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三　情商真的管用

在过去17年间，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完成了一项卓越的成就：他将情商^[1]这一概念兜售到了全世界。大概很多人都熟悉他的话：“情商，作为一套特定的情绪运用技巧，影响着人们的成功、性格、幸福和终生的成就。它不仅仅是传统的智商测评工具衡量的那种认知能力。”最早创造这一概念的是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和约翰·梅厄（John Mayer）。可是，随着传播速度的增快，当它被广为传播之后，它原来的模样已经面目全非了。现在，情商已经变成了一件东拼西凑的百家衣。在它的概念当中，有一些根本不应归于一类，另一些则不应该拆开来用。

对于崇尚心理呓语的这一代人，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与情商共坠爱河。情商这套理论巧妙地建立在人们的情感角度上，认为归根结底，心灵要比头脑还要聪明。这完全符合平均主义者的诉求。对于你的生活，情商承诺，它一定会对你施以援手，并且还有可能将相互竞争的舞台扯平，变得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情商拥有极大的诱惑力。在戈尔曼最为著名的著作的腰封上，戈尔曼向读者保证，情商“比智商更为重要”。而且他认为，即便在当下，你的智商有一点落后也不要紧，因为好消息是你还拥有情商，而你的情绪控制能力则是可以一直提高、升华和扩展的。

情商在商业领域已经成为了一种科学，激励科学。围绕着自我意识、真实的价值和人际敏感性，情商展开大讨论。现代人的情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的人文理想之中。如果去拜读一下戈尔曼的大作，你大概就会为情商得出这样的结论：锻炼你的情感技巧，才是你快速提升专业水平的关键所在。戈尔曼说，在他还是管理咨询公司合益-麦克伯（Hay-McBer）的研究员时，他选择了来自超过40个公司的“明星员工”，然后去挖掘他们所拥有的潜力。在研究中，他发现，与传统意义上的智力还有专业素养相比，情绪管理技巧的重要性大约是前两者的两倍。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其他人的研究当中却并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情商具有明显优势。2004年，社会学家大卫·范·鲁伊（David Van Rooy）和乔克林甘姆·米斯维斯巴兰（Chockalingam Viswesvaran）主持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最新的权威证据。然而，他们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较高的情商得分和专业能力之间，其关联性也只是边缘性的。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传统意义上的智商的确证明了它对成功的可预测性较低。但是，与情商相比，智商还是更为牢靠一些（至少，在他们的实验样本中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传统意义上的智商的确证明了它对成功的可预测指标较低。但是，与情商相比，智商还是更为牢靠一些。”

这些发现并不足以减慢情商向前跨越的步伐。因为情商这个概念在商业文化当中，已经扎下了根，还被列入了人们的管理咨询辞典之中。尽管这些研究的发现都有相互矛盾之处，戈尔曼还是坚持认为，如果去观察那些顶尖的领导者，我们就一定会发现，他们超凡脱俗的情商帮到了他们。在重新分析了莱尔（Lyle）和塞尼·斯宾塞（Signe Spencer）最初的能力素质模型之后，戈尔曼认为，明星领导者们“在领导力上，平均90%的成功要归功于情商”；而在最高级别的领导者当中，“情绪素质则展现出了整体的优势”。这个发现十分重大，并且相当显著。我很遗憾，因为没有机会对这项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数据的具体信息亲自检查一下。在戈尔曼的《工作情商》（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中，其摘要部分引人入胜，不过，迄今为止，我仍然没有能够找到充分的有专家审查的学术刊物的资料支持。

情商为你开出了一张非常清晰的工作表：不管你有多聪明，或者有多么笨，你都一定要锻炼你的情绪意识，比如像那些保证比尔·盖茨或者刚刚去世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取得成功的情绪意识。但是，盖茨和乔布斯在接受访谈时都主动承认了他们确实精力充沛，并且管理方式具有挑衅性。那他们一定不是标准的擅长安抚人心的人了。或许从总体上评价，他们还算不上是一等一的伟人，不如看一看温斯顿·丘吉尔（Churchill）、俄国的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布狄卡（Boudica）或者毛泽东，这些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被认为是最伟大的领袖。可是，回顾这些历史人物还是没有直接能够让我信服，认为他们就是戈尔曼所描述的典型的情商典范：

