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风雨欲来
1792年9月21日，星期五，英国外交家马嘎尔尼勋爵登上配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战舰，率领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大商船“印度斯坦”号及一艘双桅后勤船“豺狼”号，离开大不列颠岛南部港口、英国皇家海军后勤补给基地朴次茅斯，前往中国。
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委派，这位爱尔兰新晋贵族要实现的使命是，让英国与中国建立平等正常的外交关系，帮助当时只能在广州通商的英国商人争取在宁波、舟山、天津等其他港口贸易通商的权利。
陪同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是一个由政治家、商人、军官、传教士、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近百人的庞大使团，其中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林银行创始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Sir Francis Baring），以及马嘎尔尼的秘书、东方学家、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及其年仅11岁的儿子、未来的汉学家托马斯•斯当东， 甚至还包括3个中国人。如果算上船员及服务人员等，整个船队成员超过600人。
这个使团的规模及人员构成情况，足以让人们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英国人对这次出使抱有极大希望。
对于这个漂洋万里而来的使团，中国的态度一开始颇为重视。英国伦敦出版的《绅士杂志》在1793年第二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
1793年3月，“印度斯坦”号、“狮子”号及其后勤补给船只进入巽他海峡……但他们并不想立即驶向中国沿海，而是打算等到季风来临时再起航。因此，他们在6月15日至20日之后才能抵达中国。
在巽他海峡，马嘎尔尼勋爵从一艘准备返回中国的船只那里得到一条让他十分满意的消息，即中国皇帝对这个使团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已命令中国北部各港口的官员们仔细留意这支舰队，向他们提供一切必需品，引导勋爵及其扈从前往北京。1
马嘎尔尼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
公元1793年，是清乾隆五十八年。这一年的9月17日，以“十全老人”自诩的乾隆将在热河行宫庆祝自己的82周岁生日。在前一年的11月16日，他刚刚完成《御制十全记》，以纪念即位以来荡平边乱的伟大功业，例如在西北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之乱，在南部沿海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以及平定缅甸与安南等。
马嘎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本意是借着庆贺万寿节的机会，达成政治及商业上的目的。而对乾隆来说，英国国王盛意拳拳，劳师动众，遣使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祝寿，无疑是一件锦上添花的美事，甚至称得上是另一件“武功”，说明自己的“德政”已经恩泽天下了。
根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的记载，两广总督郭世勋曾在去年上奏，英吉利国人波朗亚免质臣等前来广州禀称，大皇帝陛下八旬万寿时，英吉利国王没来得及祝寿，故此次特派马嘎尔尼使团进贡，他们将由海道至天津赴京，国书已经译好并进呈。
1793年2月28日，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和珅等人说，他已经看过国书，觉得情词“极为恭顺恳挚”，决定俯允所请，以成全远夷向化归顺之心，只是海洋风信无常，来贡使船不知将在何时到达，又将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何处海口收泊，故而降旨海疆各督抚，若发现英国贡船进口，要立即派专员照料，护送进京。
乾隆还提到1753年的一桩旧事。那一年，葡萄牙进贡使团在广东、澳门收泊，两广总督阿里衮调派武官列兵海岸之上，队伍整齐，旗帜甲仗一体鲜明，以昭严肃，彰显了皇皇国威。乾隆希望这次英吉利国贡船进口泊岸时，地方可以仿照前例办理。他说：“此等外夷，输诚慕化，航海而来，岂转虞有他意，但天朝体制观瞻所系，不可不整肃威严，俾外夷知所敬畏。”
但乾隆担心的是，海疆宁靖已久，沿海各省督抚皆意存玩忽，近海一带营伍纪律松弛，或会有损天朝颜面，于是降旨：
着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并将该国使臣及随从人数，并贡件、行李等项逐一稽查，以肃观瞻而昭体制。外省习气，非废弛因循，即张大其事，甚或存畏事之见，最为陋习。此次承谕办理，务须经理得宜，固不可意存苟简，草率从事。亦不可迹涉张皇，方为妥善也。2
不过，在乾隆的心目中，英国与安南、缅甸等属国并无不同。但即便是对待属国贡使，他也并不马虎，而是予以极大的关切。1793年3月24日下发军机大臣和珅等人的一道上谕可以为证：
