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

张岂之（1927—），江苏南通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主要著述：《顾炎武》（中华书局，1982）、《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中国儒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儒学、理学、实学、新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1993）、《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陕西通史·思想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春鸟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中国思想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中华人文精神》（人民出版社，2011）。

时间：2015年6月10日

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办公室

口述者：张岂之

采访者：胡波 赵军

整理者：胡波 肖骏峰

问 张老师，您好！我们是“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您在思想史领域是著名的专家，您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做过研究。请问您怎么看待孙中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他的思想是否构成一个体系？能否称孙中山为思想家？

张 欢迎你们今天的采访。2015年是孙中山逝世90周年，2016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我认为，孙中山思想研究是一项永不过时的、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孙中山先生是20世纪中国革命伟大人物之一。江泽民同志曾经讲过，20世纪中国的伟大人物有三位——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我认为这个概括十分准确。孙中山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中国近代有杰出贡献的大思想家，而不是一般思想家。何以见得？第一，他有系统的关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体系；第二，他有关于新中国建设切合实际的、全面的计划——都反映在《建国大纲》里；第三，他有系统的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论述——他进一步把中国优秀思想文化提到新的高度，并加以总结。所以在我看来，孙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伟大人物之一，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问 有些学者说孙中山的思想太注重实际，对孙中山能否称为思想家持保留意见。我记得章开沅先生说过，孙中山在国外接受西方的文化，回国以后遇到了诸多艰难，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后证明了西方的观念在中国行不通，又重新回归传统文化。对此，您怎么看？

张 是的，孙中山的思想跟一般的哲学家不一样。他的理论来自于实际，又反过来把理论放到实际上去运用，真正做到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把二者联系得十分紧密。

我想谈谈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现实意义。您刚才引述的章开沅教授的话讲得很好，早年孙中山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更多地介绍了西方的文化。后来经过了革命的失败和教训，逐渐总结了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方法，以及建设新中国的方法。在此过程中，他反观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并加以提炼，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忠实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那么，他究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谈，供大家参考。

第一，他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格教育和国格教育两方面单独提出来，并加以论述——每个国民和革命者都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接受人格教育和国格教育。人格教育就是道德教育，有了道德以后才有人格，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升成为革命者，所以人格教育要强调的是“德”——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用道德来教化人民、提高国民的素质；国格教育就是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如果以其中一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是爱国主义的历史。孙中山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时，把道德和人格教育继承下来了，我们要把历史上相关的丰富历史材料也一一继承下来；至于国格教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积累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材料和思想，我们也要继承下来加以发展。按这样的方法，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分成两类，说明继承这两大类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孙中山作为一个思想家所达到的思想理论的高度，如果他没有研究，他是归纳不出来的，他归纳得很好。从今天来看，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用道德来教育广大人民很有必要，而国格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孙中山先生提到从传统文化中要吸取人格教育和国格教育，这一思想可以证明他是思想家。

第二，孙中山致力于建设新文化。孙中山提醒大家，建设新文化不能离开旧文化的基础。在五四运动以后，孙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具有很强的创造性的，是一个大思想家提出来的、值得我们后人汲取的教训。为什么建设新文化不能离开旧文化呢？他对此还有理论论证。比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核心理念，在新时代，我们还需要忠和孝，但是我们要在忠和孝里增加新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孝敬父母和孝敬长辈的基础上，还要增加新内容，这和彻底抛弃旧道德是两回事。孙中山生前反复论述这一点，现在看来，孙先生这个看法是对的，如果先把传统文化固有的道德都抛弃了，新道德也就没基础了，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继承和发展的事业就很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学者冯友兰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实际上这种思想来源于孙先生。经过了几十年，我们觉得建设新道德新文化不能离开旧道德旧文化的习俗。这一观点很有远见，也极具理论性。

