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列宁“帝国主义论”诞生的历史背景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新趋势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深刻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作为全面超越和全面取代封建主义的新的人类社会形态，在其既定历史局限性的前提下，于一段时期内，会持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先锋性”与“进步性”。当第一次工业革命渐趋落幕，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建设进程不仅没有随之呈现衰微之势，反而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持续推进。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得益于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高歌猛进，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冉冉升腾于西方世界。受其深刻影响及有力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管理经营模式、日常生活与工作方式等众多社会景观发生了较大改观，世界资本主义迎来了新一轮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类在交通方式、通讯方式、生活工作用品等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飞跃性突破和创新，内燃机汽车、飞机、电话、有线（无线）电报、电灯、炸药、塑料、人造纤维等一系列超越往昔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极限的新事物层出不穷。与此相应，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与重组，欧美各国在此期间先后将技术革命重心从昔日以纺织业和采掘业等为典型代表的传统产业领域陆续转移到重工业领域，遂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强国，从而完成了工业化历史进程，并进而形成了西欧和北美这两个全球最为主要的发达工业化地带。毫无疑问，这一历史进程的意义十分深远，迄今为止，仍然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国际分工、资本流动等诸多方面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由于受到自然科学远未停息的前进步伐以及生产领域中产业技术不断的升级的深刻影响和促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类企业与公司都争先恐后在生产中积极主动地采用新产业技术和生产工艺以期增强自身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实力。于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各类企业通过在市场上相互之间的激烈角逐同残酷竞争践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企业和公司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成功实现技术转型和升级的资本集团利用自身新技术形成的优势不断挤垮或吞并掉那些技术相对落后的企业和公司，尔后将巨量资本迅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渐渐地这些企业和公司慢慢显现出在某个特定行业、部门甚至是整个社会范围内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垄断特征。与此同时，垄断资本为了维持、巩固自身统治以及出于利益最大化考量，纷纷积极介入到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方面，各国资产阶级政权纷纷竭力复兴军国主义，强化对内、对外暴力镇压与军事武装威慑；另一方面，相继出台并施行以保护性关税为代表的一系列旨在保护和扶持国内私人垄断企业和公司为根本目的的国家政策。有赖于上述这些原因，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托拉斯等私人垄断资本集团渐趋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成为了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显赫力量。昔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偶然”“暂时”“例外”的经济垄断现象越来越成为一种极为普遍且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时代）特征，自由资本主义在时光不知不觉的流逝中悄然将王冠摘下，并颤颤巍巍地递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手中。对此，列宁曾这样评价道：“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据当时一些实证统计材料显示：某些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内，为数不多的大垄断资本集团甚至已经将一半（以上）的国民经济产业部门聚集到自己麾下。当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垄断发展趋势绝不仅仅局限于工商业领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集中垄断趋势推波助澜的作用下，资本主义银行机构也逐渐由往昔业务功能单一的普通资本“中介人”角色华丽转变为一个深度掌控资本主义工商业界（当然还包括了农业、服务业等众多行业领域）的“万能垄断者”。银行垄断资本与工商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混合生长，最终催生出了“金融资本”这一资本主义最新的垄断资本形态。正是在“金融资本”强大力量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银行大王”“石油大王”“钢铁大王”“铝业大王”“铁路大王”“汽车大王”等一批具有高度垄断色彩，手握巨大经济政治权柄的垄断寡头们纷纷在世纪之交粉墨登场，作为资本主义最高历史阶段且具有显著经济政治专制集权特征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厚重帷幕也因而得以缓缓开启。

