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胡波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社会里，孙中山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孙中山也同样是一位划时代的伟人。没有他，中国人也许不会如此迅速地放脚剪辫、行平等之礼；有了他，中国才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他留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有他曾经创建的中华民国和一系列制度设计，还有他的政论思想、发展理念以及高尚的精神品格。

一个世纪以来，对孙中山这位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的杰出人物的研究和宣传以及认识和了解，不仅逐渐成为一门跨世纪的“显学”，而且也造就了大批专家学者。从1903年章士钊摘译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而成《大革命家孙逸仙》始开孙中山研究与宣传之滥觞，到1957年陈锡祺先生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和1979年尚明轩先生的《孙中山传》问世，再到《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外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孙中山辞典》、《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孙文全集》和孙中山传记以及大量研究论著相继出版；从孙中山生平事迹的介绍和思想主张的评析，到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文化人格、时代背景、相关人物的深入研究；从早期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角度推介孙中山，到从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和文化创造以及人的现代化等方面进行的当代社会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所有这些不仅在客观上推动了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孙中山、辛亥革命乃至近代中国与世界的认识，而且也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尤其重要的是，一大批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学者脱颖而出，成为思想解放、学术创新、教书育人、服务社会和引领时代潮流的学术名家和文化大家。

但是，百余年来的孙中山研究一直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历史审视和学术观照。虽然迄今已有不少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也有不少孙中山研究的总结与反思，但孙中山研究之研究仍显不足。如1985年3月在河北省涿县召开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虽然首次较全面反映了国内外孙中山研究和孙中山著作出版方面的基本情况，深刻审视了国内外关于孙中山研究、三民主义研究、孙中山各个时期革命活动研究、孙中山与其他人物关系研究、孙中山在香港及国外革命活动研究、台湾香港地区及国外孙中山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使新时期孙中山研究避免了盲人摸象的尴尬，甚至还注意到国内外孙中山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初步涉及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经历和学术影响，但大部分文章主要还是侧重于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性质、状态、特点等的研究述评，对孙中山研究者的学术思想、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学术传承等学术史方面的问题，并未作过多的评析，依然是见事不见人。

大致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外孙中山研究，通常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慨叹万山红遍，却少赞一花一草；有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却缺乏学术史的梳理和文化价值的考量。纵有《广东省志·孙中山志》这样以人物为专题的志书编辑出版，也难免支离破碎、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的弊端，而且大多偏重于孙中山思想主张、生平事迹、人际关系和精神品格等方面的解读或评述。严格说来，这些仍然不是真正的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因为既没有对孙中山研究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理论评述，又缺乏对孙中山研究的历史源流和发展状况等作整体的动态分析。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孙中山研究，其学术开创之功、学风转变之功和学人孕育之功，在当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彰显。

“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孙中山研究的总结和反思，为什么一直未能真正进入学术史的研究层面？孙中山研究者们为何忽视或放弃自身的学术史研究？显然，这既受政治和社会的双重因素影响，又与学者们自身的顾虑和学术思潮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前，孙中山研究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时断时续，也因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而裹足不前，严格意义上的孙中山学术研究更因在资料、方法、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局限而难以有大的作为。

但是，孙中山研究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既与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有关，又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其一，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海外，孙中山研究得到不同层次各个方面的支持，是它成为一门“显学”所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其二，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大力推动和示范带头作用，是孙中山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的重镇所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其三，新思潮的兴起和新方法的应用、新材料的发现以及新学人的加入，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孙中山研究；其四，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跨地域的合作研究，客观上有利于孙中山研究摆脱政治或行政的影响而走向严谨客观的科学学术研讨，从而增强了它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与孙中山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极不相称的是，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一直未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研讨缘起、发展脉络、时代背景、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学术传承、学术机构、学术活动、学术流派、学术成果、学术名家、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等学术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探讨，那些学术含量和借鉴价值较高的孙中山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至今仍缺乏学术思想的总结和学术价值的评估。而孙中山研究学术史的缺失，又在客观上影响了孙中山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和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可以说，思想和认识上的障碍与逃避以及中国式的自谦心理，是孙中山研究在当代学术史上迷失的根本原因，也是孙中山研究这一“显学”在新时期出现危机的症结所在。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孙中山研究在学术史上的迷失，固然令人遗憾，但“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的启动却大有“亡羊补牢”之功。口述史虽然在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却有着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也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把“现存之实迹”与口述史料归为一类。在他看来，“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质言之，则现代史迹，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唐德刚也认为，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应该从孔子《春秋》算起，而孔子的《春秋》却断自唐尧虞舜，那么唐尧虞舜的历史都只是传闻，也就是口述历史了。后来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为凭推出来的史前历史。孔子向来自称‘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论语》等也都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历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书《礼记·檀弓》，记载了许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记。诸如此类夫子 ‘述’之、弟子 ‘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也就是 ‘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历史”。司马迁就是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史记》的集大成者。英国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曾说：“口述历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构建自己的将来。”的确，口述历史，尤其是专家学者个人生平的讲述和学术生涯的回顾，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史资料价值。因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文化氛围之中，既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又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所处的社会和文化。

