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小说与地域小说
市民通俗小说以其反映大都市的民间民俗风情为其特色，特别以西方欧风美雨在东方老大中国登陆后的道德规范的相碰撞或合理吸收，以及民间民俗的相冲克或相融会，乃至社会价值观的从不同到有所变异的微妙过程为其描摹的重点，因此，它本来就有很浓厚的文化意韵。也许作家们并不自觉以此为“看家术”，可是历史地反顾它们的作品，却埋藏着许多文化渐变的曲折历程的详图。当以大城市为登陆滩头，而又向内地辐射时，这种所谓时尚又悄悄地为中国民众所接受。但是本节首先要着重介绍的是文化市场和教育事业在这场变革中的阵痛与分娩的艰难进程。
平襟亚（1894—1980），江苏常熟人，笔名网珠生、秋翁。家贫，17岁到上海闯世界，除写小说外，也涉足出版业，对上海的现代化文化市场开拓之后的畸形竞争，了如指掌，对上海“文字劳工”市场之外的文化蠹鱼也极为了解；对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潮、诗谜潮、“海派高僧”、靠“慈善事业”发财的“善棍”等等，在他的《人海潮》中均有描绘。小说共50章，有意思的是前10章写苏州农村，表现了出一派古老的农村自然经济的风光；后40章则是写这些苏州人到了上海，一个一个或多或少地对新的价值观开始认同。由于他对出版业的熟稔，对出版潮汐的起伏，给我们以眼花缭乱的奇观：
上海出版潮流千变万化，这并不是书贾的欢喜变化，是阅者的眼光变化。书贾无非想赚几个钱，不得不随阅者眼光转移，迎合阅者心理，投其所好，利市十倍，像这种“恨”、“怨”、“悲”、“魂”、“哀史”、“泪史”的名目，还在光复初年，哄动过一时，以后潮流转移到武侠一类，有人说武侠小说足以一扫萎靡不振之弊，于是大家争出武侠书。甚么《武侠丛谈》、《武侠大全》、《勇侠大观》，没有一部书不出风头，后来越出越多，闹翻了，做的人也实在太拆烂污，甚么一根烟杆子刺杀一百廿八个好汉，两柄宝剑鼻子里进去，屁股里出来。简直像说梦话一样，看的人也就没有兴味了。书业潮流便移到黑幕上去。大家说，黑幕不比武侠小说向壁虚构，这是揭破社会的秘密，实事求是，很有来历，因此坊间大家争出黑幕。说也奇怪，上海洋场十里，百千万言也揭它不尽。甚么《黑幕大观》、《黑幕汇编》、《黑幕里的黑幕》，这是笼统的，还有分门别类，甚么《姨太太黑幕》、《大小姐黑幕》后来越出越多……从此不到几时，那张牢不可破的幕也就揭穿，后来潮流又转达到财运上面去，财是大家贪的，见报上登着广告说，看了这种书，立刻可以发财，有那一个阿木林不欢喜发财，因此，甚么《财运预算法》、《财运必得法》风行一时，上海地方差不多瘪三叫化子手各一编。
书商的借口总是说迎合读者心理，似乎他们都是被动的。其实市民读者仅是喜新厌旧而已，一类作品看多了，看厌了，就想换换口味。那时书商就会窥探、诱导、迎合、炒作，书商的炒作与被调动起来的读者“阅读心理”永远是相互促进的，一旦新胃口被吊了起来，就争先恐后地大批炮制，然后是走火入魔，在衰退之前，又赶快去窥探新的一轮的行情。在利润的引诱下，不正当的经营与竞争几乎可以令人瞠目结舌。书中写编辑马空冀与苏州来的沈衣云合办大公书店，虽然也有盈利，但却敌不过上海的一些投机书商：
其尤甚者，影戤剽窃，统做得出，你新出一种书，风行一时，他们连忙赶出一部大同小异的来抡你的生意。譬如你出一部单行本，叫做《中国文学史》，他便放大范围，出一部《中国历代文学大观》把你罩住。假如你出的大部著作《中华全国名胜志》，他摘取菁华出一部《中华名胜要览》，你卖三块钱，他只卖三毛小洋。……这还算是正当的竞争。……更有你叫“公民书局”，他叫“百姓书社”，你叫“上海书局”，他叫“海上书局”；……你先出版多时，他跟着你出了，登报时反而郑重声明说：“近有无耻之徒，出版同样书籍，在市上鱼目混珠，务请阅者注意。”你的原本给他抄袭了，他们登报翻说：“请注意翻版抄袭，在外混售，男盗女娼，雷殛火焚。”
