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晚清，无论是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还是《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皆指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清朝灭亡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即1840年至1911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有历史学家则认为，这段历史的起点还要往前推，应该从天主教耶稣会士被迫撤离中国（1700年前后）开始算起。这个分歧无疑十分有趣，它说明历史学家都试图用自己的标准去解读历史。印第安纳大学之所以看重耶稣会士撤离中国这一史实，可能与这所大学脱胎于神学院有关。

本书并无明确的晚清概念。如果非要划定一个时间范围，那么，本书讲述的大致是1793年前后至1911年前后的一段历史。之所以从1793年前后讲起，是因为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这一年访问了中国；无论是访问过程本身，还是这件事反映出的制度或文化差异，都非常有意思。但历史本身是无缝的，前后相承的，因此，讲述这段历史时，对之前的历史也偶有回溯。

当然，本书只能提取晚清历史上的一些重要而有趣的片段。挂一漏万、不见森林在所难免。但我相信这些片段是有意义的，如同生物切片之于生物实验的意义——它并非事物全体，却能反映本质，甚至能让人发现重要的基因。

本书引用的中文史料主要是《清实录》，辅之以《清史稿》《钦定大清会典》《筹办夷务始末》，以及清人的笔记与著作。其中，《清实录》《钦定大清会典》《筹办夷务始末》都是官修史料。在这些史料中，又以引用“上谕”为主。通过原汁原味的谕旨，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当政者当时的心情。本书引用的最早一道上谕，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农历七月下发的，内容是康熙与大臣探讨开海禁一事；最晚一道上谕是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九月下发的，是一道“罪己诏”。

本书引用的外文史料以同期（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媒体的报道为主，辅之以同时代西方人的笔记与著作。在少数情形下，引用了当代外文著作。

西方媒体的报道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且具有时代气息的历史素材。至于这些报道的真实性，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中文史料，加上逻辑分析与常识判断等途径加以确定。总的来说，报道的真实性与开放的程度呈正相关。

中西方史料的对比，可以使我们确定中文外文史料的可信度。我们发现，中国皇帝几乎一直在被臣下愚弄。作为最应该及时得知真相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往往直到最后才明白真相。

本书初步考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传递机制。

在西方制度下，因为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商人（公司）与国家决策者利益大体一致，他们之间形成了利益分享型或共享型关系，而且信息提供者彼此处于竞争状态，信息得到真实而有效率的传达的可能性比较高。

而在古代中国，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官员）的利益直接取决于上级对他的评价，最终取决于最高决策者（皇帝或摄政者）的评价，而这种上下级属于利益赏赐型或输送型关系，况且信息提供者彼此处于互保合作型关系，因此，自下而上呈送的信息往往都经过层层修饰，最终可能面目全非。正是在这种制度之下，在强敌环伺、大厦将倾之时，最高统治者还以为天下太平、四海宾服。

在“蒙蔽圣听”这一点上，即便是对国情和“夷情”都十分了解的林则徐都不例外，尽管他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将他和邓廷桢、怡良联名写给英国女王的一封书信上呈道光，其中不乏“惟我大皇帝， 抚绥中外”“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之语，让皇帝继续沉迷于“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的迷梦之中。

西方人对中国这套信息传递机制十分了解，并为之头疼。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英法联军之所以要杀入北京，摧毁圆明园，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想让被臣下蒙蔽的皇帝知道“英国随时能够攻打中国”。

西方媒体和书籍对这段历史的记录，可以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即相对于当时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要更清晰。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英国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便准确预言了林则徐将被降职。甲午战争开始三个月后，西方人已预见到中国政府将求和。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在中国的信息网络。其信息网络的效率之高，甚至让他们可以获得皇帝下发给地方要员的“密谕”。通过这些“密谕”，他们了解了皇帝的“帝王之术”以及大臣的“为官之道”，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其中一个例子是，1856年底，基于两广总督叶名琛所呈有关广州局势的奏折，尤其基于“夷胆已寒”“美法两夷及西洋诸国俱知该夷无理，其势尚孤”的断言，咸丰对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督抚下发了几道密谕，通告诸省：英夷势单力孤，若其沿海而上，断不可被其气势压倒，完全可以“据理折服”，使其“无隙可乘，废然思返”。密谕百般叮嘱诸省见机行事，切勿轻易激起沿海战事，因为“中原未靖（指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未平），岂可沿海再起风波？”。

不料密谕很快被英国驻宁波副领事密迪乐（Thomas Meadows）掌握。密迪乐立即致信港督包令（John Bowring）。通过共享机制，包令又将密谕传给美法两国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在写给包令的回信中惊叹道：“在这个伟大帝国的官员中，一个像叶名琛钦差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竟能堕落如斯，以致误导君主，使国家卷入最严重的民族灾难之中。”随后，包令给伯驾及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M. de Bourboulon）回信说：“这份文件是……条约国之间应精诚合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几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英国人卷土重来，与法国人组成联军，一起入侵大清，彻底摧毁后者薄弱的防线。

海外华人及其他国家国民对发生在中国的重要事件的反应，也是西方媒体的关注焦点。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例如，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华侨与日侨对战争的不同态度，足以让人反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悖论。对重要历史人物（例如孙中山）的采访，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些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铜镜，那么，这些报道就是镜头。时至今日，西方汉学家在讲述这段历史时，仍在引用同期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试图透过这个镜头寻找历史的焦点。我们也可以透过镜头看看自己的改变与未变，或者透过镜头中的焦点，反向探寻西方人的“审美标准”。这是我重视西方媒体报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的价值在于提供人类进步与幸福的经验。无论铜镜中或镜头下的身影到底是从容还是狼狈，都需要今人理智而诚实地面对，1793年至1911年的这段历史尤为如此，因为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