期，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立面，社会科学界的新理论、新闻和文学界的暴露文学、小生产者和底层老百姓的呼声以及政治活动家的政策主张，共同形成了当时“平民运动”和“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些集团的利益和目标很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揭露各种黑暗内幕。它们汇集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对当时正趋于腐化的美国政治起了遏制作用，也是老罗斯福一系列改良政策的舆论基础。如果没有20世纪初的政治净化斗争和吏制革新，小罗斯福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一改革阻力很大，但是批评者的论据主要是政府干预违背自由竞争的原则、影响效率等，并没有以政府官员可以从中作弊为理由。受“新政”保护的弱势集团拥护政府干预，基本上表现出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特别是小罗斯福时期所采取的在当时向联邦政府集中权力的“激进”措施，如果没有廉洁奉公的大批执法者，就会弊病百出，失去群众的信任，以失败告终。这种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
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批判的声音时有起伏，却从来没有被压制下去。一个证明是，不少批判美国国内外政策的激进言论，包括号称“修正学派”的左派著作以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著作，就是在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出版的，因为至少大学校园的主流还是自由主义。
对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向往的思潮，20世纪只出现过两次，时间都很短暂，而且也从未成为主流：一次是1929—1932年的“大危机”时期，那是工人运动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共成立以来相对而言影响最大的时候（1932年美共总书记威廉·福斯特竞选总统获得10.2万多票，但根据美国总统选举的间接选举法，此数不够获得任何一州的一个选举人），许多著名作家思想左倾。这一思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一方面为罗斯福的“新政”所化解，一方面因斯大林1933年开始的大规模清党和对知识分子的镇压而幻灭。另一次是60年代越战时期，当时美国经济相对繁荣，福利制度也相当发达，批判的动力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一运动以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为中心对美国内外政策发动全面批判，其中激进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发生根本怀疑，这是对冷战的逆反，和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清算，还有对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厌倦。同时也有当时世界潮流的因素，特别是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和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过结果还是以政府对内加强福利政策、认真采取反种族歧视措施，对外撤出越南、开始改变对华政策而退潮。许多批判健将逐步汇入主流，各自找到位置，他们大多数人还保持左派自由主义的观点，继续为社会平等呼吁，不过不那么激进；少数人幻灭后走向另一极端，汇入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或称“新右派”；其余一批人未能进入中上层社会，处于边缘地位，也许有人有受排挤感，但是也并非走投无路。
社会主义思潮——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气候。在西方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国会中没有类似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代表的国家。其原因在第二章中有详细的论述。除了美国学者已经多方论述的原因外，笔者提出了一些补充解释：美国的发展与欧洲有一个时间差，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矛盾已经难以为继时出现的，所以很快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此时美国还有很大的缓和余地。到20世纪初，美国矛盾尖锐化时，政府和慈善团体的各种改良措施已相继出台，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却足以将矛盾缓和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国的权势集团，包括政府和企业主，对于防止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确实做了自觉的努力。他们不能像专制制度那样通过压制言论自由的方式加以遏制，只有加紧改良措施，以消解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革命存在的理由。可以说，美国的资产阶级十分“明智”（也可以批判为十分“狡猾”）。这是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权势集团积极改良的动力之一，并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再者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的一些做法产生了消极影响。共产主义理论比之于任何改良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都更有吸引力，其存在价值在于其彻底性。就是说，资本主义采取的种种改良措施只能缓和矛盾而不能消灭社会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推翻旧制度，掌握了政权，才能缔造一个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不言而喻，在这个社会中，人民应该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确实在全世界，包括美国的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这样的吸引力，而使资产阶级怀有恐惧心理，这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恐赤潮”之由来。苏联革命初期的经济困难和生活困苦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情况，使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为不满的人转而向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
