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不怀好意的窥探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近代政府，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滋长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朝野中逐步形成了以征服朝鲜、侵略中国并进一步染指周边亚洲国家的“大陆政策”。在发展军备的同时，日本处心积虑地展开了对中国的谍报活动，他们留下的报告和著作浩如烟海，恒河沙数，记载着百年前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不怀好意的窥探，证明着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从政府、军界到浪人、商人、学生，已形成了全国性的对华情报渗透。

责任编辑/陈毓婧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着如此广泛的谍报系统

1871年，岩仓亲王率领使团出访欧洲、美国，使团百名团员中，有54名能够说各国语言的助手，他们全部是在册的情报人员。

在德国，使团接受了“铁血宰相”俾斯麦“以强凌弱”的强权政治说。在英国和法国，日本人发现，在这里需要100人或200人干的工作，在日本只要1/3或更少的人就可以完成。俄国的情形则更糟，四五个俄国人才有一个日本人的工作效率。于是，使团的考察报告中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建议，即应始终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化的发展，所有可能与国家安全、军事战略有关的企业，都必须置于政府严格的控制之下。

在英国女王送给天皇的一艘游艇上，使团惊讶地看到了英伦三岛的航海技术，决意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英国皇家海军——作为建立本国现代化海军的楷模。

上世纪先后写出了《英国谍报史》《苏俄谍报史》《中国谍报史》和《以色列情报史》的英国作家理查德·迪肯，还写过《日本谍报史》。其中，他这样评价明治时代开始的情报事业——

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日本开始高度注意谍报活动，几乎在与日本人生活有关的所有领域里搜集情报。陆军、海军、民政机构、教育、工业无所不包。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有着如此广泛基础的谍报系统。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件事情，也不容许任何草率行事的行为。他们猎取到的一切情报，都是有条不紊地循序获得的，有些来自公开的渠道，但是大部分则是尽可能地避人耳目，通过秘密活动搞到的。

经常有人提出，日本在明治上台以后的一百年间，搜集到的情报泛滥成灾，超出它的吸收能力，而且其中的大量情报和实际需要毫不相干，但它却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获取毫无用处的资料上。这种论调纯属无稽之谈。日本主要靠白手起家，才得以创建它在国外的谍报系统。它要学习的东西那么多，只有一心一意收集每个一鳞半爪的零星材料，才可能估价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同时也不要忘记，日本要缔造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那么，就在它起步去完成这些目标之前，也是很有必要进行一场规模庞大且旷日持久的谍报运动的。

间谍组织是否严密、完善，对国家前途影响很大。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第一个举措就是改革军制，废除武士制改为征兵制，同时加强情报体制。日本先效仿德国、英国的间谍体制，继而吸取世界列强间谍组织的精华，采用了集权制的分权制。即间谍组织纵横的指挥权都操纵在中央中枢，而对于派遣在外的间谍，也给予相对自由活动权，如此则组织既严密，而又幻变无穷，所以受益匪浅。

日本的间谍系统主要有四个层面，一是内阁情报机构，二是外务省情报机构，三是军队情报机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四是民间情报机构。这些机关运作时大致由中央间谍机关集中各间谍机关的情报，对比分析、相互参考，并加以系统整理和研究。因为要取得完善、准确的情报，必须同时要几个间谍机关的报告，仔细比较研究，才能得到，绝不是一个间谍机关的力量所能搜集完成的。

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是日本间谍总执行机关，一切工作计划和发号施令都始于该部门，它通过驻外机构和派遣间谍获取情报。负责管理这一部门的长官都是有丰富经验和优良学识之辈，无论是情报整理上，或是鉴别情报上，还是策动工作进行方面，都确能胜任。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们对于各国国情均能道述其详。

日本海军在情报搜集上同样十分活跃，其活动能力不亚于陆军，尤其在海洋上非常活跃，使强大的英美海军都有几分顾忌。一次美国某军舰与日本某军舰同时停泊在南中国海内，双方舰长按海军惯例作相互访问，藉以敦进邦谊。在席罢闲谈时，日舰长以美国海军中视为极端秘密的某事件作为谈话资料，言之历历，如数家珍。美舰长闻之骇异，诘问消息来自何处，日舰长微笑不语。在美舰长再三盘问下，才答道：“此乃阁下告诉我的。”美舰长以为戏言，再恳其说明究竟，日舰长庄重地说道：“我讲的的确不假，不知你还记得否？数年前君为舰长时，贵舰是否有一个诚笃勤勉的日本仆役，舰长还时常加以夸奖，那个人就是我。”此言一出，美舰长顿时瞠目结舌。

