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筑形态的选择

19世纪初，拿破仑横扫了包含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在德国人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和强烈的自卑感。但是，时光流逝，风水倒转，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使德国（普鲁士）人获得了重新崛起的转机：德国不仅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而且也一扫自卑阴霾，重新找回了自信，甚至唱起了“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国歌）国歌。

20多年之后，在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指引之下，德国人就是以这种欧洲霸主的身份，带着优越的征服者和殖民者心态，占据并控制胶州湾的。德国人强占青岛，确实演绎了一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悲情故事。要说清楚这个悲情故事所包含的数不清的屈辱和我们对这座城市道不明的艳羡之间的复杂关系，既非易事，也非本文主旨所在，姑且按下不表。

虽然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德国就不得不将青岛的控制权转给日本，但是，德国人进入青岛之初，是有着非常长远的目标和非常大的野心的，其意不只是在青岛一地，还想借助于青岛这个深水港，将包括淄博在内的矿藏掠夺回国，并逐步扩展其在中国的殖民地版图——至少能够在李希霍芬所绘制的山东及胶州湾地图上挖出更大的一块。因此，德国人进入青岛，无论在外交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不仅占据着绝对的心理优势，而且采取的是一种主动的进攻姿态。

另一方面，当时的青岛虽然有令人妒羡的深水港，周边还有丰富的矿藏，但是这个港口本身还只是一块没有开化的小渔村，既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可观的建筑，到处荒草丛生，满眼穷困萧索。这种情形，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更增加了德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的自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搞建筑，本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像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那样，选择中国古典建筑样式，一是像许多外国建筑师在一些开埠的口岸城市所做的那样，直接选用西洋建筑形式。

但是，在青岛，不仅是德国人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德国建筑风格为主导的欧洲建筑样式，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中国人自己的住宅和会馆，也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西洋建筑样式，比如华人区山东街、两湖会馆，就是其中的典型。

华人区山东街的建筑建于1901年之前德国人进入青岛之初，这个时候采用富有异国情调的西洋样式，可以理解。位于大学路54号的两湖会馆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个时候，德国人撤离青岛已经过了17年。如果说这个时候，统治青岛的日笔者对中国人选择何种建筑类型可能会产生某种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德国人在这个方面就完全是无能为力了。这就说明，德国建筑风格，在当时的青岛人心目中，甚至外省人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典范，人们在心理上已经对它产生了一种认同。正因为此，当湖北人沈鸿烈在1931年出任青岛市长以后，就特别为湖南、湖北两省的同乡人士修建了这样一座洋会馆。

连中国人都对德国建筑风格如此热衷，德国人自不必说。本来他们就带有欧洲白人的心理优势，又带着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傲慢，再加之青岛尚未有像南京和北京那样的令德国人心悦诚服的富丽堂皇的中国式古建筑，因此，德国人其实没有选择，只能选择西洋建筑形式。至少在它们进入青岛之初这个时间段，只能如此。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略，就是外国人进入他国，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产生难以抑制的怀乡之情，从心理学上讲，如果自己每天活动和生活的环境更接近自己熟悉的家，就会大大缓解思乡的痛楚。更何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真正在青岛的德国人不到青岛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如此少的德国人，如果再让自己住进中国式样的房子，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就有可能大大加重了。因此，德国人在建筑形态的选择上，除了文化的原因之外，也是有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考量的（据说德国总督屈珀尔本来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德式建筑来“营造一个可让德国人想起故乡的场景”，因此，德式建筑风格的选择，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德国官方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