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人类学家是做什么的

人类学家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有点神秘，主要出于这样两个原因：首先人类学家涉猎的领域广泛又多样，以至于对这个问题最精确的回答是“任何有关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事物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另一个原因是人们通常从文学作品、电影、电视中提取的关于人类学家的印象，这些作品总是倾向于塑造比较具有戏剧效果的刻板形象：他们是戴着遮阳帽的殖民时期的冒险家，与丛林中的隐蔽部落生活在一起（这也是刻板印象）；或者是为了打击犯罪的法医人类学家（而且通常是最后找到凶手的那个人）；又或者是留着胡子、穿着凉鞋配长袜，执迷于在人迹稀少的内陆地区，寻找可以让他欣喜若狂的邂逅[1]。

我的个人观点是我们需要质疑这些刻板印象，原因如下：首先，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往往比虚构的作品更有趣；其次，在一个比从前更为复杂的世界，人类学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再者，恰与刻板印象相反，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其实可以被广泛应用到不同的行业中。所以本书的目的是描述人类学者实际上是做什么的，并且提供了来自各个领域的实例。本书并不是复杂的赘述，而是简明地介绍了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工作种类，以及人类学工作者所面对的多元从业方向。

也许从讲述“人类学是什么”开始会比较有帮助[2]。最广义的定义是：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群体及其行为：他们如何彼此互动以及他们如何与物质环境互动。大部分人类学家研究的是当代社会（或者其中的小群体），尽管在一些国家，人类学还包括考古学以及对过去的社会的研究[3]。它与一些相关的社会科学并驾齐驱，比如社会学（较倾向于定量研究）与心理学（更加关注个体）。

人类学自身是一门涵盖广泛的学科[4]，有着庞大的子学科领域：比如，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以及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环境人类学。它还包括一些与其他学科交叉而衍生的分支学科，比如发展学研究、社会政策研究、艺术与物质文化研究。只需概览本书的目录，感受其所展示的多样性，你就知道人类学也包括一些很小众，甚至很特殊的领域。

那么，是什么统领着人类学的多元性呢？人类学有几个关键特点：首先它具有整体性特征，将任何被研究的行为都置于它所在的社会与环境的背景之下，并结合考虑一系列的文化信仰，以及引导人们活动的文化实践。人类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质性研究，承认大部分事物是不可测量的。它旨在“深入”与“深刻”，它要找出社会生活的表层之下的内在动力，使其浮出水面。它充分地关注人类“存在”的复杂性。

事实上，“人类学家所做的”就是试图理解和再现某种文化的现实，或一种亚文化的世界观。通过对文化背景的主要特征及基本原则的概述，帮助更好理解该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人类学家试图通过跨文化的沟通来实现上述目的，在那些持有完全不同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群体之间扮演相互沟通的桥梁。

为了撰写民族志，人类学研究通常需要与东道主群体或者被研究的社区一起合作。民族志可以被视为一个群体的肖像，以及这个群体的演化，通常以文本的形式呈现，也有一些人类学家会运用视觉媒体。大多数民族志都包括一套核心要素：这个群体的构成、他们的历史，以及人们在某种特殊环境下如何谋生、社会与政治制度，以及他们的信仰体系与价值观。一种想象这种民族志肖像的好方法是：人类学家正在研究的一个特殊问题被诉诸细节地呈现在台前，可恰恰是各种环境因素塑造了人们幕后的生活方式，这些环境因素作为解释性的背景也同样需要被呈现出来。

任何学科都离不开两个要素：理论与方法。民族志也是这两个要素的产物。同其他科学一样，多年来人类学也发展出了一套理论原则。作为与时俱进的跨国和跨文化科学“对话”的一部分，这些理论原则不断地向前发展，加深我们的理解。且与其他科学一样，人类学的基本特征是比较性，我们比较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审视他们的异同，从而能够更广泛地研究人类以及人们所共有的行为模式的问题。

人类学理论曾被以不同的方式来形容，比如杰姆斯·皮考克（James Peacock 1986）形容人类学是帮助我们聚焦人类的生活“透镜”。而作为一个资深的潜水员，我更倾向于这样的理解：深度浸入式的民族志研究就好比是从水面以下来审视一切。人类学理论还被表述为一个做分析的“工具箱”。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类比，它强调了理论具有实用性的事实：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人类行为的“黑箱”。

当然，任何有意义的分析都需要数据。人类学从根本上来讲是具实证性的，它依赖田野调查“在野外”实地收集数据。让我针对另外一种刻板印象来澄清一下，“在野外”不一定指很远的地方，也不一定要在异地他乡。任何旅行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从接触（和比较）不同的生活视角来看，远离家乡当然很有裨益。但是高度多元的社会群体以及多元的文化思想也可以在一步之遥的地方被发现，对很多人类学家来讲，“田野”可以是自己的家，可以是特定的社区、亚文化群体，或是不同的组织与社交网络。