如同战场上有进攻就有防御一样，日本一方面盯着别人的口袋，另一方面又牢牢捂着自己的钱包。日本在对他国进行谍报工作的同时，对自身的保密与反间谍手段也十分注意。日本与欧美各国不同，其反谍完全控制在宪警手中，以警察机关为主，宪兵从旁协助。内务省警保局是日本反间谍的最高机关。

日本的反间谍网布满了全国各地，密探如云，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到日本观光，都有密探很客气地跟随着，军事要地当然不许沾边，就是与军事沾不上边的地方，日本也防守得很严。同时，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国民的反间谍意识。在日本的小学课本里，有一课就讲到：“凡是你们认为可疑的一切事情，即使牵涉到你们的父母兄弟，你们也应该告诉师长或者警察。”日本小学教师也常常讲些侦探故事给小学生们听，利用儿童的好奇心，灌输反谍的种种知识，从而使他们都想试试“福尔摩斯”的身手。

在日本人眼中，各国驻日使馆、领事馆从事间谍活动，那是公开的秘密。因此，日本对各国驻日使馆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便衣侦探24小时不停地在使馆前后游荡，时时刻刻注视着出入人员的车牌号码和迎来送往的主宾们的动态。遇到可疑人物，侦探或是直接盘问，或是尾随追踪。同时，反谍机关还运用种种方法打进各国使馆里，充当侍役，以打探使馆内的情况，也随便泄露一些即将公布的重要消息，来试探使馆搜集情报的灵敏度。

日本的邮电检查也是反间谍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日本侵华以前3年里破获的外国间谍案中，十有三五是通过邮电检查找到线索的。日本的邮检人员对于寄往国外的每封信都要过目一遍，遇到以下三种情况时，就会给予特别的注意：收信人或者发信人是有嫌疑的；信中有神秘隐语，或者某些字句意义含混者；收信人的地址是一个不正当的所在地或者有某种嫌疑的。

日本反间谍机关的邮电检查技术十分高明，任何信件拆开以后，均能复原，而且不留任何痕迹。如果认定这封信有点问题，他们就先将信的封口放在水蒸汽上蒸一下，然后用又尖又长的小刀慢慢地揭开封口。而在复原时，则再将信的封口放在蒸汽上蒸一分钟，使得胶水或浆糊溶化，如果原有的胶水或浆糊已经失去粘性，可将信封舌上轻轻地再刷上一些胶水。当然，如果原有的是胶水那就还用胶水，原用浆糊的则仍旧用浆糊。如果重新封口的地方有些痕迹，还要用稍微潮湿的吸水纸轻轻地擦去，再用吸水纸吸干水迹。有时经过蒸汽的信封封口会有皱纹，他们就会用一层纸覆盖在信封上，然后用熨斗烫平皱纹。

日本的电报检查技术也很高明，电报检查员大多经过短期的培训，他们遇到意思含混和含有神秘隐语的电报无法解释时，便送到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密电码研究室，进行研究。这个研究室是日本陆军唯一的破译密码的机构，其中专门人才很多，经常截收各国往来密电加以分析，企图发现别国的秘密。

在间谍选拔和培养上，日本政府不惜巨资

在成事的诸多要素之中，人是第一位的，日本的谍报工作也是这样。在间谍工作上，日本政府不惜巨资，尽可能保证每个间谍能够安心顺利地工作，不因经济问题而降低活力。日本每个间谍都与官员一样享有月薪，中佐谍报员的月薪高达300元。如果间谍立下大功，日本情报部门还会重金奖赏，破格提升。为了稳定情报队伍，间谍不仅拥有高薪，而且还有很多养老和抚恤措施。日本间谍在工作期满11年退职后，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终身年金，如果不满11年间谍提前退职，政府会一次性支付一笔退职金。如若间谍在情报工作中因伤致残，除了每年的养老金之外，还有残废年金。间谍因情报工作而死亡的，家人将得到政府派发的抚恤金。

对于间谍人选，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都有缜密的考量。赴华的日谍首先必须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并且要会说中国的官话。生长在中国并在中国久住的日本人，往往得到优先录用。至于发展中国人为日本间谍，则以亲日为原则，大多是留日学生或者在日本籍的华人中间物色，必须熟悉中国国内情形。此外，日本也选用白俄、朝鲜或者台湾人充当间谍，经过严密的考察和训练，再将他们派到中国活动。

日本对于侨居日本国内及南洋的外国人很有研究，目的不仅在于防止他们从事针对日本的间谍活动，而且还想拉拢他们充当日本的间谍。在日本的情报总部，可以充当间谍的外国侨民的资料十分完备，分类也很详细，有以姓名为主题索引的资料卡片，有以地区、地址为主题的资料卡片，也有以职业为主题的，甚至有以活动能力为主题索引的资料卡片，检索起来十分方便快捷。他们选才的标准，首先是对本国的政治信仰不稳定的人，其次是那些有弱点的人，尤其是经济窘迫的人。日本间谍机关利用这些资料，可以随时随地去拉拢他们，随时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进行间谍活动。

