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问题小说与反战小说
知识精英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中都有“问题小说”之目。周作人对“问题小说”作界定前首先要读者分清“教训小说”与“问题小说”之不同：“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一个重申旧说，一个特创新例，大不相同。”[1]也就是说，问题小说是有异于封建陈规而需要探索的新道德，当然问题小说不一定要有答案，那种认为没有答案的问题小说就是作者局限性的表现之类的理论，是很错误的。一种新道德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或靠某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的。
知识精英文学的问题小说更多的是接受了易卜生的问题剧的影响。市民通俗文学提倡问题小说早于知识精英文学。它是1916年由恽铁樵与张舍我共同提出的，此后，张舍我就成了写这类小说的代表人物。他在自己的小说《博爱与利己》的“作者附识”中说：
问题小说（Problem Story），创自美国之小说家施笃唐氏（Prank Stockton），其小说《女欤虎欤》（The Lady or The Tiger）。【某君译之为《妒之研究》，见《小说月报》七卷。[2]恽铁樵先生尝悬赏征文以论其究竟，颇饶兴味。】氏以二千金售之《独立周刊》，披露后极为一般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所称许。而氏之名亦遂大噪。问题小说之作，原由于哲学上或社会上之一种重大问题。著者以为非一二人所能武断解决，亦非一二人之思想识力所可解决，故演之于小说，以求社会上之共同解决，意至善也。故今日欧美小说界中，从事于此种作品者渐多。首期之《父子欤夫妻欤》一篇为社会的，此篇则为哲理的。然粗率疏散，无当大雅，愿读者诸君有以教之。
市民通俗文学的问题小说也是受外国作家的影响，但它倒是要寻求答案的文学，但这答案是必然会引起讨论、研究，甚至引起辩论的，或者可以各执一词而莫衷一是的。这就符合了他们要求小说有趣味的宗旨，甚至在研究时得到一种论辩的娱乐。施笃唐的《女欤虎欤》是写某蛮族之王有一种特别的判决罪犯的方法。将罪犯置于大斗兽场中，场内有两扇绝然相同的门，一扇门内是一猛虎，另一门内是一美女。罪犯必须开启一门。如是猛虎，他就被吞噬，说明犯人罪有应得；如是美女，则说明他是受了冤屈，此美女就赏其为妻。蛮王的爱女乃掌上明珠，但她却爱上了宫中的一个仆役。蛮王盛怒中就将这个青年置于斗兽场中宣判。其爱女用巨贿得知哪个门是猛兽或美女，只要举手示意，仆役即可免死而得美女为妻，而这个美女又正好是公主的情敌。这就是译作《嫉之研究》的原因，那么公主会示意仆役开哪个门呢？“一生一死煞费苦心，总难两全，或死或生，无非一散。然则公主胸中欲其所欢施身于何方乎？想其辗转踌躇，魂梦缭绕，芳心一寸，回辘无穷。有时念及所欢，将饱虎腹……碧血四飞，丰肌立尽……时或想情人，启门而睹彼美……欢也既庆更生，又偿夙愿，轻怜缓惜，笑见新人……凡此诸端，萦回不已。”施笃唐再三描绘与假设公主的内心斗争之后说：“诸君于茶余酒后，试各审思而裁度之，美人欤，猛虎欤？”而《小说月报》编者恽铁樵在这篇小说的后面附言作悬赏征文：“欧美盛行辩论会，常分团体为两组，拟题互诘。……本题命意，取义于此。爱读诸君……对于本篇，定多隽论，倘录其往反辩驳之词见示，当择优刊录，以公同好。”这是读者们揣摩公主内心斗争后的“互诘”，可以各执一端，恐怕是永远也不会“定于一尊”，于是这就是一种游戏，或是一种智力测试，也可以提高到一种研究性的论辩，是一种要求有答案而不可得的局面。但读者的兴趣是肯定会被吊起来，而且是高高的。
