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金山梦

第一章 淘金热

喜鹊喜，贺新年，阿爸金山去赚钱。

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起屋兼买田。

——台山民谣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又叫“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德国地理学家马丁·贝海姆发明地球仪，迪亚士和达伽马开辟了抵达亚洲的海上航线，麦哲伦率船队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和中国沿海。环球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人类文明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人类交往的主渠道由陆路转向海路，宣告了东西两半球互相隔绝的人类历史的终结。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从地域交往扩大到世界的普遍交往，民族历史迅速走向世界历史。

从此，物产丰饶的古老中国，和刚发现的美洲新大陆，通过太平洋实现了“人类连接”，一条连接亚洲和美洲的“太平洋丝绸之路”诞生了。

早期到达美洲的中国人，沿着这条“太平洋丝绸之路”，成为在美洲定居下来的华人先驱者。

大帆船贸易

这条连接太平洋两岸的新航线，东起菲律宾的马尼拉，西至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通常叫做“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1565年6月，第一艘满载亚洲香料的大帆船“圣·巴布洛号”从菲律宾起航，驶向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之后，大帆船贸易日渐繁荣起来。西班牙以其殖民地菲律宾群岛为基地，用大帆船源源不断地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运往新西班牙的都城墨西哥。

马尼拉大帆船是一种木制帆船，由西班牙人雇佣中国工匠在马尼拉设计并建造，仿照中国远洋大型平底帆船，载重都在300吨以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由于马尼拉大帆船运输的都是中国货，特别是中国丝绸、瓷器风靡全球，而且船上的部分水手也是中国人，因此，墨西哥人习惯把马尼拉大帆船叫做“中国船”。从1565年至1815年的250年间，西班牙每年都派遣1—4艘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用美洲的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茶叶、珠宝等商品。美国历史学家苏尔兹在1939年出版的《马尼拉大帆船》中指出：“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论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就马尼拉方面来说，每年航经中国沿海的商船，就是它的繁荣的基础。”

大帆船上的货都是从中国沿海省份运到马尼拉的。1685年有17艘来自中国沿海的平底帆船到达马尼拉，1686年有27艘，1687年有15艘。这些中国平底帆船运来的中国货，在菲律宾装上大帆船后销往美洲各地。

大帆船开往墨西哥的航线是沿着北太平洋洋流航行的。北太平洋洋流是由沿着日本东部海岸北向的“黑潮”和来自北极南向的“亲潮”会合而成，之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分为北向的阿拉斯加洋流和南向的加利福尼亚洋流。“黑潮”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日本暖流，自菲律宾开始，穿过台湾东部海域，进入东海，沿着日本往东北向流，在与“亲潮”会合后汇入北太平洋洋流。每年6月，大帆船便乘着西南季风自马尼拉起航北上，至北纬45°-42°海域，顺着“黑潮”漂行，被北太平洋洋流推送着往南航行到加利福尼亚海岸，最后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整个航程万余海里，历时6个月。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航道，是一条随时可能赔上性命的危路，因为“黑潮”的明涛暗涌可以轻易地将船员抛出帆船，如果遇到无顺风天气，帆船只能停在海平面上无法前行。在海上漂行的6个月中，船员常常会患上脚气病或坏血病，有的人成了残疾，有的人丧生大海。

当大帆船返程时，通常也是每年的6月，从阿卡普尔科往南走直到赶上洋流，顺着洋流顺风顺水地往菲律宾航行，一般只需约3个月，甚至更短时间。

在这个历经两个半世纪的大帆船贸易过程中，从16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开始沿着这条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线，到达墨西哥。由于他们搭乘被墨西哥人叫做“中国船”的马尼拉大帆船抵达美洲，所以，墨西哥人也把这些中国人称作“马尼拉华人”。

到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下令允许华人工匠进入美洲，于是，大批中国工匠，包括织工、裁缝、木匠、金银首饰匠和理发师等，陆续从马尼拉搭大帆船去往墨西哥。有的华人在那里定居下来，起了西班牙名字，与当地人通婚。也有的华人转去秘鲁或拉美其他地方。据记载，阿卡普尔科港早在16世纪就有了唐人街。

