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列宁“帝国主义论”诞生的理论源流——“前列宁时期”和“与列宁同时期”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性研究

一、概述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漫漫数十年间，世界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府与市场、国际外交实践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演进与变迁。面对最新社会时代变局，众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因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出的这样一种巨大变化和改观，力求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最新进程同社会景观作出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从不同维度和视角考察了这一独特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时代基本特征，从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前列宁时期”以及“与列宁同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研究）思想理论传统。

垄断资本主义肇始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敏锐洞察到此次转变绝非一次无足轻重的量变（是一次质变，不过，严谨地说，仅仅属于一次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藩篱之内的“部分质变”，正如《资本论》所言：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而已），而且更是极富远见地指出：不同于积累、积聚，资本和生产的持续集中正急速驰骋在高度垄断道路上，朝向一种社会总资本要么掌握在唯一资本家手中，要么合并在唯一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极限境界”，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日暮穷途、日薄西山，但与此相反，建基于股份公司大发展之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却正通过“资本家剥夺资本家”而日渐隆兴，并显现出越来越浓郁的面向未来新社会形态“过渡”的色彩。恩格斯乐观展望到：“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忠实的继承者之一的拉法格同样也洞察到了作为帝国主义最为深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进而他将帝国主义界定为资本主义由于托拉斯经济形态和有关组织持续不断发展而进入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深入考察了银行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相互融合的情形，强调了“金融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核心作用，并由此指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是金融资本阶段。卢森堡则在《资本积累论》中突出强调了“资本—非资本”的相互关系，她通过质疑“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完全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环境”，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必将来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即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资本主义各国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激烈争夺终将导致帝国主义的出现。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综合了列宁、希法亭、卢森堡等前人的有关思想，并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过渡时期的经济》（1920）、《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25）等著作中得以呈现，其中，最为集中展现布哈林帝国主义观点的作品是《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列宁高度评价了《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这一著作，列宁指出，“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特别在于：他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他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该书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5个月之后出版的，它有力地配合、宣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考茨基的相关观点则主要彰显了资本主义“工业—农业”的产业结构与相互关系，他认为，帝国主义就是高度发达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更多农业区域的产物，是一种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考茨基设想在不远的将来，帝国主义政策很有可能将会被一种全新的“超帝国主义”政策（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域性甚或是全球范围大联合政策）所取代，超帝国主义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除上述马克思主义学者外，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于1902年出版了《帝国主义》一书，该学术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帝国主义进行专门政治经济分析的力作。霍布森的帝国主义思想可以大致归结为：帝国主义源于这样一对难以超越的社会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与国内广大普通劳动群众消费能力相对日益缩小之间所产生的尖锐对立与冲突，为了解决这一日益升级和恶化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各国不得不将过剩资本投向海外，于是，这样一来，以向外积极推行殖民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帝国主义就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与此同时，霍布森也注意到了金融资本在这一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和地位，他认为，正是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各种力量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成为了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列宁对此书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尽管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所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但是，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

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典范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主要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及帝国主义初期世界资本主义客观情况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一种理论反映同思想凝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他众多思想家们，包括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霍布森）对垄断资本主义所作出的理论研究与抽象思考于不同层面和维度上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形塑与最终成熟起到了巨大启发意义与推动作用。列宁当然绝非第一个，更非唯一一个研究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乃是某种建基于“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新的历史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或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同其他学者的帝国主义理论学说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种种猜测、推定与断言（当然，有的十分歪曲、错误甚至荒谬，如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学者就认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不具有一种理论原创性，其主要来源于希法亭、霍布森或布哈林），但是，必须予以肯定的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及其显著的学说特质均时时处处散发着马克思主义耀眼的理论光芒。列宁“帝国主义论”最深厚的“思想源头”及“血统”毋庸置疑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其他众多学者的观点和看法尽管也可能从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对他的“帝国主义论”或多或少地起到这样或那样的启发与促进作用，但这些影响充其量只能算是起到辅助作用的“细枝末流”罢了。因而，如果力求更为全面、更为深刻、更为系统地认知和理解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典范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就不得不首先要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所作出的深刻探讨。尽管马、恩的研究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相比较而言显得不算完整和系统，但这却无法磨灭马、恩有关研究的理论深刻性及其对列宁“帝国主义论”最终形成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垄断资本的初步研究

“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增长成巨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

——卡尔·马克思

“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致时间段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0世纪初。列宁曾经明确地将19世纪六七十年代视为“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时期。然而，令人由衷惊叹的是，尽管（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在这一历史时期还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社会经济萌芽现象，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极为敏锐而准确地捕捉到了自由竞争衰微与资本和生产日益集中垄断的重要发展趋势，并明确指出：不仅竞争已经被垄断所取代，而且垄断资本主义终将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列宁颇为感慨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如是说道：“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中重点论及了迥然不同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的“资本集中”。马克思指出，实现“资本集中”有两条主要途径：第一，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大企业吞并（兼并）中小企业的“强制”方式来实现，于是，这样，就产生出了一种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越来越司空见惯的“大资本家剥夺中小资本家”“大鱼吃小鱼”的社会经济现象，资本也由此最终转入到（越来越少的）资本竞争胜利者的手中；第二，一种被马克思誉为“比较平滑”的办法，即其主要通过建立股份公司，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来实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日益集中并朝向垄断的不断发展和演进进程，归根究底来说是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发生的，充分体现了资本集中与垄断历史进程的股份公司亦是如此。具体来讲，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持续影响下不断得以推进，因而，各个企业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升级生产设备，并向技术研发方面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因而，其资金需求量就会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带有鲜明的“丛林法则”色彩的自由竞争理念与实践被奉行了数百年，因而，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尽管资本日趋积聚与集中在越来越少的资本集团手中，大产业集团的生产规模迅速拓展，不过，在资本无止境欲望指引下，面对日益白热化的残酷竞争局面，各产业集团仅凭手中的“单个资本”越来越感到难以支撑和应付。正因此，一种作为最广泛吸纳、联合与筹集社会多方资本的最新经营模式——股份公司制应运而生了。这样一来：一方面，职能与资本所有权逐渐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剩余劳动的所有权逐渐分离；另一方面，体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财产属性和“过渡”特征，“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马克思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漫长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并渐渐蔚然成风的“信用事业”对于资本持续加速推进的“积累”“积聚”以至于“集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原话就是：资本主义“信用”事业从一开始那个默默无闻地协助资本家们进行积累的“小小助手”逐渐成长为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武器，并最终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社会机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越来越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特别是大资本家投机行为的趋向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或信用体系早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以及商业过度投机的重要杠杆，因为仅仅凭借信用制度及相关系统，资产阶级以自身所拥有的极为有限的个别资本（马克思讽刺到，甚至是连资本家们“奢侈”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本身都越来越成为获得“信用”的重要手段）为基石，就能够吸纳数量更多、规模更加庞大、来源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本，也因此在实质上进一步获得了对社会劳动越来越深入而全面的支配权。在此情形下，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进行经济投机活动的资产者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冒险”。于是，一方面，传统那种有关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观点和说法正日益变成为一种非常荒唐而无稽的言辞；另一方面，在信用的投机冒险（或资本赌博）旅程中，资本集中的势头大大超越了以往历史时期，并愈发迅猛。按照马克思的原话就是“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总之，“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现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当然，与关于资本、生产持续集中垄断发展趋势（如作为具体经济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的看法相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同样辩证地阐释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内涵的（往往是深藏不露的）“两重性质”，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及在其基础上建设的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所内藏的“过渡性质”“扬弃性质”，即某种客观存在的“先锋性”与“进步性”，马克思可谓是反复提及并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阐述：“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尽管由于马克思过早离世，没有等到垄断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真正到来，因而也就无法更多地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诸多重要历史特征和经济现象作出更详尽、更细致、更深入的阐述与说明，但却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以《资本论》为杰出典范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均毫无争议地表明，马克思深邃的理论思考和犀利的眼光早已洞穿了历史重重的迷雾，其不仅已经清楚地洞悉到垄断资本主义隐藏在暗夜中隐约而摇曳的轮廓，而且更是借助于理论逻辑的帮助，遥遥望见了地平线上峰峦叠嶂的群山被缓缓升起的新社会曙光所染红、着色的斑驳光影：“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尽管也没能亲眼目睹到（如列宁所见到的那般）垄断资本主义那些微弱的征兆逐渐发展为显著而耀眼的时代特征，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恩格斯不仅在马克思与世长辞后仍竭尽所能地忠实继承并发展弘扬马克思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思想，作出了颇多对后世深具理论与实践意义和价值的探索。而且事实上，恩格斯早在马克思生前就已经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有所洞察，并在诸多文献中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理论探索足迹。例如，恩格斯在他曾于1843年写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辩证而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竞争者（无论他是谁，是工人、资本家，还是土地占有者）从内心最原始的欲望出发都希望取得一种排斥竞争存在的相对或绝对的经济垄断地位，然而，这却反过来形成了竞争深层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于社会和群体来说，他们必将会由于个体和小群体的经济垄断而遭受损失，所以，必定会竭力排除社会上的经济垄断。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来看，重商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垄断引起了资本主义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自由竞争的渴求与不竭追寻。不过，由于竞争建立在一己私利考量的基础上，因而，自由竞争早早晚晚还是会过渡到垄断，即所谓的“利益引起垄断”“竞争转为垄断”。在以《反杜林论》之名载入人类思想史史册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名篇中，恩格斯比较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同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之间的深层关系，并指出了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形式”由于受到“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的巨大推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着，“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不过，这一切改变均具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即其所有的发展与进步仍然被牢牢地禁锢在资本主义制度藩篱之中，因而，都既没有改变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恩格斯认为，只是由于生产力的持续进步所产生的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不断激化，才迫使资本家阶级将“生产力”视为“社会生产力”），同时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内在社会矛盾。在最早于188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中，恩格斯提出了与日后在整理、修订、编辑《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增补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极具价值的是，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和无可更改的历史命运：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不过，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崩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终将会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

