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耶稣会与中世纪晚期的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指对自然的一种思辨或形而上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与自然观（View of nature）等价。它关注的是天地各种自然现象尤其是背后的原因，与天文学、光学、力学、地理学、自然史等精密或经验科学密切关联而又相对独立，往往属于这些学科最基础的预设部分，或称作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前希腊时期、希腊时期、中世纪、近代、20世纪。前希腊时期是自然哲学的奠基时期；希腊时期群星辈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自然哲学兴盛发达，其中尤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影响深远；延至中世纪中后期，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天主教教义相结合，形成繁琐的经院哲学，此时的自然哲学仍以亚里士多德为宗，但多以繁复的注疏为形式，目标则主要是维护天主教的权威；16—17世纪科学革命后，自然哲学与数学相结合，产生了以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为代表的机械观自然哲学，并催生新的科学；至19世纪，逐渐成熟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学科从传统自然哲学中分化而出，尤其是20世纪之后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提出，自然哲学又以新的形式出现。

西方自然哲学作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一个部分随着传教士输入中国，尤以耶稣会士贡献为大。耶稣会成立之初，恰逢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但耶稣会仍秉承中世纪的注疏传统，奉行的主要还是中世纪晚期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基础、以天主教教义为指归的关于天地、自然的理论和知识。耶稣会于1534年由西班牙骑士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等七位发起者在巴黎创立，1540年经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批准认可。其目标是反对当时的宗教改革，复兴天主教。为此，会规特别强调服从总会长、效忠教皇。与许多其他修会不同，耶稣会未设有女修会。耶稣会鼓励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都有他们积极的身影。1773年，因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政府的反对，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Clement XIV）宣布取缔耶稣会，1814年得以恢复。

自成立之日起，耶稣会便积极开展传播福音、研究教义、钻研学术等事业。基于“通过万物发现上帝”的信念，耶稣会非常重视科学的教育，希望通过钻研学术而“愈显主荣”（Ad maiorem Dei gloriam）。对教义、学术的研究其目的还是服务于传教，正如后来利玛窦等人在华以学术辅助传教一样。因为重视教育，耶稣会士人才济济，素有“学问僧”之称。

耶稣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建立各种学校。早在耶稣会成立后的8年即1548年，在当地总督和政府的支持下，罗耀拉派遣7名耶稣会士前往西西里岛的墨西拿（Messina）建立了第一所学院，开设语法、人文、修辞等初级课程，程度高者进入高级班，继续学习哲学、神学、数学、希腊语甚至希伯来语等课程。因罗耀拉坚持对学生免收学费，以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学生，因此次年即招收了200名学生，后升至300名，远较之前学校的规模更大。这为耶稣会开办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至1556年罗耀拉逝世，耶稣会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已建有18所学院，1600年增至49所；1773年，耶稣会被取缔时，则超过120所，且大多学院招收学生数都超过200名。

在耶稣会大学中，以意大利的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学院（Colégio de Jesus de Coimbra）和埃武拉大学（Universidade de Évora）最为著名。罗马学院由罗耀拉于1551年建立，是耶稣会的中央大学，当年即招收300名学生。罗马学院吸引了很多当时欧洲著名的学者，如曼努埃尔德萨（Manuel de Sá, ca.1528—1596）、贝拉尔米诺（Roberto Bellarmino,1542—1621）、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vius,1538—1612）、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他们不仅是经院哲学的继承和注释者，而且亦以超群的科学水准与近代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马学院、科英布拉学院和埃武拉大学培养了许多博学的耶稣会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教，为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为培养前往他方的神职人员，耶稣会还在罗马建有德国学院、匈牙利学院、希腊学院、英国学院等，试图通过宗教、文化辐射全球。

耶稣会从一开始就注重教学计划。1551年Hannibal Coudret即着手《墨西拿研修指南》（Ratione Studiorum Messanae）的制定，后经多方讨论、修订与试行，1599年在罗马学院正式颁布了《研修指南》（Ratio Studiorum），为耶稣会的教育带来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学计划和标准。《研修指南》不仅是第一部近代的博雅（Liberal arts）教育计划，也是第一部重要的学校课程大纲，其中阐明了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评价体系、教师的职责和指导方法、师生之间的关系等。“尊重学生”（respect of students）、“集体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研讨班教学”（teaching seminars）、“卓越教育”（instructional excellence）、“答疑引导”（guidance counseling）等在《研修指南》中都有明确的体现，即使与现在的教学大纲相比亦不逊色。这份《研修指南》后均被耶稣会学校所采纳，并被其他很多学校所效仿。耶稣会培养了如此多的“学问僧”，与此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尤须特别指出的是，耶稣会从一开始就明确将数学作为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其中克拉维乌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克拉维乌斯1538年出生于德国班贝格（Bamberg）,1555年加入耶稣会，次年被送到科英布拉大学学习，1561年返回耶稣会罗马学院学习神学。1563年开始在罗马学院任教，直至1612年逝世。克拉维乌斯主要以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而著称。他1574年的《几何原本》注释是当时的经典教材，他因此被称为“16世纪的欧几里得”，此外并有其他算术、几何、仪器以及音乐（涵盖了四艺）等方面的论著。天文方面，其《〈天球论〉注解》（In Sphaeram Joannis de Sacro Bosco Commentarius）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再版很多次。不拘泥于传统的经典，克拉维乌斯还开展一些新的研究，如他关于太阳和月球理论就有别于正统的托勒密学说，还发现第谷的地心模型与实际不符，并转而遵从托勒密理论，反映了科学革命时期新旧观念的冲突。他精于天文仪器的使用与制作，如星盘、日晷、中星仪（meridian instrument）,1575年制作的一个天球仪（celestial globe）表明他部分对哥白尼学说的接受。他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主导了16世纪末格里高利历法（Gregorian Calendar）改革，影响深远。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他参与制定了耶稣会《研修指南》，成为各地耶稣会学校的教学计划，尤其是确立了数学在耶稣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克拉维乌斯的学生，利玛窦来华后大量翻译克拉维乌斯的著述，并向中国人展示或制作一些西方科学仪器。