据（云贵总督）富纲奏，缅甸国王孟陨虔备表贡，专差亲信大头目孟干等恭赍到关，恳请赴京叩祝万寿……等语。缅甸国王自纳款输诚以来，叠加恩赐。该国王情深感激，复遣使陈谢……阅其译出表文，情词甚为恭顺。该督等即可于贡使到省时，派员伴送，缓程前行。计至七月内到京，为期尚宽，尽可从容行走。
前经郭世勋奏，西洋英吉利国遣使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叩祝，约计夏秋间亦可到京。适与缅甸贡使同时并集，正可偕外藩蒙古王公等，共与筵宴，以昭重译梯航之盛。3
进入6月之后，沿海各省不断上奏，报告英国贡船动态，皇帝则屡屡下旨，命各省继续密切关注，“各海口一体照料”，妥善安排。多位地方官员因处事不当而被惩处，例如浙江定海镇总兵马瑀、宁波知府克什纳等，皆因办事不利“交部察议”。
7月16日，乾隆得知英国使船不日即将抵达天津，再下谕旨，命直隶总督梁肯堂 、长芦盐政徵瑞等人在英国使臣到天津之后“妥为应付”，“可依期护送同来，以便沿途照料”，并吩咐两广总督长麟派员将英国使臣的动态及时告知在广州等待消息的英国信使波罗塔，以免英国国王“悬盼”。
7月24日，因为担心接待英国使臣的官员过于热情铺张，乾隆又下谕旨称：“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但是，考虑到英国使臣不像缅甸、安南等国使臣年年入贡，他又担心相关大臣矫枉过正，被远道而来的客人笑话，因而又再三叮嘱梁肯堂等相关大臣：“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
7月27日，乾隆见天气炎热，又叮嘱直隶总督梁肯堂等人：“贡使等起岸后……尽可令其缓程行走，以示体恤。”次日，又命梁肯堂等人要在英国使臣抵达直隶之前，赴交界处等待，以便接替照应。
既然皇帝对此事如此重视，梁肯堂、徵瑞等人自然不敢怠慢。根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英国使船经过浙江、山东沿海时，“该省地方官犒赏食物等件”，抵达天津海口之后，“徵瑞又备牛羊米面等物，传旨颁赏，且为数甚多”。
即便如此，乾隆仍觉照顾不够。7月31日，他再颁谕旨，吩咐军机大臣等关照英国使船。节选上谕原文如下：
至该贡船离国日久，携带食物口粮现已不敷。虽经徵瑞多备牛羊米面等物，赍往颁赏，但该国大小船内共有七百余人，将来贡使前赴热河，携带官役人等不过百余人，其留于船内照看者不下五六百人。徵瑞所备犒赏，岂敷常川食用？即地方官力量，亦不能捐办如许之多，自应开销官项。梁肯堂系属总督，呼应较灵，前已有旨，令其会同照料，此时想该督自已起程行抵天津，着传谕梁肯堂务须妥协办理。4
马嘎尔尼等人尚未谒见，乾隆甚至就操心起英国使臣回国途中所需物用。他让梁肯堂、徵瑞尽早谕知英国使臣：
尔等自本国远来到此，几及一年。将来回国时行走时日亦必相仿。大皇帝令赏给尔等一年米石，食用宽余。其肉食如牛只猪羊等物，船内难以携带，尔等回程，经过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岛屿收泊处所，该处地方官俱仰体大皇帝柔惠之意，必资送尔等食物，可以接济。5
《欧洲杂志》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1793年8月1日，多名清朝官员乘小船从天津海岸驶向停泊在渤海拦江沙之外的“狮子”号等使船，他们带来大批补给品，包括小公牛20头、绵羊100多只、肥猪100多头，各类家禽不计其数，还有各种上等水果，以及几箱茶叶、糖、瓷器等，当然还有大量面粉、小米、面包、大米及其他物品，物资十分丰富。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也通过这些小船送至天津。8月5日，马嘎尔尼及斯当东等人乘“克拉伦斯”号进入大沽，“每日食宿都得到安排。8月8日，他们离开大沽。11日抵达天津时，有数千人列队欢迎。他们被招待一顿晚餐，晚餐之丰盛，足够他们吃一个星期。除此之外，每个使臣都得到两匹丝绸。即便是士兵和机械师，每人也都得到一匹丝绸和棉布。”6
《欧洲杂志》是1782年1月首发于伦敦的一份月刊，宗旨是报道“文学、历史、政治、艺术、风俗，以及时兴娱乐”。它直接挑战了前面提到的《绅士杂志》的地位。《绅士杂志》也是月刊，首发于1731年的伦敦，宗旨是报道与评论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感兴趣的一切，从拉丁诗歌到商品价格，其创始人是“magazine”（杂志）一词的发明者、出版家及编辑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作家之路，就是从担任这份杂志的撰稿人开始的。
1793年8月16日，马嘎尔尼等人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坐小船抵达通州。25日，他们乘轿前往北京。在北京停留期间，内务府大臣金简等人带他们参观了紫禁城的正大光明殿（即乾清宫）。
8月30日，乾隆收到徵瑞的奏报，大意是：英国使臣说，泊于天津的使船上很多人水土不服，请准许那些人先回国，但徵瑞认为这样做不合规矩，他恳请皇帝示下，是否命浙江抚臣关照使船，使其在定海县停泊。
徵瑞的奏报令乾隆十分不悦。乾隆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批示，徵瑞所奏“糊涂已极，竟是该盐政无福，以致识见如此昏聩”。他不认为英国使臣的要求有何不妥；而且满足他们的要求，既能节省本国费用，又体谅了远人之情，何乐而不为？他命徵瑞据实奏报是否已将不准回国的意思通知英国使臣，若无，就准允他们先回英国。
9月初，马嘎尔尼使团在金简等人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