应用人类学

人类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不同方式的支持。有一些人类学家被大学聘用，因此工作就需要结合教学与研究这两种活动。这两种活动对大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大学希望他们的教师能够将时间均匀地分配在科研与教学上。但事实上，很多扎根于大学的人类学家往往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上花的时间更多，但他们仍希望可以跟得上本学科领域的发展，并且从事一定量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通常是（也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手的研究发现可以使课程内容更丰富。这使得学者所做的外部研究有了额外的应用，并且确保学生接受思路新颖、紧跟学科前沿的教学。

对于那些喜爱从事教学工作的，以及愿意承担相当量的大学生活所要求的行政工作的人类学家而言，一个机构内的职位会带来很多方面的优势。教学本身是非常有回报性的，一个好的科系，提供了富有活力又具支持性的学术环境，足够幸运的话还会碰到意气相投的同事；并且，他们还可能得到终身教职或长期的聘用合同，相比那些独立的职业路径，这会带来更大程度的安全感。大学经常给科研提供一些财政支持，或者至少有例行的休假，使他们得以全然投入研究活动，并且大学聘用的人类学家也要写研究计划来争取国内或者国际的资助机构的资金支持。很多国家有这样的研究委员会，此外，还存在许多其他国内或国际层面的资助机构，比如皇家人类学学会，或者维纳格林人类学基金会（其机构目标是支持本学科的原创性研究）。

有些扎根于大学的人类学家还承担着咨询工作，有些则将兼职教职与其他形式的就业结合起来，或者从事自由职业者式的研究。正如本书所阐明的案例分析，人类学家通常具备综合应用本专业技能的能力，因此也拥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可以依据自己的特定兴趣和偏好来决定自己的职业生涯。

虽然对于任何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来说，从事教学工作是最常见的就业形式，但或许更多的人类学家要么从事全职研究，要么作为自由职业者而供职于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慈善机构、工厂、法定团体、原住民社区等。雇佣外部的学术团体虽然有的时候会降低安全性，但也有很多显著的优势：学者可以专注于研究（而不是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教学和行政职责上），也有机会可以深入某一特定的感兴趣的领域，比如政治学、健康学、发展学，当然还包括摆脱了受机构雇佣的种种局限。

从事研究

人类学家虽要谋生，却更肩负责任，不仅是对雇主或是资助者的责任，也包括对人类学的学科责任，这包括捍卫职业标准、学术独立和伦理准则。伦理对于研究者与被研究的群体或社区来说都是核心（Caplan 2003，Fluehr-Lobban 2003）。职业人类学协会期望他的成员遵守细致而严格的行为准则，这确保了被研究的群体或社区愿意配合的兴趣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是被小心保护的[5]。研究项目的设计因此就伴随两个问题：“此项研究如何产出新的知识以回答一个特殊问题？”以及“它如何使得被研究的东道主群体和社会从整体上受益？”在很多案例中，研究设计从一开始就会涉及东道主群体。直到最后，整个过程都牵涉到征询他们的许可。

很多人类学家都与社区维持长期关系，定期回到东道主社区来延展他们早先的研究，或者再做一些新的研究项目。除了研究者能够发展出与个人、群体具有产出性的合作以外，这些长期关系也允许在累积的背景性民族志数据基础之上开展一些短期研究项目。在许多专业领域，研究经费的实际情况不允许将大量的时间用于田野调查，人类学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过去（或他人）掌握的数据和经验的基础上。尽管如此，他们主要的目标仍然是构建尽可能完整的图景，因此研究问题总是被赋予一个民族志的背景，这将有助于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

人类学家倾向于收集大量的数据，正是这种细致入微的深度和细节为他们的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初步的文献综述可能仅需数周的时间，而实地考察通常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是社会科学的“慢食”，因为它往往是相当艰苦的，不可能立马被“消化干净”。幸运的是，这种非常彻底的意愿通常会得到回报，为人类行为提供真实而有用的洞见。

民族志数据的收集方式多种多样。核心方法是“参与性观察”，顾名思义，它包括参与东道主社区的日常生活，并仔细观察和记录事件。其他主要的方法是对个人和群体进行访谈，这通常意味着长时间的深入访谈与较短的随机访谈的混合应用。面谈可以是结构化的（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列表要探讨），也可以是更具探索性和非结构化的。民族志学者经常会多次采访人们，花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尤其是与那些愿意在研究中合作的东道主群体的成员。

