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爱德华六世统治下的英格兰

临死前，亨利八世[138]立下了一份遗嘱。他组建了一个由十六位成员组成的内阁，以辅佐他尚未成年的儿子[139]（这时爱德华年仅十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由其他十二位成员的内阁来协助前者。在第一个内阁里面，最有权势的当属赫特福德伯爵[140]，也就是小国王的舅舅。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他一刻也不敢耽搁，急忙毕恭毕敬地将小国王请到恩菲尔德[141]，然后又到了伦敦塔。得知父亲的死讯之后，小国王万分悲痛——在当时的人们眼中，这种痛苦充分地体现了新国王的美德；可是，鉴于这是种大部分平民百姓都具备的美德，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多说了。

在亨利的遗嘱中有一个存在歧义的地方；他要求遗嘱的执行人员替他兑现他曾许下的一切承诺。这就让不少人好奇这些承诺究竟是什么；赫特福德伯爵和其他几个贵族对此也同样感兴趣，他们坚持说亨利承诺过要给他们加官进爵（注意，是“他们”）。于是，赫特福德伯爵便成为了萨默塞特公爵，而他的弟弟爱德华·西摩则成了一位男爵。类似的提拔还有很多；总之，一切都是按照公爵帮派的意思进行的，而且——毫无疑问——这就是已故国王所希望的。为了更加尽责地执行亨利八世的遗愿，他们还霸占了不少教会领地，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既富有又舒适。新的萨默塞特公爵还当上了摄政王；这样一来，他和国王就没什么区别了，只是差了一个名分而已。

鉴于爱德华六世从小就是一位新教徒，新教教义肯定会被维持下去；对于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负责这些教义的克兰麦[142]并没有大刀阔斧地行动；相反，他循序渐进，一点点地推行新教。很多可笑的迷信活动都被取缔了，但那些无害的活动却被保留了下来。

摄政王萨默塞特公爵非常希望小国王能迎娶年轻的苏格兰女王[143]，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阻止女王和其他外国势力的结盟。然而，由于这个提议遭到了大部分苏格兰人的反对，公爵只好举兵入侵了苏格兰，借口是一些住在英苏边境的苏格兰人骚扰英格兰居民。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其实，居住在边境上的、骚扰苏格兰居民的英格兰人也不在少数。而且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英苏边境上的争执从未停息过；很多故事和歌谣就取材于此。但不管怎么说，摄政王以此为借口入侵了苏格兰。苏格兰摄政王阿伦[144]集结了一支人数是敌人两倍的军队前来迎战。两军在埃斯克河[145]岸边相遇了，这里距离爱丁堡[146]仅有几英里。进行了几次小规模战斗之后，英格兰摄政王提出来讲和，他说，只要苏格兰人不会把女王嫁给任何外国王子，英军就会撤退。对此，苏格兰摄政王误以为英格兰人害怕了，便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决定继续攻打敌军。然而，在英格兰陆军和海军的两路夹击下，苏格兰人落荒而逃，损失了一万余人。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战役，因为所有逃脱的人都被无情地虐杀了。从战场到爱丁堡有四英里的距离，这段路上布满了尸体、武器，和残肢断臂。有一些人躲在河里，然后被淹死了；还有一些丢盔卸甲逃跑了，被杀的时候几乎赤身裸体。然而在这场“平其克鲁之战”[147]中，英军仅损失了二三百人。英格兰士兵的穿着比苏格兰人好得多；当他们看到苏格兰贫困的境况时，他们也大吃了一惊。

萨默塞特公爵回国之后离开组建了一个议会。这议会做了几件好事，其中就包括废止“六根绳子的鞭子”[148]。不过不幸的是，它依旧保持了这个残忍的条令：在所有的宗教问题上，如果一个人拒绝相信政府希望他们相信的东西，还是会被烧死。除此之外，为了减少乞丐，它还通过了一条愚蠢的法令：如果一个人居无定所、在野外游荡了三天或三天以上，他就会被热铁打上烙印，沦为奴隶，并被戴上枷锁。不过这条残忍且无理的规定很快就被取消了，更多其他愚蠢的法令取代了它的位置。