成立于1551年的罗马学院，1553年即设立一个数学教席，Baltasar Torres（1518—1561）为第一位教授。在他之后则是克拉维乌斯，从1565年直至逝世一直担任数学教授。他们两人都与马若利科（Francesco Maurolico,1494—1575）保持密切联系。正是在克拉维乌斯的努力下，数学得以作为耶稣会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在罗马学院建立了一个数学学院，大部分耶稣会科学家都在那学习过数学。克拉维乌斯堪称耶稣会的数学导师。

耶稣会及其教育在16—17世纪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培养了许多杰出的耶稣会士，当时不少著名的学者亦受到耶稣会的熏陶，如笛卡尔和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都曾在La Flèche的耶稣会学校学习过，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启了新的科学。

耶稣会的教育大体秉承了中世纪的自由七艺（The Seven Liberal Arts）。七艺可分为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是中世纪拉丁教育的基本科目。三艺又称为语言技艺，由语法（grammar）、修辞（rhetoric）、逻辑或辩证法（logic or dialectic）三科构成；四艺又称为数学技艺，由算术（arithmetic）、音乐（music）、几何（geometry）、天文（astronomy）四科构成。耶稣会《研修指南》规定了低年级的学生以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学习为主，主要通过语法、人文、修辞三个科目来教学；待语言精熟之后，接着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先后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宇宙论/天文学、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最后教授的则是以阿奎那学说为主的神学。高一志在《童幼教育·西学》、艾儒略在《西学凡》中分别介绍了欧洲的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耶稣会的教育。因此方以智或许借用艾儒略之说称“其国有六种学”。

耶稣会会宪明确指出耶稣会设立学院或大学，乃是使人们通过研究学问进而认识上帝、侍奉上帝，最终获得灵魂的救赎。神学无疑是最重要的学科。为达此目标，逻辑、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数学等是必修的学科；医学和法律因与此目标较远，则几乎未被设置为耶稣会学校的学科。接续中世纪的尾声，耶稣会的逻辑、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等采用的仍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本。耶稣会葡萄牙省会长佩德罗·达·丰塞卡（Pedro da Fonseca,1528—1599）号称“科英布拉的亚里士多德”，在他主持下，由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编纂所谓《科英布拉学院注疏》（Commentarri conimbricenses, Coimbra commentaries），系统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逻辑学、伦理学著作进行了注释，包括：

（1）《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八卷注疏》（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octo libros Physicorum Aristotelis Stagyritae,1592）；

（2）《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亚里士多德〈论天〉四卷注疏》（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quatuor libros De Coelo Aristotelis Stagiritae， 1592）；

（3）《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亚里士多德〈气象学〉注疏》（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libros Meteororum Aristotelis Stagyritae,1592）；

（4）《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亚里士多德〈自然诸短篇〉注疏》（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libros Aristotelis qui Parva naturalia appelantur,1592）；

（5）《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注疏》（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libros Ethicorum Aristotelis ad Nichomachum,1593）；

（6）《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亚里士多德〈论生成与消灭〉二卷注疏》（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duos libros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Aristotelis Stagiritae,1597）；

（7）《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三卷注疏》（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tres libros De Anima Aristotelis Stagiritae,1598）；

（8）《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注疏》（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Stagiritae,1606）。

这些讲义不仅是科英布拉大学的教科书，而且在威尼斯、里昂、科隆、美因兹等地多次重印，成为17世纪上半叶欧洲最为盛行的科学书籍，在美洲、非洲、印度和远东亦有广泛流传。这些讲义甫一刊行，恰逢耶稣会来华传教，大部分亦被携入中国，当时的很多传教士的译著不同程度参照了该系列注疏，可谓影响深远。

耶稣会成立两年后的1542年，罗耀拉即派遣他最具开创性的伙伴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1506—1552）及另三名耶稣会士前往东方。沙勿略先抵达印度传教，后又至马来群岛和日本，为天主教的东传做出了重要贡献。因在日本发现文化更为优越的中国，1552年试图进入中国传教，但因病客死广东沿海的上川岛。正是在他的引领下，才有后来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玛窦等人之来华，开启了明清之际往复曲折的西学东渐，在中国历史上可与魏晋佛学的传入和晚清民国的第二波西学东渐相提并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