第三，孙中山对“四书”里的《中庸》很关注。他认为《中庸》里提到学习的五个方面，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他把《中庸》里的五个词亲笔书写出来，送给中山大学的师生，作为该校的校训，直到今天我们到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参观时，都可以看到他的题词。第一个方面是“博学之”，也就是广博的学习，意味着知识面要宽大，而不是一孔之见，既要学习自然科学又要学习人文社会科学，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一隅；既要学习人类的优秀文化，又要学习中国有特色的优秀文化。第二个方面是“审问之”，学到了知识以后，这些内容如何消化，这些内容的本意是什么，以现代的眼光该如何看待，如何为大家所接受——都要问为什么、怎样做，然后慢慢消化和体会，最终达到较有高度的认识。第三个方面是“慎思之”，把书本的东西化为、变成自己的血肉，能谨慎的思考，和自己的思想、和现实联系起来。第四个方面是“明辨之”，过去的思想学术，现在的思想学术，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哪些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而且有副作用的，要明辨。第五个方面是“笃行之”，有了知识之后还不够，要与行动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查所学的知识可靠还是不可靠。

对“四书”里《中庸》这本书提出来的五种学习方法，加以消化吸收，加上时代的含义，要中山大学的师生思考。今天来看，这个认识非常正确。习近平同志以前讲到，《中庸》里的五种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这是很有意义的。

孙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过去认为政治、哲学主要源于西方，后来经过革命的实践，经过了屡次革命失败，他终于改变了看法，开始认为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好的政治、哲学的优良传统。于是，孙中山在讲演里多次提到“四书”里的《大学》要求人们真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先生晚年对《大学》的评价很高，他认为这是一种“精微的发展理论”，这是所有外国的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过、也没有说过的理论，这就是我们中国政治、哲学中独有的宝贝，身为中国人应该加以继承与发扬。政治、哲学里头的独有的思想要保存然后加以发扬，很了不起，所以所有革命者都需要和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加以继承和发扬。首先，革命者自身要有道德修养，要立志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然后一步步推进到治国和平天下的深度。在屡经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先生反思中国的问题，提出大学里的精微发展理论需要加以宣传，落实到革命者的身上，孙中山晚年已经认识到不是只有西方的思想政治哲学才是先进的，像《大学》讲的由内到外的精微的政治哲学，同样值得我们研究，这其中含义很深。

最后一点，孙中山先生的价值观就是“为大众服务”五个字，也就是说为革命服务，他说为革命而死、因改造世界而死，则重于泰山，所创造的价值是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这就是他的价值观。孙中山用一生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自己提出的价值观，所以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我觉得孙中山先生不但是研究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他还根据自己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以及深刻的革命失败的教训，从以上五个方面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非常准确的评价，这一准确的评价可以说是提高了思想高度的评价。孙中山不仅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且还是杰出的思想家，更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发扬者和发展者。

问 请您谈谈孙中山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后，为何摒弃“中体西用”？

张 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就有过类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曾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当时，这种主张具有打破旧学的一统天下、要求学习西方科学的积极含义，其意在为西学争得地位。

后来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高倡“中体西用”之说，并在《劝学篇》中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张之洞主张“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并不想改变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但也不排斥西方的技艺，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曾被人们视为解决中国走向世界所遇到问题的一个药方。这种理论，在当时就遭到维新派中一些人的驳斥。梁启超说，提倡中体西用的《劝学篇》十年内就要化为灰烬，人们闻到它，还要捂着鼻子。何启、胡礼垣批评张之洞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说，“不知无其内，安能有其外”，没有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科学技术。

在维新派看来，“民权之理”正是中国变法的理论基础。严复指出，“中体西用”是行不通的，“体”与“用”不可能分割开来。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好像具备各种器官的生物，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完整的统一体。但是，维新派对“中体西用”的认识也有弱点。他们强调君权与民权的对立，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是中国致弱的根源，因而主张变法图强，限君权，伸民权，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只是试图通过立宪对君权加以限制，而并非彻底废除君权。

继之而起的是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他以更激进的姿态举起新学的旗帜，对“中体西用”说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孙中山摒弃了“中体西用”的模式。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中体核心的君权”，孙中山始终视为中国的大敌，他追求的是“民权”。他指出：“世界自有历史以来，一都是人同人争。从前人同人争，一半是用神权，一半是用君权。后来神权渐少，罗马分裂之后，神权渐衰，君权渐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为极盛的时代。”他还说：“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