“……他们沉着冷静、平易近人、忠于人民和理想、心怀怜悯、心怀天下、他们的情感生活丰富而合于时宜……适于自己，适于时境。”

我并不是说，没有一位领袖人物是通过交际技能和情绪才干而达到顶峰的。可是，我强烈地怀疑许多领导人之所以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关键因素之一往往是他们敢于做出艰难的决定和牺牲。而那些富有同情心、脆弱敏感的领导者，则只会畏畏缩缩，不敢向前。成功者似乎又有一种专注力，使得他们能够扫除阻挡计划的任何阻碍。他们真正的技能优势绝不是可以敏感地协调处理来自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数据，而是他们能够统筹规划，无情地优先处理问题，并且可以把不相干的因素剥离出去。马上要赶赴战场前线的战士亲属的哭泣，绝不能干扰他们的意志。有时候，他们甚至要出卖怜悯之心，必须把自己训练得像医生一样果敢。

“许多领导人之所以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关键因素之一往往是他们敢于做出艰难的决定和牺牲。而那些富有同情心、脆弱敏感的领导者，则只会畏畏缩缩，不敢向前。”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情商到底是像它号称的那样必不可少，还是无足轻重呢？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它还会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我猜，这大概要看情商是如何定义的——正是因为情商的定义一团乱，所以事情也才会搞得乱糟糟。

在尝试测试人们的情商的时候，心理学家遇到了一大堆的困难。为了不让你感到厌倦，我不会一一将它们列举出来，只需说其中的一个就够了。在20世纪90年代，萨洛维和梅厄第一次造出了“情商”这个单词。对于这个单词，他们是以一种特别而谨慎的方式使用的。他们构造了“素质”模型，其中也只关注了引申自情绪的心理过程。因此，情商就变成了智力的一种形式，并且主要被特殊的运作数据类型所区分——以大致相同的方式，来区分一部分善于用词语推理的人，和另一部分善于用图像来处理的人。而此时此刻，那些所谓拥有较高情绪智力的人，简单地说，也就是善于识别和操控情绪信息的人。

近年来，情商已经变成了一种概念不清的能力混合体，云山雾罩，含糊不清。既涉及个性特点，谈论价值观，又讲究交际技巧。对于情商的支持者，他们会急不可耐地告诉你，在成功者和低成就者之间，传统的智商最多就占25%的变量。即便他们是正确的，也并不能说明情商就可以自动地占有那剩余的75%。可是，人们还是会经常使用这组数据，暗示人们事实如此。这种将情商作为传统智商的“完美补充”的趋势，是不值得信服的。而就是因为存在这种想法，才最终把情商这个概念变成了一个大杂烩。批评者很失望，他们很难认清一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或者统一的原则。最早对戈尔曼的批评来自一位名叫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的知名心理学家。艾森克说，戈尔曼“是比大多数主要的荒诞趋势更为清晰的典型代表，他几乎将所有类型的行为都划成了‘智力’”。

艾森克教授说的话不无道理。仅仅因为某事物可以起一定的作用或者可以适应某种环境，我们绝不敢说它一定是智慧的产物。刺猬滚成球状保护自己来免遭猎捕，通过这种行为刺猬达到了好的效果。但是这种行为并非刺猬有意识地（或者甚至无意识的）做出了对形势的判断，然后才决定用这种策略获得最佳的生存机遇的。这种行为特征，仅仅是一种自适性。显然，这是天性，绝非直觉。当我们说刺猬“敏于”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只是在打比方而已。这是因为最终成功制造了幻象或者幻想，我们就会认为，在其中一定有某种智慧的运作。我们并没有那么理性，所以，我们就会错误地倾向于把好的结果与富有智慧的“问题-解决”策略等同起来。

