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红颜遗事

“请告诉我一些1944年上海夏天的事好吗？最普通的事，天天都会在生活里发生的事。”我对一生都在上海度过的老人魏绍昌说。

这是距1944年五十六年以后的春天。这天下着雨，室内有着上海雨天淡灰色的天光，屋角的颜色会要深一点，像是纸烟的烟灰，带着点点斑驳。而窗框的影子在墙壁上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斑迹。过不惯多雨的上海春天的人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天光里如烟云的柔和，于是也很难体会在带着潮湿雨气的柔和里有很轻的感伤。这种绵长的雨，从来不会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也不知道天气预报里预报的春雷会什么时候来，那将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那是一个合适问到1944年的天气。这个老人有很好的记性，他还记得1932年日本人炸闸北宝山路上上海商务印书馆那天的情形。日本炸弹炸毁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图书馆和印刷厂，大火在宝山路上熊熊燃烧，被烧毁的纸在2月的东北风中向市区漫天飘来，像黑色的雪片，而那其实是四十万册中国书，包括近六万册的善本书，以及纸库里准备印书的纸。黑色的纸灰整整落了一天。南京路上把衣服晾在外面的人家，衣服上落满了纸灰。他的脸上在说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着一种类似微笑的神情，他抬着白发斑斑的头。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样的神情原来不是微笑，那是对往事无边的忍耐。

他对我想要知道1944年的事有点吃惊。

“是为了写书呀。我要写的那个人出生在这一年。”我说。

“想要多知道一点真实的细节，在历史书，在报纸上，在伟人的传记和回忆录里都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要写一个普通人。”我说。在我的感觉里，她的故事就像沾在历史书上的一粒灰尘一般，但我想要做的是，让她成为一粒永不会被抹去的灰尘。

“是啊。那是需要的。”他说。

1944年，他是一个二十三岁不到的青年，已经结了婚。他在中一信托公司做职员，虽说是银行职员，但并不需要在上班时穿西装，他大多数时候穿长衫上班。

“是灰色的吗？”我问。

“有时是褐色的。”他想了想说。啊，原来那时的上海青年也穿褐色的长衫。

“1944年的夏天么，上海是在沦陷中，在沦陷中。南京西路上的大华电影院里放的全是日本电影，像轰夕起子、高峰秀子和坂东起三郎的电影，也演出中国和日本合拍的《鸦片战争》，因为当时英国是敌对国。你说滑稽吧。”他告诉我说。

虽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法国租界，已经消失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里，可按照当年法国人的城市规划在人行道边种下的梧桐树，还在一年年地长高。春夏时，它们绿色的、宽大的树叶以毫不知情的恣肆拼命地长着，遮蔽了整条整条的街道。冬天，等树叶变黄，发脆，成批成批地落下，连在夜里被街灯烤着、最晚落下的那些树叶也全都掉了以后，能看到树枝上有一串串淡褐色的小蛋粘在那里，那是刺毛虫留下的籽，它是翠绿色的爬虫，春天时长大，住在梧桐树上，夏天的时候它把背上的小刺扎到人身上，看不见，可是摸上去，那一块皮肤让人痛痒难耐。夏天，从菲律宾海面上生成的台风会影响上海，台风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把它们从树上扫下来，大人孩子见到了，都恨得用鞋底去碾。它们的体液是黄绿色的，在人行道上小而黏稠的一汪，慢慢干在阳光里，在地上留下了黄绿的、微微泛光的颜色，像打翻的毒药。

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仍是上海很贵的地段，仍旧留着孤岛时期的浮华之气。街道两边带花园的欧洲式样的房子代表着舒适的生活，街道的下水系统很好，所以不像别处那样，总是湿漉漉的。在那些街区里，白俄经营的面包房、照相馆、西药店、芭蕾舞教室和美容沙龙，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皮鞋店和皮草行，还有饭店，法国人开的咖啡馆、电影院、教会学校和糖果店，上海人开的舞厅、专营西服的裁缝店、报馆、剧团和电影公司，日本文人开的书店，德国医生开的医院，仍旧吸引着喜欢西洋式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外面来上海的人。