这么一来，摄政王就更加趾高气昂、飞扬跋扈了；在议会中，他坐在王座的右手边、所有贵族的前面。于是，其他野心勃勃、争强好胜的贵族就将他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事实上，他之所以这么急匆匆地从苏格兰赶回来，就是因为他听说他的弟弟——西摩勋爵[149]——可能会威胁他的地位。这位勋爵是英格兰大元帅。他相貌非常英俊，在淑女贵妇之间备受青睐，就连年轻的伊丽莎白公主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们之间距离甚至已经超出了准许的界限——那时候的公主们根本不被准许和什么人如此亲近，不管对方是谁。他还娶了亨利八世的遗孀凯瑟琳·帕尔[150]（这时已经死了），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权力，他还私自给了小国王很多钱。据说他还和摄政王的其他几个敌人串通一气，打算劫走小国王。因为这些或其他什么罪行，他被关进了伦敦塔，受到指控并被判了刑；而且，我很遗憾地说，他的亲哥哥就是第一个签署他死刑书的人。最终他死在了伦敦塔山的断头台上，直到临死前还拒不认罪。他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就是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伊丽莎白公主，另一封则写给玛丽公主[151]。一个仆人将这两封信藏在了鞋子里，偷偷送了出去。据说信的内容均为催促两位公主除掉摄政王，并为他报仇雪恨，不过真实内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不管怎么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确对伊丽莎白公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

与此同时，新教也在缓慢地前进着。曾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画像被移出了教堂；人们被告知，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需要对牧师忏悔；一本大众化的、用英文书写的祈祷书出版问世，这样所有人就都能看懂了；此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得到了改进。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因为克兰麦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甚至禁止新教教士攻击未改革的宗教——这种行为对新教教士来说可谓家常便饭，尽管这不是什么好行为。但这时的人民却遭受到极大的苦难。作为地主，那些抢占了教会地产的贪婪贵族可算得上非常糟糕：他们圈起大片土地用来养羊，因为和种庄稼相比，养羊更有利可图[152]；这在民众中间造成了更大的疾苦。可人民并不明白当时的社会情势，他们盲目听信无家可归的天主教教士的言论——毕竟他们曾经可是彼此的好朋友，于是人民便将这一切怪罪到了新教上面。不少人揭竿而起，反对新教。

反抗活动最为激烈的地方，当属德文郡和诺福克。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德文郡就有一万多人加入了反抗军，甚至围攻了埃克塞特[153]；由此可见，反抗军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然而前来协助被困居民的拉塞尔勋爵击败了反抗军。事后，他不仅吊死了某个地方的市长，还将另一个地区的牧师吊死在了他自己教堂的尖塔上。据说在那个郡里倒下的反抗军多达四千余人，他们有些是被吊死的，有些则死于刀剑。在诺福克（这里的反抗主要针对圈地运动，而不是新教改革），反抗军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罗伯特·凯特[154]的人；他是一名来自怀门德姆的制革工人。一开始，人民在一个名叫约翰·弗劳尔迪的贵族的煽动下一齐抵抗这位工人（因为这位工人曾引起这位贵族的不满）。可是很快这位工人就占了上风，他反而赢得了人心；没过多久，他就在诺里奇附近组建了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军队。