到90年代初，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风云突变，美国沾沾自喜，“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认为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西方制度的普适性，再不会有挑战。但是过了几年，世界的发展似乎并不完全如他们所想象，再回顾美国国内，尽管作为国家富甲天下，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所批判的种种城市罪恶有增无减，科技高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引起根本怀疑……于是批判之风又起。在学术界，承欧洲后现代主义之余沫，兴起了对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实际是美国思想界的常规，每隔一段时期就对自身进行一次审视，也是对前一段过于自信、以为历史已经终结的逆反。这种思潮也反映了对后工业化社会的厌倦、对整个科学发展的怀疑，与60年代的激进派有类似之处。不同的是，后者当时寄希望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反帝运动，并且有积极的行动，而20世纪末的新左派思潮则始终局限于学院内，在学术界也处于边缘，一则是语言晦涩，很难有广泛的读者，二则是只“解构”已有的秩序，不提出积极的主张，这是与20世纪前几次的思想批判最大的不同，因此影响和意义要小得多。
以上所说的是对于不公正、不平等的批判，既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的情绪和要求，又反映了知识分子理想主义对正义和公平的向往。另外一种是来自权势集团内部的批判，表现了一种忧心。例如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的“导弹距离”之说，引发了对美国教育的尖锐批评，导致教育改革；80年代对日本经济强势的夸大和“美国衰落论”，导致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深入研究和改造；还有担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控制地位的“美国四分五裂论”等，都属于这一类。每一次总统竞选中两党以及竞选双方的互相揭短、攻击，除去涉及个人的之外，多数都是对政治和社会弊病的审查，其指出问题之切中要害和批判之尖锐，不亚于来自基层愤愤不平的群众的批评。尽管有些问题在野者执政后照样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定期的公开批判至少可以起到敲警钟的作用，并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传统，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却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使之一次次度过危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在不断摇晃中避免了剧烈震荡。
瑞典著名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在二三十年代访美，对美国人的公开自我揭短印象深刻。使他惊奇的还有，不少萍水相逢的美国人经常会对他这个外国人信任地问道：“你看我们国家问题在哪里？”他把这归于基督教对罪行的忏悔心理。他写道：
美国人强烈地、诚心诚意地“反对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绝不稍怠。他审视自己的错误，把它记录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4]
不论是出于基督教的悔罪传统，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公众认知权的原则，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和通过公开讨论解决问题的信心是美国改良机制的灵魂，也是美国的活力所在。反过来，也可以设想，在这样锲而不舍的大声疾呼、“家丑外扬”的制度下，仍然腐败丑闻不断，如果加以遮掩，压制批判，其后果将会如何。
六 最大的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
80年代中期，以保尔·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为契机，“美国衰落论”曾在美国和中国风行一时，当然都有相当的事实和数字依据。但是笔者一直不以为然，认为美国的潜力远未发挥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优势。后来，笔者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绪论”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过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5]
现在看来这段话已为近年来的事实成倍地证明，但它还没有揭示美国吸引人才的内在根源。那时“知识经济”这一新名词尚未流行，但是大家都已意识到，在今后的发展中，知识或智力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这是肯定的。前几年，“后工业化社会”一词用得较多，但是不明确这“后”面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称呼，那就是“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国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优势之最就是人才。这里有作为移民国家的先天因素，也有教育文化的后天因素。不仅是高级人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普遍的人口素质，也就是“国民性”。
