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

我对再版《地中海》这件事犹豫了很久。我的一些朋友劝我不作任何改动，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改动。他们甚至说，对一部已成为经典著作的作品来说，不改动是有利的。我能合情合理地相信他们吗？在我们的越积越多的知识重压之下，在人文科学——我们的毗邻科学——的推动下，今天的历史书陈旧的速度要比昨天快得多。转瞬之间，书中所用的词汇已经上了年纪；书中的新鲜内容已变成老生常谈；由此作出的解释也要重新斟酌。

而且，《地中海》不是始于它出版的1949年，甚至也不是始于它作为论文在巴黎大学进行答辩的1947年。1939年，即在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的《年鉴》杂志光辉灿烂的初期刚结束时，本书即使不是已经完全写完，也已经大体上确定下来。它就是这个时期的直接成果。因此，读者不要把第一版序言的某些论点搞错了。它们所针对的是那些在今天的研究领域里，不然就在教学领域里，已被忘却了的旧立场。我们昨天的论战在今天已成为无的放矢。

因此，我早就确信这一点：再版需要作认真的甚至彻底的修订。我还确信，作为再版的理由，仅仅把1949年由于当时物质方面的困难我未能发表的地图、草图、图表和插图送交付印是不够的。我不仅要考虑到新的知识，而且还要考虑到新的研究方法（这往往走得更远），所以有的地方要进行大量的修订、增补和改写。好几章不得不完全重写。

正如亨利·皮雷纳所反复说的那样，任何综合都会激发人们重新进行专门的研究。继本书之后进行的这些研究并不缺乏。这些研究推动着我前进，但今天也束缚着我。我需要用很多篇幅来指出，从1949年起在与本书直接有关的一些领域里所完成的巨大工作，特别是下列作者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奥梅尔·吕特菲·巴尔康和他的学生、胡里奥·卡罗·巴罗哈、让·弗朗索瓦·贝尔吉埃、雅克·贝尔克、拉蒙·卡兰德、阿尔瓦罗·卡斯蒂略·平塔多、费德里科·查博德、于盖特和皮埃尔·肖尼、卡尔洛·M.奇波拉、加埃塔诺·科西、让·德吕莫、阿尔方斯·迪普龙、埃莱纳·法萨诺、勒内·加斯孔、霍塞·根蒂尔·达·西尔瓦、雅克·厄尔斯、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维托里诺·马加拉埃斯·戈丁奥、埃尔曼·克朗邦斯、亨利·拉佩勒、罗贝尔·芒特朗、费莉佩·鲁伊斯·马丁、费雷德里克·莫罗、鲁希埃罗·罗马诺、雷蒙·德·罗韦尔、弗兰克·斯普纳、伊奥尔若·塔迪埃、阿尔贝尔托·特嫩蒂、乌戈·图西、瓦斯克斯·德·普拉达、皮埃尔·维拉尔，此外还有已故若塞·维桑斯·维弗斯和他杰出的学生组成的小组的研究成果。我经常和他们密切合作，参加这些研究工作。

最后，我在威尼斯、帕尔马、摩德纳、佛罗伦萨、热那亚、那不勒斯、巴黎、维也纳、锡曼卡斯、伦敦、克拉科夫和华沙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进行的阅读和研究，使我大大充实了第一版的资料。

这些成捆的庄稼都要收进谷仓。于是又产生了一些棘手的方法问题。这些问题立即在全书范围内出现。这是一部最大限度地从纵深两方面展示地中海地区复杂多样的生活的著作。增加材料势必要挪开、取消一些老问题，然后要遇到一些难于解决而且没有把握解决的新问题。此外，开始撰写本书和这次再版本书之间相隔15年。这段时间内，作者本人也有了变化。如果不对论证作某些调整，如果不对贯穿全部论证的总问题，即作为论证原始依据的空间与时间（地理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作某些调整，修改本书是不可能的。这次，我明确并突出了在第一版中粗略提出的某些观点。经济学、政治科学、某种文明观和一种更加认真细致的人口统计学都激励、推动着我。我增加了很多新的观点。如果我没有夸大的话，这些观点使我对这部著作的核心部分作了新的阐述。

然而，根本问题依然如故。这是所有历史研究工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人们能否采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同时抓住一种迅速变化着的、又因其变化本身及其场面而引人注目的历史，和一种隐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悄悄的，当然是不惹人注目的）、几乎不被见证人和主演者觉察的、终究抵抗住时间顽强的磨蚀并且始终保持原状的历史？这个始终有待阐明的决定性矛盾，是认识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它适用于生活的一切领域，并根据不同的比较条件，必定以不同的形式而出现。

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采用结构和局势等术语。后者表示历史的短时段；前者表示历史的长时段。显然，有各种不同的结构，也有各种不同的局势。这些局势和结构的延续时间也各不相同。历史学接受并发现多种阐述。这些阐述在纵的方向从一个时间“台阶”到另一个时间“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也有横向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一点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已经用比较简明扼要的词语作了说明。在那篇序言中，我讲了我最初的意向并宣告本书各章的连续性。

1963年6月19日

第二版的地图和略图是根据我的要求，在雅克·贝尔坦的领导下，由高等研究院第六系的地图绘制室绘制的。我要特别感谢玛尔泰·布利阿塔小组、玛丽阿娜·马恩夫人、A.特南蒂和M.克尔在核对书目和订正校样方面给予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