日本也很重视选拔和培养女间谍。日本间谍首脑深信如花的笑靥之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小者倾城，大者倾国。日本陆海两省参谋部都着意挑选美貌、精干的日本女子，加以间谍知识和技能的训练，然后指令她们接近驻日的中国外交官和留学日本的优等学生，直至传情输意、结成姻缘，以便刺探机密情报，或者干脆把他们拉下水去，充当日本间谍的耳目。至于那些姿色平庸、人老珠黄的日本女谍，则被派到中国各地，从事下等职业，如妓女、舞女、侍女之类，她们由于职业的原因，很容易接近中国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官吏，在声色场所中刺探种种军事、政治方面的秘密。

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于这句中国人的老话，日本间谍首脑们理解得再深刻不过了。选对了人，还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合格而又优秀的间谍，因此日本十分注重间谍的训练工作，不仅注意新的人才的养成，还特别注意对作业多年的间谍的深造培训，不时召集他们进行必要的进修，灌输新的知识，以确保整个谍报队伍紧跟世界最新潮流，而不至于落伍。

日本的间谍训练机关，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间谍训练机关由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举办，而地方间谍训练机关则是由驻在国外的间谍机关举办的。日本间谍学校的设施相当完善。有各种飞机、大炮、军舰、明堡、潜艇、鱼雷、车辆，各种新式武器的模型，各个国家的军服和徽章的彩图，各国军事政治的组织系统表、军队分布图，以及实习课所需的各种物品，如化装和间谍通讯需要的各种道具和药品，应有尽有，学习条件十分优越。间谍需要学习的课程十分广泛，除了中国的风土地貌、人文社科之外还要研究“精神修养”“中国人的心理”“公开场所交际法”等等。日本间谍训练机关大多采取课堂教学和课外、野外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实习相当重视。例如，日清贸易研究所学制3年，毕业后还得实习1年。

正是在这样严格的选拔和训练下，日本间谍才练就了“百毒不侵”的身段，在中国大肆刺探情报。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之后，中日交往日见频繁

近代史上，中日关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是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的。1870年9月27日，日本外交代表柳原前光，携带明治政府的“无限诚意”，到达天津港，旨在游说清政府与日本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柳原率领的代表团，共有13人。这个数字，在西方人看来很不吉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日本人的主动“示好”，对于大清确实不吉利。

柳原到天津后，先后拜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交日本外务卿清原宣嘉的书信。书信的措辞情真意切：“方今文明文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宇宙之间无有远迩矣。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惟有商船往来，未尝修交际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也乎？”信中的“泰西”，意思是“西方”。

成林将书信转交总理衙门。大清的外交部，上上下下，最怕办外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给柳原发照会说：“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结尾还自作多情加一句：“此乃中国与贵国格外和好亲睦之意，谅贵国必明悉此情也。”先说什么“大信不约”，再把不跟你玩儿说成是“格外和好亲睦”，明显是糊弄。柳原不听糊弄，继续游说李鸿章，再三恳请，说：“英法美诸国，强迫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此番言语，一下子挠到李鸿章的痒处。李鸿章本就是主张“以夷制夷”的，何况早在1865年，他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就提出“联日以制泰西”的主张。

李鸿章上书总理衙门，陈述与日本建交是大势所趋。最重要一条：“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络。”同时成林也上书，意思跟李鸿章差不多。总理衙门再次照会日本方面，说，好吧好吧，既然“大信不约”“格外和好亲睦”你们不同意，那就按你们说的办，等明年你们的“特派大臣到津”以后，我们再好好商量。随后，恭亲王奕訢给两宫太后上奏，说日本打算如何如何，臣让李鸿章和成林去交涉，成林“往复再四”劝日本人回去，他们说不。臣为什么没有立刻答应他们呢？怕的是答应得太痛快，他们蹬鼻子上脸，还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另外，要是不答应他们，他们一旦请英法出面帮腔，咱就被动了。咱得罪不起英法啊，到那时候再答应，太丢脸了是不是？与其将来不得不答应，还不如现在就答应算了，省得日本人“饶舌不休”。

从奕訢的奏折可以看出，大清的外交，权力在总理衙门。上奏，仅仅是通报一下情况。也不难看出，恭亲王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言辞也很柔软。他还是很讲“政治”的。

洋务派同意跟日本订约的消息传出以后，很快就有人提出反对。反对派以安徽巡抚英翰为代表，提出订约“恐贻后患，殷殷以杜绝为请”，衡量利弊，“与其将就一时而贻害无穷，不如明其大义，以绝非礼之求”。说起来，清廷还是有一点民主意识的，他们把英翰的奏折“寄谕各疆臣”征求意见。有力挺英翰意见的，皆“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