毋庸置疑，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以及现实社会生产力均获得了相较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言更加显著的解放、发展和进步。全人类，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通劳动群众日常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较之以往均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提升。这一点恰如列宁所言：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或者在某些时期内将会呈现出令人惊叹的高速发展，“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不过，无论怎样，帝国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毕竟仍然隶属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存在于其始终的特定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它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弱化，反而变得越来越激烈而尖锐，它的时代局限性与落后反动的特征也愈益显著。对此，《资本论》深刻揭示道：尽管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资本主义不仅仍然能够持续促进科学技术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竭尽所能改善和调整社会生产无政府状况，但由于这一切变化与改观始终囿于资本主义藩篱内，并未越此特定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雷池一步，因而随着垄断资本主义不断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性、压迫性、掠夺性会变得愈加严重，“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久而久之，“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首先，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的引领与推动下，垄断资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仅相互之间进行着极为激烈、残酷的恶性竞争，而且更是使尽浑身解数摧毁或兼并无数实力不如自己的中小企业，加上维护同代言垄断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与干预，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大量破产并被无情并吞的中小企业，以及大批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和就业后备军的小私营企业主与手工业生产者；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政治权力与日倍增且数量越来越少的垄断财团及垄断寡头。其次，出于维护和保障一小撮私人寡头利益的考量，垄断资本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对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群众施行日益严酷的剥削压榨，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各类巨额支出，如军备竞赛、豢养庞大官僚体系、海外开拓殖民地等方面的沉重经济负担最后也都毫无疑问地压在劳动群众肩上，即其要么通过课重税，要么以扣除、冻结工人实际收入等诸多方式来实现。据有关数据显示，1890年至1912年，德国工人的工资在20多年时间内平均增加了25%，而生活费用却至少增加了40%；英国工人在1900年至1908年这段时间内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而生活费用却大大增长；法国、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状况也处于持续不断恶化境况中。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处境的恶化同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形成了恶性循环，垄断资本则往往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弥补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帝国主义列强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和尖锐起来。以欧洲大陆为例，法国在1890年到1899年的10年间，罢工人数为924000人，而在1900年到1905年的6年时间内，罢工人数就高达1107000人。德国在1895年到1899年共爆发罢工3609次，平均每年720次，而在1900年到1904年的时间内则发生罢工7235次，平均每年高达1447次。再次，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大经济利益，攫取更多生产和战略资源并摆脱国内消费严重不足的困境，在大规模商品输出基础上，积极推行资本输出。为了彻底扫除一切存在于资本输出金光大道上的障碍，帝国主义必须全面复兴和提升以坚船利炮为标志的军国主义，借此为赤裸裸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现代奴隶”的殖民主义“保驾护航”。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此外，伴随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严重社会经济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和恶化了。德、美等国跳跃式发展，迅速赶上并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各国工业增长的速度看，1870年至1913年，美国增长8.1倍，德国增长4.6倍，而法国却只增长1.9倍，英国只增长1.3倍。就各国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而言，1870年至1913年，美国从23%上升为38%，德国从13%上升为16%，而英国则从32%下降到14%，法国从10%下降到6%。英国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而美国的工业总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德国的工业总产量则在欧洲首屈一指。由此一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固有矛盾也就变得越来越尖锐与突出，这集中反映和表现在帝国主义历史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展现的“双重趋势”，即资本的“国际化”与“民族化”进程：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和融合性，而另一方面则是它日益分裂为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集团。这一点诚如布哈林提醒人们的那样：每个“民族国家”金融资本的最终理想是进行无限制扩张直至成为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因为资本自身逻辑发展要求实现“国际化”或“全球化”；然而，各“民族国家”的金融资本必将会在各自全球化进程中为了捍卫与拓展自身利益而频繁发生激烈对抗与冲突，而这样一来，就会反过来强化资本的“民族”色彩。以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为例：一方面，资本自身发展逻辑要求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不断向前迈进，帝国主义列强依照这一逻辑必将积极向外推行殖民主义，抢占殖民地、半殖民地；另一方面，每一垄断资本都是有归属和有主的，随着各有主垄断资本全球化步伐的加剧，它们相互之间终将遭遇并进而产生出势不两立的激烈矛盾与尖锐对抗。加之帝国主义列强始终存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致的国家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因而，帝国主义列强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似乎永远都不可能被彻底根除。以一战前夕的情况视之，尽管新崛起的美、德、日本在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等诸多方面均远远超过了英、法、俄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帝国主义列强所占有的殖民地以及拥有的势力范围却存在着巨大差距，甚至可以说与其现实实力极不相称，如美、德等国所拥有的殖民地只有法国的1/3，俄国的1/5，英国的1/10等，加之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世界领土已经基本被分割完毕，不难想见，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进一步扩大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尤其是那些后来居上的强国，为了谋求到一个能与其自身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势力范围，一场源于帝国主义列强旨在“重新洗牌”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或早或迟终将爆发。