张舍我（1896—？）江苏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市），家清贫，15岁时就毛遂自荐，考取上海某报社做记者，开始接触五光十色的社会。由于工资微薄一再变换职业，在商务印书馆觅得校对工作，有更多机会埋头于书本。他求知若渴，后入沪江大学，在图书馆的中外书籍的海洋中“欢泳”，并开始从事创译。恽铁樵对他的译笔，击节赞赏。张舍我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博爱与利己》，写胡汝刚误伤孙金标致死，其弟孙鸣歧决心为兄报仇，但不知仇人的下落；其时胡汝刚在国外受基督教教义之感化后回国传教，在孙鸣歧有难时，救其大难不死；后孙鸣歧知道了这位牧师就是多年要寻觅的杀兄仇人，他现在也有机会用举手之劳报仇雪恨。小说提出的问题是孙鸣歧还是抱着“人若害我，我必取偿”的人类利己主义去报仇呢，还是因人性本善，加之胡又有恩于他而用博爱主义去宽恕胡汝刚。作者在小说结尾写道：“试问这结局到底是博爱思想占胜呢，还是利己思想占先，著者没有仔细研究过人类的心理，不敢下一个断语，还请诸君的赐教。”作者认为这篇小说是一个哲理的探讨，但这篇小说似乎达不到哲理的深度，比起《女欤虎欤》的兴趣性要差得多。但张舍我后来的许多问题小说还是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恋爱、婚姻、家庭、就业、生死价值观、国家主权、信仰与宗教等等问题，但由于他们在党派性上的超脱态度，革命问题是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的。总的说来，他们的问题小说的启迪作用是不能望知识精英文学问题小说之项背的。
与张舍我一起提倡问题小说的恽铁樵（1893—1935，江苏武进人）是位资深编辑，也是最善于奖掖青年作者的虚怀若谷的忠厚长者。1913年，他写过《工人小史》，对具有宁折不弯的高尚人格与维护捍卫自己尊严的工人，进行了歌颂。而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就是在他手中发表的，而且加了许多嘉评；张恨水早期的习作也得到他的鼓励，对张以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也有催生的作用。一位是精英文学的泰斗，一位是通俗文学的大师，在他们起步时，他都起了良好的作用，这倒是在编辑史上可以记载一笔的。而这次与张舍我共同提倡问题小说，那时张不过是一个20岁的青年，但他与张合作撰文时，总将张的姓名置于他之上，这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后来他的子女数人均误于庸医而先后死亡，他悲愤中竟自学医术，既然成名，因他耳朵重听，人称“神聋医”。他的医学著述声名在文学作品之上。
在“五四”时期，市民通俗文学中也有像知识精英文学所倡导的问题小说那样的作品出现，如包天笑的《谁之罪》与姚宛雏的《牺牲一切》。
包天笑（1876—1973，苏州人）的《谁之罪》写贫穷小摊贩王国才为东洋杂货商代销杂货，但“五四”抵制日货风潮中学生们砸了日货，他生活无着，最后服毒自杀了。作者在结尾中问道：
看官们啊！我做这篇小说，确是写实。你说王国才的死，是人家害了他吗？人家何尝害他，也是光明磊落，一国国民到此地步应有的举动。你说没有害了他吗？王国才到底为了什么死的。……所以我请读此篇小说的人掩卷想一想，到底是谁人的罪。我所以取名叫《谁之罪》。
其实小说中的罪魁祸首是指没有出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姚宛雏的《牺牲一切》是写日本洋行中的一位中国职员，他一方面是怕失业而家庭生活无着，一方面却有爱国心而不愿为侵略者的主子服务。经过思想斗争，还是一封辞职信投入邮筒，从此不踏入这个洋行的门限。
何海鸣也是一个写短篇问题小说的好手。《一个枪毙的人》写“生当为豪杰，死亦为鬼雄”者的一番演说。他在赴刑场的三叉路口，遇见一队排场浩大的送丧队伍，又有一队是旧式婚礼的仪仗，三支队伍争道各不相让。死囚发话了：