李鸿章坐不住了，上奏反驳，历数跟日本订约的理由，其中有很尖锐的一段话：“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辱。就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说到底，还是重申“以夷制夷”的思想。不过必须承认，他对日本的认知，显然高人一头。

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上奏陈情，前半截的意思跟李鸿章相近，后半截提出一些具体的订约意见，如“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其不可说什么利益“一体均沾”，简而言之，“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

曾国藩心里有话，没全部说出来。以前，大清跟西方各国订约，吃过“总例办理”和“一体均沾”的亏，他是暗示清廷，不能总吃豆子不知豆腥味。清廷听懂了曾国藩的言外之意，下诏书表示曾国藩“所虑颇为周密”，同时指定由李鸿章负责跟日本人谈判。就在此前不久，大清撤销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位，由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李鸿章办外交的时代开始了。跟日本订约，是他外交生涯的“处女作”。

曾国藩的“所虑”，后来成为中日建交一个激烈的争论点。日本代表团坚持要享受西方各国的一切待遇，商讨信函的措辞非常巧妙，貌似有理有据。李鸿章的两位助手——应宝时和陈钦——反驳无据，极不耐烦，竟失外交礼仪，说什么我们本来就不想与你们结好，是你们腆着脸主动要结好的，那几个破字，就是不能写，你们干就干，不干拉倒！这一通泼妇语，把日本代表团副使柳原给整懵了，“徘徊踌躇了十几天”，才重开谈判。

谈判从1871年7月29日开始，直到9月13日结束，签署《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馆、彼此商民往来贸易等各项事宜。李鸿章挺高兴，觉得跟以往不同，这是一部平等条约。后来的史书也多持此论。美国学者马士带点调侃的语气说，这“多少像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所缔结的”条约。

至此，大清终于放弃从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跟大清，是地位相等的主权国家。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之后，日本动作很快，第二年初，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和福州领事馆。同年8月，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到中国东北侦探考察。第三年，开设香港领事馆。第四年，派遣柳原到北京，设置公使馆，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跟日本的“草率”相比，大清政府“稳重”多了，直到签约后第六年，才派何如璋率使团进驻日本。

从此两国官方和民间交往，日见频繁。自建交之日开始，日本人就蜂拥而至。有官方组织派来的，有民间组织派来的，也有自己主动要来的。形形色色的官僚、学者、记者、作家、艺术家、商人等等，都变成小蜜蜂，纷纷来大清采蜜。目的多种多样，有观光旅游的，有求学工作的，有发展实业的。这些人中，混杂了大量日本间谍，以采集大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这支间谍队伍，为后来甲午战争日本的获胜，立下汗马功劳。

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情报战进入历史上第一个高潮

1873年，鸟尾小弥太就任日本陆军少辅，兼管对外情报工作。在陆军卿山县有朋的支持下，他确立了“瞄准中国，伺机战而胜之”的陆军政策，这实际也成为甲午战前日本的东亚政策。为此，鸟尾小弥太决定以中国为假想敌，有计划地派遣间谍进行系统全面的侦察活动，并制定了有具体侦察内容的甲乙丙三号训令：

甲号侦察内容：政体、法令及民心向；中枢大臣的威望及其品行；官员职务分工及其人数；言语、风俗、人情；财政收支和国库情况；人才有无状况；对外国的交往、待遇及所订条约；两税法及所有田租诸税；满人和汉人的权利差别。

乙号侦察内容：陆海军的兵制及编成；兵士管理与训练各级兵队员数；枪炮制造及弹药之优劣；统兵大员有几人及士气涨落；军舰数量及其马力、吨位数；战略战法。

丙号侦察内容：山岳高低走向、河海深浅、地理形势及城郭要冲之地；经纬度及地学上之位置；各地暑寒风雨气候情况；动植物产品与当地人之食物、刍秣及薪炭；户数及人口概计；市街状况及各地盛衰变化；各种矿山；地方病及当地人之预防办法；运河及水利；马匹是否有其他可用食料或可替代之负重牲畜。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涉及的谍报范围极为广泛，但最重要的是政治和军事情报，具有极为清晰的作战准备思路。由此展开了日本间谍在华的战略性布局。

根据计划，以美代清元为首的8人隐瞒军人身份和姓名，在上海、北京和天津学习汉语，同时收集情报。其间台湾原住民与琉球渔民冲突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征讨”台湾，次年日本间谍进入台湾进行地图测绘，并寻找适合船只停泊的港湾和登陆的地点。