最早的华人

1815年，大帆船贸易结束。

从1565年至1815年，在这条“太平洋丝绸之路”运营的两个半世纪里，有多少中国人借道大帆船来到美国，很难找到实证了。不过，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倒是为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提示。

1769年，上加利福尼亚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据说在一些从墨西哥北上的西班牙人中就有华人。斯坦·斯坦纳在《扶桑》一书中提到，最初到洛杉矶印第安村庄的23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

在大帆船顺着北太平洋洋流南下经过加利福尼亚海岸驶向墨西哥的过程中，据记载，在1789年至1815年间，有6艘“中国船”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海湾停泊过。也有历史学家谈到，加利福尼亚历史上记录了很多在海岸发现奇特航船的见证，据说，在18世纪和19世纪，当地人见证至少有60多艘东方船只穿越太平洋来到加利福尼亚。

我们很难考证最早抵达加利福尼亚的华人是从墨西哥北上的“西班牙华人”，还是搭乘马尼拉大帆船去往墨西哥途中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停泊并留下来的华人。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之前的早期移民群体中，华人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了，虽然人数寥若晨星。

目前关于华人登陆美国时间的最早记载是在1785年，即在美国建国9年后，3名叫亚成、亚全、亚官的中国船员在美国东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登陆。这三人在美国商船“帕勒斯号”上当船员，随船从广东广州港返回巴尔的摩港，停泊期间，三人上岸，引起当地报纸的注意并予以报道，于是留下了记录。这三名船员成为有记载的最早抵达美国的中国人。

在加利福尼亚蒙特利湾，第一个有文件证明的华人居民叫阿蓝（Annam），他来自广东省距离澳门约10公里的一个村庄，是上加利福尼亚总督的厨师，后来，阿蓝以西班牙名字安东尼奥·玛利亚·耶稣皈依天主教。阿蓝于1817年去世，葬于1817年4月20日。阿蓝有可能是索拉于1815年就任上加利福尼亚省总督时从墨西哥带到蒙特利的，也有可能在1815年前从广东出洋到蒙特利，甚至可能是搭着大帆船来的。现在也只能猜测了。

美国移民委员会的档案记载了1820年至1840年间，有11名中国人抵达美国。这个信息使我联想到“金山伯”的故乡——台山的侨志。

据上川岛《甘氏族谱》记载：“泽浓公，富于冒险性，以家计相迫，于道光初年（1821年），搭帆船往美洲焉。”1821年，台山上川岛人甘泽浓乘帆船前往美洲，这是台山有记载的第一位美国（洲）华侨。

台山另一个旅美华侨重镇广海镇的《山背乡志》也记载了1841年台山广海镇山背村陈毛齐（号齐宗）于美国旧金山去世：“陈齐宗（又名陈毛齐）道光辛丑年（1841年）故于（美国）旧金山。”

上川岛和广海镇，都是台山人出洋的港口，在美国官方档案里列明的1820年至1840年间到达美国的这11人中，很大可能有甘泽浓和陈毛齐。如果再大胆地推论，可能这11人大多来自台山。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19世纪50年代早期出现在加利福尼亚沿岸的几个“华人渔村”，拓荒者便是来自广东沿海的渔民。

淘金移民潮：以1852年为分水岭

广东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山、开平、新会、恩平所在的四邑地区，素有出洋传统，但是，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之后，才出现第一次海外移民高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西方的炮火打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鸦片的输入使得白银大量外流，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两广地区（广东和广西）原本山多田少，人多地少，百姓生活维艰，于是，在1850年底，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1854年，四邑地区爆发了有10万农民参加的红巾军起义。兵荒马乱的局势使得素有出洋传统的四邑人不得不逃离家乡，远赴重洋。

引发四邑人大规模出洋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855—1867年四邑地区爆发了长达12年的土客械斗。“土”“客”虽然都是从中原南迁到四邑的汉人，但有先后之分，先到的是“土民”，后来的便是“客家”。这场为争夺土地导致的大规模械斗，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灾难：焚毁数千条村，蔓延六七个县，2.3万人惨死，2万人染瘟疫病死，两三万人被“卖猪仔”运到南美洲的种植园。土客械斗成为引发四邑人远走他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四邑特别是台山自然灾害多，台风、咸潮、干旱、粮荒频频发生。据《新宁县志》记载，清朝咸丰元年（1851）至光绪末年（1908）的57年内，台山发生大水灾14次、大台风7次、地震5次、旱灾4次、瘟疫4次、饥荒5次，平均每一年多就有1次自然灾害。自然灾难的不可抗力也把老百姓逼上了出洋求生之路。

