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作为一个“缺乏幽灵困扰”[1]的国家，加拿大在文学想象力方面似乎有所欠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加拿大文学曾一度被视为一个缺失的概念，彼时许多加拿大人在谈到文学时，要么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宗主国英国，要么艳羡北纬49度边境线以南的美国。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著名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throp Frye）敏锐地观察到，自己所解码的深植于加拿大人意识深处的“边哨心态”（garrison mentality）正在悄然瓦解，他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了“全球化”的萌芽以及加拿大文学的嬗变。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史》（1965年首版）的结束语”中写道：

至少在过去的10年中，出现什么后美国文学、后英国作品，除了世界本身不能添上个“后”字外，什么东西都带上个“后”了，我国的作家当然也在后加拿大文学的天地中从事创作。在飞机和电视的时代中，不再存在边远的省份，它们与所谓的文化中心也不再相隔开多少距离。人们的敏感不再取决于某个特定环境，甚至也不有赖于对经历的感受。[2]

时间走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脚步越来越近。作为一个有着多重意思的词语，“全球化”成了一种“主要术语，用来命名、阐释以及指导当代的社会和技术改变”[3]。“全球化”缩小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还有文学与文学之间的差距。加拿大文学趁着全球化的东风，借助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特色，开始走出边缘角色。大批作家涌现了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女性作家，她们锋芒毕露，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艾丽莎·范·赫克（Aritha van Herk）到安妮·麦珂尔斯（Anne Michaels）等，其崛起之势可谓锐不可当。这些女作家文风多变，或张扬或内敛，要么以厚重的文笔刻画现代文明侵袭下的大都市里的人生百态，要么以小桥流水般的平淡笔触描写家长里短。她们书写女性的故事，书写人性的复杂，书写自然与环境，书写全球化时代欲望与伦理的交锋。

加拿大文学的历史虽然不长，却有着关注自然环境的悠久传统，加拿大联邦诗人的自然诗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以及人对待自然的理性态度。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曾在其评论中指出，长久以来统治着加拿大文学的两个话题是“身份及人与自然的关系”[4]，可见自然和生态主题在加拿大文学中的重要性。全球化时代的加拿大文学延续了对“人与自然”的探讨，作家们用诗歌、小说和文集等多种形式来表达保护环境的愿望，同那些利用全球化的幌子掠夺他国文化和他国资源的行径做斗争，并借此告诫我们，人类对自己居住的星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我们才能摆脱危机的困扰，从脚下的土地获得源源不断的快乐。

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轨迹中，“多元文化主义”法令的实施（1988年）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多元文化主义对重新阐述加拿大的身份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原先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作家激增，作品中种族和民族等与身份有关的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加拿大文学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这些变化一方面表明加拿大文化实现了一个较大的转向（对族裔写作政策更加宽松），另一方面意味着民族身份和加拿大文学构成等老问题正在经历重新定位，在文明多样性的全球化版图中呈现出新的特征。

本书通过女性、生态和族裔三个层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加拿大文学进行探讨。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书写的分析。该部分首先概述了当代英语女作家的崛起之路，从加拿大当代女作家发展的四个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80年代、90年代及2000年至今）入手，主要通过小说这种文体来探讨她们在后殖民语境下所关注的问题，思索女性在后殖民社会中的生存环境。接着，该部分聚焦于加拿大两位重量级英语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艾丽丝·门罗，分别对她们作品中的“百衲被”意象和阶级意识进行讨论。阿特伍德利用“百衲被”这个重要的隐喻和意象探讨了女性应该如何创建属于“自己的语言”，指出了女性只有抛弃男性叙事霸权，才有可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建立女性之间的同盟。门罗钟情于描写生活在底层的女性，不少作品刻画了“灰姑娘”、“乞丐女”和“帮佣女”形象，展现其最熟悉的中下阶层群体的生活状况，真实地体现了她的阶级观。该部分还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帐篷》、《珀涅罗珀记》、《石床垫》、《最后死亡的是心脏》、《女巫的子孙》、《洛克堡的风景》和《太多快乐》展开分析，从“互文性与对话”、“女性主题”、“神话重述”、“家族史”等视角来探讨两性之间的伦理困境。而该部分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总结性的问题：“何处是归宿”——敦促我们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性别议题。

第二部分着眼于人类世语境下的生态文本与动物书写。2016年8月底，在南非开普敦召开了第35届国际地质大会，地质专家依据核弹实验放射物在岩石和沉积物中留下的印迹，将1950年定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肇端。这一术语的提出和应用意味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已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对人类与地球以及文化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反思刻不容缓。这部分首先奏响了生态危机下的“四重唱”，介绍了唐·麦凯（Don McKay）、迪·勃兰特（Di Brandt）、唐·多曼斯基（Don Domanski）和迪翁·布兰德（Dionne Brand）这四位当代加拿大著名生态诗人。他们凭借敏锐的触觉，用独特的声音为世人敲响了生态环境危机的警钟。紧接着，该部分一一分析了《偿还：债务与财富的阴暗面》、《一个拓荒者的渐趋疯狂》、《洪疫之年》、《疯癫亚当》和《最后死亡的是心脏》中的生态思想，批判现代社会崇尚技术、压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该部分还总体阐述了加拿大文学中的动物伦理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并针对艾丽丝·门罗的南安大略哥特式小说、《羚羊与秧鸡》中的全球化危机以及《与狼共度》中的动物权利和环境保护进行探讨，指出动物和女性一样，是人类世语境下的弱势群体，是需要关怀的对象。

本书第三部分主要关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民族叙事和族裔书写。全球化时代（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的加拿大文学继续探讨人口多样化带来的社会多元化和文化差异等问题，“这些作品直面法语与英语，北方与南方，土著、殖民者与移民文化，国家与个人，不同种族、性别和阶层之间的冲突与融合”[5]。该部分首先展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植根故土，情牵世界”的民族情怀，接着通过《荒野小站》中的民族国家叙事、《冬日墓穴》中的家园意识、《苏库扬》中的加勒比流散、《龟背》中的环境种族主义以及《放血与神奇治愈》获得吉勒奖之后引起的争议，引出“多元文化主义何去何从”的话题。从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主流作家关注的面变得更加宽广；原住民文学更为重视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问题；移民作家利用其文化背景和体现其经历的叙事范式，为文学传统做出了贡献。

此处需要声明的是，本书的所有章节均来自笔者发表过的论文，笔者在每一章的引文部分做了说明，注明了原论文名、论文发表的期刊名、时间以及页码范围。通过对这些论文的整理，笔者似乎看到了自己在学术之路上的修炼与坚持。有些早年发表的论文隐隐透出稚嫩的文笔，在此敬请各位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