自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在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增补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相反，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不断地变慢。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种使每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同英国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单。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但是生产社会化的这个形式还嫌不足。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这个形式，并恢复了竞争。因此，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在美国，这个办法已经多次实行；在欧洲，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制碱托拉斯。这个托拉斯把英国的全部碱的生产集中到唯一的一家公司手里。单个工厂——超过30家——原来的所有者，以股票的形式取得他们的全部投资的估定价值，共约500万英镑，代表该托拉斯的固定资本。技术方面的管理，仍然留在原来的人手中，但是营业方面的领导则已集中在总管理处手中。约100万镑的流动资本是向公众筹集的。所以，总资本共有600万镑。因此，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在这段阐述中，恩格斯首先提到了建基于股份公司之上的一些“新的产业经营形式”，即“代表着股份公司二次方和三次方”的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持续壮大和发展起来。为了避免严重的生产无政府状况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垄断组织一开始是以国内卡特尔形式出现，随后演进为国际卡特尔，最后，甚至产生了高度垄断性质的大股份公司——（国际）托拉斯集团。这一切都昭示并宣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寿终正寝，以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进而，恩格斯在文末再度响应和重申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及在其基础上建设的股份公司所固有的“过渡性质”“扬弃性质”等重要观点。此外，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第30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中的一个较长篇幅的注释以及他对《资本论》第3卷所做的一个增补短文——《交易所》中，首次研究了帝国主义两个极其重要的时代特征：资本输出与殖民主义问题，“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开拓殖民地“纯粹是交易所的附属物。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易所》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新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资本的性质及其新的社会功能。在文中，恩格斯明确地指出，集中代表证券市场的交易所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最突出的代表”，不仅一个个工业企业逐渐转变为股份企业，而且商业、农业，甚至连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都均是如此：大批新设的，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甚至像一切国外投资都早已采取了股份形式。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世界所逐渐显露出的一些几乎是全新的时代特征与可能的未来历史发展趋势作出的考察与诠释是较为初步且带有浓厚探索性质的思想火花，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正是这些星星点点、或隐或现的理论火焰已经极为深刻且极富预见性地探讨了帝国主义最为深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私人垄断，以及在此基础上日益展现出来的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例如，恩格斯预见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必然会爆发世界战争。他在《波克罕 〈纪念1806至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的引言里如是说道：“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虽然限于历史原因，恩格斯当时还没有具体说明产生这种世界战争的原因，但是他完全预见到了战争的严重后果。这一点正如同列宁所言：“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在这个明确的、简要的、科学的阶级分析中，每一句话的含义是多么丰富。”此外，恩格斯还在《资本论》（第3卷）增补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问题，他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靠食利金生活的人数增加了。故此，不仅可以断言，马克思、恩格斯时期，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学说雏形已经大致形成，而且，毫无疑问，这些重要思想观点均极大地启发并开启了列宁在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典范代表的“帝国主义论”中的相关研究，成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当之无愧的理论逻辑起点以及最为深厚的思想源泉。

三、拉法格对垄断资本的初步考察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法国工人党与“第二国际”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闻名于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宣传家与国际工人运动实践家，为法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事业殚精竭虑地奋斗了一生。拉法格与妻子劳拉商定，当他们年迈体衰、不能为党工作时，就自动离开人世。1911年11月25日晚，他们出席了巴黎的歌剧晚会后，回到巴黎附近的德拉维镇寓所，在臂上注入氰化钾，双双躺在安乐椅上平静地去世。12月3日，拉法格和劳拉的遗体在拉雪兹墓地火化。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葬礼上致词，高度评价了这位卓越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光辉一生：“在拉法格的身上结合着两个时代：一个是法国革命青年同法国工人为了共和制的理想进攻帝国的时代；一个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定的阶级斗争、迎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的时代。”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列宁的致辞演说时这样说道：“他想对拉法格夫妇的遗体说，他们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结果的。他们所开创的事业，无论是与保尔·拉法格还是劳拉·拉法格都有如此密切关系的马克思的事业，在扩大着，在增长着，并且已经传播到遥远的亚洲去了。这时在中国恰好掀起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浪潮。”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时期，拉法格积极投身于揭露“国防政府”卖国行径的工作中，倡导以革命的强硬手腕反对普鲁士侵略，亲自领导波尔多无产阶级保卫和声援“巴黎公社”的斗争。对于拉法格为了筹建法国独立的工人政党而参与制定的《哈佛尔纲领》，马克思曾盛赞道：自从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后，法国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由于拉法格通过在《波尔多论坛报》上连载文章以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各界报道“巴黎公社”革命的最新情况，因而被恩格斯亲切地誉为“巴黎这座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拉法格虽然流亡海外，但仍继续坚持革命工作。拉法格在这一时期不仅写作了大量论战性文章，同时也发表了许多学术性很强的论著，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演变》《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财产的起源和发展》等。

尽管拉法格早年间深受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不过，总体来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悉心的帮助与谆谆教导下，拉法格思想观念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成分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辞世之后的历史史实也雄辩地证明，拉法格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地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毫不夸张地说，拉法格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学说的信仰、坚守、继承与发展是无比忠诚以及发自灵魂深处的，这一点仅从他留给世人的遗书中就可窥一斑：“我怀着无限快乐的心情离开人世，深信我为之奋斗了45年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取得胜利。共产主义万岁！”拉法格始终坚定地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所发动的猛烈攻击与恶意诋毁，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这一点，苏联学者哈·尼·莫姆江这样评论道：扼杀《资本论》的人，仿佛是传说中的一条盛怒的蛇，一口咬住铁锉，要试试自己牙齿的劲头。法国那些攻击《资本论》的人遭到了拉法格的坚决回击。保尔·拉法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不仅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上，而且更体现在他因应时代变局，虚心谦卑地向“粗糙的尘世”讨教与学习，以及由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推进和发展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上。正因此，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数十年激烈社会历史变革进程中，拉法格十分注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指引下，展开对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呈现出的新时代特征的研究与深入分析，并由此斩获了一系列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思想结晶，如对垄断资本出现、美国托拉斯、金融资本、金融寡头等因素的考察均集中而突出地体现在1896年完成的《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以及1903年完成的《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等诸多闪耀着锐利思想光芒的著名篇章中。拉法格的“帝国主义思想”无疑对以后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典范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最终成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启迪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拉法格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或理论学说的重要创建人之一是恰如其分的。

（一）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和发展

“我们正在走向垄断取消任何竞争和任何经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三位一体的这两个伟大的神将成为过去，就像希腊的宙斯和罗马的丘比特已经成为过去一样。”

——保尔·拉法格

拉法格在1896完成的为了批驳维尔弗雷多·帕累托而作的《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主要是其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一节）一文中，通过阐述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崛起的“保护关税主义”与“保护关税派”事实上是对曾经一度被视为经济领域内唯一规律和基本准则的“自由放任”与“竞争”原则的根本抛弃和超越，断然否定了在人类社会或经济世界中存在着某种历久以来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奉为与自然界规律具有一致性的“永恒不变”的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政治经济学规律同天文学规律一样很少变化，经济现象的发展同宇宙世界的发展一样缓慢而不显著，换言之，人类生产方式自史前时代至今（而且将来也不会）就从未发生任何演变的观点是十足的谬论，因为“力图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的’但已经过时的规律的，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经济现象”。

拉法格通过对一度被资产阶级学者们视为金科玉律同“宇宙基本规律之一”的“自由放任”和“竞争”经济原则“永恒性”的彻底否定和颠覆，试图告诉人们：由于人类社会与经济现象持续不断地演化与进步，不可能存在某种所谓永远恒定、亘古不变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原则。与世间万事万物一样，自由和竞争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进程中也渐渐产生出了反对、否定自身的强大力量——经济垄断，正如同某些昆虫那样，在它们从卵中孵化出来之后就会吞食掉自己的母亲。竞争越是自由地展开，它就越是会不断地缩小自身发展的空间与地盘，也就是说，在自由竞争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中小工业家和商人不断地被大资本家所吞并，资本和生产疾驰在快速集中垄断的道路上，于是，社会上只剩下越来越少，然而资本与生产实力却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垄断巨头。“竞争使商人和工业家破产，把他们从有限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内赶出来，只留下一些巨头，而这些巨头最终又会联合起来，以便消除任何竞争。竞争摆脱了羁绊，以便摧毁小规模的手工业垄断，而在它一个一个地摧毁了这些手工业垄断之后，创造出了无比巨大的垄断，使任何竞争都成为不可能。”

质言之，拉法格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在自身不断演化发展进程中创造出越来越多反对自身的力量和因素，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定会被新的超越性势力所代替，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的衰微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同样不可避免。可以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流行的自由竞争原则乃是对封建行会制度和办事原则的超越与否定，而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愈发显著的经济高度集中垄断发展趋势则是对资本主义早期自由竞争原则的超越与否定，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螺旋式上升”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及其体现出的基本辩证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已然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经济（高度）集中垄断时期。这个建基于自由竞争基础之上，并调转头反对和否定自由竞争的新近出现的垄断历史时期被拉法格视为一个“取消任何竞争和任何经济自由”的社会或历史阶段。对此，他在《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中如是说道，“我们正在走向垄断取消任何竞争和任何经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三位一体的这两个伟大的神将成为过去，就像希腊的宙斯和罗马的丘比特已经成为过去一样。”（在拉法格看来，“经济三位一体的这两个伟大的神”分别是“自由和竞争”，对此，他曾说过：“自由和竞争，是自由贸易的三位一体中的两个伟大的神，而愚蠢则是它的圣灵。”）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时代特征

“美国的托拉斯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最近四十年来发生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现象都退居第二位了。”

——保尔·拉法格

拉法格在其于1903年写作完成的《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中开宗明义地再度重申了他于《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一文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我们正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走向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以前所未见的惊人规模大量集中，单是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已演进到特殊阶段了。”（对此，马健行在其文《拉法格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贡献》中明确指出，“拉法格的这个论断的提出比希法亭提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早了2—7年；比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早了近13年。”）垄断资本主义最显著的一个时代特征就是以托拉斯为首的资本主义各类垄断组织和集团拥有令人感到无比惊愕的巨量资金与财富，特别是垄断组织高级形态的托拉斯组织更是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随随便便一个垄断组织往往拥有数千万甚至数十亿美元资本。拉法格在引用美国缅因州议员利特尔菲尔德提出的一份据说截至1903年1月1日最为完整的美国托拉斯名单基础上，考虑上全部蒸汽铁路公司，所有这些托拉斯组织所拥有和掌控的资本总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然而，美国这一时期的全国总财富量也不过4850亿美元。由此可见一斑，资本和生产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达到了一种怎样高度集中垄断的程度！

由于各类垄断组织，特别是托拉斯手中握有的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巨额资本，它们才能够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去促推被拉法格称之为“工业整体化”的进程。所谓“工业整体化”即是指以托拉斯为首的垄断组织将彼此独立发展的各类产业部门和各个经济集团合并同集中于高度统一的领导下，产生出一个新的、完整的、各部分有着内在合理联系的经济生产机构。于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逐渐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单个、零散、独立的产业单位，以至于有的托拉斯几乎完全掌控了某个国民产业经济领域的全部单位。这样一来，垄断组织的有计划和经统筹考量的生产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或减少了社会上曾经大量存在着的分散且激烈的微小竞争，部分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拉法格敏锐察觉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生产迅猛集中于以托拉斯为首的各类垄断组织的同时，往昔，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广泛存在于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中小企业的数量却伴随着这一“集中”的历史趋势的发展而日益减少，最后竟形成了在某个经济领域甚至全国工业领域只剩下寥寥数个巨型垄断集团和它们为数不多的实际统治者——金融寡头的令人惊讶却又不得不承认和接受的现实。对此，拉法格说道：独立地、不受监督地和不负责任地支配这1000亿的金融资本家人数竟然很少。美国5个非常著名的金融资本家集团——摩根集团、古耳德—洛克菲勒集团、哈里曼—库恩—罗比集团、万德比尔特集团和宾夕法尼亚集团——控制着美国几家大铁路公司的业务。组成这5个集团的金融资本家们，在各种公司的名义掩盖之下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他们从铁路、银行、矿场、铁、铜、银、金，以及钢、粮食、肉类等的经营中攫取收益。所有美国的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都向他们纳贡。这些垄断组织与寡头们在资本无止境扩张欲望以及海外巨额利润回报的推动下，当然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在国内实施经济剥削与统治，正因此，拉法格指出：这一小撮资本家不仅剥削美国，而且把手伸到全世界。