“那年夏天已经有了紫雪糕卖，白雪公主牌紫雪糕，像一般雪糕一样厚薄，里面是冰激凌，外面用巧克力裹着。也有卖棒冰的，赤豆的、绿豆的、奶油的棒冰，有人喜欢在夏天吃棒冰，比较清口。卖棒冰的人把它们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里面用棉被包着，在沿街卖。他们常常用一个小木块在木箱子上啪啪地拍。叫卖的声音和现在一样，棒冰吃，雪糕，就是这种。”魏绍昌老人说。

是啊，我小时候还听到这样的声音，在夏天的五原路上，不过那是“文革”中的事了。卖棒冰的人把木箱子的盖掀开来，有一种温和而清凉的气味散出来，带着一点点桂花的甜香，因为在绿豆棒冰里常常加了一点点桂花。那种自制的冰箱没有冰箱的腥气。那个人总是很快把箱子盖上，怕凉气跑了，棒冰还没卖完就化了。

“暗杀。”老人说，“街上常常有暗杀的事发生，有时是重庆派来的人暗杀南京政府的汉奸，有时是汪精卫方面的人暗杀共产党或者重庆方面的人。日本宪兵要捉暗杀的人，就随时封锁交通。这时候气氛马上就变了，让人想到那是个乱世。马路上还有可口可乐招牌，上海已经有了自己的正广和汽水，那时候叫荷兰水。用玻璃瓶子装的。”是那种厚厚的玻璃瓶，发青的颜色。北京人的食品店里卖酸梅汤，装在玻璃杯里。白俄和山东人在从前的霞飞路一起开了一些小小的俄国西菜社，他们供应的色拉和罗宋汤很得上海人的喜欢，色拉是用煮熟以后切成小块的土豆、煮熟的青豆、切成小方块的红肠和苹果做的，拌了蛋黄酱。罗宋汤则是加了番茄、洋葱和土豆块的牛肉汤，很厚。但在俄国生活过许多年的人，却从来没有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吃到过这样的俄国菜。它们更像是从四马路的番菜馆厨房里发明出来的上海西餐。

“晚上有防空警报，汽笛一样的声音。听到警报，大家就要把自己家窗帘拉起来，怕美国飞机来轰炸。”老人说。

这我听说过的。在上海逃亡的犹太人所学到的上海方言里，就有一句：“奈电灯隐脱（把电灯关掉）。”过了那么多年，早已离开上海，从美国又回到维也纳定居的杜尔纳还记得它。1944年他住在复兴西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里的孩子管他叫大鼻子老伯伯。

张爱玲穿着浅红色的绣花鞋经过静安寺明黄色的围墙，她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了。连年的战争，让许多上海市民习惯了在战乱中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战争中出生长大的孩子，以为那样的日子，就是日常生活。

7月9日这一天，上海《申报》报道的当日的新闻有：中太平洋敌舰沉毁达五十余艘；塞班岛日军继续展开奋战；敌机再袭九州，又被从容击退，日本土防务固若铁壁；东京等都市决定疏散学童；缅甸富贡前线正展开激战，日军精锐摧毁敌企图；今日防空日训练，交通音响管制，夜间实施严厉灯火管制。

《申报》上的广告，有高尚人士非C.P.C.咖啡不呷；有惠罗公司出售夏季精美用品的广告，包括了新式电气冰箱，女士游泳衣，美丽内着衣衫，超等西装领带，儿童夏令衣着和优等香水香粉；还有南园咖啡馆夏令乐园的告示，它在南洋桥中华路，电话是70219。那一天，在兰心剧院上演《武则天》，在国际大戏院上演《王昭君》。中国旅行社剧团在美华上演《茶花女》，而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林冲》。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清心中学和德大助产士学校都开始招收新生。

这一天，1944年7月9日，离霞飞路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一家由外国人开的尚负产科医院里，有一个小女孩出生。接生的西医，用一把医用消毒剪刀剪断了女孩子的脐带后，将它结扎起来，再用消毒方纱巾将它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