朋友们呀！那一边是一个已死的人，睡在棺材里，这一边是一个将死的人，坐在囚车上。……那已死的朋友，有这许多仪仗送他的死，可惜他藏在棺材的深处，看不见他死后的光荣了。我这将死未死的人，也有这一群人来送我去死，这可算得是我的大出丧。然而我能亲眼看见这场热闹，我比他还满足呢……
她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送给一个不相识的人，供人家的蹂躏，她的自由何在？不自由，毋宁死！这不是明明去送她的死吗？……可怜的女子，我是视死如归，你还求生不得啊！……
于是人马渐渐的又移动了，枪毙犯人的囚车，在前面走；送殡出丧的，降作了第二队；送亲出嫁，委屈着殿了后了。于是一个将死的人，一个已死的人，一个半死半活的人，都被各人的孝子贤孙、亲族朋友、仪仗队伍强行簇拥了去，谁也没有抗拒的法子。
像这样的小说倒是属于哲理的，可容读者去沉思默想。
1924年江浙军阀齐卢大战。在军阀混战年代，逐鹿中原，鏖战北方，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号称东南首富的沪苏杭地区沦为战区，那还是太平天国时才有的事。叶圣陶写出名篇《潘先生在难中》，而市民通俗小说家中写作反战小说者也特盛，如俞天愤、严独鹤、程瞻庐、范烟桥、顾明道、江红蕉等。特别是过去一直写侦探小说的俞天愤，还是红十字会救济队队员，深入前线，帮助难民，救死扶伤，以目击之惨状为原料，控诉军阀之罪行。他除了将战场的实况予以报导外，曾将两封在焦土中拾到的溅满鲜血的家信——《连长的家报》——一个已经为军阀卖了命的连长控诉“军阀家”的罪恶。而顾明道的《避兵记》则写：“各地人民咸知大难将临，呼吁不应，纷纷携家避难至海上，租界中几有人满之患，托庇外人，亦大可怜也。苏城富家于前数日已捷足先走，城内颇形恐慌，街市寥落，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此类反战小说，当以包天笑在1924年底到1925年底在《半月》上连载的《甲子絮谈》为代表作。所谓“絮谈”也就是与读者轻声细语而又滔滔汩汩地谈这场战乱中悬民于水火的惨象，还有是这场战乱中的上海租界中奇形怪状的社会百态，市民通俗作家也习惯于用这种社会百态为其“卖点”的：
小泉渐渐的来到北火车站了，那一条界路和火车站只隔着马路旁边的一带铁栏干，栏干以南却是租界，栏干以北就是华界的火车站。这时火车站已纷扰得不成样子了，那租界上沿铁栏干一带，不但华捕、印捕加派双岗，连外国商团也在巡防，界路这一边，看热闹的人实在不少，好似自己站在租界里瞧着华界里的人，别有一种境界，就像在两个国土里一般。
把那种“隔岸观火”的旁观者的“置身事外”或“幸灾乐祸”的国民劣根性也流露出来了。小说中“拉夫”的种种惨象也写得跃然纸上。包天笑通过人物的对话说出这次战乱的动因：“上海地方，就是那不正当的营业容易发财……现在最时髦的就是贩土，其次就是办发财票，再其次就是开赌，再其次就是卖假票欺骗人家，开游戏场引诱良家。你想这一次打仗，却是为什么打的？谁也知道为了鸦片烟土的事，大家要争一个鸦片地盘呢！”拿当年他所写的这些话，对照今天的一些历史读物，我们就能知道其可靠的程度：对军阀来说“军队是主要的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地，再加上税收、物资与士兵……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切地想搜刮钱财……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年的赌博税每月收入1，200，000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3]以此对照，包天笑笔下的当年老百姓的话，也可说是洞若观火了。
[1] 周作人：《小说里的男女问题》。
[2] 《小说月报》第7卷第7号。
[3]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