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与资本之间，“劳动和资本之间、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帝国主义各主要强国之间的矛盾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生，使世界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迫在眉睫。”由于内在基本矛盾始终如一，加之帝国主义对这一内在基本矛盾的空前加剧和激化，帝国主义繁花似锦的社会历史景观下潜藏着重重危机。

二、工人阶级的分化与“第二国际”的破产

（一）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分化

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的工人阶级当然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其内部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着较为显明的阶层差异性。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某些技能要求更高的工种与较低技能要求的工种，以智力劳动为主的工作岗位与以高体能劳动为主的工作岗位等，其相互之间均客观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区别，有时候这种差异性甚至超乎了一般的想象。正因为这样，西方社会一度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将“手艺人”（或“工匠”）与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混为一谈。带有浓厚技术含量的“手艺人”和“工匠”们往往认为，体力劳动者们理应属于一个较为低下的社会阶层。锅炉制造工人工会书记一想到能允许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去干“工匠”的工作就会吓得要死。有技术的纺纱工人工会书记确信，他的会员一般说来在高超的技能方面与接线工人和缺少技术的工人是截然有别的。在此（根深蒂固）观念基础上，世界资本主义早期旨在保障与维护熟练工人和具有高技能“工匠”们切身利益的具有浓厚封建行会宗派色彩的工会组织纷纷应运而生，久而久之，这些工会组织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日益显现出难以回避的保守性、落后性、反动性，以及对整个工人阶级及其运动的严重危害性：首先，这些早期工会组织顽固地维护着封建行会森严等级秩序的糟粕，不仅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在各行业中具有较为稳定职业、工资待遇较为优厚的熟练“手艺人”，而且工会组织还往往通过抬高入会门槛，如缴纳高额的会费等，将大量体力劳动者、女工、童工拒之于工会组织大门之外，“锅炉和轮船制造协会”总书记罗伯特·奈特的言辞对此做出了最好注释：“我们一定要循规蹈矩，铁甲工人是技匠，打下手的自然应当听技匠的指挥”；其次，这些早期工会组织并不致力于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彻底反抗资产阶级政府及资本主义制度，它们始终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主张劳资利益可以进行协调，其真正的兴趣点仅在于为工会会员尽可能争取到较大经济利益同更好的工作条件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过度沉湎于“经济斗争”一瓜一枣的利益考量，而为达此类目标，这些组织甚至不惜牺牲掉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长远利益及阶级原则，渐渐地这些工会组织不仅日趋沦为了某种“纯而又纯”的工人“福利组织”，而且还在客观上起到了严重滞碍马克思主义传播并阉割掉其理论中革命灵魂的恶劣作用；再次，这些工会组织在工会官僚化进程中慢慢地培养出了一个日益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上层特权工人阶层或工人贵族阶层，其工会领袖们也逐渐变为一批对下（无产阶级）怒目横眉，对上（资产阶级）趋炎附势的“富裕一族”。正因此，这些工会组织在现实生活中客观造成了整个工人阶级组织和运动的分裂，并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整体实力。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漫漫数十年间，垄断资本始终没有放弃积极培植和豢养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的忠诚代理人——工人贵族阶层的努力，特别是凭借军国主义、殖民主义攫取到的巨量海外经济（超额）利润，垄断资本集团大肆收买与笼络这些曾经带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工会组织及其领导团队。因而，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出现了一个界限渐趋明晰，与雇主关系暧昧不清且已经严重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阶层，以及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担任主要领导的“黄色工会”。工人贵族及其所领导的“黄色工会”始终信奉劳资利益根本一致及可协调观点，主张用和平仲裁的方式消除劳资间的矛盾与争议，他们从根本上否定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必然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反抗，甚至包括合理合法的游行示威与罢工等。他们不再积极介入和参与任何激进的革命运动，转而迷恋、散布、鼓吹“阶级和解”“议会斗争”“经济斗争”“合法斗争”等诸多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论调，并在现实中致力于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及其运动。

