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吉檀迦利》在华出版传播景观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20]……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笔端的此类诗句，早已为国人所熟知。1913年，52岁的泰戈尔凭借《吉檀迦利》等创作，成为亚洲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在世界文坛一时风头无两，被冠以“印度的托尔斯泰”“亚洲第一诗人”“诗哲”等头衔。

泰戈尔主要用母语即孟加拉语创作，先后出版了60余本诗（歌）集，56部戏剧，百余篇（部）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政论、演讲作品。在绘画、音乐方面，泰戈尔同样造诣精深，印度国歌《人民的意志》和孟加拉国国歌《金色的孟加拉》均出自其手。百余年来，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等代表作在中国出版传播的历程，往往交织着追捧与骂杀、正解与误读，这些与时沉浮的境遇，正是现当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缩影。

一、《吉檀迦利》英文版的诞生

早在1910年，泰戈尔就出版了用孟加拉语创作的《吉檀迦利》，收作品157首，书名本意为“献歌”，这是一部“奉献给神的祭品”，主题和内容带有鲜明的“泛神论”色彩。1912年3月，泰戈尔准备从故乡加尔各答乘船启程赴欧旅行，不想动身前突然病倒了，只得暂时中断计划。休养期间，泰戈尔着手把《吉檀迦利》译成英文。对于此事缘起，泰戈尔在家书中提道：“微风吹拂着我的身心，从那里迸发出悦耳的音乐，然而我又没有力量和决心，坐下来写任何新的东西。因此，我捡起《吉檀迦利》的诗歌，一首首翻译，聊以自慰。”[21]

事实上，泰戈尔在养病的日子里仍笔耕不辍，新创作了许多诗歌，后来以《歌之花环》为题结集出版，其中17首被并入英文版《吉檀迦利》。英文版《吉檀迦利》与孟加拉语版虽然书名相同，但内容差异较大。泰戈尔英译时，对部分作品做了取舍、整合处理，原诗讲究格律，但转化为英语后成了散文诗。英文版《吉檀迦利》共收录103首诗歌，除了53首选自孟加拉语版外，其余散见于《歌之花环》《儿童集》《怀念集》《幻想集》等9部作品。

泰戈尔早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这一次旅欧之行，主要拜会英国画家兼作家威廉·罗森斯坦。威廉·罗森斯坦曾到印度写生，一度寓居于泰戈尔家里，并为泰戈尔画过像，对其小说和诗歌击节称赏。泰戈尔刚抵达伦敦，便把英文版《吉檀迦利》完整译稿转交给了罗森斯坦。在罗森斯坦看来，这些是神秘主义高水平的伟大诗作，将作品寄给了后来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读着它们时，我不得不经常阖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脸，以免不相识的人看见我是如何激动。”[22]叶芝赞誉泰戈尔的诗“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如同沃土中长出的灯芯草”[23]。

罗森斯坦趁热打铁，通过举办宴会、诗歌朗诵等形式，将泰戈尔及其作品推荐给了庞德、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罗素等欧美名流。《泰晤士报》《威斯敏斯特报》等媒体做跟进报道，选刊了诗人的部分作品，大多给予好评。在泰戈尔面前，庞德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蛮人，他给美国芝加哥《诗歌》杂志的编辑写信推荐摘发《吉檀迦利》，预言它们将成为这个冬天的轰动之作。1912年7月，英国印度协会自费印刷了750册《吉檀迦利》。同年10月，在罗森斯坦的建议和催促下，英国麦克米伦公司正式出版了由叶芝作序、润色的《吉檀迦利》，一年之内重印了10余版。

英国诗人斯塔杰·穆尔率先向瑞典学院提名泰戈尔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得到瑞典诗人海登斯坦等院士的支持。1913年11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泰戈尔以12比1的得票优势，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写道：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些诗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当年与泰戈尔一道被提名的文学家中，包括英国小说家哈代、西班牙小说家佩雷斯·加尔多斯，均为一时之选，足见竞争的激烈。

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泰戈尔声名鹊起，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诗人后因抗议英国当局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打压而舍弃此荣誉），《吉檀迦利》也被译成瑞典语、丹麦语、荷兰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种文本，获得了广泛传播。法国女诗人戴·莫埃勒斯伯爵夫人曾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一起读法文本《吉檀迦利》（安德烈·纪德译本），以期获得安慰和力量。在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夫妇积数十年之功，先后翻译了泰戈尔《新月集》《吉檀迦利》等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希梅内斯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二、冰心、许地山、郑振铎结缘泰戈尔诗歌

