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章节安排

全书整体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和第一章，讨论的是理论命题与具体研究思路。

导论部分：首先，提出了整部著作所要探求的问题。NGO是如何兴起与发展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各国在NGO发展方面的差异性？同样属于实行民主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日本NGO的发展水平落后于美英等国？其次，界定本书所涉及NGO的概念范畴。学界对NGO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而且日本国内对NGO概念的认识，也与国际上的一般界定存在差异。NGO在日本的定义，比国际上的一般认识更加狭义化，与操作型国际NGO（INGO）的定义最为接近，通常是指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为目标，进行协力活动（例如，发展援助与紧急援助等各种海外援助项目）的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因此，为了明确研究对象，导论部分将本书所涉及NGO的概念限定为非营利的、非政府创立的、由市民自愿发起的慈善性组织。再次，明确了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即从事发展援助工作的日本国际NGO。导论第二节将分别评析国内外的日本NGO研究状况。日本与国内学者更侧重于研究具体领域NGO的活动；欧美学者则是在进行日本市民社会、ODA问题研究时，将NGO作为变量之一来考察。最后，简要概述了整部著作的研究路径。

第一章理论框架部分：首先，指出西方国家关系学界是从1990年代初才开始真正关注NGO问题研究的，他们的研究焦点多集中于NGO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并不关注“NGO兴起原因”这一本源性问题。NGO研究的理论范式主要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与现实主义三种，本书属于多元主义范畴。其次，提出整部著作所使用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现代化、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理论虽然能够描述NGO全球性兴起这一普遍事实，但在解释特定国家NGO兴起与发展问题时，却难以提供有力的解释性变量。应该从国际规范生命周期理论，也就是国际规范的“诞生—扩散—内化”过程，考察国际规范对国内层次市民社会与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进而分析国内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会对NGO兴起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本书的分析框架。具体来说，特定国家NGO的兴起与发展，受到了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因素的影响。国际层次上，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国际组织推动的，一系列支持NGO发展的国际规范，通过扩散与内化过程，对国内层次因素产生了自上而下的作用力。国内层次上，国家与市民社会两种行为体，受到了新国际规范作用力的影响。国家行为的变化，可以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国家政治系统向社会行为体开放的程度、国家对非营利部门的财政税收政策三种变量来考察。国内市民社会的具体变化情况，则通过国家对NGO所提供的活动空间大小来体现。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第二至第四章，将使用作者所建立的分析模型，对日本NGO发展的前三个时期分别进行考察。

第二章主要对日本NGO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简单概述，具体分析将通过战前与战后两个阶段来体现。本书重点关注“二战”后日本NGO的发展，具体可分为四期，分别是“二战”后至1960年代的发展初始期、1970年代至1980年代前期的成长期、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的高潮期，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的调整期。其中，1980年代末是日本NGO整个发展历程当中的分界点。因此，日本NGO战后发展的高潮期将是本书重点讨论的部分。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调整期，主要是在前一时期发展延长线上的进一步深化调整，同时代表了日本NGO发展的当前状况，这一时期日本NGO的发展状况将不作为本书讨论的重点部分。之后，将分析“二战”后至1960年代日本NGO发展初始期的状况。本章认为这一时期日本NGO的兴起与发展，在国际层面上，主要受到了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两种国际规范传播所带来的外因影响；在国内层面上，主要受到了社会运动兴起所导致的市民社会发展这一基础性内因的影响。国内层面上的另一个内因——国家政治因素，对这一时期NGO兴起与发展并没有产生促进作用，NGO的活动空间在政治与经济两个维度上，都呈现出被极度压缩的状态，对NGO的发展形成了实际性的阻碍效应。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前期日本NGO发展期的状况。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日本NGO的兴起与发展，在国际层面上，主要受到了关于难民援助的人道主义国际规范的影响；在国内层面上，这一时期的日本国际协力NGO依然缺乏国内社会基础。那些从事难民救援活动的NGO，并不是在国内工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民权运动等国内社会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国际化的结果。另外，尽管关于难民人道主义援助的规范，在国家层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扩散与内化，但是并没有直接导致日本政府改变对本国NGO的政策，促使国家转而支持这些NGO的海外救援活动。日本政府基本延续了前一时期对于NGO的政策与态度，NGO的活动空间依然处于被压缩的状态。

第四章分析了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日本NGO发展高潮期的状况。笔者认为这一阶段国际规范的内化，对日本国内市民社会与国家都产生了明显影响。在国际层面上，西方NGO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开始推行支持NGO发展的国际规范；在国内层面上，市民社会与国家都积极接受了国际规范的内化效应，共同促成了日本NGO发展的高潮。与前两个时期不同，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家开始实施支持NGO发展的法律法规，向社会部门开放国家政治系统，改善对非营利部门的财政税收政策，推行各种针对NGO的政府补助金项目，同时从政治与经济两个维度，扩大了日本NGO的活动空间。本章认为日本NGO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印证了本书的理论假设。

最后的结论部分将结合第二至第四章的分析内容，总结陈述整部著作的观点。结论指出，NGO所运行的环境，受到了国际规范内化这一自上而下作用力的影响。国际规范不仅能够影响国家的行为，促使其改变国内政治制度与结构转而支持NGO的发展，还可以通过社会行为体的国际化活动，从国际层次扩散至国内层次，并最终实现规范的内化。日本NGO的成长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NGO的成长模式并不相同。它们是在国际规范扩散与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的双重作用下成长起来的。在日本NGO发展的高潮期，较之市民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基础性推动力，国家政治因素甚至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与国际政府间组织所推行的上述一系列新国际规范，本质上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西方意识形态企图改造的是国家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其经济或政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