由于工人贵族目光短狭，众多工会领导人禁不住资产阶级政府“合法”“和平”“富裕”等理念及现实经济利益的诱惑，纷纷告别了工人革命运动，转而投身到资产阶级反动阵营中，并日益成为为垄断资本一己私利保驾护航的马前卒同卫道士。特别是当帝国主义列强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和对抗频频升级，以至于帝国主义列强最终爆发了那场惨烈程度与战争规模均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工人阶级上层不仅不参与到“反战”洪流中，反而愈加卖力地向国内普通民众与工人阶级鼓噪并吹嘘所谓“爱国主义”思想，欲图使人们淡忘国内尖锐的阶级仇恨与斗争，煽动人们积极投身到以“保卫祖国”旗帜为遮羞布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缺乏马克思主义正确教育与指导的普通劳动群众一时兴起且极为虚幻的爱国主义情愫，而且的确或多或少“成功”地瓦解与摧毁了国际无产阶级之间的大团结、大联合，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避免遭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致命冲击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缓冲与保护作用，使帝国主义能够继续得以苟延残喘，并因而宣告了“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对此，布哈林曾十分愤慨地指责道，“欧洲工人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中得到的几文钱，与几百万被屠杀的工人、战争吞噬的无数财富、猖狂的军国主义骇人听闻的镇压、恣意破坏生产力的暴行、高昂的生活费用和饥馑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与这群作为“第二国际”同资本主义主要社会支柱的工人贵族迥然有别，以列宁、卢森堡等人为杰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翼沉着应对、高瞻远瞩，时刻以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提醒自己。他们不仅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在垄断资本竭力笼络与收买策略作用下，早已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对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与革命运动的分化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前景所带来的深重灾祸，而且更意识到需要彻底揭穿垄断资本、工人贵族以及“黄色工会”宣扬和鼓噪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合法议会斗争”“为保卫祖国而战”等观念和口号所蕴藏的巨大欺骗性，警示广大劳动群众远离资产阶级那辆插满了“保卫祖国”彩旗的“爱国战车”，号召全世界无产者真正联合起来，在历史时机允许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实践，用革命武装斗争推翻与摧毁腐朽堕落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为最终建立属于工人阶级的新政权而不懈奋斗。

（二）“第二国际”的破产

恰如列宁正确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上而言，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既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社会支柱。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贵族对整个工人阶级队伍及其运动所起到的分裂和破坏作用，不知不觉中也逐渐渗透进了“第二国际”内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与最终解体既是工人阶级分化发展的必然逻辑结局，同时也是长期充斥在工人贵族群体中的机会主义、沙文主义蔓延泛滥的结果。

在列宁看来，对于“第二国际”破产的认知不应当仅从表象与形式去理解，即不能仅从如欧洲各交战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国际联系的中断，不再召开社会民主党国际代表会议以及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等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而应当着力深入本质，即从在面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各国社会民主党不是在国内外竭力反战、反对军事拨款、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政府的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以及创办秘密报刊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而是最终选择了在“老党统一口号”引领下，一边倒地站到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方面去专心致志地反对各国无产阶级，使一国无产阶级政党同本国资产阶级达到“统一”而同各国无产阶级进行决裂等本质内涵去理解。正因此，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明确指出了“第二国际”彻底破产的显著标志：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决议等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