美国在“人”的因素上得天独厚的优势，源于其移民国家的特点。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6]的人口构成如此复杂，没有哪一方土地是这样的“万国殖民地”，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几百年来总能博采各民族之精华为己所用，而且这一情况还在继续。当然这一特点也正在造成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点在第八章中有所分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成”远超过“败”。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迁徙，今天许多国家的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也来自其他地方，但是美国情况不同：1）美国的移民是陆续形成，一批一批来的，不是一次涌来；2）最早到美国的移民来自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带来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观念；3）从《五月花公约》到《独立宣言》的100多年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核心价值观，成为以后无论来自何方的移民的认同的中心，产生独特的凝聚力。最后一点尤其重要，而且证明有很强的黏附力，否则美利坚民族就无法诞生和延续。
事实上，直到现在，美国的主要人口构成中，欧洲后裔还是占压倒性多数（关于欧洲不同的族裔，此处不细说）。至少直到“二战”之前，美国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吸取精华，包括思想、人才、科学发明，等等。许多新理论和新发明首创于欧洲而最后完成和实践在美国。有一则流传的故事：凯恩斯提出他的学说后，跑到美国去说服罗斯福予以实施，他说英国有颗大脑袋，而美国有个大身体，把英国的脑袋移植到美国的身体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论凯恩斯本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讲这个故事的一定是英国人，反映了一种优越感和没落感混杂的心理，但是也很形象地描绘了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也就是力不从心的欧洲的精华移植到美国获得了新生。
但是，源于欧洲的理论在美国获得了新生不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物质力量。如美国著名企业家朱克曼指出的，造成美国经济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独一无二的“美记”企业管理资本主义。它本身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更新机制和灵活的转型与适应能力。由于幅员辽阔、市场巨大和人口复杂的需要，美国发展出了特有的企业精神，善于经营管理的传统，相信科学技术，以数字、法律、合同为基础，而不是以人际关系和习俗为基础。美国的企业除了得天独厚能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之外，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舍得在培训人才上花本钱。与欧洲相比，美国绝大多数优秀人才在私人企业中，其成功者受到社会的鼓励和尊重。19世纪末“新边疆”结束后，整个大陆由纵横交错的铁路连成一片，州际的关税壁垒被取消，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逐渐形成，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劲动力，新发明层出不穷，而且迅速普及，代替了地理上的新边疆。今天，美国的“新边疆”是全球经济，美国在其中仍然处于优越地位。美国的企业精神和个人独创性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比工业化时代更能发挥优势。所以19世纪出现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能够把握世界的巨头，20世纪比尔·盖茨、泰德·特纳、拉里·埃里森等领导世界新潮流的新巨头也出现在美国就不是偶然的了。[7]
一般说来，在民族融合中，总是处于先进发展阶段的民族同化后进的民族，中国盛唐时期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号称“大熔炉”，不论原属于何种民族的移民到了这里，就成了新的“美国人”的一部分。他们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但是认同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毋庸讳言，这样形成的美国人，其主流是欧洲裔的白人，也就是所谓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所有后来的移民都有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向先来的主流欧洲白人同化的过程。这一做法基本上是自觉自愿的。“大熔炉”之说就是一名俄国犹太移民于1908年创作的一个剧本的台词。1918年纽约7万新移民大游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移民热切地表示认同美国。美国的活力和凝聚力在那时达到高潮。“二战”以后，情况就逐渐复杂起来，有人提出“马赛克”或“大拼盘”之说取代“大熔炉”的形象，说明种族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即使是拼盘，WASP仍然是占据中心的一大块，其他大大小小的族裔则处于层层边缘。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多久，或者是否应该继续下去，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是以种族主义起家的，“白人至上”的思想统治了几个世纪。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原住民印第安人赶尽杀绝，然后又从非洲贩来黑人做奴隶。各式各样的后来移民，从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等白人到亚洲的有色人种，先后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歧视，在“熔化”之前都当过二等、三等公民。