小说所反映的上海出版界的怪现状全是很有根据的。后来平襟亚写《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现象》时，还提供了更详尽的材料，而且还有那些人的真实姓名；因此，这部“潮起潮落”的《人海潮》倒是提供了旧上海的不少信史。像上述所引，就为上海出版史留下若干史料。
平襟亚对文化界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他与陈蝶衣合作编了一本杂志《万象》，那是一个知识精英作家与市民通俗作家们的共同的发表阵地；后来柯灵接编《万象》，他仍然是合作者。作为出版界的一员老将，他出任发行人是很有助于杂志诸种事宜的。这也可算是统战和联合的第一本刊物。
严独鹤（1889—1968），祖籍浙江桐乡乌镇人，生于上海。精通英语，曾为中华书局编译员。他与周瘦鹃齐名。周是《申报·自由谈》编辑，而他则是《新闻报·快活林》（后改名《新园林》）编辑，两个大报的两个天天与读者见面的著名副刊的编者，使他们在上海舆论界与文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称“一鹃一鹤”。严是大忙人，因此创作以短篇为主，他写过一部长篇《人海梦》，提供了许多教育界和留学生的生活片段，也极有价值，还有许多篇章涉及到日本留学生回国参加革命活动的情景。可惜没有写完，不过从情节上看来，大概也只缺尾声了。小说开端写华国雄和同学钟温如从宁波到上海来考学校，寄居在叔父华寿卿家，此人是个鲁迅笔下的四铭式的人物，一开口就是“如今邪说朋兴，士风日坏”。非要“绍古代之遗规，承先圣之道统”不可了。他介绍二人去考的学校当然就可想而知了，校长是“科甲出身”，“平日专讲保存国粹，提倡风雅，所以他这个学校，尽脱时下恶习，专重国学，旁参西籍，声光化电无所不包，算得是体用俱备的了。”而写他们去参加考试的那天情景就更是精彩了：
但见人头攒动，来考的倒也足有三四百人，都挤立在校门外，那两扇门却紧紧的闭着，门外有许多公差一般的人，在那里伺候。还有几面虎头牌挂在那里，牌上却写着不准抡替，不准怀挟等字样。等了好一会，里面跑出一个戈什哈来说道：“点名了。”顿时校门大开，有十几个人每人掮着一块高脚木牌，整整齐齐的走出来，每一面牌子上写着三十个名字，应考的人须自己认清名字在那一块牌上，就跟着那一块牌进去。唱名，接卷……就放炮封门，……只见大厅上设着公案，一个人蟒袍补挂红顶花翎，端端正正的朝外坐着……旁边站着一个人，戴着空梁红缨帽，穿着灰色布袍，在那里唱着名。
这就是当时上海的所谓“将科举、学校冶为一炉”的“一时矜式”，也可以看到在转型期间改革中的蹒跚步履。当年的一些社会的动态真不是我们未曾亲历其境的人所能想像的。例如当时革命书籍的传播，我们一定会想像有若干地下印刷厂，还有一些绝密的传递网络，这在内地也许是如此的。但在上海，许多印刷所对这些革命书籍是很乐于承印的，因在20世纪初，革命是很时髦的事，要看要买的人很多，而且这些书在茶馆里就有人来悄悄兜售。书中写一个绰号叫作“野鸡大王”的书贩，专在茶馆里做这种买卖，他与你闲谈几句，就能摸准你是那一路的人，你要向他买随便那种革命书籍，他明天就可以给你拿来。这是他的职业。因此，上海的学生看革命书籍的就非常普遍，华国雄也就是因看革命书籍，被那位将学校当“科举”办的校长查到后，立足不住，才出国到日本去读书的。
像这样的文化小说在市民通俗文学中是比比皆是的，而有些生活面却又是知识精英作家所不易接触到的。如汪仲贤（1888—1937，安徽婺源人）的《歌场冶史》是专写戏剧艺人生活的杰作。作者自己对文明戏的编剧、导演、理论、策划件件皆能，而且在表演上又是生、旦、丑、末无所不工，人称“戏剧界之全才”。以戏剧家的身份写戏剧艺人生活，当然细腻熨帖，脍炙人口。孙玉声为他写序时说：“至于描写歌场事实，不特处处多行家语，且能曲曲传来，丝丝入扣，使书中之人，跃然纸上，令读者为之心折，时时急于欲看下文。”而手法上又“纯以写实法出之……诚社会小说中之杰作也。”[1]小说先连载于《社会日报》，1935年出版单行本。小说主要写杨柳青、杨小红姐弟二人或意志不坚，或身不由己而被旧社会所吞噬。杨小红属意志不坚，被妓女与贵妇人当作玩物，终被诬为盗匪，瘐毙狱中。而姐姐杨柳青则守身如玉，她知道自己虽大红大紫，但“吃得好是戏饭，吃不好是气饭”。后为救弟弟出狱，委身作妾。身不由己地堕落直至求乞，在民国20年1月11日一个特大冷汛中，在上海的一条深巷里，成了一个冻毙的女尸：