“第二国际”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面前不堪一击，多数社会党成员不仅纷纷向各自资产阶级政府缴械投诚，而且还高擎着“保卫祖国”的招摇撞骗的幌子自觉自愿主动钻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前线战壕中。以德国党为例，1913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以多数票赞成政府扩军备战的军事预算。1913年6月30日，已把持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者，公开投票赞成为军事拨款法筹资的一次性国防税和财产增值税法，公然违反了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支持政府参加战争，走上了背叛无产阶级的道路。“第二国际”的其他大多数政党也与德国党大体相似，开始堕落。大战爆发前夕，德国党执行委员会曾宣称自己忠实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在1914年7月25日《前进报》上党的执行委员会还发表宣言呼吁德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以人性和文明的名义抗议战争挑动者的破坏性行动。无产阶级迫切要求德国政府对奥地利政府施加影响以维护和平。不允许为了奥地利统治者的权力欲、为了帝国主义的利润而牺牲德国任何一个士兵的一滴鲜血。宣言最后高呼：我们不要战争！打倒战争！各民族兄弟般的国际团结万岁！但是在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首脑却与政府进行了秘密勾结。阿·休特古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身份同首相接触，并向政府保证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将赞成各国参与战争的军事拨款，“在8月3日下午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团会议上，对军事拨款进行表决，结果以78票对14票通过同意军事拨款。当时以卡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14名党团成员对军事拨款投了反对票，可是他们为了维护党的纪律和组织形式上的统一，在第二天的国会会议上便和其他议员们一起投了赞成票。后来，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中派分子胡果·哈阿兹宣读了表示赞成军事拨款的声明，并宣称为了防御‘俄国入侵’，接受‘保卫祖国’的口号，宣传‘在危险时刻我们不会抛弃祖国’。”在德国党的影响下，工会还要求德国工人在战争期间放弃罢工，宣布实行所谓的国内和平政策，驱使250万会员充当战争炮灰。右派谢德曼之流还亲自到瑞士、瑞典、丹麦等中立国游说，为本国政府辩护。为了防止革命，机会主义者还多方破坏左派占优势的地方组织，迫害左派分子，甚至协助警察把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梅林等左派领袖逮捕入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并最终参与到帝国主义战争中类似，法国社会党、英国社会党右翼、比利时社会党和俄国孟什维克等也都纷纷支持对同盟国作战，奥、意、美、荷、丹等国社会党首领，也都无条件地支持本国政府。在这个时期，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靠向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与帝国主义立场上，而且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类似帝国主义的残酷而血腥的手腕。例如，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法国，“饶勒斯的反战活动十分活跃，这引起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憎恨。1914年7月31日，饶勒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暗杀。这几乎成为法国社会党领导们关于战争的态度的明显转折点。在饶勒斯遇刺前，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们一直倾向于认为法国政府不愿意参战，但是在他遇刺后，他们的这种观点就逐渐转变到‘保卫祖国’上来。”

事实上，诚如列宁在分析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合法主义相互关系问题时所深刻阐述的那样，这一切令人目不暇接的历史转变和历史迷局当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形成与发生的。亦如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在短时期内迅猛爆发那样，其无疑是一个漫长历史进程经年累积以及各种历史因素长期相互交汇、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首先，尽管“第二国际”早期在恩格斯的正确领导下开展和实施了一系列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且对日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极为深远影响的革命实践活动同战略布局，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第二国际”自成立之初起就是一个组织形式比较松散的团体，其在组织原则上过于强调各国社会党充分的独立自主性，加之“第二国际”内部成员成分十分芜杂，思潮纷乱、流派多元，因而，自恩格斯与世长辞之后，“第二国际”长期以来始终缺乏一个如同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在思想与组织方面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强有力正统马克思主义领导核心力量以及能够令众人信服和自觉跟随的精神领袖。其次，那些自恩格斯逝世后在“第二国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老资格的“大人物们”，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究其实质而言并非坚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一旦当他们不再对其真实的思想和政治取向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并逐渐转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右倾路线时，由于其昔日在“第二国际”内部以至于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熠熠生辉”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一方面，必然会有大批盲目的崇拜者义无反顾地成为其铁杆拥趸与追随者，另一方面，这些耀眼的方面“光芒”将他们真实的学术倾向与政治路线深深掩藏起来了。列宁就曾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以著名寓言《杜鹃和公鸡》对此类现象进行了非常辛辣的嘲讽。所以，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这座本就不太稳固的“大厦”在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人物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强大思潮的误导下顷刻之间分崩离析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再次，“第二国际”内部自始至终存在着数个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理论和政治派别。如在国际成立的早期，其内部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三个主要思想与政治派别。然而，由于在前期活动中，“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主要精力用于竭力反对和排除无政府主义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负面干扰和影响，所以，没有足够正视在这个组织内部存在着的同样势力强大的右倾改良主义思潮和政治路线，更没有能够对这些错误思潮和政治路线进行及时而精准的压制、批判和清算，从而导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国际”内部积存已久的以伯恩斯坦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改良主义逐渐发展为在理论上全面系统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声势日隆的修正主义流派，而此时的“第二国际”也日趋形成了三个主要思想和组织派别：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以及以列宁和卢森堡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伯恩斯坦在1896年及随后的数年内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杂志上陆陆续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尝试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特别是，在1899年完成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斯坦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公开化了。以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皇”荣誉头衔的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所谓“第二国际”中派虽然也曾经积极参与到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并始终以“正统马克思主义”泰然自居，但其思想和行动中却时时处处散发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气息。在考茨基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皇”提出了思想史上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之后，其右倾机会主义本来面目愈发显著，愈发不加修饰，并渐渐向他曾经竭力攻击和批判过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持续靠拢（尽管他因为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左右摇摆立场而获得了“含糊橡皮性”称号，但客观地讲，考茨基在行动上毕竟还是对修正主义作出了声讨，而且也的确作出了或多或少的历史贡献）。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现在做什么？》《新战略》《在巴登和卢森堡之间》等一系列文章同左派代表卢森堡等人进行论战，并进而提出了所谓的“疲劳战略”，其根本旨向无非是竭力鼓吹革命斗争以外的“合法主义”“议会斗争”，希冀通过无数次资产阶级议会内部的小角逐逐渐削弱垄断资本统治政权的力量，进而，整个世界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了。对于考茨基主义及其中派主义的本质内涵，列宁一针见血地归纳总结道：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上怯懦，不敢发动群众，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思想上教条主义；哲学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采取了折中主义；行动上反对左派的正确主张力图调和工人运动中的左派和右派的原则分歧，其实质上是一种有利于右倾机会主义发展的思潮。质言之，正是由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左翼对右倾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长期有意无意地忽视和纵容，才最终导致在“第二国际”发展的中后期，修正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整体实力同社会影响均大大超过了以列宁、卢森堡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左翼联盟，资产阶级政权也因之找到了自己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势力强大的合作伙伴同代理人。正因此，“第二国际”发展中后期渐趋被右翼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相关的组织势力所腐蚀和蛀空，从而难逃最后彻底破产、彻底解体的悲剧性命运。