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中央情报机构早在1871年就设立了专门的测绘部门——“间谍队”，负责侦察地理和测绘编辑地图，并在1889年正式成立了陆地测量部。虽然受客观条件限制，测绘技术还不够成熟，但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的间谍仍收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日本设立测绘部门“间谍队”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华军事测绘。1873年6月，日本间谍福岛九成花费数月时间绘测台湾，为第二年日本侵台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此后直至甲午战争前，日本派往中国进行军事绘测的人员不断增多：比如岛弘毅、石川浩太、青木宣纯（化名广瀨次郎）、小泽得平等人，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东北、京津等地。海军武官井上敏夫按照参谋本部指示，“亲临渤海湾航道、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他们的工作极为详尽：“从渤海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一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甲午战争爆发后，为了能够顺利攻下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日军派出大量间谍在战略要地测绘地图。比如1889年，派遣木村丑德绘测山东；1895年2月，派人以金州为核心，绘测整个辽东半岛。在山东半岛战役后，从烟台到威海卫、荣成、胶州湾一带的地形路况尽在掌握。

在这一时期，日本间谍在侦察后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情报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数曾根俊虎，只他一人，便先著有《北中国纪行前编》《北中国纪行后编》《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和《清国漫游志》。前编是曾根3次旅行的日记：第一次从1875年7月4日至8月9日，目的是“探视辽东马贼割据的地方”；第二次是同年的9月25日至27日，目的是“探视新城、太沽、北塘等地的诸炮台”；第三次也是同年的10月15日至25日，“探视登州蓬莱阁之镇台”，以及“想要得到熟知朝鲜内地情况的人”。日记里，对所经过的村落、地形、路途、物产、风俗、气候、城郭、军队、军备情况，均有详细记载。以军队为例：

满洲骑兵之行军有带剑者，有持矛者，也有荷枪者，还有持洋枪者，枪都有锈斑。矛长六尺许，不超过身长五六寸。身有记号，军服褴褛，有抽烟者，有带伞者，有假寐者，有食糖果者，或者掉队，或者落伍。军官者戴翎尾帽，得意洋洋，殿于队后，也有在队伍中间的。大抵五六十人一队，中有四五面红黄记号的旗，旗杆长不过七八尺。马毛皆剪去，尘土不洗，故与野马无异。四蹄钉有铁鞋，马鞍等都为清国自制。兵卒等在各自的马鞍上系着脏衣服等。炮兵之行军，最前头的人手持长矛，矛头上卷着白色的东西，犹如军旗一般，后面两名骑兵分别左右行进，接着二人各持四尺见方的红旗，红旗上缝着用白布做成的“炮”字，旗手后面就是炮车。大概一辆炮车有一面这样的旗，而其炮车没有寻常马车那样的车厢，车上左右并列着长三尺许的铁制小炮两门，而其炮口塞有旧布头一样的东西，炮车上也堆积着很多脏布头一样的东西。炮车两边是四五十名骑兵、炮兵，夹着炮车前进，肩上背着铁锈了的卡宾枪。头上裹着黑布，身上穿着红色战袍，胸背用黑布缝着“云字左营马队”六个字。队伍中有人扛着黄铜制的喇叭。走在后部的军官穿着普通的中式服装，头上戴着暖帽。与我国的骑、炮兵相比，真犹如衰牛比之于壮虎……

后编是1876年里曾根俊虎在中国的旅行日记。时间是仲春到初夏，他的足迹经过上海、南翔镇、太仓州、常熟县、通州、如皋县、泰州、兴化县、阜宁县、沭阳县、海州、日照县、胶州、即墨县、莱州、黄县、烟台港、天津等地。1878年，31岁的曾根俊虎已有“清国通”的盛名，获得明治天皇的召见。他所奉上的大礼，是他近年写的《清国近世乱志》和《清国诸炮台》两部书。

随着日本对朝鲜半岛扩张的加剧，中日军事冲突的危险性不断增大，为了配合参谋本部，海军也开始强化对华谍报工作，将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视为谍报重点，开始向福州、天津、芝罘、上海、广州等地长期派遣“驻在将校”（日本驻外武官职称名），建立谍报机关。

泷川具和1874年乘清辉舰前往中国，化名堤虎吉，伪装成商贩潜入天津，全力调查各港兵要。他自乘戎克船测量渤海一个月，核实了洋河口状况。为了获得准确情报，他甚至装扮成中国苦力在码头当搬运工，或装扮成船夫调查渤海沿岸军队登陆点、水深暗礁、海底情况、民船数量、物资集散的难易等。

福州是中国南方的重要港口，1879年和1884年日本海军两次派人潜入侦察。福州当时只有4名日本人，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海军中尉安原金次在福州以开杂货店为掩护收集情报，直到1888年2月归国。