原来在一号门口的墙脚边，半横半竖地倒着一个女子，面孔上横七竖八地挂着几条冷晶晶的冰片，头侧垂在一边，眼角与嘴角下面挂着几根细冰柱……再细细看她，眉头虽然紧蹙，鼻窝里两条纹路望左右掀开，却微微地露着几分笑意。
也许是过去的正气与天良又回到杨柳青身上，她为自己能离开这个世界而庆幸。至于验尸所几句判词则说：“验得无名女尸一口，年约三十余岁，委系冻饿而毙，并无别情。查无尸属，饬堂掩埋。”可是汪仲贤却将“并无别情”的“情”写了一部长篇痛悼这个被害的纯洁善良而又呼冤无门的灵魂。这《歌场冶史》的“冶”并不是时代冶炼之“冶”。而是把姐弟二人放在焚尸炉里冶为灰烬。那时的社会，不就是一只将人化为鬼的通天炉吗？
与文化小说密切相联的是地域文化小说这个概念了。市民通俗社会小说是蕴藏着丰厚积淀的地域文化的富矿。夏志清在《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一文中曾介绍夏济安对上海的通俗社会小说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夏济安曾赞叹道：“最近看了《歇浦潮》，认为‘美不胜收’；又看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写篇文章，讨论那些上海小说。”[2]提出“上海小说”这个概念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指有地域特色的小说——地域文化小说。现代通俗社会小说与古代的市井小说已有所不同。古代小说写民间民俗大多属于“静定型”的，至少变化是很小的；而现代欧风美雨东袭后的社会小说的民间民俗是“流变型”的，是中西合璧的“杂交型”的。现在学界一般都已承认鸳礼派是一个都市通俗文学流派，那么他们笔下的地域文化小说实际上是一种“都市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不等于“乡村文学”。它主要的涵义是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民俗风情浓郁的文学。周作人说，他是常常以“世界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的，“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欢讲地方主义，唯独在艺术上常感到这种区别。……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3]茅盾也说：“……民族的特性是不可忽视的，比民族的特性范围小而同样明显且重要的，是地方的特性。……湖南人有湖南人的地方特性，上海人也有上海人的，……”[4]这就是我们提出“都市乡土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论根据。夏济安想撰文讨论“上海小说”大概也就是为它们的地方特色所吸引了吧？但他逝世得早，没有完成他的夙愿。
上海近商，北京近官，这中国的两大都市就有它们各自的特色。张秋虫在《海市莺花》中很敏锐地告诉人们，上海有着林林总总的都市地方特色的题材：
有钱的想到上海来用钱，没有钱的想到上海来弄钱，这一个用字和一个弄字，就使斗大的上海，平添了无数奇形怪状的人物……高鼻子的骄气，富人的铜臭气，穷人的怨气，买办的洋气，女人的骚气，鸦片烟的毒气，以及洋场才子的酸气。……