理解“第二国际”彻底破产的关键词除了“背叛”还是“背叛”，即多数国家社会党及其成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赤裸裸的“背叛”。无论当时的亲历者或后来人竭力为这种“背叛”寻到什么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叛”就是“背叛”，这一点绝对不容回避！毫无疑问，此次“背叛”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及其未来本可以相当光明的发展前景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的确令人扼腕。这一点诚如美国学者威廉·福斯特在《三个国际的历史》中所评价的那样：“第二国际多数社会党的叛变，是世界工人阶级有史以来所遭受到的最大灾难。”不过，马克思主义教导人们应当全面、发展、动态地看待世界万物的演进与变迁。“第二国际”由于多数成员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而最终招致彻底破产和解体的历史事件同样存在值得肯定的方面。列宁曾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表达出了某种辩证的乐观主义情绪。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国际”的宣告破产虽然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带来了诸多不幸的影响，然而，其在另一方面却生动地揭露了机会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政权同盟者的真面目，证明了多数国家社会民主党已经腐朽与堕落：“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不难想见，“第二国际”彻底破产和解体的教训以及惨绝人寰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均为列宁及其所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反面助推了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23年5月，“第二国际”社会党的右派和中派在汉堡召开合并大会，正式宣告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此次合并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在组织上正式终结（正式解体）。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作和完成的重要历史背景

列宁“帝国主义论”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际上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形塑过程。尽管列宁“帝国主义论”最为集中而系统地呈现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但需要指出，他的“帝国主义论”绝不仅限于此文。事实上，列宁“帝国主义论”是一个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最高峰及最耀眼代表的庞大思想体系。如果仅从目前能够查阅到的文献来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成长和成熟的确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左右），而列宁许多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文献与篇章基本上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写作或完成的，这其中包括了“重量级别”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等。

简单梳理一下，列宁最早使用“帝国主义”这一词语是在1905年写作的《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紧接着，他在1907年写作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概念；在1914年10月写作的《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中，列宁明确指出“当前”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过去的那种民族战争，而是帝国主义战争，他提到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即一个高级时期和腐朽时代；在1915年5—6月完成的名篇《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列宁深刻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纷纷背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转而向帝国主义投诚的思想根源，即以考茨基主义及其“超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对“第二国际”进行的长期腐蚀；列宁在接下来的1915年7—8月期间所完成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中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战争本质，而且还驳斥了那种认为这场战争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质和某种民族解放意义的错误观念；在1915年8月完成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不仅明确反对“欧洲联邦口号”（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之视为反“超帝国主义论”的另一种表述），而且还通过揭露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光辉思想；1916年1—6月，列宁完成了代表其“帝国主义思想”的最为光辉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此文中，列宁详细而极具说服力地阐释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主要社会经济特征、历史地位和历史走向等异常重大且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1916年完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列宁又马不停蹄地写作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一系列与他“帝国主义论”密切关联（或者说更进一步、更广泛的阐释）且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遥相呼应的光辉篇章。与此同时，也就是在1912—1916年期间，列宁写作和完成了一部篇幅浩繁的伟大作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在这部有关帝国主义研究总的笔记中，列宁总共收录了20本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资料，这些极为详细、理论研讨极为深入的分笔记是列宁于1912—1916年就同一问题所作的札记。