拉法格还提及托拉斯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所产生的一个重大影响：托拉斯对商业和商人优先地位的排斥与打压（这个观点很有可能启发了日后希法亭《金融资本》的相关研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业和商人往往被人们视为市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和有机构成部分，然而，自从垄断资本主义崛起，资本主义商业与商人的地位遭受到了空前挑战与实质性打击。对此，拉法格如是说道：“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人开办了手工工场，从而破坏了行会手艺人的手工业生产，在不知不觉中为资本主义大生产铺平了道路，后者反过来又破坏了手工工场的生产。当资本主义大生产上升到托拉斯体系，即发展到资本主义演变过程的顶峰时，便迫使商业变得仅仅成为生产上的一个配角，即使不是把它取消的话。”

拉法格对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突出贡献之一在于他深刻揭示了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工业托拉斯垄断组织与资本主义银行业日益“溶合在一起”的发展趋势。拉法格指出，由于企业生产规模与日俱增，往日里那种仅仅依靠个人单薄资本来拓展企业规模及持续运转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模式渐渐被一种“社会融资”的模式所取代，于是，股份公司和债券公司应运而生，特别是那些积聚了大量资金，并且只有通过不断向工商业企业中注入资金才有利可图的以资本主义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行业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由于资本与生产集中趋势的迅猛发展，“集中”甚至也渗透到了银行业自身，其表现就是，虽然银行数量在不断减少，资本却在急遽增长，而且最主要的银行之间结成金融同盟的需求也显得越来越迫切。进而，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及现实需要，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托拉斯也慢慢地开始与以资本主义银行为首的金融业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溶合”。拉法格十分深刻地指出，尽管托拉斯在表面上显现出一种所谓的“去无政府化”生产，以及某种程度的有组织、有计划性生产，然而，归根究底，垄断组织本质上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其生产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其不仅无法根除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过剩而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且由于其生产和使用资金规模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历史时期，因而，以托拉斯为首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反而日益成为促推经济危机（在更大程度、更大社会范围以及更为深远和尖锐化的影响层面）频频爆发的主要根源。据此，拉法格认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垄断以及垄断组织持续不断地发展，迫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纷纷走上了以对外进行殖民侵略、掠夺压迫为重要时代特征的帝国主义道路。

面对传统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为资本家们不劳而获所寻找的各类极为可笑的粉饰借口（包括所谓的“管理才能说”“运气说”“积累说”等），拉法格秉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立场与观点，通过阐述股份公司将资本获利与在一线从事具体劳动生产分割得越来越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的真实嘴脸只是一味地关心股票交易所里抽象（主要呈现为数字）的利润收益，而对实体产业中的具体生产状况却绝不会、也从未真正关心过（拉法格对此尖锐地讽刺道，“从此资本家只认得一个东西，即利息”“资本家谋取利息的欲望要比任何一个农民祈求上帝恩典的欲望强烈”），以此深刻揭示出资产阶级十足的“食利性”“寄生性”，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毫无用处”的阶级本质特征。此外，针对资产阶级指认，由于股份制度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这种“财产非个人化”发展趋势已经将资本家们所拥有的企业一夜之间转变为“属于大众”的、财产普及化、民主化了的企业，民众相应地变成了小资本家的极端错误的观点，拉法格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批判以及最为充分的揭露：半个世纪以来，股份公司把小老百姓的少量的钱从钱罐中和羊毛袜里挤了出来。把这些迄今为止还是自由的、分散的民间储蓄集中起来，不加监督，不承担责任地交给金融资本家管理，使他们有可能利用交易所的投机手段及其他高级金融魔术，把这些积蓄囊括过来。所谓股份公司的财产民主化，不过是大资本家对小积蓄者的掠夺而已。由于国家通过银行发行公债，直接向公众伸手，才使股份公司和信贷机构能把全国人民腰包里的货币财富集中起来，正如第二帝国的一位大臣所说的那样，股份公司和信贷机构通过这种所谓利息民主化，使老百姓习惯于把它们宝贵的钱财拿出来，可是一拿出来他们就再也见不着了。

以托拉斯为首的各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不仅牢牢控制和统治着国内经济领域，而且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力量，将触角伸向了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各个角落，如同拉法格所指出的那样，托拉斯集团不仅热衷于投资兴建教堂、学校来为自身服务，而且更醉心于掌控与操纵国内政坛及其走向。它们不仅指挥着众多的参议员、众议员、各部部长，而且这些集团的寡头们甚至亲自竞选国家总统职位。从本质上看，垄断财团与资产阶级政府及其统治集团之间实际上是“酒肉朋友”，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瓜葛。拉法格指出，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曾在竞选中热情洋溢地许愿说要遏制托拉斯并消除它们的危害性，但最终的事实却是，上述诺言都仅仅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以托拉斯为首的资产阶级垄断财团最终在“那个有形的、但却是纸上的政府”之上构筑起了一个真正具有统治实权的、可以干预和左右国家内政外交路线与具体政策的“资本主义总司令部”。拉法格针对这一点说道：“宾夕法尼亚矿场的矿主，起初曾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旷工罢工时期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调解建议，但是后来摩根出来一说话他就接受了。这件事最好不过地证明：的确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权存在。”

“奴隶和牛马的主人必定怜惜奴隶和牛马，因为它们值钱。但工厂主却无须去关心那些随时可以雇到的雇佣工人。一旦不再需要工人的劳动时，就把他们一脚踢开，听任他们到处流落饿死。……托拉斯体系所引起的集中，使资本主义统治套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枷锁变得更沉重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在先进管理和高度社会化组织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以托拉斯为首的各类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日趋加剧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本就十分尖锐激烈的矛盾，因而，甚至如拉法格所预言的那样，以致可能“出现内战爆发”以及“同时爆发种族斗争”的前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法格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垄断资本主义作出的“过渡性”论断移植到了托拉斯体系上。拉法格说：“通过对托拉斯体系的研究，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理想得到了新的信心。他们可以更加坚定地确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不论是牧师的祷告，还是经济学家的虚构，或者政府当局的欺骗和镇压，一分钟也延迟不了社会危机的到来。这种社会危机将使被剥削者通过猛烈的进攻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寡头统治。”“国内战争将把人类从国际战争中拯救出来！”

四、希法亭的《金融资本》

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于190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自1899年以来，希法亭的文章频繁地见诸各类社会主义刊物（其中包括由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希法亭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后逐渐向右倾：1923年和1928年，他两次担任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部长，竭力推行用以挽救资本主义的政策；1927年5月，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公开宣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从而在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的领导地位、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希特勒上台执政后，希法亭逃亡法国，不久后被引渡，死于集中营。

1910年，鲁道夫·希法亭在维也纳出版了《金融资本》一书。《金融资本》的研究思路与基本逻辑线索是：货币——信用——银行资本——金融资本——垄断组织——帝国主义的未来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该书细致、深入地剖析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及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得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是金融资本时代，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资本输出必然加剧殖民地矛盾和民族反抗情绪以及对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答复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等重要结论。不过，该书的主要缺点是，在研究金融资本时，不是从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经济特征，即生产过程中的集中和垄断开始，而是从信用与货币开始，由此一来，便忽视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瓜分，忽视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以及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联系等。列宁曾对该书评价道，“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不过，列宁同时也明确指出：希法亭事实上已经沦为“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以，在对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等问题的认识上甚至比露骨的和平主义与改良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显得还要差。

（一）金融资本与垄断组织

“金光闪闪的货币是青年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热恋对象，重商主义理论就是它的情书。它的强烈的激情，焕发着浪漫主义的全部光彩。为了赢得这一至爱，资本主义完成了数不清的英雄主义业绩，它的浪漫主义狂热甚至摧毁了作为所有浪漫主义基础的中世纪。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变得理智了。在商业票据、钞票和其他票据上，资本主义写下了给情人的绝情书，信用的崩溃，使突然被抛弃的资本主义绝望地回到了它的旧情人——黄金那里。”

——鲁道夫·希法亭

1．银行信用系统与金融资本的形成

希法亭敏锐地看到，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中产业（企业）资本家与货币资本家之间的区分正变得越来越显著，并进而形成了两类各具特征和实践功能的资本家群体。产业（企业）资本家主要在实体经济（通常指的是工商业）领域从事生产和营销活动。不过，由于资本无限拓展的欲望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现实需要，产业（企业）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因而，他们就不得不向握有巨量闲散资金的货币资本家进行求助。与此同时，由于在货币资本循环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剩余货币作为暂时性闲置货币被周期性地游离出来，加之这些闲置货币又根本不可能自动地产生出任何利润，因而，手握着这些闲置货币的资本家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就不得不将闲置货币尽快地转变为能够赚取剩余价值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家最为通常的做法就是将手中握有的大量暂时闲置货币作为借贷资金给予其他资本家，特别是产业（企业）资本家。于是，货币资本家通过贷款获得利息（即分割剩余价值），产业（企业）则将贷款用于扩大再生产，以期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市场上就渐渐形成了需求与供给的双重自主意愿，资本主义信用体系也由此而逐步建构起来。

然而，希法亭也指出，仅仅存在产业（企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还不够，因为两者缺乏直接联系和相互信任。因而，企业资本家与货币资本家借贷需求的最终达成就必然需要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第三方中介”信用部门在两者之间牵线搭桥，执行货币的转移并最终实现其增值。随着资本主义持续深入发展，资本主义银行信用系统逐渐取代了传统商业信用而日渐成为主流信用体系，而当这些银行机构将自有资本投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中的同时也就越来越将自己视为名副其实的产业资本家了。于是，希法亭不无担忧地提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资本主义工商业因其过于快速的发展，不得不向资本主义银行借贷越来越多的货币资金，这就势必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对银行机构的过度（深度）依赖（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也通过谈及所谓的“银行恐怖主义”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和解读）。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深刻揭示了金融资本的“融合”特征：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的统一化，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这些曾经泾渭分明的范畴，现在统一由金融资本来进行共同指挥。与此同时，银行资本在华丽转身为金融资本之后，便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了一大批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垄断组织，再加上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金融资本及其机构也因而获得了空前的垄断性权力。