所以百余年来，革命的思潮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的革命。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所谓“民权革命”，就是把民权主义作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把革命的锋芒指向封建帝制，他认为帝制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诫革命党人最要紧的是不能有帝王思想，因为帝王思想与民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辛亥革命后，他坚决反对帝制复辟，直到他晚年所作的《民权主义》讲演中，仍一再批判帝王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而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孙中山始终坚持民权思想，反对帝王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

作为“中体”支架的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也始终视为中国的大敌，他所追求的是“民主政体”。他曾打比方说，封建专制国家好比“东家生意”，资产阶级国家好比“公司生意”，封建制国家“属于君主一人”，资产阶级国家则属“股东多数人”。这种说法尽管未必完善，但却说明他立意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在1924年指出：“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从学理上讲，这种思想不仅比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比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想都发展了一步。

孙中山在阐述这种“民主共和国”思想的时候，曾经指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在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封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是一定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孙中山没有过高地估计中国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这些“民本”主义思想，在古代不过是“一隙之明，终莫挽狂流之势”。他没有简单地搬来早期儒家的这些“民本”主义，而是将其发展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思想。他说：“有美国共和，而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 ‘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可见孙中山所谓的“民主共和国”是属于近代民主主义范畴的，它和“民本主义”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因此，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仿佛孙中山的政治观、伦理观和哲学观都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再版。事实上，孙中山思想的“体”正是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孙中山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彻底冲破了“中体西用”的模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要素的抨击与抛弃，远远超越了维新派。

问 孙中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了“人格”和“国格”的思想资料，能否谈谈？

张 中华民族历经了几千年的时间考验和兴衰变化，而一直能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近代的百余年间，几乎遭受过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和侵略，但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完全吞并、奴役和消化，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伟大尊严，这是世界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为什么？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因素外，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伟大力量。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与“国格”观念，作为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它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观念，是早期儒家创立的。孔子提出的“仁”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初的人格观念，他还论证了塑造一个完善“人格”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孔子以前，“人”和“仁”的涵义尚无分别，“人”就是“仁”。到了孔子时代，“仁”有了新的内容。据汉儒解释孔子的“仁”是“相人偶”，指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与“爱人”联系起来。何谓“爱人”？一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初步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人格”观念。在孔子看来，要塑造一个完善的“人格”，必须具备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孟子又从人性论方面论证了一个完善“人格”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且阐述了“人格”修养的途径。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于人是有“人伦”的，而“人伦”的核心则是“仁”。他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是人的本性。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在“人格”修养方法上，孟子说：“我善养吾借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些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儒家的“人格”观念后来演化为“国格”观念，而“国格”观念比“夷夏之辨”前进了一步。大家知道，“夷夏之辨”是一种狭隘的封建观念，而“国格”观念则是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格”观念尽管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往往和封建观念纠缠在一起，但它却使许多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牺牲个人而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宋朝的文天祥就是为国捐躯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过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他被杀害后，人们收殓他的遗体，发现衣带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后来的许多民族英雄如收复台湾的郑成功、销毁鸦片的林则徐等，也都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国格”，不愧为“中国人的脊梁”。

“人格”和“国格”观念，是孙中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着重吸取的思想资料。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不惮其烦地讲述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真谛”。他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因为他们近来的物质文明很发达，所以养于人生日用衣食住行种种设备，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关于海陆军的种种武器毒药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这些新设备和新武器，都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的。……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欧洲的新文化，在孙中山看来，还不如我们的政治哲学完全。中国古时就有很好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他赞美《大学》所规定的人生目标（或人的价值观），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强调一个革命者应从“修身”出发，以锻炼革命意志，以至达到治国平天下即振兴中华的目的。他认为，“修身”必先“正心”。若不“正心”，革命党员“存心做官发财”，那“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这就会丧失人心。他在《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的演说中指出：“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这就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和“国格”观念以新意，并且把“人格”观念升华为人的价值观念。他认为，人类的人格改好，社会当然进步；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以改良人格来救国。他说：“从事革命事业，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 ‘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这种人格所显示出的价值，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熔铸成为“为众人服务”的高尚精神。由此可见，孙中山的“人格”说之核心是一个“公”字。孙中山抽掉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传统观念中誓死效忠皇权的封建意识，代之以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新的意识，力图在传统的“人格”与“国格”的心理积淀的基础上，铸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崭新的民族之魂。