1913年10月，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不久，商务印书馆旗下《东方杂志》刊载了翻译家钱智修的《台莪尔氏之人生观》一文，并配发了一张诗人的侧面头像照，这是国内报刊较早涉及泰戈尔的图文报道。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上刊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4首作品，题为《赞歌》，同时对泰戈尔做了简介，称其为“提倡东洋之精深文明者也，曾受诺贝尔和平奖（应为文学奖，笔者注），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文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24]。陈独秀的译文古意十足，如“其一”（对应英文版《吉檀迦利》第一首）有云：“我生无终极，造化乐其功。微躯历代谢，生理资无穷。越来千山谷，短笛鸣和雍。和雍挹汝美，日新以永终……”[25]相比于陈独秀译作的雄迈，冰心对《吉檀迦利》的翻译更显婉柔：“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26]

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中，冰心回顾了1919年在“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无意中读完泰戈尔传略和诗文后“梵我合一”的观感：“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27]冰心信奉“爱的哲学”，她的“小诗”集《繁星》《春水》情感充沛，兼具哲理，明显带有泰戈尔散文诗的印记，诸如耳熟能详的诗句：“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诗人舒婷早年下乡插队时，为了探索诗歌创作，曾拼命抄诗，“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预言》，在我的笔记里，除了拜伦、密茨凯维支、济慈的作品，也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28]。

“五四”前后，刘半农、王独清、赵景深等人分别选译过《吉檀迦利》，只是均没有全译本结集行世。现代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在其诗集《微雨》中，收录了部分《吉檀迦利》译稿。郭沫若留学日本时，从《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中编选了《太戈尔诗选》，寄回国内拟作稻粱谋，赚点稿酬改善留学生活，结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不感兴趣，郭沫若为此大发感慨，认为自己与泰戈尔分属不同的世界：“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29]另据郑振铎回忆，深谙佛学的许地山早年有心翻译《吉檀迦利》：“有一天，他把他所译的《吉檀迦利》的几首诗给我看，都是用古文译的。我说：‘译得很好，但似乎太古奥了。’他说：‘这一类的诗，应该用这个古奥的文体译。至于《新月集》，却又须用新妍流露的文字翻译。我想译《吉檀迦利》，你为何不译《新月集》呢？’于是我与他约，我们同时动手译这两部书。此后二年中，他的《吉檀迦利》固未译成，我的《新月集》也时译时辍。”[30]许地山虽然没有出版《吉檀迦利》译稿，但他后来翻译了泰戈尔《主人，把我的琵琶拿去吧》《加尔各答途中》等散文、小说，并专程前往加尔各答的小镇圣蒂尼克坦（意为“和平之乡”）拜访诗人，受赠照片和白瓷象留作纪念。1921年，泰戈尔从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中拿出1万英镑，在该镇发起创办“国际大学”，力促东西方文化交流，其后又推动在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来自浙江萧山的魏风江成为“国际大学”的首位留学生，他也是亲灸泰戈尔的唯一一位中国留学生。郑振铎则翻译出版了《飞鸟集》《新月集》，写了《太戈尔传》，还组织成立“泰戈尔研究会”，对诗人的译介和推广情有独钟。

三、泰戈尔访华风波及其作品翻译出版热

1923年，梁启超、蔡元培、蒋百里等人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访华，原定当年10月成行。泰戈尔拟访华的消息传出后，《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中国青年》等报刊纷纷出版“专号”“特号”，报道诗人的生平、思想，选刊《吉檀迦利》等作品，但《中国青年》多为批评之声。郑振铎在《小说月报》发表《欢迎太戈尔》一文，表示“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31]。陈独秀却认为当前中国更迫切需要翻译国外自然、社会科学的书籍，而非纯艺术的文学作品，“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谷尔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32]因泰戈尔得了“骨痛热病”，直到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六人才乘坐轮船抵达上海。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泰戈尔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33]由此直至5月30日，泰戈尔访华团开始了近50天的中国之旅，徐志摩担任翻译，全程陪同。徐志摩等创办“新月社”，社名即源自泰戈尔的《新月集》。受《新月集》影响，话剧家张彭春也给女儿起名“新月”。

出版界对泰戈尔的到来反应迅速，商务印书馆连续在《申报》刊登图书广告，宣称《新月集》《飞鸟集》《泰戈尔戏曲集》等译作，都是我们亟应阅读的。泰东书局、民智书局在报上刊发各自的图书广告，招徕读者，加上其他报刊报道，一股“泰戈尔热”风潮在文化界涌现。4月18日，中华各界欢迎泰戈尔访华大会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大厅举行，1100多张入场券不到20分钟就被“索取净尽”。后来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致欢迎辞时，称赞泰戈尔既是举世知名的诗人，又是教育家和哲学家，身体力行倡导和平，精神令人感佩。