先来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移民法上做文章，以决定接纳还是排斥。在这个信奉自由、民主的国家，对种族平等的观念却接受得很晚，过程曲折而痛苦。这一观念真正进入主流思想是在60年代的激进运动之后。但是直到现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仍然时隐时现。与此同时，少数族群的觉悟也迅速提高。正因为过去受歧视，而且现在各方面的残余影响依然存在，这种觉悟和代表族群的要求就更为强烈，主要表现在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这与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急于认同主流文化的心态大不相同。这不仅是少数族群的要求，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持这种观点。第七章提到的关于“确保行动”之争和第八章提到的90年代围绕历史教科书的大辩论，都反映了在种族问题上两种思想之争：前者关系到如何弥补历史遗留的种族不平等；后者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刻——美国的历史是否应该从根本上改写，不再承认白人基督教文明的主流地位。如何诠释历史关系到如何塑造未来，也就关系到美国是否还能继续在多元化中维持其原来的主流文化。笔者以为，在短期内，美国的多元文化远不足以威胁主流文化的地位，而且移民“美国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但是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美国的种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而且要深刻得多。社会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而肤色是不可改变的。种族与阶级有时相重叠，例如多数下层劳动者为黑人和拉美移民，但种族歧视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在黑人斗争的历史上，受过良好教育、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的照样受歧视。今天，亚裔人尽管已成为美国公民，甚至是生于美国的第二代，职业和经济地位都属于高等社会，但仍然不免被另眼看待。最典型的例子是滑冰选手关颖珊，她明明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人，但当她在全国冠军赛中败于一名白人美国选手时，美国几大传媒都欢呼美国选手击败了中国人。1999年以莫须有的所谓泄露核机密罪名遭到迫害的李文和事件固然与外交有关，从深层次看，也是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的主流人种之外，生存能力较强、对美国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族裔：一是犹太人，一是华人。犹太人过去曾受歧视，现在已经完全汇入主流，不再有区别；穷苦的拉美移民是照顾对象，但是其中的白人一旦进入高等社会，就不再被区分出来。而华人却似乎仍是黑白人种以外的“外来者”。究其原因，一是肤色，二是文化，三是受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论单个的华裔美国人自己的观点如何，总体上看，其在美国的“特殊”处境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吸取各民族之精华，构成它最大的优势之一，而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又是美国最大的社会难题之一。
七 美国与世界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依靠渐进的改良不断缓解矛盾、克服危机向前发展。但是矛盾远没有解决，例如贫富悬殊、种族歧视、严重的道德堕落和犯罪问题等，都显而易见。原来的优越条件也有异化的危险，例如，健康的社会批判的传统会不会削弱？“美国精神”会不会也在变质？如丹尼尔·贝尔对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做的补充：“贪婪攫取性”这一面占上风，“宗教的冲动”为“经济的冲动”所淹没，结果道德自律和创造精神两败俱伤……总之，今后美国的发展仍取决于在20世纪起作用的优势能否继续克服异化而保持其生命力。
在今天各国相互依赖日深的世界上，一个大国的兴衰的影响绝不会限于其国土之内，美国就更不必说。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担心的还不是美国如果衰落会带来什么影响，而是一个唯一的、在各方面遥遥领先的、超强的美国对世界是祸是福。也就是说，美国如何运用它的力量，奉行什么样的哲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有利害关系。百年来，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带动了全球的进步，美国以雄厚的实力对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又直接帮助或间接促进了一批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哪个国家善于学习，美国从治国到企业管理到解决社会问题到文化教育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今天，在有关全人类福祉的问题上，如环境保护、自然灾害控制、公共健康，以及反毒品、反国际恐怖主义等斗争中，美国还能发挥带头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不折不扣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论以什么“主义”的名义，“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还是“地缘政治”为主，实际上，美国一直都在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而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直到今天，全球都被当作它的战略势力范围。