戈尔曼的四个维度——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关系管理——或许看起来与萨洛维和梅厄原本的分类是大致相符的。可是我们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我们做斗争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怪兽，比如自信心怎么才能与情绪性推理相联系呢？像自信、“成就驱动力”和高级个人控制这些属性，毫无疑问对生活都是极有好处的，但是它们真的是智商的表征吗？某些研究人员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情商与诸如大方和外向这些个性特征是相重叠的。当然，这些特点有时也会让人倾向于接受有利的社会行为类型——就像刺猬的本性一样——但是与潜在的心理素质或者技能的关系就变得更加不清晰了。艾森克谈到戈尔曼的五种素质时说：

“如果这五种素质能够称为情商，那么我们希望看到它们之间高度关联的证据。戈尔曼也承认，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或许不是特别强。可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不能测量它们，又怎么才能知道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呢？所以这整套理论都建筑在流沙之上，是不具备有说服力的科学基础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水平的智力常常表现为可以打破常规，而这种打破常规的方式则给社会的正统观念带来挑战。伟大的思想家，经常是独树一帜。相形之下，戈尔曼所认为的发展情商，似乎注定就是让你成为模范员工。我十分怀疑情商运动是否真正是为了公司更好地教育爱抱怨的员工而设置的。当你去剖析丹尼尔·戈尔曼大而化之的分类时，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情绪素养”。对我来说，就是像在读一则面向雇员的小广告：“值得信赖、富有成就和以服务为导向的人，寻求平易近人的企业家来帮助他们提升……”作为局外人，我感到了情商所诉求的一些价值观，并不都是企业架构顶层的人所具备的那些特征。比如我就不相信“公开透明”也能被作为董事会成员的特别属性。

“戈尔曼所认为的发展情商，似乎注定就是让你成为模范员工。”

培养较高的情商，可以使你更优秀，对周围的人更体贴友善——这样的话，可能你的经理会很喜欢。这种情商很可疑，因为它符合了大公司的既定利益。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大幅度地重叠在了一起，认为情商似乎是要将人们锻造成逆来顺受，跟着企业文化的脚步前进的人，而不是将自己的心灯点亮的人。我们需要质疑这种类型的“情商”是否更加有利于社会化，而非获得权力。

与丹尼尔·戈尔曼一样，我也十分喜欢富有伦理感、感情充沛的领导。我也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公司能够照顾员工的情绪健康，会发展表现突出的员工，甚至愿意为之削减利润。我当然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然而，就算我相信某些能力被硬塞进了情商的概念之后仍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共同认可的情商就是取得学术进步大飞跃的金钥匙。不可否认，尚有一些领导者确实拥有一些高情商的特质，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一定要坚持认为拥有这些素质才能通往成功，就毫无意义了。

情商培训行业，迎合让人欢欣鼓舞的幻想，幻想我们如果做个好人，就可以率先走向成功，认为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一点更有可能做到。我真的希望这都是真的，可是我想，就算一个短暂的反思之后，我们也能知道，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太难了。拥有亲近社会的态度，具备平易近人的交际技能，就认为可以水到渠成地带来成功——这种想法，十分类似于好莱坞日益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善良的人和勇敢的人就是最美丽的人一样，殊不知这样会让人走向歧途。

许多价值观和行为举止，似乎都说明了情商在运作。在道德上它们大概是值得称道的。不过，真正的智慧，有时是需要我们向后退一下，然后长时间地冷眼洞察事物的本质，丢掉强加给它们的幻想。那些决定要拔得头筹的读者，我劝你最好还是把戈尔曼的书换成《小王子》吧。在15世纪，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navelli）就已经通透了心理学的力量。他写道：

“我们实际生活的方式与我们理应生活的方式大相径庭，这让那些研究理应如何做而不是做了什么的人，吃一堑，长一智。”

“真正的智慧，有时是需要我们向后退一下，然后长时间地冷眼洞察事物的本质，丢掉强加给它们的幻想。”

接受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吧。读一读历史上那些硕果累累的人物传记，或者读一读当代业界巨擘的人物传记，扪心自问：“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如果你在各种混在一起并冠以“情商”之名的特质和性格当中，发现了某种重要的并且持续的雷同之处，哪怕是一个，我也会感到十分惊讶。可能有许多实际的理由，要我们变得更富有感情，更加敏锐，更惹人喜爱，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一直怀疑，这样的人一定能够脱颖而出吗？

[1]情商，也称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EI），主要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挫力等方面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