泰戈尔随即造访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城市，与胡适、梁漱溟、溥仪、辜鸿铭、齐如山、阎锡山等人士多有交集。孙中山发电报邀泰戈尔赴广州一晤，终因诗人行程过满，未能如愿。在此期间，泰戈尔与中国名流俊彦演绎了诸多佳话。如5月7日，泰戈尔迎来63岁生日，梁启超赠给寿星“竺震旦”这个中文名，寄寓中印友好；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以及徐志摩等人同台献艺，上演了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轰动一时。在北京，梅兰芳邀请泰戈尔观看自己新排的神话剧《洛神》。泰戈尔则发思古之幽情，即兴赋诗题赠。

访华期间，泰戈尔在各类欢迎宴会上以及清华大学等学府发表了多场演讲，主题涉及《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东方文明之发扬》《人类第三期之世界》《你们要远离物质主义的毒害》《佛教与东方文化》，等等。在徐志摩看来，泰戈尔“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34]。

但对于泰戈尔之前的创作以及他访华时的言论，也有论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闻一多在《泰果尔批评》一文中认为“哲理本不宜入诗”，《飞鸟集》无非一部格言语录，“便是那赢得诺贝尔奖的《吉檀迦利》和那同样著名的《采果》，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诗人理智中的一些概念，还不曾通过情感的觉识。这里头确乎没有诗。谁能把这些哲言看懂了，他所得的不过是猜中了灯谜胜利的欢快，决非审美的愉快”[35]。茅盾发表了《对于台戈尔的希望》：“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惟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亦惟有如吴稚晖先生所说‘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36]泰戈尔在北京真光影院等地演讲时，有人到会场散发传单，宣称要送泰戈尔“回老家”。这些不和谐的遭遇令诗人有些心灰意冷，为此，他借“身体不适”取消了原定的部分演讲活动。周作人对部分人士的激进态度和做法有所忧虑，他在《问星处的预言》一文中写道：“决不只是衮衮诸公为然，便是青年也是如此。但看那种严厉地对付太戈耳的情形就可知道。倘若有实权在手，大约太翁不驱逐出境，《吉檀迦利》恐不免于没收禁止的罢。”[37]后来，泰戈尔应日本方面邀请东渡，徐志摩陪同。返回印度告别之际，泰戈尔颇为伤感地向友人表示，“我把心落在中国了”[38]。

四、从冰心全译本《吉檀迦利》到《泰戈尔作品集》

1929年3月，赴美国、日本讲学途中，泰戈尔借道上海，这一次他潜行隐迹，住在徐志摩、陆小曼夫妇家。泰戈尔短暂停留的三天中，只有徐志摩少数好友知道诗人再次访华，其中包括邵洵美、盛佩玉夫妇，他们一道用餐叙谈。6月返印途中，泰戈尔又下榻于徐志摩夫妇家，逗留两天启程。泰戈尔在美、日宣扬博爱、宽恕、和平等思想，碰了不少壁，诗人颇为愤慨。送别时，徐志摩对郁达夫感言：“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39]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战乱频仍，“抗日救亡”成为时代强音，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访华引发的译介、出版热潮逐渐冷却。作为和平主义倡导者，泰戈尔多次公开反对日本侵华的行径，坚信中国无法被征服，他托人给蒋介石带去亲笔信，赞许中国人民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是一部宏伟史诗。1941年8月7日，泰戈尔去世，蒋介石给其家属发了唁电：“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蒋介石此前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传记有所关注，如他曾在阅读了《列宁丛书》和《太戈尔传》后认为：“太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而列宁则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40]

这一时期，《吉檀迦利》的译介出版活动偶有出现。1946年，冰心在《妇女文化》上发表了《吉檀迦利》前30首译作。至1948年，福建永安正言出版社推出了施蛰存翻译的《吉檀耶利》。读中学时，施蛰存已读过泰戈尔的英文版《吉檀迦利》《园丁集》。施蛰存后来翻译了泰戈尔的诗集《爱人的礼物》，而他求学于杭州之江大学期间，时常带一册泰戈尔的诗集，一个人独自坐在钱塘江边沙滩上进行诵读或者默想。他也试图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但嫌自己试笔的译作诗味不足。等到郑振铎等人的译本出版后，他便立刻买来读，只是感觉仍不如读原文有韵味，部分直译比较晦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泰戈尔相关作品出版的历程与政治情势的变迁不无关联。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总体良好，泰戈尔被视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两国亲善的象征。1955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发行了署名“谢冰心译”的竖版繁体《吉檀迦利》，首印51000余册。冰心所译《吉檀迦利》，此后成了中国流传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版本，至今不衰。同年，印中友好协会第二届全国会议在加尔各答开幕，中国代表团把泰戈尔作品的中译本等礼物赠送给会议主办方。1956年，周恩来在印度国际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称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1961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印友好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八家团体组织成立了“中国纪念印度诗人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筹备委员会”，《人民日报》对此专门做了报道，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然而，随着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爆发，加上十年“文革”运动，泰戈尔作品的公开传播几乎陷入沉寂状态。