天津是通向首都的海上大门，也是北洋海军的大本营，日本陆海军都不断派谍报员重点侦察。1887年3月，海军大尉关文炳假扮商人，伪装成中国人在天津的总理衙门附近以开书店作掩护，监视军政要人的行动。关文炳同时侦察了威海卫、胶州湾兵备、地形、港湾设备，重点研究侵华的最佳登陆地点并在报告中对威海卫和荣成湾的地理位置特点和战略地位进行了分析。甲午战争日军进攻威海卫时，此报告全部被应用于作战。

1888年，海军大尉今井兼昌奉命来沪侦察长江一带兵要。当时日本人还没有获得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了调查长江航道，今井谎称自己是日本船员，住进上海联合海员宿舍，通过考试取得水手资格后，在来往于长江的英国商船上当水手，秘密测绘长江航道图，于次年8月归国。参谋本部看到其图后“惊讶和绝赞不已”。

1891年，松本有信伪装成日本驻芝罘领事馆书记在芝罘收集情报。同年丁汝昌正欲率领北洋舰队访日。当时日本有巡洋舰，松本想利用这一机会了解战列舰镇远舰内的状况和操纵方法，便假装家人急病，请求丁汝昌允许其搭船回国。丁汝昌不知是计竟然批准。松本住进舰内，不仅得以掌握了舰队状况，还利用停靠刘公岛的机会仔细调查岛上的炮台。此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利用住在舰上绘图室的机会每夜偷偷复制各种机密图纸。因为获得重大情报，松本在日本一登岸就火速前往东京海军省汇报。

而在广东，松本有信化名香山有，潜入建立谍报据点。松本在广东活动一年多，重点调查了平凡岛、黄埔岛、珠江口军事设施，研究了江口炮台等的防御能力。

除了在以上重要城市建立固定谍报据点之外，海军方面还有在中国各地流动侦察的谍报员。这些谍报员，与陆军参谋部的谍报员通力合作，各有侧重，获得了大量中国的地形、军备情报。

为了完成最后的战前准备，日本大批将校来华进行最后的情报确认，达到了日本对华情报战的第一个高潮。

1887年，甲午战争间谍战最高首脑川上操六派陆军中佐山本清坚、陆军大尉藤井茂太到中国华北实地侦察。他们由山海关、滦河、北塘河、白河至大沽口，在长达400里的海岸线上调查，任务是寻找一旦中日开战，日军在渤海湾最适宜的登陆地点、运兵方法，以及上岸后的进攻目标及地形等。他们的情报，为后来日本军参谋本部制订平原作战计划提供了依据。

在此背景下，参谋本部以川上操六为中心，从1889年开始至1894年初拟定了目标为在直隶平原展开进攻的“征清作战方案”。该方案将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为出兵朝鲜，同时出动海军消灭清国水师，夺得黄海及渤海的制海权；第二期为海战结束后，派陆军主力登陆渤海湾，在直隶平原大决战，与清军一决雌雄。事实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正是按照以上计划进行的。

1888年12月，川上操六给关文炳下达命令：“由芝罘出发，经宁海至威海卫、由此去胶州湾，视察兵备、地理和海岸形势。”关文炳接受指示后，仍伪装成中国商人，潜入正在施工中的威海炮台绘制图纸，并考察了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及荣城湾地形，历时两个多月。关文炳曾向川上操六建议，一旦中日开战，攻打威海卫应从荣成湾登陆，采取背后攻击的战术。他的建议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得到采纳。

随着战争的临近，日本政府为了掌握更确切的情报，密令川上操六亲自出马，以旅游为名进行间谍活动。1893年4月9日，他自东京出发，先到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考察了一个多月，5月11日到山东烟台，第3天到天津，李鸿章亲自接见了他，还邀请这个不速之客参观了戒备学堂、天津机械局，还观看了炮兵操演技艺及步兵操练。

5月14日，日本参谋本部派到中国的间谍陆军少佐神尾光臣陪同川上操六，偷偷溜到天津郊区侦察地形，认为天津“西面展望自由，利于进攻”。

6月中旬，川上操六又到上海和南京，进一步了解海军的装备，先后参观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机械局等军火工厂和吴淞炮台。在荒尾精的陪同下，视察了日清贸易研究所，作了重要指示。7月初他回到了日本。

川上操六从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他派遣的间谍收集到的清政府情报，看透了中国当局的腐败，清军的虚弱，他又掌握了大量日军可登陆的地形资料，认为“日清开战，日军必胜”。也就在这时，日本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是主战论者，二是非主战论者，两者相持不下。川上操六向日本当局作了全面的汇报，使日本帝国政府下决心向清政府开战。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回忆时说过：“战之能成与否，悉听川上（操六）。”