2．金融资本与垄断组织

（1）金融资本及其现实集团维护和深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垄断

金融资本的出现不仅催生出一大批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组织集团，而且这批货币资本高度集中的金融集团也反过来更进一步加深和促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垄断组织（如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的垄断性，并日益成为维持产业和贸易垄断的支柱性力量。除了以往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对企业、公司给予借贷的方式之外，金融集团还通过积极参股（入股）工商业企业的最新近方式，进一步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中，以期达到更为深入且牢固地掌控实体经济的目的。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提到，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银行为主的资本主义金融集团寻找各种机会，积极介入到商品交易所的业务中（尤其是在期货交易方面）去，它们利用其实际控制着的巨量货币资本以及对市场发展行情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一方面，加强其对期货市场交易商品的控制并从中牟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竭力保护与自身有着信用或股份合作关系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和公司尽可能不受市场动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大萧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打击。于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金融集团便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和大大加速、提升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垄断地位的作用。

（2）产业企业垄断组织对商业的破坏与摧毁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相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商业资本家往往占据优势性地位。这是因为：商业资本家不仅通常会极其精明地利用产业资本家激烈竞争的空隙以及不得不按期向金融机构偿还贷款等诸多方面的压力与产业资本家进行周旋与讨价还价，特别是到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或者社会经济大萧条期间，他们还会将几乎所有的经济损失一股脑地转嫁给产业资本家，以求保障自身根本利益。然而，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谈到，随着银行与产业资本家关系的不断改观，尤其是当金融资本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性力量，加之产业资本联合的兴起（即当资本主义产业企业在激烈竞争与不断合并过程中成为经济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强大的垄断组织集团后），商业资本家曾经不可一世的情形被彻底扭转了。

以托拉斯为首的产业垄断集团在这一时期往往倾向于由其自身内部机构来承担销售其所制造商品的任务，这样一来，社会上存在的大量独立零售商们（特别是资本实力不雄厚的中小型商业企业）就似秋风扫落叶般几乎被消灭殆尽。与此同时，垄断产业集团还竭力在社会上大肆美化自己，将自己打扮成反对和遏制经济无政府主义的优秀代表，宣扬、鼓吹其所获得的利润是“自己作为组织者应得的报酬”，并积极向人们鼓吹自己的所谓产业垄断伦理学观念：最严重的罪行就是破坏团结、自由竞争、拒绝参加垄断利润团体，对于这一罪行，他们认为社会排斥和经济破产就是应得的惩罚。面对产业垄断对资本主义商业几乎是连根拔起的摧毁作用，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提醒人们，尽管资本主义产业垄断组织逐渐取代了资本主义商业组织及其相关的商业活动，产业资本家也的的确确抢回了商业资本家曾经高枕无忧就可以攫取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利润，但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些现象仅仅意味着产业资本家不再把他们的利润让渡给商业资本家，却并不意味着在市场上待售商品的销售价格会因此而有所变化（如降低），换言之，产业资本家绝不会将从商业资本家手中夺过来的剩余价值利润让渡给普通群众（消费者）。

在这段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历史时期，金融资本及其金融垄断集团利用手中掌控的巨量资本空前贪婪地掠夺产业和商业领域的利润，并因此而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其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权力，而且也在信奉“金钱拜物教”为唯一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伦理原则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牢牢触握到了资产阶级政权“法老权杖”上的宝石，并自此盘踞于资本与权力牢牢铸就的金字塔最顶端。面对此情此景，希法亭说出了这样意蕴隽永的话语：产业资本合并了商业利润，自身又被资本化为了创业利润，变成了以金融资本为资本最高形式的三位一体的战利品。因为产业资本是圣父，它带来的商业和银行资本是圣子，而货币资本则是圣灵，这三位一体的东西就是金融资本。

（二）帝国主义

“在被嘲笑为天真的旧的自由主义理想废墟之上，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了。在这个以武器优势为最后仲裁的资本主义斗争的世界中，利益协调不过是幻想；在这个权力决定民族命运的世界中，通过宣传国际通用法则来达到最终和平也不过是幻想。最终，正义不过是个美梦，道德感筑不起铁路。帝国主义幻灭了资产阶级褪色的理想，只是为了用一个更大的幻想取而代之。”

——鲁道夫·希法亭

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既短暂又漫长的数十年间，资本主义那曾经令人振奋的在与落后、羸弱封建势力长期较量过程中涌现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自由主义积极倡导和推行的经济与贸易自由信条，以及数百年来由此得以塑造的社会历史景观遭受到了资本与生俱来无止境贪婪和残暴本性的无情摧毁而日趋变得面目全非。正如列宁一再强调指出的那样：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历史阶段之后，其极端反动和残暴压迫的特性就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加掩饰和毫无顾忌的姿态显露出来了。曾经象征着资本主义核心意识形态的“三色旗”逐渐被染上了充盈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历届古老帝国中的“奴役”“征伐”“贪婪”这浓郁的“新三色”。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政权毫无遮掩地掀掉了罩在面上的伪善的“守夜人”面纱，积极参与到为了维护和保障国内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切身利益的一切活动中来。于是，带有“保护性关税壁垒”“资本输出”“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等显著时代特征的帝国主义开始全面强势崛起。

生活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希法亭无疑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上述最新变化同最近发展。尽管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竭力寻找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起因，但是，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最根本、最深厚的基础或时代特征却并不是垄断。他认为帝国主义乃是由资本主义政权所推行和实施的一系列国家内外政策（及其呈现出的特征）所共同构筑起来的新的历史时期（一种迥异于列宁建基在经济基础分析之上的“内在阶段论”的所谓“外在阶段论”，归根究源其实质上仍为“国家政策论”）。在此理论藩篱中，希法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资产阶级政权积极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广泛施行以“保护性关税”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具有保守主义特征的国家政策，一方面严重阻碍了资本的合理流动、国际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却极大地加剧了国内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持续发展和壮大，尤其是保护性关税的纷纷出台更加使得各国国内的垄断组织可以明目张胆地利用国家政权机器同外交手腕来强化对竞争国国内垄断组织的进攻和打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垄断集团也因为可以高枕无忧地躲在厚厚的关税壁垒背后，从而不仅巩固和扩大自身的资本实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各国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相互打击、摧毁或“吃掉”对方的难度，因而空前促进了这一时期国际卡特尔协议、相应组织及生产经营模式的广泛流行。

当然，除了保护性关税壁垒之外，资本输出也是保证垄断组织获得超额利润的重要方式。希法亭指出，由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生产资源与劳动力非常低廉，因而，足以确保垄断资本集团持续获取高额回报、高额利润，并因而彻底消除了由于保护性关税所造成的生产受到关税限制而出现的利润率降低等“副作用”。但是，非资本主义（落后）国家和地区当然不会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压迫束手就擒，因此，在帝国主义具体施行和推广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必将遭遇到来自落后国家与地区政府和人民所设置的巨大障碍甚至是顽强反抗，而帝国主义对此则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采取强制性政权手腕同极端暴力的军事武装行动，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军国主义和军事对抗在这一时期便得以全面复兴。不过，军国主义势力的强势抬头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应付殖民主义全球化所遭遇到的当地抵抗和阻挠，事实上，复兴军国主义并持续强化与提升本国、本地区武装力量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旨向在于应付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抗衡与挑战。质言之，希法亭认为，在帝国主义历史时期，“保护性关税壁垒”“资本输出”“殖民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等诸多貌似不太相关的因素之间并非是相互隔绝的，其实质上处于千丝万缕的相互关联中，并共同形成和塑造了帝国主义迥异于以往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典型时代特征。

金融资本每征服一个新的国家或地区就意味着跨越了旧的地理边界，同时，这种统治力量的拓展反过来又会深深刺激金融资本对未征服领域的渴望与贪恋。金融资本不但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自由贸易及其所承载的“和平自由发展”理念，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和平主义旗帜之下的民族、民族国家平等观念，转而形成了在国际上对“种族特质”，即优等民族及优等民族对其他民族凌驾和统治的某种图腾式崇拜，以及在国内持续强化对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镇压与无情压迫剥削。于是，在金融资本无穷拓展本性及对资本所带来的利润的无止境贪婪欲望的作用下，旧自由主义理念所统摄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以及和平人道主义信仰渐渐成了明日黄花，并被建基于金融资本之上的带有浓厚经济垄断、集权统治、寡头政治特征的，一种狭隘民族主义与经济世界化（全球化）的矛盾结合体——帝国主义全面取而代之。也恰恰正是在这个矛盾结合体中，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并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群众和社会民主党由于长期浸淫在金融资本政权的蛊惑中，渐渐模糊了阶级自觉性，并不断强化所谓“自然性种族”意识，久而久之，在高高飘扬于欧洲大陆上空的（极端）民族主义旗帜的鼓噪和号召下，丧失理智狂热地加入到资本家所统帅并忠诚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战争军团中，一种貌似包涵了伸张正义的“爱国主义”情愫在胸中持续升腾，“荣耀”地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被人类与历史彻底遗忘的“帝国主义战争炮灰”。

五、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杰出的思想家罗莎·卢森堡发表了《资本积累论》一书。“小书薄命——所有的书都有自己的命运”，这是卢森堡在直面自己心血之作《资本积累论》自发表以来所遭受到的始料未及的激烈争议，甚至是完全批判和否定所发自内心深处的慨叹，而卢森堡本人的人生命运亦如该书一样坎坷多舛。汉娜·阿伦特遗憾而又无奈地说道：“‘成功’恰好是罗莎·卢森堡在生活中、死亡时和死后都受到抑制的事情。”《资本积累论》在出版后遭到了来自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诸多批评，因而，卢森堡只能站出来为自己的这部专著进行辩护。卢森堡强调她所写的东西“有一部分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基础的，有一部分则是批评他的——特别是关于他不进一步阐述积累问题，而只是提出几个模式和一种分析。我的批评就从那里开始”。对此，亨利·列菲弗尔在《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中指出，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评价，有学者认为可能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从质疑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出发，打破了对马克思的教条式理解；第二，其打破了传统上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封闭体系加以研究的做法，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着眼，从资本积累的可能性问题着眼进行研究，从而不仅拓展了研究视阈，而且预见了资本全球化的逻辑进程和历史趋势。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中指出，“久经考验的‘权威们’正在引起人们的挑战。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互相吹捧、垄断获取‘专门知识’的权利的十几个人，广大虔诚的穆斯林必须盲目地拜倒在他们的脚下。”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的世界观，其必须努力挖掘新的东西，必须鄙视“一度正确的论点的僵化”，因而，它的活力来源于自我批评的争论并在历史的波涛中得到最好的保存。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实现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掠夺海外殖民地、积极对外扩张的反动特征。列宁对卢森堡的资本积累思想作出过详细的研读和分析，并且甚至曾经一度从总体上制定了彻底清算卢森堡错误理论的写作架构和提纲。据记载，列宁是通过阅读了潘涅库克发表在《不来梅市民报》上的评论文章才获知卢森堡写作了《资本积累论》的。在1913年3月《致列·波·加米涅夫》的信中，列宁有些激动地说道：“罗莎的新著《资本积累论》读过了。胡说八道！完全歪曲了马克思。我非常高兴，潘涅库克、埃克施泰因和奥·鲍威尔异口同声地谴责这本书，而且他们对这本书的批判，说的就是我在1899年反对民粹派时说过的话。我准备在《启蒙》杂志第4期上写篇文章谈谈罗莎这本书。”不过，由于后来列宁始终将主要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了批判以考茨基主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上，因而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也就没有真正展开对卢森堡资本积累论思想及建立于其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观的讨论与批评。卢森堡的积累理论和帝国主义思想中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与缺憾，但其在本质上毕竟迥异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同考茨基的机会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才会将出自于《克雷洛夫寓言》中《老鹰与母鸡》的典故引申用于肯定相较于修正主义与机会主义而言的卢森堡及其学说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眼光同崇高的学术地位：“卢森堡是革命之鹰；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像鹰飞得那样高！”与列宁相似，布哈林虽然也批评了卢森堡理论的某些缺陷，但最终也还是给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第一，卢森堡提出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问题，她只限于提出问题而已。但是，单是提出这问题，就值得给予很大的注意。第二，把再生产问题提到了首位。再生产观点在今天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如果卢森堡不忽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同时就是所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那就更好。第三，尽管她没有在理论上将这个问题作为最新时期的特殊问题来理解，没有从必然追逐更多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以及金融资本运动这条路线上来寻找帝国主义的根据，而是从“第三者”角度出发作出探寻，但是她终究还是提出了帝国主义历史必然性问题。