1848年1月，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黄金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漂洋过海涌进加利福尼亚，包括远在太平洋东方的中国人。于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场景：“这里稠密地居住着一切种族的人：从美国佬到华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人，从克利奥洛和美司代佐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拖进了文明。”1848—1883年，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量占美国黄金总量的三分之二，约达12亿美元。

在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前，广东已经有大批移民去到南洋和南美洲。广东人“下南洋”属自由移民，远赴南美洲的被“卖猪仔”，成为“猪仔华工”。黄金的发现使得加利福尼亚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充满诱惑的可使人瞬间暴富的金山，这对于当时天灾人祸频发的广东四邑乡村农民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选择。

在国内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内力推动下，在淘金热的外力拉动下，加上地处沿海，比邻香港，从1849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第一次海外移民潮：淘金移民潮。这也是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第一个高潮。广东四邑（今台山、开平、新会、恩平）、三邑（今南海、顺德、番禺）和香山（今中山和珠海）地区的农民大规模去往美国，成为最早登陆美国的中国拓荒者，其中以四邑人为主体，以“赊单华工”为主要移民形式。

1848年1月24日，位于萨克拉门托附近的萨特的磨坊发现黄金矿，1个月之后，即1848年2月，第一艘从香港驶往旧金山的快速帆船“美国鹰号”在旧金山靠岸，三名中国人包括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下了船。这两个男子前往旧金山北部萨特的锯木厂干活，那里正是黄金被发现的地方。同年4月，《旧金山星报》报道：两个或三个“天朝人”已经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此时距离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还不到1个月，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消息还不可能传到中国。这两名广东男子成了最早到金矿的中国淘金者。

1849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香港，接着传遍紧邻的广东，淘金热及其引发的新兴城市蓬勃发展的巨大商机，吸引了大批广东人特别是四邑人前赴后继加入淘金热潮，冒着生命危险去追逐他们的金山梦。

在这股狂热的淘金潮中，还有一群不靠体力而是靠技术的劳工，也踏着太平洋的潮流来到了美国西部，他们与淘金矿工几乎同时来到美国。

由于淘金热迅速带动了新兴城市的发展，原先的大量帐篷需要拆除，大批木结构房屋需要建造，木材工业迅速兴盛起来。旧金山通过一项城市法令，明文禁止搭建帐篷，要求建造木结构房屋，木结构房屋的需求量激增。广东木匠一下子成了“热馍馍”。1849年，当“弗洛里克号”轮船将预制构件组装的木屋材料从香港运到旧金山再进行组装时，输入华人木匠的行为可能已经开始了。有一次，“玛丽号”船从香港运载15名华人木匠，每人的船票价格为125美元，这个票价比平时从香港到旧金山的船票价格50美元，远远高出75美元。这些有技能的木匠留在了旧金山，因为这里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就业市场。

在淘金热开始后的最初两年，中国人移民美国仍然保持相对较低的数字。据估计，1849年，有325名中国人合法抵达加利福尼亚；1850年，有450名中国人抵达加利福尼亚，其中90%以上的人很快去乡村矿工营淘金；到1852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人口急剧增加到2万多人。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都会旧金山，1851年已有超过2716名中国人，到1852年，在旧金山的中国人总数跃升到20000多人。此时距离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仅仅5年。19世纪50年代早期，加利福尼亚州华人人口中约85%的华人从事采矿业。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到美国的大规模移民潮开始于1852年，且呈井喷式增长。历史学家左秋永在《华人移民美国》一书中写道：记录表明1852年1月，共有19艘美国船停泊香港，它们的吨位从238吨至841吨不等。罗伯特·L．艾瑞克在《清政府关于苦力贸易的政策，1847—1878年》中也谈及，1852年，有多至“五十至六十”艘美国船同时载运中国人横渡太平洋。1852年3月29日，威廉·迪安牧师在香港写道：“10艘或者12艘船现在要离开这里前往旧金山，每艘船大约装载200—500名旅客。”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即从1854年11月至1855年9月，有18艘船离开香港，将3000多名中国人运到加利福尼亚州。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来自旧金山的《阿尔塔加利福尼亚日报》。该报在1852年8月13日刊出一则标题为“中国移民”的新闻，同时配发了一张1852年1—8月份中国移民抵、离美国旧金山人数的详细列表，包括抵离时间、船舶名字及所属国家、离埠港口、航程时间和每艘船载客人数等。新闻写道：