“玄海怒涛，势可捣天”，日本近代第一个民间右翼政治团体的诞生

在明治时代，情报活动被渲染为一种高尚的爱国职责，在日本人眼里，为本国进行情报活动，犹如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进行比赛，或者是士兵驰骋于疆场。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能够从事情报工作的，都是人类的精英，是英雄，他们充满了冒险精神和超人的智慧与勇敢。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应该被勒石刻碑，永昭史册。日本人对于间谍的尊敬，并不仅限于本国，他们甚至对于敌国的间谍也是如此。在日俄战争中有一个俄国间谍装成商人，潜入日本境内进行活动，事败被捕。日本人被他的爱国热忱感动，特地在行刑之前，将他的事迹告知国人，并表示敬佩和哀悼。

日本政府把间谍视为“手足和耳目”，高度重视。对于那些“成绩突出”“贡献较大”的间谍，政府和军部或给予物质奖励，或提升其官职，有的间谍甚至会得到政府的重用。很多间谍在日本统治集团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例如，1873年调查过台湾的陆军少佐桦山资纪就因为情报工作平步青云升为陆军大将，并出任第一任台湾总督。福岛安正因刺探到中国的多个重要信息，由少尉升至参谋次长。

甲午战争中，宗方小太郎冒充中国人，潜入北洋舰队根据地威海卫，刺探“镇远号”等数艘中国军舰开赴朝鲜的准确日期。情报从上海传到日军大本营，日本海军得以在黄海拦截击溃北洋舰队。宗方因此受到了日本天皇的接见。如果一名日本间谍被捕，日本人肯定会提出最强烈的外交抗议（有时甚至扬言动武），而美国与英国若发生此种事情，他们决不会像日本一样。日本统治者重视间谍的做法使得日本间谍备受鼓舞。开战后，明治天皇睦仁以“最高统帅”之尊三次召见职小位卑的日本间谍特务。此等事看似一般，但对日本间谍特务和“大陆浪人”来说却是极大的荣誉，使他们更加乐意效命。

这一时期，情报活动日益鲜明地体现出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两个显著特点，即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武士道精神。投身于这个领域的人们，不图金钱，少有或者根本没有津贴。为了完成使命，即使那些出身于最有名望的贵族豪门或官位显赫的人，也心甘情愿鹑衣百结，忍饥受寒，装扮成干体力活的人，或是干脆装做颠簸于途的飘零子弟。日本的陆军大佐扮作苦力，海军中佐以渔民面目出现的事情屡见不鲜。

1874年9月，27岁的海军中尉曾根俊虎被派往上海，任务是为日本即将出兵台湾筹措军需和搜集情报。此后4年里，他又三度受海军省派遣，前往中国从事情报活动。在第一次回国之后，他上书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信中有一段提到他在西邻大陆的活动如何艰辛：

从上海出发以来，途经二千五百余里……我辈至此，水陆行程三十有一日，常起卧于污秽之室。夜卧于草粱枯茎之上，望月于破屋之外，昼则乘坐没有弹簧的简陋之车，路上颠簸动摇，常常碰撞，轻者伤皮，重者流血。所食大抵不过粟粥和鸡蛋而已。马夫之狡黠，店主之巧诈，要钱之计策，无所不有。所到之处，往往有围观之人，拂而不去，犹如苍蝇。清国内地旅行之苦境，实在难以道尽。即便如此，如果虎穴含辛，龙颔茹苦，是上天赋予我辈之职责，那就决不推辞。所愿唯是以后一旦缓急之时，大展胸中策略，以振兴亚洲而已。

情报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武士和武士后裔。他们以日本九州南部为中心，聚集乡党，兴办学校和报纸，主张振兴东亚，抵御西方入侵。当时自称为“天下浪人”、视名利为浮云的头山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头山满于1855年出生在日本九州福冈城下一个破落的武士家庭，从小受到的武士精神熏陶使他在政治上倾向于对外侵略扩张。1875年，头山满与平岗浩太郎、箱田六辅等人在福冈组织矫志社，拥护主张对外侵略的征韩派的西乡隆盛。1877年，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失败后，头山满怀着惆怅的心情，加入了著名政治家板垣退助创建的爱国社，后来爱国社派生出很多社团，板垣把这些社团联合起来，组成了议会促进社。1879年，头山满与平岗浩太郎、箱田六辅组成了筑前共爱公众会。两年后，在这两个政治结社的基础上，日本近代第一个民间右翼政治团体——玄洋社——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以“玄海怒涛，势可捣天”自诩的玄洋社，得名于位于九州和朝鲜之间叫做玄海的狭长水域。该水域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日本通往朝鲜半岛的必经之路。只要越过玄海，就可以抵达朝鲜半岛，也就意味着已经登上了亚洲大陆。玄洋社借助“玄洋”之名，显示出日本想要跨越“玄洋”，企图占据亚洲大陆的狂妄野心。