（一）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质疑与修正

“资本如果没有全地球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那是不成的。为得要使积累运动顺利进展，必须要地球上一切地带的自然财富及劳动力。”

——罗莎·卢森堡

1．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质疑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对《资本论》中的积累图式提出了挑战。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积累图式并没有解答扩大再生产为谁而进行这一（根本）问题，“如果从字面上看资本论第二卷末尾的图式，好像资本主义生产，总是自己实现全部剩余价值，并应自己的要求，来使用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在这里，积累是自动地进行着，到底生产是为何人而益加扩大？为哪一些新的消费者而益加扩大？一点也不清楚。……这样一来，事情就绕着圈子‘无限地’反复旋转。如果孤立来看马克思的图式，它的确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因为马克思本人曾经反复而明确地指出，他企图从单纯由资本家与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中，去说明总资本的积累过程。……生产增大了，社会消费也会同时增大。资本家的消费增大了，劳动者的消费也会增大……倘若是这样，那么，那些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靠谁人去实现呢？图式告诉我们：是资本家本身，只有他们才能实现。那么他们怎样处置这些日益增大的剩余价值呢？图式告诉我们：他们为了日益扩大自己的生产而使用它。从而，这些资本家们就成为一种为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的糊涂虫了。他们为了要用来制造新机器，所以反复不断地制造更多的新机器。于是，结局就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毫无目的地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了。”

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但是更要追求“不断增长的利润”，而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所谓的“第三部分”，即它既不是用于更新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也不是用于维持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它的真实价值在于用作资本化和积累，即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是生产真正的目的和动机。剩余价值必须脱去作为剩余生产物的形态，然后才能重新采取以积累为目的的形态。其必须经历货币阶段，换言之，只有商品成为货币，剩余价值才能够得以实现。不过，工人的需要总是有限的，这并非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恰恰相反，这仅仅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微薄收入只够养家糊口的“生存”所需。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也在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奢侈型或挥霍型消费”，因为“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所有资本家来说，把剩余价值作为奢侈品全部消费掉，这是彻头彻尾的精神错乱，经济自杀，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积累”。为了积累，资本家必须将剩余生产物（商品形式的实物）的一部分转化为可以追加投资用以扩大再生产之需的资本。

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并没有解答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为了谁而进行的这一问题。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而剩余价值资本化也有前提，即谁来消费承载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形式。卢森堡批评《资本论》所采用的两个方法：第一，将复杂的社会阶级简化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第二，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唯一且完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并将研究放置于某个假定的资本主义工厂中的单个资本及其剥削上，忽视了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实现环节。她认为，这两个研究方法无疑带有很明显的抽象与简化特质，其虽然有助于作出纯粹理论的考察，但毕竟或多或少脱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当然，卢森堡也并非简单地否定《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尤其是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分析，她给予了马克思的相关研究以相当程度的尊重与体谅。她认为，正是得益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作出的深刻分析，“尤其是他对单纯再生产问题的天才说明，才开始暴露出积累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过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作各种尝试中的弱点。但马克思不能立即提供一个解答，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才刚刚开始，就搁下来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当时致力于驳斥亚当·斯密的错误分析，不免忽略了这个主要问题。……但是，在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的全面分析和对资本主义总过程的特征的阐述（这个阐述表明了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内在矛盾和这些矛盾的发展，见‘资本论’第三卷）中，已暗含着对积累问题的解答，而这个解答是与马克思学说的其他部分相协调的，也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与日常实践相协调的。因此，图式中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

卢森堡指出，马克思对积累过程，尤其是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是在一个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辩证对立地形构而成的“封闭”理论模式中展开的，资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费的唯一代表。这个理论模式在有助于研究某些问题的时候却也渐渐远离了真实的人类（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现实中还存在其他非“势不两立的两个主要阶级”，如官吏、艺术家、自由职业者等。所以，总的说来，这个研究方法也仅仅只能算是一种权宜之计。“对资本主义封闭积累的可能性辩护仍然只限于形式逻辑推理上的成立，问题是形式逻辑问题有时与现实问题是完全脱节的，它推论出的命题是相对于逻辑上的‘真’，却也可以是相对于现实的荒谬。‘存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只能是假设的，而不是一个真命题，由它推出的结论‘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积累是可能的’固然符合形式逻辑推理，在现实中却无立足之地。”除此之外，卢森堡还指出，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完全没有考虑到增大的劳动生产力。……在资本积累增大的条件下，资本的构成及剩余价值率，并不是像马克思的图式所假定的那样，停止不变。事实恰恰相反，伴随着积累的进行，两部类的C（不变资本）不仅绝对地增大，而且比之V+m，或新创出的价值全体也相对地增大。同时，不变资本比之可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比之可变资本，也相对地增大。换言之，剩余价值率也同样地增大。”因此，“如果要相应地修正那个图式，那么，这种积累方法会产生每年的生产资料愈加不足，消费资料愈加过剩的结果”。所以说，市场必须不断扩大，即市场显然不得不超过资本家与工人的消费范围而持续不断地扩大。最终，卢森堡否定了马克思由两个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辩证构成的理想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设定。

2．卢森堡对马克思积累图式的“修正”

在质疑和批评马克思积累图式的基础上，卢森堡提出了解决这一“悖论”的新思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必需引进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即“第三者”。“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这里，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超过自身需要（工人与资本家）以上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的棉业，在十九世纪最初六十年间，以棉织品供给欧洲大陆的农民及都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其次，从相反的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超越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例如，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供给美洲澳洲诸国建设铁路的材料。……所有这些情况，都和马克思的图式不同。”卢森堡提议，应当把资本积累视为一个包括了资本新陈代谢以及它的历史环境的总进程来进行研究，因为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积累，始终是在一个具有前（非）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结构的环境中得以生长和发展的。与此同时，她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顺利推进还有一个追加劳动力来源的问题，而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同样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虽然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可能导致产生一个产业后备军，但是其图式中并无这方面的任何说明，因而，工人的自然繁殖，无论在时间上、在数量上，都不和积累资本的要求相适应。所以，现实的可变资本，即活劳动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供应——产业后备军的持续扩充也需要从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总之，卢森堡提出了一种迥然有别于《资本论》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途径：资本主义生产超过自身需要以外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必须供给非资本主义的阶层以及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环境）。卢森堡的结论是：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不符合积累在实际进展中的诸条件。积累的进展不能像马克思图式所规定的那样，简单地分解为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之间的静止的相互关系。积累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各部类间的内部关系，它首先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积累图式，不过是一种对资本的统治已达到顶点的那一瞬间的理论表现而已。因此，在某种条件或意义上，这个图式，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而已。

不难想象，卢森堡建基于批评马克思《资本论》积累图式之上极具“开放性”特征且具有某种“世界体系”意蕴的“新积累理论”遭到了马克思主义阵营理论家们的激烈抨击，包括列宁与布哈林等人都对她提出的新颖观点表示激烈反对。其中，布哈林对卢森堡的抨击较为系统而深入。布哈林认为：如果按照卢森堡的学说，资本主义必须依赖非资本主义环境，但是“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公式，历史上继起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从前一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中产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例外）以后，就独自存在，不以其他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的存在为其存在的条件”。因此，可以说，卢森堡的“新积累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唯物论发起挑战。

（二）帝国主义——因应时代发展的国家（内外）政策

“‘从头到足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这不仅在资本诞生时如此，而且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每一步的进展中，也都是如此。因此，资本主义准备着在更加剧烈的痉挛震动下迎接自身的灭亡。”

——罗莎·卢森堡

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在一派和平祥瑞的景象中进行的。资产阶级为了能够攫取到最大经济利益就必然一方面对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国内外劳动者施以惨无人道的剥削与压榨，而另一方面则必然向海外积极推行殖民主义，以武装力量的刺刀和大炮为先导和开拓者，大肆掠夺全球广袤的非（前）资本主义地域中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需要明确：落后地区劳动力的廉价并非是天然的，其无疑是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最主要恶果之一）。正因此，卢森堡将那种抱定“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观点上溯到所谓的“正统自由放任派”的学说理论中，并加以严厉批驳。她指出，在英国，“这种看法已经由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而彻底破产了。——远东商业国家利益的和谐是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宣布的，而鸦片战争通过并吞香港最后引起与这种和谐相反的东西，即利益范围体系的形成。”这一点如同列宁深刻指出的那样，“过去有过一个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期……当然，即使在这个时期（大约是1871—1914年）‘和平的’资本主义所建立的生活条件，无论在军事的或一般阶级的意义上来讲，距离真正的‘和平’也都是非常非常之远的。对于各先进国家十分之九的居民，对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亿万居民来说，这个时期不是‘和平’，而是压迫、苦难和灾祸，也许，这种灾祸看来由于‘永无尽头’，而显得更加可怕，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由一个有更多的激荡、突变、灾难和冲突的时代代替了，这时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典型的现象与其说是‘灾祸永无尽头’，不如说是‘到了尽头还是灾祸’。”如果说，资本主义血腥和残暴的本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还有所收敛或并不那么猖獗的话，那么，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漫漫数十年间以及帝国主义历史阶段的最初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则不再对这一本性遮遮掩掩了。在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各国资产阶级政权纷纷积极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竭力保护和扩张本国垄断资产阶级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统治者肆无忌惮剥削压迫全世界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群众以及广大落后国家、地区和族群狰狞的真实面目就越发明显了。与希法亭类似，卢森堡也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内涵就是为了维护、拓展一小撮垄断资产者的切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系列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政治行为、政策举措以及军事侵略行动，因此，卢森堡这样界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除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普遍的军国主义全面复兴和强势崛起以及由此产生并引发的频繁的、规模日益扩大的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军备竞赛之外，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还着重提及了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两个重要变化或时代特征：第一，资本输出；第二，保护性关税。