在一座被称为穆思堡的山上，立着一棵粗壮的橡树；凯特把它命名为“变革之树”。在炎热的仲夏季节，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坐在这棵树的绿荫下，组织法庭，讨论国事。他们非常客观公正，甚至允许一些烦人的公共演说家来到这棵树下，帮他们指出错误；当演说家发表冗长的讲话时，他们就躺在树荫中聆听（当然，肯定有不少人哀声连连）。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七月天里，一个信使来到了树下，宣称凯特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是叛国贼；不过如果他们能立刻解散回家，倒是会得到宽恕。然而，凯特和他的人根本不把信使当回事；从那之后，他们反而还越来越强大，直到沃里克伯爵[155]带着一支兵强马壮的军队，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作为叛徒，有些人被绞死、车裂，然后分尸；他们的四肢被送到很多乡下地区，惩一儆百。还有九个人被分别吊死在“改革之树”的九根树枝上；据说从那时起，这棵树就渐渐枯萎死掉了。

尽管摄政王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但他确实心系百姓；当看到他们受苦受难时，他的确也愿意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可像他这样位高权重又极其骄傲的人很难维持民心，而且他在贵族之间也树敌无数，因为那些人和他一样高傲，却没得到他这么高的地位。这个时候，他正好在伦敦的斯特兰德街上主持修建一座宫殿[156]；为了得到足够的石头，他用火炮轰击了教堂的尖塔，还拆倒了主教的房子。这么一来，他就更受人憎恶了。终于，他的死敌沃里克伯爵杜德利联合了七位议会成员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议会。而这位杜德利不是别人，正是亨利七世时期令人厌恶的征税官杜德利[157]的儿子；想必大家还记得他和恩普森[158]的恶行吧？杜德利的势力很快壮大了起来，没出几天，他就为摄政王找出了二十九项罪名，把他关进了伦敦塔。议会决定罢黜他的官职，全部财产充公；摄政王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妥协，这才得到宽恕被释放了出来。之后，他被召回了议会，但不得不把女儿安妮·西摩女士嫁给沃里克伯爵的长子。但这样的和解通常不会延续持久；事实上，它甚至没能维持一年。如今沃里克伯爵已经摇身变成了诺森伯兰公爵，而且他的同党也飞黄腾达，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指控萨默塞特公爵——也就是前摄政王——以及格雷勋爵[159]和其他几个人打算推翻国王，于是便以叛国罪为名逮捕了他们。他们还被指控打算绑架甚至谋杀诺森伯兰公爵和他的朋友——北安普敦勋爵和彭布罗克勋爵，并煽动整个伦敦造反。失势的摄政王坚决否认了这些罪行，但他承认他的确说过要谋杀以上三位大人，尽管他从未打算实施过。最终，虽然议会宣判他的其他罪名有效，但却取消了叛国罪那一条。所以当他离开法庭时，侩子手并没有把斧刃转向他。当人民看到时，他们还以为他得以全身而退，所以他们当街欢呼雀跃了起来——这时候他们又想起摄政王为他们做的好事了。

然而，萨默塞特公爵还是被判处了死刑，于早晨八点执行。为此，政府贴出的公告言明禁止民众在十点之前出门。但即使如此，街上还是人声鼎沸，摩肩擦踵；天才刚放亮，伦敦市民就将死刑执行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带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他们看着昔日的摄政王登上断头台，将头放在那块可怖的木桩之上。临死前，公爵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他告诉在场的人们，一想到他为宗教改革所付出的一切，他就可以坦然接受死亡。然而就在这时，一位议会成员骑着马经过此地。人们再次以为议会要为公爵减刑了，于是又雀跃欢呼了起来。可是公爵本人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再次把头放在木桩上，任由它被砍了下来。

很多围观者冲了上来，纷纷将他们的手帕浸到他的鲜血里，以此表示他们对他的爱戴和尊敬。的确，公爵生前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有一件直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在公爵掌权时，有人告诉议会，说达勒姆主教——一位很好的人——收到一封反对新教，并密谋煽动叛乱的信件，而且主教还回信应允了此事。但是那时议会始终没找到主教的回信，所以就没法给他定罪。如今他们却发现这封信就夹在公爵的私人文件里。公爵认为主教是一个好人，所以就替他将罪证隐藏了起来。但现在公爵已去，主教也就被剥夺了头衔和全部财产。

