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军神百年祭，幸有纳兰谱新篇

袁泉/文

蔡锷将军是我的曾外公，这是我六岁时第一次知道的。那时坐在小椅子里，盯着家里的十四英寸彩电看电影《知音》，虽然不甚了了，但家人告诉我电影里的男主角是外公的爸爸，就觉得很好玩。一个三尺小童还不懂得荣耀，只是觉得好玩。十几年后，我捧起曾外公的资料，才开始试着走近他，走进一百年前他的世界。

一百年前的1916年，曾外公病逝于日本福冈。停灵期间，日本朝野名流纷纷南下致祭，凭吊这位三十四岁的中国将军。日本人还把蔡将军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列为世界十大兵书之一。明治维新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对中国人越来越歧视；但是对于真正的强者，他们还是由衷佩服的，不管他是哪国人。蔡将军长逝的噩耗传回国内，更是举国痛悼：全国各省为他召开公祭大会，南北各地为他建起祠堂，国民政府史无前例地为他举行国葬重典。人们将他誉为“护国军神”。

当我渐渐了解了这位先人，我发现他的确很“神”。

曾外公的第一个“神”，是他的文武双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很多将领都和蔡将军一样是秀才出身，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有幸拜一代文化巨匠梁启超为师，并成为其入室弟子。蔡公不仅个头不高、身体瘦弱、容貌清秀，而且读书勤奋、思维清晰、思想犀利，从里到外就是一个标准的书生，且被梁启超认作是做学问的好材料。他明明有条件在治学的路上走很远，却偏要从军，用武力来救国和卫国。他向老师梁启超发誓：日后若不成为一个有名的军人，不算先生门生！他也的确做到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有名的军人，更为职业军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不管面临多大的危险，不管与敌人的力量对比有多么悬殊，都要抛下名利、不计生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15年，当权势熏天的袁世凯欲复辟帝制时，当手握兵符的各省领兵大员或依附或观望时，蔡将军——这个两年前倡导军人不干政并率先垂范、手中已无一兵一卒的前云南都督——不顾自己的病体，抛下了娇妻稚子和京城的优渥生活，把拯救年轻共和国的重担挑在肩上。他有上百种主客观理由可以不这样做，但为了唯一一个理由，他赴汤蹈火、义不容辞，那就是军人的天职——保卫国家、捍卫国体。

从考入军校到病逝，曾外公从戎仅十五载，已官至上将衔陆军中将；死后被誉为“近代军魂”，“武”的一面已经足够出色。而“文”的一面，也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在日本学习时，曾外公在学习军事知识、刻苦训练之余，就大量研读西方先进思想，尤其重视法治思想，然后翻译介绍给国人。他编译的《国际公法志》1902年在上海印行，是我国关于国际公法的早期译著之一。出任云南都督后，他对内践行依法治省，对外强调依法治国。

他向往民主共和，但又有别于当时多数革命者，他不爱把革命挂在嘴上。在蔡将军看来，革命只是一时之手段；对一个国家来说，统一、团结、法治、秩序、建设，才是稳定而长久发展的基石。他对迷信革命、盲目革命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戒备。蔡将军领导云南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时，有人押来两个满族军官欲杀之祭旗，被他制止；他还叮嘱进攻总督府的朱德，要尽力保证云贵总督李经羲及其家小的安全，起义胜利后把他们礼送出境。蔡公说：革命是为了推翻腐败恶劣的清朝政权，而不宜戕害个人；无论是汉族满族，还是革命派守旧派，大家都是同胞手足。护国起义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后，很多人夸赞蔡公功高盖世，他自己却非常痛心和惭愧。蔡公看到的不是功绩和荣誉，而是在一场内耗中死难的官兵和百姓。他眼里没有护国军北洋军之分，都是国家的军人，都是中国的青年。这种珍惜生命的人道主义情怀，恰恰是一般武将所稀缺的。

蔡公在“武”之一面的成就，其实是他文化修养的体现。作为军人，他之所以善于理政、勇于赴义，而且心怀悲悯、极为克制地使用武力，正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深刻的认识和深切的爱，以及“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历史使命感。这种文与武的高度契合，使蔡将军成为世人眼中的军人楷模。

曾外公的第二个“神”，是他的纯粹。何为纯粹？就是为人处世心思纯正，做事情目的单一，不怀私心杂念，不挂羊头卖狗肉，在高大上的幌子底下打自己的小算盘。日常生活里，思想纯粹的人总是受人尊敬，因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中就更加罕见。

如何才能“纯粹”？首先必须清心寡欲。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留学潮，有志青年们纷纷东渡日本去吸收新知、开阔眼界。但现实并非那么“纯粹”。在逃离了专制的藩篱，来到一个开放的国度之后，年轻的学子们在追求思想自由的同时，也在追求身体的自由。胡汉民说过：我留学日本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嫖娼，二是革命。这种状况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少见。而蔡公却是一以贯之的俭朴、勤奋、严谨、自重。如果套用胡汉民的话，蔡公留学日本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学习军事，二是译著和撰文。与蔡公同期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蒋百里就说，蔡公有超出常人的自制力。这是成大器者的必备素质之一。