这是一些富有上海气息的题材。大量的用钱与弄钱的人涌进上海，也就有一个移民社会中的乡民观念有待都市市民化的问题。洋人骄气十足却又人地生疏，他们是要靠买办的媚气来支撑的，而上海的买办先是从广州输入的，然后才由本土自培，或就近取材，这里就有许多乡土故事；女人的骚气是只指那些供人玩弄的卖笑女子而言的，她们是如何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个“人肉超市”中来的？这里又有多少乡土血泪。……《人海潮》中写一户苏州农村的赤贫人家逃荒到上海，在极度无奈中将女儿银珠卖进了妓院。那老鸨先是施于“安心教育”，然后又灌输“前途教育”：
你心里定定，不要胡思乱想，一个人看风驶篷，运气来，春天不问路，只管向前跑。太太奶奶又没有什么窑里定烧的。一样是泥坯子塑成的。你现在是个黄毛小丫头，说不定一年二年后，喊你太太奶奶的人塞满屋子，你还不高兴答应咧。
上海地方堂子里真是你们一只漂白缸，只要有好手替你们漂，凭你黑炭团一般，立时立刻可以漂得天仙女一般，可惜你们心不定，有了这只漂白缸不肯跳进去漂。阿囡啊！像你这副样子，漂一下，一二年，一定弗推板。现在呢，还讲勿到生意上种种过门节目，只要你一定心，我会得一桩一件教导你，学会了种种诀窍，生意上就飞黄腾达，凭你一等一的大好佬，跳不过你如来佛的手心底。你将来正有一翻好戏在后头。
这就是特有的上海老鸨的逻辑。我们认为上海这种场合是漆黑的染缸，她却认为是一只漂白缸。日后，银珠果然漂成了明丽焕发、娇艳无比的红妓。但她遇见同乡沈衣云却没有半点喜色，反而微微叹喟：“我吃这碗饭，也叫末着棋子。养活爷娘是顶要紧。当初爷娘弄得六脚无逃，我没有法想，只得老老面皮，踏进堂子门，平心想想，总不是体面生意经。结蒂归根，对不住祖宗，没有面孔见亲亲眷眷。……想我这样一个小身体，今生今世，再也没有还乡的日子，几根骨头将来不知落在谁手里咧。……我见同乡，真像亲爹娘一般。”真是声声血泪。后来她被卖给一个军阀做妾，可是在新婚中，她的“丈夫”就被人暗杀了。像这样反映民间移民的命运的小说，在都市乡土小说中是俯拾皆是的。
如果将镜头转向北京，那么它的地方特色就与上海有显著的不同了。在这方面，叶小凤的《如此京华》、陈慎言的《故都秘录》、何海鸣的《十丈京尘》皆有上好的描绘。叶小凤以一个“官”字来概括北京的“特种商品”：
自古政府所在的地点，原不异官吏贩卖的场所，试睁着冷眼向北京前门车站内看那上车下车的人，那上车的，车从煊赫，顾盼谈笑里边，总带着一脸旌旗，此去如入宝山的气概；那下车的望门投止，有如饥渴，总带着几分苏子入秦不得不已的神情，这就可以略识政治界的结构哩。
这种高度概括的老倒笔墨，真令人折腰。而陈慎言在《故都秘录·序》中说：“故都有三种特殊人物，‘满贵族’、‘清遗老’、‘阔伶官’。”他的长篇就是写民初特殊环境中的三种北京的“土特产”，让我们看到北京社会转型期的鲜明特色。下面是钱柏明做寿的场面：
钱宅门前，汽车、马车，把一条胡同完全塞满，来宾可说是无奇不有，单就服装说来，有戴珊瑚顶穿团龙马褂的王公贝勒，有朝珠补褂拖小辫子的遗老，有挂数珠穿黄马夹红长袍的嘉章佛，有戴顶帽佩荷包的宫门太监，有光头黄僧衣广济寺的和尚，有蓄长须阔袖垂地的白云观的道士，有宽袍阔袖拿大折扇的名流，有礼服礼帽勋章灿烂的总次长，有高冠佩剑戎装纠纠的师旅长，有西装革履八字小髭的官僚，济济一堂，奇形怪状，盛极一时。至于女界方面，福晋、格格、老太太、太太、小姐、少奶奶，一切服装，更是光怪陆离，说也说不尽，若把她们聚在一堂，尽可开一个古今服装博览会。
莫看这是男客打扮上的一番热热闹闹的描写，实际上是民国初年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大集会，平日里幕前幕后，钩心斗角，今天却趁钱府寿期打恭、合十、作揖、军礼，汇流在一起，活像沉浮于腐气冲天的港湾里的一群浮尸。这样的场面在上海是看不到的。上海另有一番景象。在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第2集第5回中，他记录了1893年月11月“上海开埠50周年纪念大游行”的中西合参的场面：