很不幸的是，当萨默塞特公爵身陷牢狱、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的侄子小国王却沉浸在戏剧演出、舞蹈，和模拟战斗中：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有国王的日记为证。但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是，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没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因为信仰而死在火刑架上；不过还是有两个受害者因异教而被烧死了。一个名叫琼·博谢，是个女人；她的罪名是发表了一些言论，可论调非常难懂，她只能用一些隐晦生涩的语言解释。另一个是个名叫冯·帕里斯的荷兰人，是个在伦敦工作的外科医生。爱德华非常不想签署那个女人的死刑判决书，可克兰麦坚持要求他签字（其实要不是因为那个女人过于顽固，克兰麦也不会置她于死地），于是国王只得照办。但在签字之前，国王还是留下了眼泪，并告诉克兰麦这将是他的过错，而非国王的，因为坚持处死此人的是克兰麦。至于克兰麦会不会为此后悔，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

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期间，神职人员中最有权势的当属克兰麦和里德利（此人一开始任罗切斯特主教，后成为伦敦主教）。其他人都因为坚持天主教而被囚禁，并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其中就包括温切斯特主教加德纳[160]、伍斯特主教希思、奇切斯特主教戴伊以及伦敦主教邦纳（他是里德利的前任）。玛丽公主继承了她母亲阴郁的性格；由于凯瑟琳的不幸和死亡与被改革的宗教脱不开干系，玛丽公主便十分憎恨新教。然而对于新教，她其实一无所知，因为她拒绝阅读任何一本真实反映新教教义的书籍。而且玛丽公主对未改革的宗教非常狂热，她是整个国家里唯一一个被准许参与旧弥撒祷告的人。这项特别待遇得归功于克兰麦和里德利，如果不是他们说服爱德华的话，爱德华绝不会为玛丽保留这个特权（尽管他很喜欢她）。对于玛丽的宗教狂热，小国王总是感到恐惧，所以，当他因为麻疹和天花而病倒时，他便开始担心起了自己的身后之事：如果第二继承人玛丽当上了女王，那么她一定会恢复罗马天主教。

这也是诺森伯兰公爵所担心的问题：如果玛丽公主登上王位，那么他——一个支持新教改革的人——必将失去宠信。如今，萨福克公爵夫人继承了亨利七世的血统，而且如果她愿意放弃继承权转而支持她女儿简·格雷女士[161]的话，公爵也会前程似锦，因为简·格雷女士的丈夫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一个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勋爵[162]。于是他利用国王的恐惧心理，说服他撇开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自己重新指定一个继承人。于是，年轻的国王就交给皇家律师们一封被他签署了六次的信，指定简·格雷女士为王位继承人，并要求律师们根据法律帮他立下遗嘱。一开始律师们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在诺森伯兰公爵的坚持下，他们不得不妥协，因为公爵甚至脱下上衣，声称要与任何反对此事的人决一死战。他说得如此坚决，以至于律师们都做好了要被他痛打一顿的心理准备。一开始克兰麦也犹豫了，声称他早就许诺要确保玛丽公主继位。可不管他态度多么坚决，他本人也是个软弱的家伙。所以他和其他议员一样，签署了这份文件。

事实证明，现在就定下继承人是明智的，因为爱德华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为了使他尽快好起来，他们把他托付给一位声称能治好他的女医师；可他的病症很快就恶化了。一五五三年七月六日，他去世了。在他死前，他平静且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求主能保佑被改革的新教。

这位国王去世时年仅十六岁，才统治了七年。对于这样一位如此年轻的少年，我们无法判断他的性格，也不敢断言他日后会变成什么样——毕竟，他身边有那么多性情凶险、野心勃勃，并且喜欢挑起争端的贵族们。然而，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具备很多潜能，而且一点也不凶狠残暴。亨利八世竟然能有这样一个儿子，可真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