首先，帝国主义列强，如英、德等国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无法在国内顺利得以实现，于是，便将大量剩余资本投放到南美洲、澳洲、非洲好望角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或东亚等极为广阔的非（前）资本主义地域中，将这些过剩资本用于当地铁路建设、水利建设、矿业开采等实体经济领域同基础建设中，这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输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赚取剩余价值）决定了大量闲置资本必须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向海外进行输出，因而，资本输出渐渐成为帝国主义历史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特征和时代标志。帝国主义时期广泛的资本输出不但为各帝国主义国家赚回了大量经济利润，同时也通过向这些落后的非（前）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大举“给予”经济贷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地区及其人民自此背负上了极为沉重的债务包袱，而帝国主义列强也趁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了难以计数的经济、政治“特权”，并进而将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对此，卢森堡十分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对非（前）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借款，从本质上看绝非是想帮助当地发展经济，而是为了从中牟取巨额高利贷利息，进而，当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无法偿还贷款而产生“利滚利”的巨额利息时，或者当地劳动人民无法忍受帝国主义残酷的剥削压迫而奋起反抗时，高利贷帝国主义便会借机以强大的军事机器打击并彻底摧毁当地反对势力，并趁势炮制出花样百出的可笑借口，以期达到最终占领与控制这些非资本主义地域的邪恶目的。为了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上述观点，卢森堡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埃及是如何一步步被英帝国主义最终彻底转变为其所属殖民地的历史。她指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给予埃及的高利贷借款，从而使得埃及及其广大劳动人民从此背负上了难以卸下的巨额外债，于是，埃及在欧洲高利贷资本打着“援助善举”的大旗之下被肆意地剥削与践踏，忍无可忍的埃及军人与亚力山大港备受帝国主义长期压迫的劳苦群众共同联合起来，发动了针对英帝国主义的社会大暴乱，只不过，这次暴乱不仅没有获得完胜反而给英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军事打击和军事占领提供了寻觅已久的再好不过的借口。

其次，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对帝国主义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同曾经西方资本主义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倡导下的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进行比较后指出，保护性关税的出台不仅再次表明了帝国主义极其明显的反动性和保守性，而且历史过往与当下事实也一再表明，资本主义虽然在表面上高喊着“和平发展”“自由贸易”等响亮口号，但是，在那“道德”层面上显得十分崇高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发展”和“自由贸易”从来就不曾真正地存在过。

当资本主义不再需要自由贸易和和平发展来促进和发展自己的工业与经济，或者当资产阶级政权在面临外界咄咄逼人的威胁压力之下（如其他国家施行保护性关税、其他国家强大的托拉斯入侵等）时，便会义无反顾地制定及采取一系列旨在保障和拓展国内（垄断）资本集团切身利益的国家政策与措施。因此，当世界资本主义刚刚跨过帝国主义历史门槛的一刹那，曾经那面高高飘扬于世界资本主义上空的“自由贸易”彩旗就已然徐徐降下，继而被以“保护性关税”为代表的一系列带有极端保守和极端集权特色的国家政策所取代。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在全世界发动的一系列殖民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剑拔弩张的国际时局，均一次次宣告了以“利益和谐”为主旨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学说日薄西山的历史命运。“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理念和原则也渐渐褪变为帝国主义强制要求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内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必须遵从的主人对奴隶发号施令似的“洞开国门”的意旨，以及具有高度欺骗性的“幌子”。

六、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追随者——布哈林及其《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学说综合了列宁、希法亭、卢森堡等前人的有关思想，并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过渡时期的经济》（1920）、《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25）等著作中得以呈现，其中，最为集中展现布哈林帝国主义观点的作品是《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列宁高度评价了《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这一著作，列宁指出，“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特别在于：他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他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该书是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5个月之后出版的，它有力地配合、宣传了列宁“帝国主义论”。此外，该书还比较系统深入地剖析和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布哈林认为，考茨基的这个“超帝国主义论”乍看起来好像十分激进，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该书重点论述了世界经济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比较系统地阐释了“资本国际化”和“资本民族化”双重进程以及帝国主义同世界经济的未来前景。应当是受到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影响，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中观点类似，布哈林也认为，帝国主义作为征服政策是一个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历史范畴，那种将帝国主义视作传统历史上“种族间征服政策与斗争”以及“把古代罗马与现代美国”相提并论的观点与做法必须予以严厉批判。

（一）布哈林的“世界体系论”

“资本主义新世界这个巨大的蓄水池吸收了欧亚两洲的‘过剩人口’，从被驱逐出农业的贫困破产农民起，直到各城市中失业的‘后备军’为止。这就在世界范围内按照资本的需要造成对‘劳动人手’的供给和需求的一致。”

——尼·布哈林

从某种角度上看，布哈林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垄断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构成一种世界体系的理论家。“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世界体系的重要理论家，首先是布哈林。他在1915年写成、于1918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说明了垄断的金融资本向非垄断资本扩张的必然性，事实上阐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仍受当时流行观点的束缚，认为帝国主义既是一种政策，同时也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如同自由主义既是一种政策，同时也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样。帝国主义适用于金融资本时期。自由主义适用于产业资本时期。”

1．世界经济的形成及其界定

受到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深刻影响，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开篇布哈林就谈到，20世纪初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间战争的本质并非如其竭力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实现和保卫所谓“民族大义”“民族利益”，其实质为民族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为了各自切身利益而发起的帝国主义战争。布哈林提出了自己有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有机体系早已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单位，其正如各式各样的企业构成了整体国民经济体系，并成为国民经济体系内在有机部分一样，日益被囊括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因此，“现代‘国民经济机体’间的斗争，应当首先看作是世界经济中各个竞争部分的斗争——正像我们把各个企业间的斗争看作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现象一样。”布哈林认为，类似于一国之内工农业的区别、各个企业间不同的分工以及不同生产部门间的分工，随着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逐渐出现了一种各“国民经济”间的分工，或者说各个国家经济分工，即所谓跨越了“国民经济”疆域的国际分工。他注意到了导致国际分工的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自然环境条件。如咖啡主要生长在巴西，而小部分产于中美洲，在非洲和亚洲的产量则非常少，黄麻则只有印度才有；西班牙、瑞典、阿尔及利亚等国开采铁矿，高加索、南俄罗斯、印度等地主要供应锰矿，等等。第二，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化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状况是更为重要且根本的条件，并且，由此导致了从前仅是一国范围之内的“城乡分离”渐渐在一个更大范围再现出来，即所有工业国家变成了“城市”或工业国，而全世界所有非工业区域则变成了“乡村”。在广泛国际分工基础上，国际交换、世界市场、世界价格逐步得以构建，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雏形初露端倪。据此，布哈林将世界经济定义为：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国际体系。

2．“国际化”抑或“民族化”——世界经济的双重发展趋向

布鲁厄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书中论及布哈林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他有关世界经济发展的“双重化趋势”思想，“在希法亭看到一个过程——资本的集中和集聚——起作用的地方，布哈林看到了两个过程：资本的‘国际化’和‘民族化’，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性，而另一方面是它分裂为各个国家集团。这两种相反趋势之间的矛盾促使体系陷入战争和崩溃。”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如是说道：“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与这个过程并行发生的，是经济发展进程造成一种相反的趋向，即资本家利益民族化的趋向。”在布哈林看来，资本“民族化”乃是金融资本主义及其思想意识的产物，在金融资本的影响和控制下，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经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成为一个在金融寡头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监护下的巨大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国内市场，并且为着更高且有组织生产积极做准备。伴随着“国民经济”日益民族化趋势的持续强化，国家关税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现代关税演变为卡特尔等垄断组织的保护性关税，以及垄断组织为了获取额外利润的一种手段，而与保护性关税相伴生的还有垄断组织特有的输出政策——倾销。布哈林认为，无论是保护性关税还是倾销都与反自由竞争贸易传统的帝国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布哈林指出，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农业与工业间存在的巨大且日益扩大的不平衡，导致农产品及其他原料价格上涨，各“国民经济”资本家要求扩大和垄断原料市场的倾向也随之变得日益迫切。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在原料领域里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与此同时，布哈林还提到了资本输出的极端重要性。资本输出是大国垄断组织对新的投资范围的攫取和垄断化，或者是一种有组织的“民族”工业、“民族”金融资本对新的投资范围的攫取和垄断化。资本输出深刻地影响着列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列强共同占领或瓜分某一弱国时，势必引起列强为争夺投资而演变为武装斗争。最后，布哈林得出了世界经济体系“双重化”发展趋势的基本结论：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发展逻辑要求“国际化”“全球化”；另一方面，每个“民族国家”金融资本也竭力谋求着自身利益在全球范围得以顺利实现。

（二）帝国主义是一种“金融资本”的（竞争与征服）政策

“经济领土的扩大给民族卡特尔开辟了农业区，从而开辟了原料市场，并且扩大了销售市场和投资范围；关税政策可以抑制外国的竞争，取得超额利润，并且使倾销这个破城槌发生作用。这一整套办法有助于垄断组织提高利润率。金融资本的这种政策就是帝国主义。”

——尼·布哈林

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从本质上而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征服的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介入同干预手段，“经济领土的扩大给民族卡特尔开辟了农业区，从而开辟了原料市场，并且扩大了销售市场和投资范围；关税政策可以抑制外国的竞争，取得超额利润，并且使倾销这个破城槌发生作用。这一整套办法有助于垄断组织提高利润率。金融资本的这种政策就是帝国主义。”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深刻揭示到，资本主义经济单位之间的竞争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与集中的升级而发生着持续性变化：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关键性转变是，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使用的较为“和平竞争”的经济手段和其他竞争方式逐渐被军国主义和国家之间残酷的战争所取代，“当个人所有的企业间的斗争为托拉斯间的斗争所代替的时候，斗争的方法（仅在世界市场上斗争的方法来说）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增长了——利用了关税率及运费率；……最后，当竞争发展到最高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利用国家政权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各种可能，开始起很大作用。……于是，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企业家的组织的代表们所选出的‘委员会’，而且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高司令部。”

在谈到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破坏作用（尤其是对国民经济而言）及其导致的对社会生产力的大规模浪费的负面作用时，布哈林认为，战争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毁灭作用，不仅使生产力遭到野蛮的浪费（包括物质生产资料的破坏和活劳动的毁灭），而且造成了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迅速灭亡。然而，大规模的卡特尔工业却丝毫未受到损害，大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损伤反而在战争期间得到了保护并且加强了垄断地位，“战后对于资本的巨大需求将促进大银行的迅速成长，因而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接着而来的是医治战争所造成创伤的狂热时期：重建被破坏的或过度陈旧的铁路、车间、工厂、机器、各种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这类活动中还有恢复与扩充国家的军事机器。这将大幅度地增加对于资本的需求，并加强银行业托拉斯的地位。与金融资本家集团日益强大同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大大加强了。”概言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世界战争尽管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造成了国内社会经济的极大破坏，然而，战争却阻止不了世界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进程，反而不断强化了各“国民经济”体系内部的资本集中，空前加速了全世界范围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巩固并深化了金融资本与国家政权对“国民经济”的联合统治。

