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霍尔》的机智风趣和文化影响力超过了其他任何一部奥斯卡最佳影片，1978年它击败《星球大战》赢得最佳影片，放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次成功标志着伍迪·艾伦（Woody Allen）作为一名重量级导演的生涯的开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也有趣但分量较轻），同时，它也标志着1970年代美国电影黄金时代的尾声。此后，以《星球大战》为代表的大片时代来临，而古怪、特立独行的影片则被好莱坞对热门大片的贪婪挤到了一边。《安妮·霍尔》的票房总收入大约是四千万美元——低于任何一部新近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其投资也低于其中的大多数。
在1977年4月观看首映式的二十五年后，我重温了这部影片。我惊讶于一个又一个场景带来的熟悉感。一些台词已经融入了大众意识之中；甚至连无数从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耳熟能详，就像杰克·尼克尔森在《五支歌》中的鸡肉沙拉桥段。许多年来我总是形容蜘蛛“大得像别克轿车”，同时很多人也是在这部电影中第一次听说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的名言“我不会参加有我这种人在的俱乐部”。
艾尔维·辛格（Alvy Singer），伍迪·艾伦扮演的搞笑剧作家和喜剧脱口秀演员，是他塑造的许多其他角色的模板——神经兮兮、俏皮话连篇、牢骚不断，一个对性爱感到不安甚至对它带来的一切麻烦都抱有疑虑的浪漫主义者。戴安·基顿（Diane Keaton）出演的安妮·霍尔，也为许多艾伦的银幕女友定下了基调：漂亮、聪明、迷糊、年轻，最初的感情渐渐转为气急败坏。在艾伦的电影中，女人们总是忍气吞声，但是到了某一个节点她们会下定决心一刀两断。
艾尔维·辛格，和艾伦的众多角色以及他本人一样，会喋喋不休地评论生活中的每件事情。他活着就是为了能够谈论生活。他的内心独白不仅只有分析，也包括抉择。在第一次和安妮做爱之后，艾尔维转过身，疲惫而空虚地说道，“正如巴尔扎克所说，‘一部新的小说翻开了。’”
艾尔维比好莱坞目前容许的基本准则要聪明一些。即使在观看近年颇具创意的电影时，你也能感觉到隐隐存在的审查制度——角色不能谈论任何观众可能不熟悉的内容。这就使得人物由情节和情感而非思想驱动，他们使用流行语汇而非风趣的妙语。回忆一下那个著名的场景，安妮和艾尔维正排队等待电影开场，一个大话连篇的家伙站在他们身后装腔作势地高谈着费里尼。当这个讨厌鬼把话题转为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时，艾尔维终于忍无可忍，与他争辩起来，接着他还从一个电影海报立牌后面耀武扬威地把马歇尔·麦克卢汉本人请出，亲口告诫那位老兄，“你对我的作品一无所知！”这个场景放在今天就会被删掉了，因为观众被假定从未听说过费里尼或麦克卢汉。
《安妮·霍尔》就是由这样的对话搭建起来的，全片以交谈和独白为中心。由于它是人们最爱的伍迪·艾伦电影，它赢得了奥斯卡，也因为它是一出浪漫喜剧，所以观众不太会注意到其实整部影片都是由人们的谈话组成的，完完全全只是谈话。他们走着聊天，坐着聊天，看心理医生、吃午饭、做爱的时候都在聊天，对着摄影机滔滔不绝，或是突然来一段灵感骤现的独白，比如安妮向艾尔维讲述自己家庭时的自由联想。戴安·基顿的这段独白堪称完美，高潮部分，是她回忆起患猝睡症的叔叔乔治在排队领取免费火鸡时突然睡着，并就此离世的情形。这个一气呵成的镜头把人物情绪巧妙地推引到极致，基顿（或安妮）激动得难以自持。
由于《安妮·霍尔》的节奏如此迅捷，轻快活泼，我们可能没注意到其中一些镜头其实相当长。伍迪·艾伦出了名地喜欢用主镜头来拍摄大多数场景，始终把所有演员都囊括在内，而不是使用正反打来表现对话。评论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在《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2002年春季刊上发表过一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指出艾伦的镜头平均时长（ASL）是很长的：《曼哈顿》（Manhattan，1979）二十二秒，《非强力春药》（Mighty Aphrodite，1995）35.5秒。波德维尔告诉我们《安妮·霍尔》的ASL是14.5秒（他说他曾计算过1977年其他电影的ASL，是四至七秒）。相比之下，最新的《世界末日》的ASL是2.3秒，这样的节奏恐怕很难容下一场机智的对话。