这是一张编制得非常仔细的表，数据来源于S.E．伍德沃斯律师保存的备忘录，表中显示了自1852年1月1日以来从中国和其他太平洋港口抵达旧金山的中国移民人数，显示的总人数是18040人。1852年5月1日以来离开这里的人数是71人，所以，留在美国的人数是17969人。奇怪的是，在上述庞大的移民群体中，只有14名妇女，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现在仍在旧金山。和留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人数相比较，离埠的人数小得不成比例。这也表明似乎返回天朝帝国的那些人，除了劝说他们的同胞来美国，没有其他可以看得见的目标。

从表中列出的信息所见，1852年2月19日至8月6日六个月内，共有69艘船抵达旧金山，其中三桅帆船29艘，双桅横帆船5艘，纵帆船1艘，汽船34艘。在这些船只中，英国37艘，美国16艘，德国不来梅3艘，荷兰2艘，挪威1艘，葡萄牙2艘，夏威夷1艘，墨西哥1艘，秘鲁1艘，厄瓜多尔1艘，法国1艘，德国汉堡1艘，丹麦1艘，普鲁士1艘。这些船只的始发港口包括香港55艘，澳门9艘，广州黄埔港2艘，上海2艘，马萨特兰（墨西哥西部港口）1艘。香港是主要港口。在香港海湾抛锚的船只，主要是英国船和美国北方的快速帆船。“嘎拉提号”“自由号”“挑战号”“斯塔格胡德号”“飞云号”，这些快速帆船都是美国海运的骄傲，在运载中国人去美国淘金的船只中，这些帆船也在其中。

这69艘船中，除了马萨特兰港出发的墨西哥船，其他68艘从中国出发的船在海上航行时间最长为93天，最短为34天，多数在50—90天之间。船上的中国人人数多数在200—500人，从上海出发的2艘船上只有51名中国人。这张表最令人遐想的是从墨西哥马萨特兰港出发到旧金山的7名中国人，他们很可能是早期到墨西哥的华人，像这类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到加利福尼亚淘金的华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也说明淘金热中的中国移民，也有拉美华人。

表中同时也显示1852年5月15日至7月1日间，71名中国人乘坐的从旧金山返回中国的船只共有5艘，其中4艘船抵埠港口是香港，1艘是上海，而抵埠上海的船上只有1名中国人。

概言之，1852年1—8月抵达旧金山的中国人总数是18040人，其中从上海坐船的有51人，从墨西哥马萨特兰港坐船抵达的有7人，其余17982人来自香港、澳门和广州港，换句话说，广东人直接从本土出洋抵达旧金山的人数为17982人。同时期内返回中国的只有71人，其中1人在上海上岸，其余70人回到广东。也就是说，1852年旧金山新增广东移民至少有17912人，这个数字没有包括来自墨西哥的7名华人，他们很大可能是早期赴墨西哥的广东人，同期回中国的70人中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同年来美又返回的，另外，9—12月抵达旧金山的船舶数据还未包括在内。所以，可以推断，1852年抵达旧金山的广东人在20000人以上，他们或留在旧金山，或转赴二埠，或到其他埠仔。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后的第5年——1852年，无疑是中国人赴美淘金潮的第一个高峰。就在这一年，已有几名华人被推选出来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7月4日美国国庆游行。

由于1852年中国人井喷式地抵达旧金山，本地媒体对此予以很大关注。1852年8月13日的《阿尔塔加利福尼亚日报》上还有一篇标题为“天朝人上岸”的报道，不无嘲讽地写道：

昨晚，大约500名刚抵达的中国人，带着行李在长码头上岸。码头的很长一段距离被帽子和长尾巴构成的一片美妙的森林覆盖了，卷着的草席和箱子四面转动着，长长的杆子（作者注：即扁担）夸张地舞动着，每个人似乎都在自卫地说着话，形成一片嘈杂声，好像一群人在争论玉米田的好处。一大堆人被集合在一起，他们的噪音和混乱附带着孔夫子鲜花的登陆，吸引了对面的人。当每个人挑起相当于一辆货运马车重量的担子，开始排成一个队伍进入城市时，事情最后看起来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安排，他们去到了他们的同胞已经为他们提供好的地方。