事实上，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资本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结构内正日益紧密地结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布哈林通过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资本之间存在着的隐秘且千丝万缕的人事结合关系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在帝国主义时期越来越深度介入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源。当国家政权逐步渗入并开始统领“国民经济”时，工业生产的有组织化程度及国家经济活动便自然而然地得到空前强化。那么，这种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布哈林特别指出：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时期，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及“战争时期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即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误认为，由于国家政权日渐深度介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整个社会正在或逐渐接近于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针对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布哈林驳斥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结构内加速集中的过程，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形式，它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这里我们看到的，决不是什么新的生产结构，也就是说，决不是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有了改变。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拥有空前数量的生产资料——的权势的扩大。”在布哈林看来，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战争时期的社会主义”等称谓和宣传均可以被视为一种“故意散布之词”，其目的在于将人们引入误解、混淆与“歧途”，用“动听的”辞藻来掩盖不雅的事实。于是，布哈林通过引用雅费的言辞试图从另一个维度——伦理维度，充分展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军国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经济生活的军国主义化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社会主义一词是与‘幸福论’的思潮联系着的，而在战争之中，个人完全献身于为‘整体’服务。”

（三）相较于列宁“帝国主义”而言，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不具有“先在性”同“主导地位”

“列宁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经历地下活动的冒险有了稍微更成功的通道，因而比布哈林的书早几个月出版。然而，列宁序言注明的日期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布哈林著作在列宁的著作之前产生。”

——安东尼·布鲁厄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自1956年春在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领导下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刮起了一股从根本上反对斯大林，甚至是部分反对列宁主义（例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中就重申了苏共对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政策的支持，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并进而指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议会这条“合法主义”的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学术和政治风潮后，西方垄断资本及其御用文人逐渐兴起了一股研究布哈林学说思想（包括其帝国主义观）的热潮。不应否认，西方学界对布哈林学说的考察与分析中不乏本着客观求真精神而作出的严谨研究，不过，同样难以否认的是，西方学界大多数相关研究中均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过度吹捧布哈林学说价值并同时贬抑列宁主义（包括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显著（人为）倾向。具体到帝国主义理论中，此类带有明显倾向性研究的核心思想概而言之就是：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早于列宁，并因此而奠定了列宁及日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展开相关研究坚实的学理基础，换言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很难被视为一个具有鲜明独创性的理论体系，而且依据对历史文献以及其他史实材料的考证，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启发并深刻地影响了列宁有关思想的最终形塑。他们肯定地指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学说相较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而言，在布尔什维克党及其理论界中具有不容置疑的“先导性”（“先在性”），并牢牢占据着学理上的“主导地位”。其中，如西德尼·海特曼就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尼古拉·布哈林》中盛赞布哈林的思想是“布尔什维克思想发展过程中突出的里程碑”，他认为，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中所作出的有关帝国主义的杰出研究与分析比列宁“正式发表自己对帝国主义的解释”要早整整一年，这意味着，在列宁注意到这个问题以前，布哈林早已有所洞察并提出了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还有一个“更高”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多半成就应归功于布哈林的卓越研究，尽管列宁从未承认这一点。与西德尼·海特曼的看法类似，科恩也认为，布哈林所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事实上比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要早上几个月，而且如果仔细比较和考察这两个重要文本的话就不难发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大量采用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样地，安东尼·布鲁厄也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中旁敲侧击地议论到：关于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列宁为它写了一篇赞美性的序言，它直到1927年才被重新发现和发表。其间，列宁自己也写了论同样主题的著作。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1916年，换言之，是在1915年12月给布哈林的书写序后不久。安东尼·布鲁厄在这里无非是想暗示和断定，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研究早于列宁，而且似乎布哈林的有关思想对列宁起到了不小的影响。

事实上，不难看出，西方学者那么不遗余力地颂扬布哈林帝国主义学说的“先导性”和“主导地位”，同时竭尽所能地贬抑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及其理论成果，当然是具有极其深远的学术和政治诉求的。按照海特曼和科恩的说法就是：通过布哈林及他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个分光棱镜”去检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修正人们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与理解，重新确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当然这只是一种用学术修辞“加密”过的言辞。将上述文辞华美的学术语言翻译成通俗白话就是：他们希望通过对布哈林学术生涯及其理论思想的重新深度“发掘”同创新性阐释，一方面，着力抬高布哈林的政治和学术地位，具体到帝国主义研究方面，就是将布哈林指认为具有“先导性”“首创性”的思想家（但这却不是最为根本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于此基础之上，以塑造布哈林的学术丰碑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妄图将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学说降格为“深受其影响”的，或“抄袭”“因袭”别人思想的“二流理论”，将列宁降格为“二流思想家”（甚至是“不入流的思想家”），从而期望，不仅最终达到复兴布哈林具有修正主义性质的“人道社会主义”理念的目的，而且更期望达到彻底瓦解、摧毁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应有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并达到贬抑列宁的目的，从而达到历史虚无化，以及彻底否定以由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典范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其现实实践的“终极目的”。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西方某些学者别有用心的做法和目的恐怕最终是难以达成的，因为他们的相关论证并不成立：首先，从学术思想史角度看，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从初期萌发到最终成形，实质上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大致为十多年甚至二十年），换言之，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经典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论”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其之所以能够在理论水平上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无疑是与列宁长期的理论探索、实证资料储备，以及积极而投入的思考分不开的。如果看一看列宁于1912—1916年期间所完成的那部篇幅浩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就不难理解这点了。然而，反观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却仅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才开始进行的，其主要代表作品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集中于1915年前后）面世的。因此，列宁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思考和研究不仅远远早于布哈林，而且，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事实上是一个历史性构筑的完整且日趋庞大而成熟的理论体系（包括在一二十年间不断迸发出和逐渐成形的新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由此视之，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布哈林在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内（几个月或至多一年）对列宁的相关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同深刻影响的观点，毫无疑问是罔顾事实以及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

其次，《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两本著作分别在主要内容、分析逻辑思路以及理论推导方面皆存在着难以忽视的迥异差别。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偏重于从一种“世界经济体系论”的视角来阐发其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和研判。当然，更重要的是，与列宁明确将帝国主义指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高）“历史阶段”不同，布哈林在书中主要偏重于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金融资本的（竞争和征服）政策。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方法和立场的前提下，重点关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通过经济基础层面上的显著变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呈现集中化趋势，而集中又最终导致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来指认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帝国主义时代。概言之，布哈林将帝国主义归结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而列宁却始终在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或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特定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一个“次级形态”（或“分阶段”），这恰恰是布哈林与列宁最为本质性的差异。

再次，事实上，不仅不是布哈林启发与影响了列宁，反倒是列宁给予布哈林的启发和影响要更多、更重要、更深远。需要指出的是，正式出版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并非1915年写就的原始稿件，而是布哈林依据遗失后残存的零散稿件在1917年冬天经过整理补充后才形成的。恰恰正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早已顺利写作完成并公之于世了，正因此，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可以明显看到布哈林大量引用和转述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有关思想和资料，如帝国主义列强广泛推动施行的殖民主义的诸多实证材料等。此外，列宁对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研究给予过一定关注，并对其诸多观点提出过颇多善意的批评和纠正。例如，列宁曾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指出，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资本主义等重要问题上过度陷入概念讨论而缺乏实际材料，不仅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且甚至还有美化资本主义之嫌。

综上而言，那种指认布哈林帝国主义学说由于“先在于”“领先于”列宁有关研究，因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及其理论界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对同一客观事物的研究中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既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例如，在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过程中，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均不约而同地看到并在各自研究中重点讨论了帝国主义历史阶段，各国资产阶级政权一改往日“守夜人”角色，日益深度介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主动实施保护性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复兴军国主义、大力推行殖民主义等众多方面。然而，却不能就此武断地认定，谁受到了谁的影响，或谁抄袭了谁的某个理论观点。在学术研究中，给予思想家们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得出具有（可理解的）“相似性”观点与结论的容忍度是极为必要且再正常不过的。况且，通过以上阐述，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宁不仅在研究帝国主义的时间上远远早于布哈林，而且其历史性（一二十年以来）累积形成的迥然不同于布哈林的观点最终也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及随后一些作品中得到集中而系统的阐发与呈现。如果考虑到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学界中日渐形成且越来越巩固的（精神）领袖地位，以及俄共（布）“第一领导人”的身份，很难想象布哈林可能对列宁、俄共（布）或联共、俄罗斯或苏联理论界产生什么实质性的“主导作用”与深远影响，恰恰相反，反倒是布哈林数十年来在列宁的善意关爱与悉心指导下，逐渐向列宁主义靠拢。

七、霍布森和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思想

（一）霍布森的《帝国主义》

霍布森（1858—1904）是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任职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他一生著述颇丰，除《帝国主义》外，还相继写作了《贫穷问题》《失业经济学》《分配经济学》《工业制度》《新世界的问题》等诸本专著。《帝国主义》是霍布森的主要学术专著，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其通过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转述与批评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社会知名度。按照霍布森自己的说法，他写作这部专门研究帝国主义的学术著作的主要旨向在于“试图发现和探讨构成帝国主义政策基础的一般原则”。仅从这句话就可以清晰辨识出霍布森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即列宁依据经济基础层面上的垄断特征将帝国主义指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最新且最高的历史阶段，而霍布森却将帝国主义指认为一种国家政策。具体来说，霍布森认知的这种国家政策主要内涵为：凭借手中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武装力量寻求海外市场，夺取、占领殖民地以图扩大政治势力并获取最大化商业利益。尽管如此，不能不说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学说无论从正面也好，从反面也罢，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最终成型或多或少还是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这一点仅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多次提及霍布森的有关研究就可见一斑。