五、《吉檀迦利》出版复兴及其反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泰戈尔的作品陆续回归读者视野。单就《吉檀迦利》而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4年再版了由冰心翻译的版本。1986年，吴岩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吴岩实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前社长孙家晋的笔名，他利用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的间隙，完成了《吉檀迦利》的翻译工作，其中包括叶芝所写的序言。翻译界历来有“诗不可译”的论述，冰心、吴岩译本均根据英文版《吉檀迦利》翻译而成，初版本只有中文，没有附带英文。2006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推出了由白开元翻译的《吉檀迦利》。白开元早年被派驻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后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孟加拉语翻译工作达30余年。他翻译《吉檀迦利》时，参阅孟加拉语原作，对每首诗做了扼要分析，同时注明出处，并附有泰戈尔的英语译文，这对于读者考察《吉檀迦利》的缘起和流变颇有裨益。历史学家周策纵也曾翻译过泰戈尔的诗集《失群的鸟》和《茧》。

时下，《吉檀迦利》还有汤永宽、石真、李家真、林志豪等人的中译本面市，总计达数十种，且大多图文混排或中英双语对照。2013年，“译言古登堡计划”推出了由王十九翻译的《吉檀迦利》电子版。《吉檀迦利》中译本兴起的缘由，自然关乎泰戈尔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其创作颇具“心灵鸡汤”特质，容易给当代一些读者带来慰藉，或迎合他们追求真善美、表达文艺范的情愫；其内省哲思、宗教情怀、博爱观念，某种程度上也富含启迪意义；译者的个人兴趣品位以及出版方的社会、经济效益考量，则是外在触媒。

译本繁多，质量参差不齐，读者有时莫衷一是。对于少数粗制滥造或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之作，我们自当抵制。但有道是“诗无达诂”，不同的译者对作品的翻译和解读往往存在差异，译文与原作总会存在语义流失、异化现象，某一时期诞生的译本或多或少会留下时代社会风尚的痕迹，论者如果刻意对某些原创译本做出绝然肯定或否定的是非判断，陷于雅俗之争，既无必要，亦不合情理。毕竟，语言、审美标准、读者接受情境都处于变动之中，和而不同、多元共生未尝不可。2015年，冯唐所译《飞鸟集》因一些译文超乎部分读者的心理承受（如“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等语句），结果引发争议，出版方最终决定将该作品下架，可谓前车之鉴。为此，无论对于《吉檀迦利》还是其他类似诗歌译作而言，译者和出版方不妨采取集注形式，对一些容易产生歧义的字词句段，标注多家典范性译注，美美与共，供读者参照阅读，这或许是规避误读的有效方式之一。先贤“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论，正是笔者所馨香祈祝的。而在谈到哪些诗文适合舞台朗诵时，当代作家韩松落谈到了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英国诗人艾米莉·勃朗特的《忆》《歌》、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约会》，但他认为“最保险的还是泰戈尔，不管什么地方，上去念一段《吉檀迦利》，总不会错”[41]。

《吉檀迦利》中译本在华出版传播景观，与各类泰戈尔选集、文集乃至全集的出版相辅相成。20世纪90年代，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4卷本《泰戈尔文集》，该套丛书由《诗刊》副主编刘湛秋选编。随后，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由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安武领衔主编的24卷本《泰戈尔全集》，这一度是中国有关泰戈尔作品最完整的版本。2016年，在泰戈尔155周年诞辰之际，人民出版社发行了作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的《泰戈尔作品全集》。这套全集以印度国际大学编辑的公认权威版本《泰戈尔作品集》为底本，共18卷33册，总计达1600多万字，除泰戈尔自己改写的八部英文诗集外，全部从孟加拉原文直译。丛书主编董友忱以及翻译家白开元、石景武均为孟加拉语文学专家。这些已步入古稀之年或耄耋高龄的学者，会同其他中青年学人历时近7年，打造出集大成的泰戈尔作品中译本，堪称业界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