就孙中山研究学术史而言，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的专家学者，还是在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的孙中山研究的名家大家，他们个人在孙中山研究方面的学术体验和人生感悟，都不仅仅属于个人的治学经验，也理所当然地属于孙中山研究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史学研究和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他们口述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在孙中山研究方面的探索，以及对学术人生的回顾，既为孙中山研究留下珍贵的、生动的学术史资料，而且也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无论是从孙中山研究来说，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去看，“孙中山研究口述史”，既是一次个体学术生涯的口述回忆和既往社会文化的再度呈现，又是一项孙中山研究资源的抢救性保护工程。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上，得领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孙中山研究口述史，既为孙中山研究学术史提供了新材料，又为史料之发掘和资料抢救与保护开辟了新途径。中山市是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研究孙中山，学习孙中山，弘扬孙中山，一直是中山人民的共同心愿。1983年8月28日，中山市在国内率先成立孙中山研究会，先后举办了许多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会，不断地为推动孙中山研究鼓与呼，在海内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30多年来，先后举办、承办或合办了多次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而且兴建了许多纪念孙中山的文化设施，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孙中山纪念堂、孙文纪念公园，建立了孙中山研究数据库和逸仙图书馆，出版了大量孙中山研究方面的论著，在国内外同行中有着较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中山市委、市政府于2012年正式启动“孙中山研究口述史”的文化工程，拟对海内外孙中山研究的名家大家进行采访、录音、录像和文字整理，以期记录他们在孙中山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所走过的学术历程，并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以及人生感悟和学术期待等问题，作比较全面的、形象生动的、真实客观的反映。

众所周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即便是同一时代的研究者，在材料、观点、方法、传播途径和价值取向上也不尽相同。梁启超在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甚至认为学术思想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大：“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他甚至进一步以哲学与地理的关系加以阐述：“逮于汉初，虽以窦后、文、景之笃好黄老，然北方独盛儒学。虽以楚元王之崇饰经师，然南方犹喜道家。《春秋繁露》及其余经说，北学之代表也。《淮南子》及其余词赋，南学之代表也。虽然，自汉以后，哲学衰矣。洎及宋明，兹道复振，濂溪康节，实为先驱。虽其时学风，大略一致，然濂溪南人，首倡心性，以穷理气之微。康节北人，好言象数，且多经世之想。伊川之学，虽出濂溪，然北人也，故洛学面目，亦稍变而倾于实行焉。关学者，北学之正宗也。横渠言理，颇重考实，于格致蕴奥，间有发明。其以理学提倡一世，犹孔荀之遗也。东莱继之，以网罗文献为讲学宗旨，纯然北人思想焉。陆王皆起于南，为中国千余年学界辟一新境。其直指本心，知行合一，蹊径自与北贤别矣。凡北者，皆受地理上特别之影响，虽以人事揉杂之，然其结果殆有不容假借者存也。”囿于研究要素的不同，每一阶段的学术思潮和学术流派都会经历一个演绎和发展的变化过程，从学术土壤的培育和保护到学术观点的产生和形成，从研究力量的壮大到研究瓶颈的突破，从学术创新到研究定型，孙中山研究都经历了百年的积淀，造就了大批学术研究人才，产生了大批精品佳作，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旨在追寻各时期学术思潮流变和各地区研究现象背后的规律和诱因，着力于渊源追寻、思潮阐述、成果解读、方法审视、人物介绍、影响评说、心灵感悟等方面的访谈，通过研究者的自我陈述，进一步丰富孙中山研究学术史的内容和形式，在更多层次上重现孙中山研究的发展历程。“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专题，主要是力图建构一个比较完全意义的孙中山研究学术史的立体框架，其内容包括孙中山研究的时代背景，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思潮，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流派，孙中山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孙中山研究的主要成果，孙中山研究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研究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地位，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孙中山研究的个人感悟，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批评，孙中山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孙中山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利用等，通过以上十多个方面的研究和总结，力求全面反映近百年来海内外孙中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历时四年多，按预定计划对海内外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的近百位专家学者进行了采访、录像、录音，并进行了文字整理。在近五年的时间里，项目组完成了华中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以及境外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学者的访谈，其中既有章开沅、金冲及、胡绳武、李文海、魏宏运、姜义华、茅家琦、尚明轩、张磊、黄彦、张宪文、段云章、林家有、萧致治、冯天瑜、吴剑杰、冯祖贻、谢本书、沈渭滨、刘泱泱、韦杰廷、杨天石等老专家的访谈，又有熊月之、谢俊美、邱捷、周新国、王杰、马敏、桑兵、朱英、莫世祥、戴鞍钢、王先明、周秋光、饶怀民、李育民等中坚力量的对话，还有港澳台及海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专家的采访，如台湾的张玉法、张朋园、陈三井、陈鹏仁、姜新立、胡春惠、朱浤源、黄克武、刘维开、黄城等，澳大利亚的黄宇和，日本的安井三吉和赵军，韩国的裴京汉等，他们都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同时还采访了一些曾在孙中山及其相关人物事件研究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如汤志钧、夏东元、陈绛、张海鹏、方志钦、骆宝善、王晓秋、赵春晨、赵立人、邵雍等，甚至还对孙中山研究机构的主要组织者、执行者，如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王玉璞，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的陈占勤、杨海前后两位会长以及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萧润君馆长等进行了专访。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一次关于孙中山研究口述史的大工程。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刚刚落下帷幕，中山市就开展“孙中山研究口述史”研究项目，其目的主要在于：一方面，将孙中山研究口述史的录音、录像转化为数据，纳入孙中山研究数据库，方便海内外研究者进行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对访谈进行文字整理和资料补充，并经被访者审定同意后，作为口述史的书籍正式出版，或将录像、录音剪辑制作成电视纪录片，将他们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精神品格进行广泛传播。应该说，“孙中山研究口述史”，是一项学术史料深入挖掘和文化资源抢救保护的大制作。因为孙中山研究方面许多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很少有关于自己的学术经历的回顾和总结，更少谈论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风气，用口述史的方式录音、录像和文本呈现他们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就、学术思想，不仅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海内外孙中山研究，而且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学术文化的发展。