1．作为国家政策的帝国主义诞生的经济根源

在霍布森看来，作为一种国家政策的帝国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通过重点考察美国托拉斯或联合企业的历史进程以及当时所呈现出来的特定状况，霍布森指出，依据1885年经济萧条委员会少数派直截了当的报告，产生帝国主义最深层的经济根源就是所谓的“生产过剩”。进一步来看，这种蔓延于资本主义社会始终的“生产过剩”当然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过剩，即这并非是说人们不需要那些充斥于市场上的“丰沛”的产品或这些产品的出现已经超过了人们真实的需求，其仅仅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超过了国内消费能力的增长，也即霍布森所归纳的“消费不能自动地与社会生产力采取同一个步调”。对此，霍布森说，既然从根本意义上而言，人类的需要是无限的，因而，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就绝对不会出现所谓的“消费不足”或“储蓄过剩”的情况，但事实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的确确广泛地出现了此类情形。那该如何解释这种社会经济现象呢？霍布斯认为应当从分配领域中寻求答案，也就是说，有些人，如资本家分配到了大大超过其现实需求或实际用途的消费能力，而另一些人，如劳工阶级则仅仅分配到了甚至不足以满足维系体力需求的消费能力。作为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实际上所得到的分配额少得可怜，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国内的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其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同样是因为分配领域中的极端不公正，在另一方面，与广大劳动者的普遍贫穷截然相反，垄断资产者们手中握有的财富和资本储蓄却与日俱增地积聚起来。这样一来，就产生出两个较为显著的社会经济现象：第一，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力所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得不到充分的消费，因而“生产过剩”似乎成了一个司空平常的社会经济现象；第二，资产者们手中的过剩财富渐渐累积而成为了一种“过剩储蓄”。霍布斯认为，资产者们为了给自己过剩的生产力及过剩的储蓄（资本）寻找一条合适的出路来补偿国内被严格限制的工业，以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为主要表征的帝国主义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了，“帝国主义力图成为工业的大统治者，为它们在国内不能销售的商品和不能运用的资本寻求国外市场和国外投资，以便扩大渠道来容纳下它们剩余财富的洪流。”据此，霍布森在批评那种认为“帝国扩张是工业发展必然道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具有鲜明改良主义色彩的抑制（或转变）帝国主义外侵特征的主张（也正因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揭露霍布森的立场和观点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霍布森首先指责作为催生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的“过剩储蓄”事实上是一种没有正当存在理由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接着，霍布森提出，应当将资产所有者的过剩收入拿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薪酬待遇并向社会缴纳赋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和提升资本主义社会国内消费能力，才能真正彻底避免面向海外争夺市场和投资场所的帝国主义。恰如霍布森自己所说，“如果在经济上稍加调整，使富人过剩储蓄中涌现出来的增高泛滥水流的产品，能够转而提高这1/4贫乏的人的收入和消费标准，就不需要推行帝国主义，而社会改良也就取得极大胜利了。”尽管霍布森号称自己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是从经济根源上展开的，但事实却是，霍布森的“经济根源”分析仅仅停留在社会分配和消费领域，却严重忽略了社会生产领域，忽略了经济所有制问题。难以想象，仅凭改良主义不切实际的鼓噪与喧哗，却不通过实际地剥夺剥削者，切实地改变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就能令所有（垄断）资产者心甘情愿将自己攥得紧紧的资本和财富的一部分再分配给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群众。套用霍布森自己的话就是：除非斩断了树木的经济根源，否则光是攻击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的策略或政策是没有用的。

2．帝国的联合

出于一种虚假的反帝或一种狭隘的大不列颠民族立场，以及由于深刻洞悉到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漫漫数十年间因为英帝国全球统治离心力的持续增强而出现的深度担忧，霍布森在赞成以殖民大臣加纳文爵士为代表的主张英国应当建立起一种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更加密切的帝国联邦的观点的基础上提议，英帝国同其所实际掌控的全球广袤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之间应当采用一种所谓的“国家联合”的基本形式以期最终实现宗主国与殖民地区的大一统，而这就是霍布森称谓的“帝国的联合”。在霍布森看来，只有这种建基于所谓共同血统、语言和制度纽带之上的（联合）帝国真正在全球广泛地建立起来（霍布森认为，与这种高度联合和统一的英帝国相似，世界上还同时存在着如泛斯拉夫帝国、泛拉丁帝国等众多大的联合帝国），世界的良好秩序、进步文明及长久和平才拥有了真正的保障。在提出这个想法的过程中，霍布森始终口口声声地反对以殖民主义、殖民扩张、军国主义泛滥为主要特征的（新）帝国主义。他甚至说道：帝国主义显然是“帝国联邦”和近代民族国家最严重的障碍与危险。不过，事实上，霍布森的此类观点无疑是坚定地站在（垄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一方作出的，其不仅根本不可能有利于无产阶级同广大殖民地上被压迫剥削的民族和劳动者的解放自由事业，而且更是扎扎实实地奠定了以考茨基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极端）机会主义希冀在“超帝国主义”羽翼下寻求人类社会永久和平与繁荣发展虚幻愿景的思想基石，其本质上无疑应当被视为“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先声。

（二）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概念及其“超帝国主义论”

卡尔·考茨基于1854年10月4日生于奥地利帝国布拉格的一个画家家庭，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恩格斯逝世后，他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和领导人之一。尽管考茨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谆谆教导下曾经一度被视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实践家和“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然而，由于他个人在思想上长期深受新康德主义、拉萨尔主义等理论学说的浸染，因而，在他思想深处始终潜藏着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种子，而这些思想种子最终也的确促成了作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代表的考茨基主义的诞生。

20世纪最初数年，也即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浓厚阴霾开始盘旋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时，作为“第二国际”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和领导人之一的考茨基伙同希法亭、鲍威尔等人组成了所谓“第二国际”的“中派集团”，考茨基主义相应地成为“中派集团”的核心指导思想，并逐渐成为“中派主义”或“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对于所谓“中派”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考茨基主义，列宁入木三分地指出：作为“中派集团”指导理论的考茨基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采用这种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主义将社会沙文主义（主要表现为鼓噪在这场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中保卫祖国）与对社会民主党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让步（如在投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这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主张无原则地“调和起来”。在考茨基主义的引领下，考茨基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既不赞同左派观点，同时也驳斥了以库诺等人为代表的将之视为一个历史新阶段的看法，他认为，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在此基础上，考茨基提出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与“等待主义”色彩的“超帝国主义论”，并因而遭到了“第二国际”以列宁、布哈林等人为代表的左派的强烈反对同深刻批判。

1．考茨基将帝国主义视为“国家政策”

与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等人有所不同，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概念具有鲜明易辨的“国家政策论”特征。尽管考茨基也承认，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到来，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帝国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考茨基甚至搬出了自己所崇拜的“偶像”——希法亭的观点。他说，希法亭“非常注意避免用人所共知的‘帝国主义’一词来表示资本主义的这一最新阶段。他也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表示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不是表示一个‘经济阶段’。”在考茨基看来，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帝国主义主要包括了保护性关税政策以及对外殖民政策两个方面，所以，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现代化了的、最大规模的“重商主义”，是金融资本所采取的一种与经济基础并无必然联系的“政策”或“方法”。考茨基之所以不赞同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历史阶段论”似乎或多或少地暗含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历史必然性”意蕴。对此，他说：如果人们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必经历史阶段而非国家政策的话，那么，这个命题无疑从一开始就拥有了一种浓厚的“历史必然性”意蕴了。这样一来，似乎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哪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或民族都必将拥有一种由“神秘的命运”所制定好了的相同或者至少大体类似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但是，历史和现实却以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告诉人们，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或都采取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性政策，换言之，事实上，仅仅只有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在施行着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政策，而且，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还因为其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而各具特色，互不相似。据此，可以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绝不可能存在一种所谓的“统一”或“同质性”的帝国主义模式与道路。考茨基进一步提出：第一，帝国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家政策根本不可能是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策，而只能是少数资本主义大国或强国的政策；第二，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统治下持续不断发展着的工业生产而言，不具有必然性，其仅仅只是资产阶级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之一；第三，如果非要指认帝国主义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也只能从帝国主义已然存在于世及其之所以能够得以存在的现实必然原因这个角度来进行理解（不过，考茨基认为，在这个层面来讨论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不能真正帮助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将来得出更多的有益认识，所以，确认帝国主义是否具备“必然性”没有任何意义）；第四，依据上述几点理由，既然帝国主义已成为历史的客观存在物，那么，就应该更多地去讨论帝国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一类具有现实意义的迫切议题。

2．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1914年，考茨基发表了《帝国主义》一文。在此文中，他通过讨论工业与农业，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的关系提出，应当将（当前的）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而非某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进而，在此基础上，考茨基提出了思想史上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在阐述其“超帝国主义”设想时居然发出了这般令人异常惊愕的号召：如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帝国主义政策的严重威胁，因此，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

考茨基通过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发现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日益深入而快速地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农业地区和人口；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农业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这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和演进而变得越来越尖锐、激化。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生产部类的比例与产能遭受到严重破坏，二者之间动态的平衡被打破，最终必将在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引发一种所谓的“自发性”的调节方式，即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在考茨基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各生产部门的恰当比例得以重建，但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却绝不希望看到危机持续不断地频繁爆发。所以，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资源与劳动力不足这个难题，并最大限度地延缓、推迟或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向广袤的非资本主义地域（农业地区）积极推行以扩张和侵略为核心的殖民主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帝国主义通过武装力量扩大了自身势力范围并将某些非资本主义区域（农业地区）转变成自己的直接殖民地，帝国主义既极大地拓展了国内市场，扩大和稳定了宗主国工业产品的销路，实现了资本持续不断地对外输出，同时更因此攫取到大量国内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几乎一切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从而切实有力地暂缓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重矛盾与困境。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出于自己国内社会经济持续不断稳健发展目的而产生的对非资本主义环境日益严重的依赖性不可能无止境地延续、拓张下去，换言之，非资本主义地域和环境再广袤，其毕竟是有限的（在地球这颗行星范围内）。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终将有朝一日会为了争夺同一块非资本主义地域（农业地区）或者重新分配同一片势力范围而爆发激烈的对抗，甚至是惨绝人寰的世界战争。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列强（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有了切肤之痛的历史遭遇，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是未雨绸缪）才会在其国内大力复兴军国主义，用巨额国家财政积极支持耗资不菲的军备竞赛（甚至是倾全国之财力和物力），这种情形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为了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帝国主义列强就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类企业和公司那般，始终信奉与遵循着惨无人道的（极端）“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互相残酷地竞争、厮杀，以至于最终出现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的对抗和荼毒形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考茨基看到了上述种种帝国主义面临的困境，但却天真地以为，帝国主义列强一定会像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之间相互妥协而最终催生出（国际）卡特尔组织（或协定）那样产生出一种如同国际卡特尔那般的和平大联盟——“超帝国主义”。客观地说，考茨基提出这个理论设想确实并非随意捏造。依据卡特尔，尤其是国际卡特尔组织（或协定）的广泛兴盛以及帝国主义最初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相互之间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考量而作出的适度适时的退让与妥协等客观情况，考茨基大胆猜测和推断，随着时间不断推移，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必将会越来越顾及和注重防范由于相互对抗所可能产生的悲剧性后果，因而，一种建立在相互和解与妥协基础之上的“超帝国主义”（政权组织）形式或历史阶段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不过，国家政权的权力结构毕竟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国内企业的权力结构，若世界资本主义真正欲求实现一种全球意义和规模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卡特尔”——“超帝国主义”，其所必备的各类条件与前提毫无疑问将远远复杂于企业之间的（国际）卡特尔组织建构。更何况，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设想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泯灭、削弱和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工人运动的恶劣作用。这个幼稚而天真的未来世界构想连同考茨基一贯坚持和奉为真理的“合法主义”“议会斗争”“社会沙文主义”等理论与实践均散发出难以掩盖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腐朽臭味，并因而遭到了以列宁、卢森堡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派的无情嘲笑、严厉谴责同深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