从上述梳理的情况可大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质上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史上”第一次世界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成为了理解列宁“帝国主义思想”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极为重要和关键的历史时代背景与历史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在客观上对促进列宁“帝国主义论”快速成长、成熟，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最终成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因而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尼尔·哈丁的看法略有极端之嫌，但仍不失为一个提请人们正视本质上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世界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列宁“帝国主义论”最终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的价值独到的见解。尼尔·哈丁认为：1914年之前并不存在一种成熟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在其起源和内容方面，被最佳地理解为是对世界大战的反应。”“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完整的批判，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日益临近和不可避免的信念的列宁主义在1914年至1917年间很快形成。”“正是在分化的战争时期，列宁主义当作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开始被有意识地加以阐发，它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区别并对抗于所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流派，而且区别并对抗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的派别：1914年是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综合化意识形态的产生之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直接促使早已貌合神离、异常脆弱的“第二国际”宣告彻底破产并逐渐走上了组织最终解体的“不归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漫长酝酿、全面爆发及各国资产阶级政权的不断拉拢中，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上演了一幕幕莎士比亚戏剧式的“背叛”戏码，与资产阶级站在了同一战壕内，并与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所代表的本国工人阶级相交恶。在此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成为了验证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所奉行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否还是工人阶级属性的最为牢靠的“试金石”，而且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第二国际”内部长期存在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早已“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离了世界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