他把这种崇高的“民族之魂”作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群体意识，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这充分反映出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为现实目标服务时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力度。

问 您刚才对孙中山与传统文化进行了五个方面的阐释，也对他思想史上的地位做了基本评价。那么，您觉得今天继续深入孙中山思想研究有没有价值？如果还有的话，关于孙中山的思想研究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后来的学者继续深入挖掘的？

张 对孙中山进行研究要结合时代不断地研究，可以挖掘出新的东西来。对此我只有三点建议：第一，要把研究孙中山已有的成果加以总结概括，从总结概括中看出哪些东西研究得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化，例如，关于孙中山和中国优秀传统关系的课题，广东的研究员黄明同和几位同行写了一本《孙中山和传统文化》的书，提高了思想高度，但现在看来还存在不足，某些方面挖掘得还不够，比如孙先生价值观的问题——为什么孙先生的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联系在一起？孙先生的价值观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近两三年提出来的问题，黄明同在这方面谈得不够透彻，还有研究的余地，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要把前人的研究做一个总结，挖掘哪些问题还没有研究透，然后把研究深化下去。第二，孙中山的研究或者历史上所有进步人物的研究，需要结合我们时代的特点，要搞清楚我们今天需要什么，以做更好的研究。第三，孙中山研究一定要普及，把他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结晶，普及到孙中山故乡中山市市民以及附近的农村去，不能把孙中山思想仅仅作为一个学理去研究，更要作为行动的指南，那么在这方面就有许多工作可做了。我听说中山市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还需要总结和深化。对孙中山先生的研究普及化，不是说他和现实的密切的联系都已经做得很够了，画一个句号了，下面就没有文章可做了，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中山市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做了很多工作，成为这方面全国的表率。但当然，还有一个在全国普及的问题。

问 刚刚您提到了普及的问题，我想请教张先生关于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在全国普及的情况。

张 中国文化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呈现一派兴旺的学术景象。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学人们思考，其中之一就是文化研究的成果如何才能普及开来、成为社会的精神营养？只靠学术杂志和学术专著的传播，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专门发表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杂志发行量有限，学术专著一般也很难有很好的销路。至于大学生，不论他们是学哪个专业的，阅读文化研究的杂志和专著，为数不多。如果文化研究杂志和专著只是在专业工作者之间流传，范围太窄，很难发挥较大的社会作用。因此，文化研究成果的普及问题应当引起学人的关注。

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如果是在高等学校工作，他们可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使学生受到应有的教益，这是一条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还有一些学者是在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很少有和学生接触的机会，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除去通过出版面向社会推广以外，缺少了课堂教学这个环节，这是十分可惜的。为弥补这个缺陷，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最好争取机会到高等学校去作讲演；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不但可以使学生受益，而且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近三年来，在教育部的领导下，许多高等学校开展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其中含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受到大学生的欢迎。我想利用《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的宝贵篇幅，向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介绍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情况，以及我个人的理解和认识，目的只是一个：为普及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我们必须注意教育场所和教育功能，暂不说和社会联系，至少应当和大学联系起来。