蒋百里说蔡公爱读《老子》。《老子》有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谓不为物欲所拘牵。蔡公一定很喜欢这句话。他曾对部下说：“吾辈做事，不惟不怕死、不要钱，并宜不好名；一有好名之心，则瞻循顾忌，不足以成大事。”部下也曾回忆，说蔡公：“最恶自私自利之人。辛亥革命后，见有争权夺利者，辄曰：‘大事未成，遂争小利，此辈如小儿争饼，抑何可鄙！’故任事极勇，而名利心极淡。”蔡公担任云南都督后，为了改善这个穷省的财政窘境，制定了开源节流的方针，为此两次带头减薪，把自己的月俸降到与营长同级。在护国前线，身为总司令的蔡公拒绝搞特殊开小灶，坚持与普通官兵吃同样的食物。后方补给跟不上的时候，就是一半米一半沙地硬吞，哪怕自己正罹患喉疾。

唯有自身欲求极少之人，方能立得稳，行得正，抵得住各种诱惑。有人说1913年蔡公是被袁世凯诱骗进京加以软禁，此说属“事后论”，着实不确。必须承认，袁世凯是个有能力的军政强人，而且识才、爱才、用才。据时人回忆，袁世凯也是很有亲和力和个人魅力的，所以他才能建立起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庞大的军事和政治集团。袁世凯当然知道蔡锷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尽揽天下英才也是他的意愿。从蔡公这边来说，中华民国是他亲身参与缔造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和中央政府都是经过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他没有理由不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府效力；而且，为中国打造一支能够抵御外敌侵略的国家军队，也是蔡公的平生夙愿。如果袁世凯只是想软禁蔡锷，又何必让他参与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一军事核心领导机关的日常工作，让他掌握北洋军的内部信息？进京两年，袁世凯是没有给蔡公带兵的军权，但那是因为蔡公非北洋出身，没有人脉根基，遽掌兵权恐难服众，所以要先帮他树立权威。培养一个重要的领导干部需要循序渐进，需要时间的积淀，这是政治操作中的常态。

但问题是，袁蔡双雄有一个根本分歧：袁世凯是要所有的下属都效忠于他，做他的人；而蔡公是要对国家效忠，做国家的人。所以，当袁世凯私心自用，意欲复辟帝制时，蔡公立即站在他的对立面上。不管袁世凯之前跟蔡公有过多少推心置腹的交谈，做过多少高官厚禄的承诺，蔡公都不可能再视其为同道。袁世凯无法容忍蔡公对他的背叛，而蔡公无法容忍袁世凯对中华民国的背叛。蔡公不反袁，他反对的是洪宪帝制。作为国家军人，他不依附于任何个人，当然也不反对任何个人。他捍卫的是国家利益，谁与国家为敌，他就与谁为敌。这就是蔡公的纯粹。

比无欲则刚更难做到的，是在最亲最熟的人面前坚守原则。有人说蔡公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受梁启超的鼓动，是为了进步党的利益。是的，梁启超作为进步党的精神领袖，确实在为后袁世凯时代的政治布局动脑筋，这符合他的身份，无可厚非。但蔡公早已明确提出“军人不党”，进步党初创时，老师梁启超给他在党内挂了个名，他也没有承情。所以，在策划武力反袁时，蔡公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干这一回不可。”为什么把反袁称帝说成是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因为袁世凯是民选大总统，他在就职时宣誓要效忠民国；余音未消就变更国体，说帝制更适合中国。如果最高统治者如此翻云覆雨、食言而肥，而全民却坐视默认、任其摆布，那么政治人物有何道德可言？国家和人民有何尊严可言？如果民选的领导人都可以公然背信弃义，开此恶例，效尤者必纷然继起，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社会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蔡公就是要用拼死一搏的行动让四万万同胞明白：企图用谎言窃取权力是行不通的；中国已经告别专制帝国，走向民主共和，中国人不能再被愚弄和奴役，要学会做国家的主人。

所以蔡公没有按照老师的安排，坐镇云南后方指挥，而是拖着病体带兵出征。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梁启超与一些旧官僚和地方实力派人物在广东成立“护国军军务院”，蔡公也委婉地提出了质疑，因为此举有悖于他维持国家统一、拥护中央政府的一贯立场。梁启超是想抢占后袁世凯时代的政坛制高点，而蔡锷只想恢复民国，不愿利用护国之役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军务院成立后，蔡公在给夫人潘蕙英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国外为佳。贤妹亦有偕行之意否？”这也是蔡公的纯粹，是纯粹的另一个内涵：心思纯正、目的单一。

当然，“纯粹”也有两种，一种是浑然天成的，比如《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头脑简单，没有复杂的想法。蔡公绝非此类，他其实有很高的智略。离京前的三个月里，蔡公同袁世凯机智周旋、巧妙脱身，他下了一盘大棋，而且步步缜密。看得出蔡公懂机谋、善权变，但他绝不把这些智慧用于牟取一己之私，他立身处世始终正直坦荡、光明磊落。这是更高级的纯粹，是给人以温暖和安全感的纯粹。