也许我们所做的“孙中山研究口述史”，因受一时难以克服的因素如时间、经费、人力和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而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存在格式化和简单化的倾向，访谈的内容不足以全面反映受访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但我们所做的访谈一定是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具有集体性和多样性的比较全面的口述史料和十分珍贵的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忆。这些受访者有的是学界泰斗，有的是杏坛中坚，有的则是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是孙中山研究的参与者，而且也是孙中山研究的受益者。他们对孙中山研究的回顾和记忆，本身就是孙中山研究学术史的一次系统的总结和反思。我们相信，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与孙中山研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一样不可限量。

也许普通读者特别是对历史研究不熟悉的人，并不了解时下兴盛的“口述史”，即使是史学工作者，对口述史也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什么才是口述史？按杨祥银的理解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特殊记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但也有学者说得更具体，如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运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而杨立文则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义，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尽管他们对口述史的理解略有出入，但都反映了口述史学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也基本上肯定了口述史学在加速历史学从“阅读”到“倾听”，再从“倾听”到“观赏”的跨越式转变和“文、声、像”三位一体互动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虽然启动较晚，准备不足，但在将近五年间跨地区进行人物专访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孙中山研究口述史的影像、图片和文字资料，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访谈模式和口述特点。正如学者们所强调的那样，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过程应该包括口述历史访谈、口述历史的整理和编辑、口述历史的保存和传播、口述历史的法律和道德考量以及口述历史的分析，而其中还包括更多的深层次问题，如口述历史访谈中访谈者和受访者的关系，访谈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性别、种族和阶级差异、受访者的主观性和历史事实，口述历史与历史重建、口述历史访谈的社会心理因素、口述历史作为实现个人和集体权利的工具性、口述历史与历史记忆、口述历史与生平回顾、口述历史与自传等等内容。孙中山研究口述史同样毫不例外地包括以上所说的方式与方法，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触及如前所述的诸种问题，其成与败都与访谈者对这些方式方法的谨慎使用有关。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受访者和访问者的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同时，还形成了对受访者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等方面的影像记录，尤其是访问者事先对受访者的生平事迹、学术旨趣、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等均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在访谈过程中尽量避免主观先行或给受访者特别暗示，尽量让受访者自由地讲述或轻松地回忆，但也难免受到受访者的性格气质、健康状况（包括记忆力）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使“孙中山研究口述史”还是不可避免地多了一些感情色彩，添加了不少想象的成分。正如唐德刚所说：“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由于受访者是长期在孙中山研究领域纵横驰骋的专家学者，其自我关于学术生涯的回忆，自然比一般的受访者更精准、更客观、更全面。因此，他们关于学术人生的回忆，不仅满足了普通读者对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孙中山研究的好奇心，而且也为孙中山研究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和鲜活的资料。尤其是像章开沅、金冲及、魏宏运、茅家琦、姜义华、张岂之、张磊、黄彦、林家有、张宪文、张玉法、张朋园、陈三井、黄宇和等享誉海内外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关于个人学术生涯的口述史，就更富有思想性和时代性，因而也更具有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诚如《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一书作者王宇英所言：“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尽可能地发现和积累更丰富和更鲜活的史料，为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了可能。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有益补充，更在于对传统历史观中偏离真相部分的挑战。这应该是口述历史的基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