在许多大学近三年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们在以下一些问题上有了共识：第一，素质是人们经过学习而形成的内在素养和品质。第二，素质可以而且必然转化为人们的外在行为，表现为如何做人，表现为工作态度、工作质量等等。第三，素质具有多样性，如思想、道德、心理、身体、科学、文化素质等。在我们党的文件中则称之为“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第四，文化素质是基础。由于文化素质教育含有思想道德的某些内容，因而它又是联结其他素质教育的纽带。文化素质教育与其他素质教育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与政治理论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和德育课有密切的联系。第五，文化素质教育应纳入教学计划。例如北京大学在全校开出“名著名篇导读”、“文化自然科学概论”等。清华大学拟出“中国文化名著”、“外国文化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共80本书目，供学生选读（有具体的要求和操作方法），并开出“导读”课和“选修”课，帮助学生对书目内容加强了解。其他高校也提出不少行之有效的做法。很明显，在这些课程中，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文化是占有相当分量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大学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他们一般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这里所说的“文化素养”，是包含了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在内的综合名词。举个例子来说明。杨振宁博士1997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的一个暑假，父亲让他读《孟子》一书，并且请了一位国文老师给他讲解。他读了《孟子》以后，得益很多，影响了他后来的科学研究、立身处世等方面。因此，他主张青年科学工作者们，应读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粹。还有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作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写出了《新人口论》一书，主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此书曾受到“左”倾思想的攻击和批判，但是马寅初始终坚持真理。在他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在自己书房里的座右铭就是《孟子》书中的“善养吾浩然之气”。可见，战国中期思想家孟轲的著作《孟子》给了杨振宁、马寅初等杰出科学家以精神的力量。孟子强调，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人有理想、有操守、有骨气、有道德，这些被他称之为“浩然之气”。他说，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丝毫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这种气，必须与道义配合，缺少道义就失去了力量。这种气，是由道义的日积月累而形成，不是偶然的正义行动所取得的。在孟子看来，这种“浩然之气”可以培育，并不是天生而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痛苦的磨炼。为此，孟子又说了一段对于后代很有教育意义的话：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可意事经常遇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判断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

孟子从他以前的历史中列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这些人是从忧患和痛苦中奋斗出来的。可见没有忧患的磨炼，没有失败教训的积累，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当人们懂得人生的曲折和艰苦，才能理解“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真理。很显然，这里所阐述的真理并不限于道德修养，还包括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的民族性格，有这种境界和性格的人，孟子称之为“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以上所举孟子的言论，是优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历史真理的写照。它们并不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失去自身的价值，因为它们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谱写新历史篇章的序曲，是哺育优秀人物的精神营养之一。杨振宁、马寅初从中获得正确的人生信念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当历史演进到今天，跨世纪人才应当是讲正气、讲操守、讲气节的一代，而他们将要经历的磨难甚至比以往还要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没有前例可以援引，是要付出艰巨劳动的，因而要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然而，历史的要求和年轻一代的现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现在青年人文化底蕴有待于提高，因文化底蕴不足带来的心理素质的脆弱，是教育工作者有目共睹的事实。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以历史和现实的真理来启发他们的自觉性，使他们成为坚强的一代。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需要可以在文化素质教育中找到应有的结合点。

问 您是否认为文化素质要与民族的人文精神相结合？

张 是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此我们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应重视文化的民族特征。

中华民族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其优秀的部分贯穿着本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我曾经将中华人文精神归纳为：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在当代的丰富与发展。

《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天文”指天象季节的变化，这是农业生产必须研究的；“人文”则指“文明”，与《尚书》“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有相同的含义，偏重于社会制度和文明风尚的形成和确定。我们的祖先重视“人文”也就是对于“文明”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尊严、理性的敬重。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说：“不敬文，谓之野”，不尊重文明就会趋向粗野。又说：“不敬文，谓之瘠”，不尊重文明便流于浅薄。他的结论是：“君子贱野而羞瘠”，君子蔑视粗野而耻于浅薄。讲道德，讲文明，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石。

道德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环，古代哲人主张用这种精神去调整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认识到，人不能离群独居，人的特征是“能群”——过群体生活，即家庭和社会生活。因此，人在群体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这些称之为“道德”。例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被称之为“五伦”，而且具有相对应的道德规范。道德的人文精神并不是消极地要人们去遵守道德信条，而是主张人们应当自觉地履行道德规范，就是说，要将人的理性认识和精神活力贯穿于道德规范之中。这种活力，最早是由春秋末期的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他称之为“仁”。

什么是“仁”？《论语·颜渊》：“樊迟问 ‘仁’，子曰：爱人。”这里把“爱人”作为“仁”的一种定义。爱人与尊重人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去强加于别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住脚，必须让别人站住脚；自己要做成事情，同时要让别人把事情做通。由此看来，“仁”的精神与损人利己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孔子看来，这种爱心并不是只爱自己的亲属，而是由此作为起点去爱大众，“泛爱众而亲仁”。怎样才能算是博爱大众呢？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一个高尚的理想：对老者关怀尊敬，对朋友讲诚信，对少年注重教育，这些可以算是博爱大众的标准了。