耳听得一阵西乐之声，恰好洋龙会来了，冲前几个三道头西捕，两个骑马的印捕，一路驱逐行人让道，后边接连着十几架龙车，那龙车本是扎着无数个绢灯彩，每一架有一班救火西人，一样服式，手里高擎洋油火把，照耀得街上通明，内中有部龙车，扎成一条彩龙，舞爪张牙，十分夺目，又有几部皮带车，装点着西字自来火灯，并有西人沿途施放炮竹取乐，后随着几部食物车，满载洋酒架非（即咖啡——引者注）茶等，预备会中人沿途取食，车上也扎有彩灯，真是热闹异常……
大概这西式救火车在当时是很新颖的东西，就像今天游行队伍里出现了新式导弹车队一样，但西式的东西上要扎一条中国式张牙舞爪的火龙，再加上不少绢彩灯，就成了融会的中西合璧了。
上海的善于融会，使它与维新派有较深的渊源。所以人们说，北京有权柄，上海有舆论。但上海的维新派又有各色人等，在市民通俗文学中对他们也有非常概括的描写。蘧园（欧阳巨源）的《负曝闲谈》中写道：“原来，那时候上海地方，几乎做了维新党的巢穴。有本钱有本事的办（做）报，没本钱有（没）本事的译书，没本钱没本事的全带着维新党的幌子，到处煽骗。”后来革命党又以上海为根据地，所以在朱瘦菊的《歇浦潮》中有不少篇幅写党人利用租界的“缝隙效应”进行革命活动，而被袁世凯收买的叛徒则千方百计要将党人诱出租界，然后好进行围捕；而革命党领袖人物陈其美和宋教仁也是被袁世凯派走狗在上海进行暗杀的。《歇浦潮》中除反映有关当时的革命党人的若干活动之外，以更大的篇幅写中国保险公司的创办及纵火索赔的阴谋；民初文明戏由盛至衰，乃至堕落的过程；上海律师业的兴旺及内中的黑门，以至他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喝了黄浦江内的水，人人要浑淘淘的。”而上海的黄浦江又称黄歇浦，《歇浦潮》就是写黄浦潮汐的涨落起伏的，而朱瘦菊自己的笔名也叫“海上说梦人”。至于写北京有特色的作品还可以推荐何海鸣的《十丈京尘》，其中写北京的买空卖空的所谓殷实富户就与上海的骗子手法根本不同；而那些满族的没落贵胄也另有一功，写到这些片段时，我们几乎觉得被果戈理焚毁的《死魂灵》的第二部，已在中国发现了。可惜小说中还有写失意政客刘子壮与妓女冰尘的相恋相惜，这样的情节在狭邪中就比较一般化了。而天津的戴庵愚则是写天津特有的“混混小说”的专业户，读了这些小说，对鲁迅杂文中谈到的“青皮精神”，也会有更清晰的了解。这种写出大都会从雏形、初建、轮廓、伸展、建成乃至扩张过程中的民情民俗民风的演进的都市乡土小说，恐怕要算是市民通俗文学对我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了。
【思考题】
1．黑幕为什么有其两面性及走向消极面大于积极面的必然性。
2．通俗小说中的文化小说与地域小说的重大价值。
3．怎样看待像张春帆这样的“两面人”。
【知识点】
1．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通俗文学的问题小说 恽铁樵
2．优秀通俗社会小说家 姚宛雏
【参考书】
1．吴趼人：《发财秘诀》。
2．姚宛雏：《龙套人语》（即《江左十年目睹记》）。
[1] 《歌场冶史·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重印版。
[2] 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
[3] 周作人：《旧梦·序》，载《自己的园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重印版。
[4] 茅盾：《小说研究ABC》，见《茅盾全集》第1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