田野调查之后就是分析过程，这意味着连贯地组织数据，并运用理论来解释出现的图景。这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需要思考大量数据，而且没有简单的答案。人类是复杂的生物，虽然生物和生态因素可能发挥作用，但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使得人类行为极为复杂。构建一个好的民族志叙述的技巧在于将问题进行简洁凝练但不至于过分简化以致使它们失去意义，并且留有足够的解释性背景，以便有可能发现一致的模式，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实用而有益的洞见，可以应用于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许多人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分为“应用型”工作（通常指在学术领域之外具有预期的实际成果的研究）和“理论型”工作（通常被设想为是发生在大学的象牙塔里）。各种各样的“应用人类学家”协会，对那些从事自由职业或所就职的机构里没有很多人类学同事的从业者会非常有帮助和支持。然而，尽管这种应用、理论二分法是一种功能上的简化，但它却有一点误导性。它助长了这样两种假设，即象牙塔里的研究和理论发展比较排外且不太实用；而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人类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游离出该学科的主体部分。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两种假设都不正确。好的“应用型”研究，无论基于何处，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和一个严谨的“学术性”方法，而理论的发展也依赖于从实证数据中收集的信息和田野经验。以草根阶层为焦点，直接介入人类社区，使得人类学研究非常有根据而理性。因此，无论研究的问题看起来多么深奥难懂，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行其所行”总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甚至是看似抽象的研究也会催生新的想法，并提出新的理论，如果这些理论足够稳健，就会通过更广泛的讨论，渗透到实践中去。

从本质上讲，人类学研究的过程需要以下步骤（尽管这一顺序可能被灵活调整，且其中存在着许多反馈回路和潜在的支线与变数）

设计：概括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

寻求基金：撰写资助项目申请书。

回顾：查阅理论和民族志文献，看看迄今为止在此主题上已经有过些什么研究。

定义和细化：确定项目目标和假设。

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收集数据，例如，通过参与观察或访谈进行数据收集（一些初步的田野调查通常是在较早的阶段进行）。

分析数据：通过人类学理论的“透镜”来解释数据所描述的图景，验证假设。

发现答案：从研究中得出结论。

发布研究结论：撰写文本，作报告，制作影像资料，或者其他形式的产出，比如展览。

参与国际对话：对研究课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加入新的内容，促进理论发展。

也还经常：

提出建议：给政策与决策制定者、研究的使用者提供建议。

后续工作：协助研究发现的应用。

评估：对应用效果做进一步研究。

正如以上清单所示，人类学研究的结果产出有两个潜在的方向：在学科内面向理论发展，对于研究使用者则旨在提供实用性的建议。它还阐明了理论和实践之间重要的反馈关系，强调了“理论型”工作和“应用型”工作之间的人为划分。

这一人为的划分也同样定义了人们的职业身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人类学家的职业经常涉及教学、大学职位以及与其他角色的结合。许多有研究兴趣的人类学家从事着那些远离象牙塔的工作。通常，人类学家的网站或出版物列表（包括那些在大学网页上找到的）描述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一些可以很明确地归类为“应用型”，而另一些则更明显地侧重于对理论辩论的贡献。它们还揭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多样性：一种调查一系列有趣问题的职业，这些问题都与在相当不同的群体中的人类行为有关。

人类学不仅令人着迷，更是让人欲罢不能。很多人起初只是进行了一点简单的研究，但最后发现他们都想继续下去。在世界各地做了十多年自由撰稿人和研究员之后，我在澳大利亚内陆度过的一段时间引发了我的兴趣，于是我花了一年时间攻读人类学硕士课程。继而，在一个博士学位，几个教学职位和无数的研究项目之后，人类学于我产生了无限的吸引力。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来从事人类学。毕竟，有很多灵魂有着无可救药的好奇心，有着能够与不同文化和意识来共事的灵活性，有着足够的耐心可以做深度研究。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人类学并非学校普遍开设的课程，所以很多人根本接触不到这门学科[6]。这使得他们带着仅有的刻板印象来思考，而这些刻板印象带来的一大问题（除了它们是不准确和过时的事实之外）在于，它们似乎既没有指向人类学的潜在职业前景，也没有指向人类学研究的许多实际用途。

这本书试图展示的是人类学可以带来的广泛职业选择，同时还具有多元的潜在应用性。我把材料分成几个宽泛的领域，但只是比较大致的划分，有一些领域间存在重合或交叉。然而，在每个领域，人类学的目标仍然是不变的：获得对一个特定社会现实，及它的信仰价值和行为的真正理解，并能把这种理解进行跨文化和亚文化边界的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