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也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基石。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绘了全家在流亡中屋破又遭连夜雨的处境，但他所想的并不是自己家人，而是天下的“寒士”。他在诗里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现了诗人为民着想的博大胸怀。唐代诗人白居易自己穿了新制的绵（丝棉）衣，便想起天下的“寒人”，他在《新制布裘》诗中写道：“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肢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为天下人着想的道德人文精神，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命脉所在。我们还应提到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精神。在这方面，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古代哲人认为，人们应当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始原。《老子》书提出“始原”观念：“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强为之名曰 ‘大’”。这里的“物”，并非指哪一个具体之物，而是说有那么一个东西，它在天地产生以前就有了，可是人们无法掌握它，如是一定要给它一个名字，那就叫它“道”或者勉强叫它“大”吧。具体事物从“道”中产生，然而“道”并未消失，它继续养育万物，使得万物得以生长、发育、成熟。庄子接着老子讲，天地万物的“始原”可以称之为“道”。《庄子·大宗师》用文学的笔调描绘了“道”才是世界的本体。有这样一段名文：“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六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知北游》中又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 ‘道’与？”又将“道”视为宇宙万物不得不为此的规律。探索自然和宇宙之道，是中国哲学永恒的主题。古代哲人们还认为，探索宇宙的“真理”，目的是提高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例如生死问题，如果从“道”的角度看，天地万物都是气的结聚，人的生命亦然，“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可是人们总是为生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又为生命的终结而痛心疾首。在庄子看来，从生到死，从死到生都是自然之气运行的结果。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哲学有很深的洞察。什么是自然？《庄子·应帝王》中讲了一个故事：南海之帝名叫倏，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名叫“浑沌”。浑沌很友善地对待倏和忽。倏和忽想报答浑沌的恩德，认为“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饮食和呼吸，可是浑沌都没有，我们不妨给它凿开七窍”。他们每天为浑沌凿开一窍，第七天浑沌死。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自然是整体，是不能加以分割和破坏的。自然的特点是恬淡、虚静、无为。按照自然之理来观察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也必须学习这些特性。当人们领悟并在实践中具备了这些特性的时候，就会出现“人和”与“天和”的境界。“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所谓“天和”即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强调“人和”，而道家则补上一课，除去“人和”外还有“天和”一面，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问 人文主义教育在当代是否重要？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应该如何结合起来？

张 在西方曾经出现过人文主义思潮，它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且具有特殊的含义。例如，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其内容是恢复和发展希腊古文明的人文精神，促使人们从中世纪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曾经产生过新人文主义，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失衡，社会出现了过分追求功利的价值趋向，于是明智之士提出用人文思想来挽救社会危机。到20世纪4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美的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们反思：为什么新的科学技术被扭曲，转化成为德、意、日法西斯的武器，用来发动侵略战争和残害无辜的和平人民？人们得出结论：只有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体现正确价值趋向的人文主义作为科学技术的依托，这样，科学技术才能成为人民的福音，而不致变成残害人类的毒物。由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欧美许多大学都在试验如何开展人文教育，并使之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规则中体现出来。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必然提出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问题，这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有自身的社会主义特色，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另一方面，高校的学术水平、管理水平、教育水平都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孤立存在，它们要求与世界接轨，具体地说，就是：中国亦应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因此，我们也不能忽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问题。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具有我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同时也是现实所需要的，一句话，它的含义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指高尚的精神境界。人文精神的培养正是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不能画等号。科学精神是探求未知问题，实事求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神。高校专业教育就是科学精神最好的体现。在高校不能用人文精神代替科学精神，也不能用科学精神去排斥人文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过，由于人文精神长期被忽视，它主要是精神领域的活动，不能直接地产生物质成果，因而在一定时间内对人文精神适当加以强调，是有必要的。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所以必须结合，因为科学技术需要引导。科学家们说，人创造了科学，人有能力去引导科学。对科学的引导，政治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只靠政治还不够，因为政治所解决的是科学与国家政权关系的问题。至于科学技术创造中的学风问题、个人与科学群体的关系等问题，要靠人文精神去引导。人文与科学的结合之所以需要，还因为这是由人才培养模式所决定的。我国要培养的高质量人才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是“四有”人才，是既能创造美好生活又能正确享受生活的人。高质量人才一方面需要有科学技术的专业知识，另外一方面，需要有人文精神的修养。人对生活的正确理解，人善于调节人生的酸甜苦辣，主要靠人文精神的修养。可以这样设想：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不论知识经济如何受到人们关注，人永远不会物质化到失去自己的思维与感情。这里不能不提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叫做“人学”，阐述人的特点和人的全面发展，可惜这方面的内容长期被人们所忽视。