华人渔村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初，除了搭乘帆船和汽船到金山的中国人，还有自驾小帆船“走红毛”的广东渔民，他们在旧金山湾区一带登陆后，建起“华人渔村”，在太平洋彼岸又过起了靠海吃海的渔民生活。

华人渔村的后代至今仍在传说着他们祖先的移民故事：1853年，他们的祖先自驾7艘9米长的小平底帆船，从广东越过太平洋，分别在加利福尼亚西海岸的门多西诺县和蒙特利登陆，之后便在湾区一带捕鱼捞虾，定居下来。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桑迪·莱登造访过几位华人渔村始建者的后代。其中有一位被访者的祖母姓余，1851年在加利福尼亚的罗伯斯岬出生，余氏的父母从中国驾着帆船直接到达加利福尼亚。这个信息和1900年蒙特利县的人口普查手稿很接近，手稿上记录了一位当时在华人渔村的49岁中国女性，她说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出生。如果按此推测，那么，广东渔民自驾帆船到达加利福尼亚的时间大约在1850年前后，而这些渔民可能也是来自四邑沿海的渔民。当四邑人将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消息奔走相告时，本地渔民也大胆加入到淘金热的潮流中。据说1854年初，在旧金山的里垦岬就有一个华人渔村了。

也有资料谈到广东人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之前就开始在美国西部海岸捕鱼了。早期除了蒙特利县，在圣地亚哥和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都有华人渔村，华人在那里的海湾捕捉鱿鱼、鲍鱼和其他鱼类。

《圣塔克鲁斯哨兵报》记者欧内斯特·奥托是在华人渔民在卡皮托拉海滩捕鱼时期长大的，他在1900—1950年发表过不少关于华人渔村的报道，他写道：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一群（中国）渔民在圣塔克鲁斯县定居，就像当初他们的同类在蒙特利县落脚一样。一直传说，他们就是那些在中国广东沿海住在船上，近海捕鱼的渔民们。

蒙特利湾是一片海洋生物极其丰裕的海域，鲍鱼尤其多。早在中国渔民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就在蒙特利湾海域捕捉壳鱼、鲑鱼和虹鳟；后来，英格兰人在这里捕杀鲸鱼和水獭，但只取水獭的皮。谁也预料不到的是，水獭正是鲍鱼的天敌，当捕獭人将水獭清除后，恰恰为鲍鱼创造了疯狂繁殖的条件。在19世纪50年代，整个蒙特利半岛的岩礁上都被鲜活的鲍鱼包裹着，远远望去，一片色彩斑驳的美丽壳海。1853年4月，当几个广东渔民来到此地，发现了这个“鲍鱼天堂”，对海洋和海鲜有着特殊敏锐触觉的广东人，就在海滩上安营扎寨，开始了海里淘金的日子。

蒙特利海湾盛产鲍鱼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一批又一批广东人从旧金山划着小船驶进蒙特利湾，争先恐后投入到捕鲍潮中。很快，五六百名中国人聚集在海岸线上捕捉鲍鱼，就连罗伯斯岬陡峭岩壁下荒芜的小海湾里也停满了中国人的小舢板。捕鲍人在海边搭起简陋的寮屋，将鲍鱼肉晾在栏杆和屋顶上风干，然后销售到周边地区和旧金山。到19世纪60年代初，中国渔民的捕鱼种类从鲍鱼扩大到各种海产品。1864年，《蒙特利公报》这样描述中国渔民：“他们驾着那种样式古怪的小船，起早贪黑地巡海捕鱼。从每一条大鲨鱼到每一条小银鱼，所有的捕获物都要风干、腌制，准备出口。”本地媒体惊呼中国人捕捞和干制的海产品名单读起来简直就像蒙特利湾海货库存清单：石斑鱼、鳕鱼、大比目鱼、鲽鱼、鲈鲉、蓝鱼、黄狮鱼、鲭鱼、沙丁鱼、海带、海胆、海参、贝类……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打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干鱼市场并控制了市场渠道，垄断了蒙特利半岛的海洋渔业。蒙特利湾的阿龙斯岬至今还有一个华人渔村遗址，是加利福尼亚州目前仅存的两个华人渔村遗址之一。