“二战”结束后，有40年是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在这期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美国在“顺我者昌”和“逆我者亡”两方面都尽情发挥。根据前者，一批国家受其帮助和扶植得以发展，这是与其争霸的苏联所做不到的；根据后者，它对另一批国家则从封锁、包围到颠覆到武装干涉无所不为，不过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们曾一度以为美国注意力将“内向”，更多关心国内事务；然而事实正相反，所谓“内向”，只不过是短期的重新审时度势、调整部署。冷战后，美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核心是防止其他任何国家挑战它独一无二的地位，整个地球是它在上面进行部署的大棋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它使“顺我者昌”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国际关系大大复杂化，要定出全国一致认同的欲其“昌”的对象也不容易，但是对于“逆我者”欲其“亡”的意志却不稍减，而且少了冷战时的约束，更加肆无忌惮。
一般的传统观念认为，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对外侵略与对内压迫有必然的联系。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都是如此。美国却不然。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对内不能实行压迫，所以才有渐进的妥协、改良，才有今天的昌盛。相对来说，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是比较充分的。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双方不论如何互相攻击、无所不用其极，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民主程序和规则，最后失败者就认输，犯规者就出局。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不得不下台，就是因为违反了基本规则。但是在国际社会中，美国却不把自己看成平等的一员，而是超然于一切国家一切规则之上。自威尔逊开始，美国就意图以制定国际规则来“领导”世界，至小罗斯福领导创立联合国而获得成功。公平地说，没有美国的倡导和主事，“二战”后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很难实现。但是今天，美国认为联合国已不那么得心应手，一旦其他成员国的发言权阻碍了自己的意图得到贯彻，就想方设法绕过它。总之，美国的意志必须贯彻，这是前提，国际规则以及其他种种法律的和道义的准则必须服从这一前提。美国的民主制度决定了决策者必须重视本国人的生命和福利，这对于对外用兵是一个制约因素。例如“二战”最后阶段，西方和苏联争夺战后地盘之势已成，美军原可以先进入柏林，但是因估计人员牺牲太大，而把这一攻坚任务留给了苏联红军，宁愿遗留下一个困扰几十年的“柏林问题”。战后，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总是宁愿出钱出枪让别国出人打仗。如果由美国派出地面部队，如朝鲜、越南战争，则不可能做持久战，因为美国青年牺牲到一定程度，国内人民和舆论就要反对。现在武器日益先进，在不必派出地面部队的情况下对别国进行袭击，则顾忌较少。美国拥有世界最大最先进的武器库、最雄厚的经济实力，却常指认别国对自己构成“威胁”，这“威胁”究竟何所指？归根结底，是对左右世事的霸权（或如美国自称的“领导权”）的挑战。美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必须保持大距离的领先地位。形象地说，在长跑竞赛中，美国不但长期习惯于跑在第一，而且与第二名的距离一直保持在1000米，若感觉到这距离有可能缩短到800米（还只是有可能），美国就感到威胁。这种心态使美国能对自身不断兴利除弊，奋发图强，不因富强而懈怠，但是对待别国无法平等。在国际社会，美国以最高裁判者自居，给其他国家的表现评等级以决定奖惩，最坏的是“无赖国家”（如伊拉克、南联盟），可以武力打击，甚至对别国内部不同的派别做出评判，决定扶植或反对，而自认为可以不受评判和制约。但是美国往往低估民族主义的意志和力量，在这方面屡犯错误。实际上，发展上的领先并不与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成正比，这是战后多次为事实所证明的。
在第九章中，笔者创造了“隐性霸权”的提法。这是指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以它在科技和生产方式上的不断创新“领导”了世界潮流，使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它的影响，跟着它跑。不知不觉间，在器用、话语、生活方式，乃至品位、习俗方面，都向“美国化”发展。今天所谓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其源头还是在美国。美国根据自身的规律和需要实现某种发展进程，而这种进程必然辐射到全世界，不论它是否符合其他国家自身发展的阶段和模式，它们都只有紧追，否则就被淘汰。这是另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种客观现象。如何掌握，更多是他国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了。
“9·11”事件之后，美国是否又发生了一次转折？第十章专门对此做了分析和论述。总的说来，小布什政府内外政策沿着“新保守主义”的极端思想走得相当远，国家安全开始腐蚀国内民主。另一方面，美国的批判精神、社会精英对保卫宪法的自觉性和法治的力量依然存在。对外，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遇到严重挫折，深陷伊拉克泥沼不能自拔，现实迫使它必须收敛，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如某些美国人所担心的那样回到“孤立主义”，连像尼克松那样收缩战线都难；对内，社会矛盾再次尖锐化，美国制度的痼疾造成的负面现象正在加剧，似乎又需要一次类似“进步主义”的改革运动以兴利除弊。但是形势今非昔比，很难形成促成20世纪几次改革高潮那样的强大力量。美国国内预言美国衰落、危机乃至崩溃的种种议论再次兴起。这些议论都有一定根据，但往往片面夸大，表现出“爱之深而虑之远”。这种忧患意识及其尽情表达正是美国的希望所在。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事态尚不足以修改本书的基本论点。美国是否会发生重大转折，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对外人来说，不论美国过于强大，还是突然衰退，都非世界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