总之，在高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使它深化，需要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也就是说，宽口径的专业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结合。将人文精神有机地适当地渗透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去，许多老师在这方面已有实践经验，对此加以总结，进行研讨和推广，这是大家热烈盼望的。

问 您认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什么？

张 是感情的陶冶。文化素质教育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感情教育，或称“美感教育”或“美育”。

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理论很重视感情教育，认为教育的三个层面都不可缺少，它们是：知——知识与认识能力；情——情感、审美能力；意——意志、志向、理想。古代教育家认为，如何对待感情世界，因人而异。“圣人调情”，圣人能合理地调整自己的感情。“君子制情”，君子善于克制自己的不健康情感。“小人纵情”，小人放纵自己的感情，忘乎所以，流于庸俗。这些论断，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人的感情有社会性，也有个性。人的感情世界颇为复杂，对青年来说，他们有充沛的感情，但由于知识和阅历不多，他们的感情往往是稚嫩的、不成熟的、矛盾的。因而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应当含有感情教育的内容，帮助他们培养健康充沛的感情，提高他们的感情调节能力和审美能力。

在感情教育中需要注意人的个性。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感情世界，其中有些与时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有些则与人的心理、境遇、性格、爱好等方面有关联，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不能简单化。人的感情世界并不是神秘世界，是能够理解和加以引导的。许多教育界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们感情的陶冶与疏导，有重要的作用。我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我从中学时期起就喜欢读北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多，我逐渐明白，范仲淹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人的感情怎样才能专一而不受外界的干扰？这要靠人的信念，用信念去调节感情。他的信念是这样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苏东坡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任何人都有愁闷，青年人也有，甚至比老年人还要多愁善感。这需要疏导。感情的疏导，只讲道理是不够的，如能寓理于情，效果会好些。我有一点体验，当我愁闷时，喜欢朗读南宋时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从开首“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到最后“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我觉得心情舒畅多了。我并没有因为读李清照的诗词而成为悲观主义者，相反，这种写“愁”的佳作却有助于消解我心中的愁闷，从而使感情的河流畅通起来。

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去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他们学会调节自己的感情。在这方面似乎不必过多地忧虑，担心他们受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我觉得，学生读名篇佳作，对他们会有教益，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的。关于感情教育，不仅是文学，还有艺术。当年李岚清副总理考察中央美术学院时指出：“从古今中外历史看，美育无疑是对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品格修养、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还说，目前，音乐普及教育在我国许多高校已有良好的开端，吸引了大批学生。他要求艺术院校把美育普及工作开展起来。

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已进行了多年时间，取得了共识和经验。高等教育界的许多同行们都有这样的前瞻：当人们再次总结文化素质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时，他们将会衷心地感谢20世纪末中国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们，感谢他们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好事，使后代受益匪浅。在此过程中，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也找到了一条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大学生精神营养的渠道，这是值得庆幸的。

问 我们一定会牢记张先生的话。昨天我读您的自选集的自序时，让我沉思了好久，能否请您对后来的学者提一点建议？做学问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

张 最重要的品格就是一个词：坚持。这对我们人文社会科学是必要的，意义是深刻的，我既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里面研究中的一员，就得把毕生精力放进去，永远坚守这个岗位直到呼吸停止。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老年学者来讲，治学的经验很丰富了，但是随着年纪增长身体可能不太好，这不能依赖看医生和吃补药，而是要坚持工作，在工作中使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变得更好，这种坚守精神是我们人文社科工作者必备的品格，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更为重要。

问 谢谢张先生今天接受“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的访问，我们获益良多。

张 不用谢，我也很荣幸接受你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