艾尔维和安妮的对话技巧带有一种狡黠的乐趣；他们并非因为费洛蒙而互相吸引，而是彼此非常合拍。他们的第一次对话，是在作为网球搭档的身份结识之后，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言语上的网球赛：
艾尔维：你要搭车吗？
安妮：哦，怎么？你有车？
艾尔维：没有，我准备坐的士。
安妮：啊，别坐的士，我有车。
艾尔维：你有车？那我就不懂了。如果你有车，你为什么要问我：“你有车吗？”好像你想搭车似的。
安妮：我不，我不，天哪，我不知道，我不……我的“大众”就停在外面。（对自己说：）“见鬼，好吧，你想搭车吗？”
艾尔维：当然。你去哪里？
安妮：我？我去下城。
艾尔维：下城？我要去上城。
安妮：哦，好吧，我也要去上城。
艾尔维：你刚刚说你要去下城。
安妮：是的，没错，但我可以……
这不仅仅是对话，而是双方在自我探索过程中的互动。这样的聊天我们听得越多，越怀疑他们身边的人到底能不能跟上他们的节奏。当艾尔维表达不乐意让安妮搬来和他住时，安妮抱怨道她的公寓太小了，管道坏了，还有虫子，但艾尔维竟把“虫子”当作一个关键词加以评论，“昆虫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也只有安妮能解读出这句话的意思，“你不想让我搬进来和你住。”
艾尔维：我不想让你搬过来住？谁说的？
安妮：我说的。
艾尔维：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过我现在表示同意。
当然，艾尔维的生活里还有别的女人，比如《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的记者（谢莉·杜瓦尔[Shelley Duvall]饰），她是玫瑰十字会的成员（艾尔维说：“我无法理解任何在《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上做广告的宗教”）。而卡洛·凯恩（Coral Kane）饰演的自由民主党人士曾与艾尔维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因为对肯尼迪遇刺案第二枪的见解不同而分手。很明显安妮·霍尔是他生命中伟大的恋人，影片从开场的独白开始倒叙，那时他伤感地意识到一年以前自己正在恋爱，而这部电影正是他对问题所在的分析。他得出的答案是：他找到了幸福，却无法接受它。“格劳乔的名言，”他说，“是我成年生活中的关键笑话，它概括了我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互联网电影资料库网站上关于《安妮·霍尔》的幕后轶闻中有一段关于戴安·基顿的八卦，她当时正与艾伦同居，她的本名叫戴安·霍尔，而昵称正是“安妮”。这部电影的最初版本有一条关于谋杀的副线，最后被彻底舍弃；一百四十分钟的粗剪后来精减成九十四分钟版的电影，这些都在剪辑师罗恩·罗森布鲁姆（Ron Rosenblum）的《拍摄停止时，剪辑就开始了》（When the Shooting Stops,the Cutting Begins）一书中有所提及。
观看终剪版时，我觉得每个片段不仅组织得当，而且堪称奇迹，因为这些镜头很可能会组接得非常别扭。想想艾伦令人惊叹的视觉结构编排，比如角色各自处于分屏镜头中面对彼此；卧室场景中，安妮的“灵魂”从做爱过程中无聊地站起身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自传式的闪回；用字幕揭示角色的真实想法；孩子们以成人的口吻面向观众讲述（我在做皮货生意）；一段让艾尔维搭档《白雪公主》中邪恶巫婆的动画场景；以及艾尔维直接面向镜头，对着观众说话。
这是一部靠不停转换基调来确定基调的电影：这种转换体现了导演活跃的思维，常常脱离主题去寻找讲笑话的最佳时机。《安妮·霍尔》讲述的是一个总在对完美吹毛求疵的男人。他能把所有事情都变成笑料，却压根不想拥有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