面对此情此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及由此直接导致的“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特别是受到“第二国际”彻底破产的强烈刺激，列宁深深感到：第一，有必要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内部长期存在的以伯恩斯坦主义、考茨基主义为代表的右倾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等诸类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一次彻底批判与清算，这既是一次对过往失败教训及时而深刻的归纳与反思，同时更是对“未来国际”（“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建设及继续矢志不渝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所作出的最重要准备；第二，除了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最为严肃与彻底的批判、清算外，更应当从正面积极、系统地阐述与论证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所发动的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属性的观点和学说，以期一方面正本清源，真正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彻底消除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指明一个正确奋斗方向，并竭尽全力地最大程度动员和团结全世界工人阶级与最广大劳动群众，在合适的历史时机到来时，打击、撼动或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事实上，列宁针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思潮，包括对它们关于帝国主义本质内涵、重要特征及未来走向错误观点的批判与清除同列宁正面阐述他的帝国主义论，共同辩证地构筑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完整整体及其丰富内涵，换言之，正因为上述正反两个方面都存在，才使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内容丰富、思想饱满、体系完整、说理透彻。列宁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工人阶级逐渐分化，“第二国际”彻底破产等历史时局下所产生的上述学术与政治、理论与实践诉求均可清晰地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作的各类文章，特别是有关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作品中看到。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非常注意批判和清算长期存在于“第二国际”内部以“考茨基主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思潮。列宁坚信，以“考茨基主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思潮同具有鲜明资产阶级属性的所谓“和平主义”以及一般“民主主义”一样，不仅都在竭力地掩饰帝国主义最根本、最深刻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而且在现实中也的确成为了“第二国际”瓦解和腐烂的原因，同时也成为了“第二国际”瓦解和腐烂的结果。总之，其本质上是一个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所以，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当然也在其他许多重要文献，如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等众多文献中，列宁同样严厉地批驳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列宁不仅严厉批判了“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所作出的荒谬定义，而且更不吝惜笔墨重点批判和清算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总的来说，列宁认为，考茨基精心炮制出来的“超帝国主义论”不仅给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虚幻”“和平”的历史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针对资产阶级政权统治展开阶级斗争的意志与现实实践，而且更是起到了为各国机会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面前令人惊愕地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放弃革命策略、违背《巴塞尔决议》精神、登上帝国主义以“保卫祖国”为幌子的战车等行为进行可耻狡辩的卑劣作用。在列宁看来，“超帝国主义论”就是长期存在于“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合法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必然产儿，其比较集中地呈现出了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言自明的腐朽、堕落和反动等特质，具有很坏、很恶劣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花大力气对其进行深入揭露和无情批判。列宁严厉驳斥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对于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典范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及时、系统、完整地登上人类思想史历史舞台所具有的不容小觑的意义和价值。对此，苏联学者查戈洛夫正确地指出：正是基于对“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对立场，列宁最终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著名论断。同样，布鲁厄也认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驳考茨基主义（主要是他的“超帝国主义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希法亭在内）的宣传，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错误的观点正在把实质上早已四分五裂的“第二国际”引向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有史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全面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的惨绝人寰的正面交锋，不仅其本质从一开始起就没有被世人所深刻了解和洞悉，而且甚至一度成为欧美某些群体（如许多知识分子、政客等）热情讴歌与极力颂扬的对象。这一点恰如历史学家帕尔默所描述的那样：1914年之前的数十年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并歌颂人类斗争与暴力的社会价值。这样的思想得到大众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广泛宣传，对每个国家加入到世界大战时的公众热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确，一些闻名遐迩的年轻作家，包括法国的夏尔·佩吉和英国的鲁珀特·布鲁克，他们在早期的战役中丧生，留下关于为国牺牲精神可贵的文学遗言。但是，随着大战拖延长达四年之久，其残酷血腥程度与日俱增，早期的文学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纷纷转变为犬儒主义、厌世主义乃至悲观失望。到了1918年，著名战争诗人如萨松和欧文，谴责毫无意义的战争带来的恐怖景象，并对每个民族政府所作的宣传加以嘲讽。反语和尖刻成为“一战”后欧洲文化领域里创造性作品中到处弥漫的主题。爱尔兰诗人W. B．叶芝，同样察觉出欧洲的某些东西已经步入歧途，他的著名的诗作《基督重临》（1919年）对整整一代人的焦躁不安作了概括：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在这个极度考验人洞察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及客观冷静品质的时刻，列宁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文献中反反复复地强调指出了这场世界大战的本质属性：这是一场各参战资本主义国家国内一小撮垄断资产者及与之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谋求自身阶级集团狭隘（经济）利益而发动的非正义战争，是一场使人类同胞相互戕害、极度罪恶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充分暴露出了帝国主义极端反动、腐朽和垂死的特征。当这场规模空前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惨烈程度随着战争的持续深入与不断蔓延升级，欧洲大陆的空气中逐渐充盈与弥漫着越来越浓烈的硝烟与尸体腐烂的恼人气味，而之前帝国主义政权大肆宣扬的“誓死捍卫祖国利益和尊严”那高高飘扬的绚烂彩旗也日益被浸染上了凝重的血色时（面对此情此景，英国外交大臣也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慨叹：“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列宁却异常冷静地从这个“最暗无天日的时代”中洞悉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终将取得胜利的曙光（尽管这一缕光线在当时硝烟冲天和家园涂炭的暗淡境况中是如此微不足道）。于是，列宁不仅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发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样振聋发聩的号召，而且还严谨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光辉灿烂的思想。这一思想始终指导着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的广大工人阶级同劳动群众，直到欧洲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俄罗斯帝国在“一瞬间”被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所彻底倾覆。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过严密的学理考察以及对事实材料令人信服的深入剖析，不仅重申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同现实状况，而且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内涵、重要特征、历史地位、历史走向和最终结局等诸多重要方面作出了相当杰出的研究，并据此得出了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在经济上体现出空前严重的“寄生性”“腐朽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必然的垂死性”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等重要论断。当然，列宁不是中世纪神秘的占星家，他当然无法对人类社会还未发生的事情作出精准判断和预言，换句话说，对于具体在什么时候、哪个国家和地区会率先爆发反帝革命，革命是否会取得最终胜利，帝国主义在什么时候让位于社会主义等，列宁是无法准确说出的。不过，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并结合对当时世情、国情、民情的综合考量后坚信：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结局，坚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政权”，在帝国主义列强社会经济不平衡发展原理指引下积极“寻找”帝国主义世界阵营的“薄弱环节”和“突破口”，注意发挥无产阶级主观能动性，就是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唯一可能且可行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