另一个华人渔村遗址位于旧金山北湾圣拉斐尔市附近，准确地说叫华人虾寮遗址，因为这个渔村曾经盛产海虾。现在这里是华人虾村州立公园，是加利福尼亚州历史古迹第924号。公园门口指示牌上用红色字体写着“华人虾寮（WA JER HA HO）”字样，其实已经说明这里的拓荒者是广东广府人，因为注音必须用粤语才能读懂，而广东人习惯将海边渔民的房子叫做“寮屋”。

旧金山和圣巴勃罗湾一带盛产海虾，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华人在这里捕虾，慢慢地沿着旧金山和圣巴勃罗湾的海滩，出现了很多华人虾村。从1868年起，数以百计的广东移民被吸引到圣巴勃罗湾一带，靠捕虾和养虾业为生。到了捕虾季节，渔民们会用美洲杉做成舢板和帆船，然后坐船出海，用从中国进口的袋网捕虾，并把中国传统的打谷机改造成去虾皮和虾头的机器。到1875年，这里有近30个华人虾村。到1880年全盛时期，虾米年产量超过300万磅，一天处理5000磅虾子，一度成为美国最大的虾米出产地。现在，这个华人虾村遗址的码头上还停靠着一艘中国渔船，孤独地守望着这一段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历史。

关于中国渔民的渔船，当地人是这样流传的：中国人先是将渔船主体的红木板加热弯曲，然后用旧式的无头铁钉固定。船体外部油漆成黑色，船头两侧各绘一只眼睛，让船可以看清航行的方向。这样的描述，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广东沿海渔民的传统渔船——俗称“大眼鸡”。

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早期中国人到美国是去淘金和建铁路的，却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还有这样一群在海里淘金的广东渔民。很多人都熟悉旧金山有著名的唐人街，却不知道湾区出现过几十个华人渔村，他们曾经在较长时间内垄断了加利福尼亚海产品加工业。广东渔民靠海吃海的传统也跨越了太平洋，他们将旧金山湾区捕捞鱼虾作业规模化、商业化、产业化，形成了另一股“淘金潮”。他们加工的海产品出口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也销售给当地的华人社区，包括在矿区和铁路建设工地的华工营。

海上“浮动地狱”

早期华人的金山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必须要熬过在太平洋上漂流数月的痛苦，这种苦，对于很多华人来说，可谓九死一生。

太平洋的脾气变幻莫测，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很少是一帆风顺的，于是，对于淘金客来说，“顺风”“顺水”一词就变成了祈求旅途一路平安的无比珍贵的祝福语，这不仅仅是指他们要面对不可预料的海上气候带来的危险，还要面对贪得无厌的船长的剥削。这些船往往人数超载，华工被挤压在一个完全漠视人类健康和安全的空间里。如1854年“自由号”帆船离开香港时载有400名旅客，当帆船于1854年7月19日抵达旧金山之前，已经有100人葬身大海了，并且在登岸后，又有超过37人去世。

司徒美堂先生在其回忆录《旅居美国七十年》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早期华工坐船出洋状况的描述：“听老华侨说，那时是乘坐桅船，航程从三四个月至半年没有一定，快慢要看天气。在船上，华侨自携咸虾酱佐餐，日久都生了虫。抵岸时胡子几寸长，眼深面黑。海洋上浪大如山，许多人熬不过风浪，抱着桅杆从香港一直哭到旧金山，等到平安上岸，恍如隔世了。”

这种通往金山的航行，被早期华人称作“海上浮动地狱”。

从民国出版的《金山歌集》以及四邑侨乡流传下来的华工出洋歌仔中可以发现，当年出洋的航线基本上是从台山的广海、田头、赤溪、铜鼓、牛尾山、三峡海、山咀等港口出港，到香港后购买去旧金山的船票，船行经上海、横滨，有时还经夏威夷，再到旧金山上岸。类似大帆船贸易时期顺洋流航行的航线。