曾外公的第三个“神”，是他的感情世界。曾外公有两位夫人：七岁聘刘侠贞为正室（“娃娃亲”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育有三女；三十岁纳潘蕙英为侧室，育有一女二男。有好事者竟然将小凤仙也列为蔡公的家眷，极为荒诞。所谓“锷凤恋”，经过多年无中生有的艺术渲染，已经深深印刻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这里我不想再澄清事实，只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乐于相信像蔡锷这样的大英雄应该有婚姻之外的爱情？这种“英雄+美人”的趣味所反映的伦理意识和审美心态，值得反思。

蔡公素以职业军人为荣，他也一直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生活简朴，律己甚严，决不沉湎酒色。蔡公选择与小凤仙交往，只是为了行动方便。因为要策划反袁，就必须和各方面通消息，见各方面来的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去茶馆、饭店等处会面，都会被盯梢监视的密探发现；而出入花街柳巷喝喝茶、打打牌，是当时上流社会常见的交际方式，既不会引起多大怀疑，密探也不便近身窃听。为了强撑起英雄美人的传奇，作者们不仅把小凤仙描绘成侠义的京城名妓，还要把蔡公扭曲成多情的风流将军。然而，想象丰富、妙笔生花的他们可曾设身处地地体会过，蔡将军的夫人在得知自己心爱的人要去做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时是何心情？以蔡公的才干，无论国体如何，他都不必担心自己的前程。只要他稍微为自己、为自己的妻儿老小想想，选择袖手旁观，没有人会把他当历史的罪人；那样的话，家庭便可完整、幸福。哪一个妻子不希望如此呢？但蔡公偏不肯妥协，“非拼命干这一回不可”。作为他的妻子，需要多么坚强？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如果蔡公是英雄，他背后的女人难道不值得关注和尊敬吗？看看蔡公在护国前线给“贤妹”潘夫人写的家书，柔软温存的一面袒露无疑，再迟钝的人也能读出那殷殷思念、绵绵爱意。奇怪的是，放着这种有凭有据的爱情不理，却要杜撰一段莫须有的爱情。是何道理？蔡公的感情世界本来不“神”，那种艳俗的所谓爱情神话，其实是好事之徒强加给他的。

中国古代的男子本来就是文武兼备的，他们既饱读诗书、舞文弄墨，又通晓兵书战策，敢于仗剑走天涯。然宋代以降，思想意识渐渐转型，开始崇文抑武，把个人生计、家族传承等世俗层面的东西看得越来越重，义气衰落，豪气式微。而蔡公身上却还保有上古所谓“士”的传统，他的贞纯，他的朴质，他的正直，他义无反顾的自我牺牲，都让他闪耀着炫目的光芒，成为近世罕见的一人。

作为一部小说，《护国军神之蔡锷将军》可谓独具匠心，它采用倒叙的手法，从蔡公生命中最后也是最平静的一段时光起笔，通过蔡公本人及其周围人的种种回忆，生动描绘出蔡公虽短暂却堪称波澜壮阔的一生。颇值一提的是，小说中描写了蔡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生活。由于史料的匮乏，过去此类作品中绝少触及这一篇章；而本书的作者纳兰却迎难而上，将蔡公的军校岁月有声有色地呈现出来。为何非要挑战高难度呢？因为“陆士”正规、严格而近乎残忍的军事学习和训练，对蔡公心性、意志以至于生活习惯的锻造和影响，都是决定性的。此外，这一时期蔡公与密友蒋百里和张孝准的订交、与后来在帝制问题上分道扬镳的杨度的渊源，以及肯定存在而我们却只能去想象的蔡公与日本师生的交集——友谊抑或较量，都是不应绕开和忽略的。有幸的是，纳兰通过对史料的稽钩梳理，从字里行间洞幽察微，再加上合理想象，把这些“宝藏”挖掘出来捧到了我们面前。我相信纳兰的创举和贡献，会对日后以蔡公为中心的文艺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艺作品离不开艺术加工，相比于以往一些用小说形式书写蔡公的作者，纳兰的高明之处在于深知哪部分可以加工，哪部分不可以加工。比如，书中设置了一个叫谭庆铎的虚构人物且贯穿始终，他就像一面镜子，反衬出蔡公的性格特点；特别是在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以两人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抉择、不同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照见人性的高下；同时，还能增加故事的整体性。而在蔡公的情感方面——这个看似可以自由发挥的领域，却没有为了吸睛和猎奇而把一些野史拿来添枝加叶地大做文章。从这些或大胆或谨慎的处理中，我看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和对蔡公深切的理解——更确切地说，是对蔡公的尊敬和爱护。

纳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蔡公，搜集相关资料，走访蔡公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她与蔡公结缘，比我早了十年，体认自然也比我更深。我总结的蔡公特点，纳兰都写到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女性特有的细腻，更是我所达不到的。我这浅陋的文字，就当给纳兰作个开场白吧。

我以为，了解蔡公越多，就越能感受到一份温暖和力量，感觉自己也被净化了。纳兰，你说是吗？

2016年3月29日于北京

袁泉：蔡锷将军重外孙，蔡锷研究者，青年剧作家。著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