有一首台山小曲木鱼调唱出了早期华人经历海上炼狱的悲苦：

祖国艰难无生计，时时思考走红毛。就将身价来抵押，四邻借贷甚彷徨。应承唔怕利息重，连忙稽首别高堂。直出香港来写位（买船票），落船赤体洗硫黄（消毒）。水路先从上海过，横滨过了太平洋。烟云黑暗鱼龙啸，洪涛大浪水茫茫。人在船中齐颠倒，劳劳碌碌打秋千。头晕目眩心中闷，频频呕吐不成眠。

在这条海上炼狱之路上，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彼岸的金山，便已葬身大海。那些活着上岸的人，已是不幸中之幸运者了。

这些从中国来的幸运者，就像其他来到美国寻找未来的移民一样，旧金山只是他们通往金山之路的一个港口，他们很快奔向了有金子的地方。他们在西部荒野里寻找金子，有时步行几百英里去发掘新的金矿。他们很快学会了西部装扮，用牛仔帽代替原先的草帽，用耐磨的美国靴子代替手工缝制的棉布鞋。但是他们仍然穿着开襟衫和宽腿裤，后脑勺上梳着辫子，保留着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们住在简陋的帐篷里、灌木搭建的工棚里、废弃的小木屋里，二三十个人拥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这样的空间只够两个美国人在里面呼吸”, 《旧金山先驱报》是这样描述的。

从“大埠”旧金山，到“二埠”萨克拉门托，接着往“三埠”马里斯维尔、斯托克顿，或者其他“埠仔”如格拉斯法力、内华达城、奥本、达奇弗兰特，一路寻找黄金。有些华人还会继续往加利福尼亚的特拉基和内华达的威尔地、雷诺、卡森城、弗吉尼亚城、塔斯卡罗拉等地方追寻金山梦。

位于内华达州塔斯卡罗拉附近的艾伦山矿工营建于1873年，20世纪20年代废弃。矿工营里的主要人口为华人，华人与爱尔兰人、本地土著人保持着一定的友好关系。在19世纪70—90年代，这里是南部爱达荷州通往跨州铁路艾尔克站或卡林站的主要马车驿站。

1903年，一对白人矿主夫妇到艾伦山考察他们在此投资的一个矿，拍摄了艾伦山里的两条主要道路：北京街和汉朝街。他们巧遇马车夫正将一担担货品运进来供给这里的一家主要商店——“中国林”（China Lem）开的杂货店。“中国林”的中文名字叫汤林伍（Hong Lem Ng），他大约在1873年在艾伦山里开了这家杂货店，售卖西方和亚洲商品，他也是华人社区领袖。早期，他的店铺是就地取材搭建的简易木棚，门前的木桶里装满河里挖来的沙子，这样就可以保存过冬吃的新鲜卷心菜、胡萝卜、洋葱等蔬菜。后来，他把店铺搬到了森林外。渔夫、猎人和旅游者都喜欢在他的店里聚会。他生病的时候，爱尔兰人也邀请他到家里吃饭。“中国林”是艾尔克县最富有的华人之一。

像“中国林”那样去新矿区淘金的华人很多，也有部分华人成为在海里淘金的渔民，或者去往“绿色金矿”——锯木厂当伐木工，也有人成为最早的铁路华工。

自1852年美国华人人口出现第一个高峰后，中国人移民美国进入了第一个高潮。到1870年，在美国的华人人口有63199人，其中99.4%的华人生活在西部地区。

1860年，即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12年后，在加利福尼亚的矿工中，华人占25%。到187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8%。当后来越来越多的淘金者在西部出现时，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成功立足的华人矿工又出现在第一批抵达新矿区的淘金者队伍中。在新发现的金矿中，华人矿工的比例，大致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爱达荷州为58%，在蒙大拿州为21%，在俄勒冈州占为61%。

在美国淘金热以及接踵而来的铁路建设潮的催生下，西部黄金矿区及铁路沿线城镇，迅速成为华人高度聚集的地区。华人在抵达美国西部的24年内，迅速建起了30多个唐人街（或称华人区）。如果将旧金山湾区的30几个华人渔村也称作唐人街的话（当然只是海边简陋的寮屋村，可视为广义上的华人区，不是狭义上的具有社区功能的唐人街），那么，唐人街（或华人区）的数量达到60个左右。

这是一段神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