据《玄洋社史》记载，玄洋社成立后，头山满等领导人物为其制定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敬戴皇室；二是必须爱重本国；三是必须固守人民的权利。玄洋社的活动最早只是在九州周围，所以说建立之初的玄洋社只算得上是民族主义情绪与地域色彩强烈的组织，且以标榜“为皇室争光”和“尊皇为民”而受到日本民众的敬仰。每个新加入社团的成员，都要宣誓为日本国的荣誉而搜集情报。头山满鼓励成员去旅行，去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仅在1882年，玄洋社就派遣了100人到中国搜集情报。没过几年，头山满便有资格和陆军省共同磋商情报业务，他不仅给他们提供情报，也为日本陆军在中国执行任务作出安排。

头山满的山羊胡子下，是一灶文火煲汤，他徐徐地“熬”着西部大陆，要体会他的心机有多深，只要看看他身边滑过中日两国多少重量级的身影。一方面，最终策划、决定了侵华战争的若干头面人物，如恶名如雷贯耳的土肥原贤二，战后唯一以文官身份被处以绞刑的广田弘毅，都出自于他的门下；另一方面，他为因反袁世凯失败而逃到日本避难的孙中山，提供了秘密住所和多名护卫，严防袁世凯派出刺客，来暗杀这位其画像至今仍高挂在台海两边的民国始祖。

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玄洋社在搜集情报方面卓有成效。几年之内，列岛上一些与玄洋社志同道合的秘密社团纷纷出笼，均奉头山满为江山大佬，唯玄洋社马首是瞻。玄洋社成为日本民间最大的情报机构。

乐善堂与日清贸易研究所

1886年起，参谋本部开始缩小在华谍报规模。当时，参谋本部一年总预算30万日元左右，每年用在驻华的日本军官身上就达20100日元，还没有包括往返两国的旅费、杂费等，也没有算上临时派遣的谍报员的开销，对华谍报成为参谋本部对外谍报上的最大开支。但是随着中国周边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对外谍报面的扩大，各方面所需费用越来越多。1886年初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上书本部长要求减少驻华谍报员，增加在俄国、越南、印度的谍报力量。他认为，“自1883年末于北京开辟军事侦察之道，于天津开辟时事侦察之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清国军事、政略、外交等机密”。加上交通和通信联络的便捷，有些地方已经没有必要派谍报员，这样就可以把人力财力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上去。参谋本部因此修改了部分规定，减少驻华谍报员，留在中国的“驻在将校”则加紧情报收集活动。在这种谍报经费和人员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一个人走向了日军的视野。

这个人便是荒尾精。在日本的民间情报体系中，荒尾精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是一名学者型的间谍，在日本朝野，拥有广泛影响。日本《东亚先觉志士列传》称赞荒尾精是“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关于他的第一部个人传记，题目是“巨人荒尾精”。荒尾精入华之后组织了日本在中国的第一个间谍组织汉口乐善堂。

而乐善堂的创始人，是日本商人岸田吟香。

岸田是日本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其声望可以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相提并论。他先是从事新闻业，创办《海外新闻》报，后又担任《东京日日新闻》主笔，纵谈时事，笔力雄健，一时名声鹊起，被称为日本“四大名记”之一。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岸田成为日本第一个随军记者，他的战地报道，让《东京日日新闻》销量大增。正当新闻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突然弃笔下海，开始经商。1877年，他正式在东京注册公司，名为乐善堂，经销眼药水等各种药品和书籍，生意兴隆，很快成为巨富。

那时候眼药水刚刚问世不久，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赫本发明。这个赫本，是后来美国大牌影星凯瑟琳·赫本的亲爷爷。赫本博士以传教士身份，先后在日本生活了33年，岸田曾经担任他的工作助手。后来，赫本博士把眼药水配方送给岸田，让岸田完成了从笔杆子到商人的华丽转身。

东京乐善堂获得成功以后，岸田来到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在英租界内开办上海乐善堂，很快打开局面，成为上海滩的名人，在大清官场左右逢源，跟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有交情，同时跟上海文化界人士过从甚密。1888年3月23日，上海《申报》发表文章说：“东瀛岸田吟香先生风雅士也……招致海内名流，开宴小饮，拟设诗社……沪江为文人士所萃，能诗者辈出，惟创设诗社者，未之闻也。吟香先生风雅好事，实能开其先声矣！”岸田成立了“玉兰诗社”，用以广泛结交上海的文化名流，也把自己装扮成了文化明星。

岸田还经常做些慈善活动，免费向平民发放药品，把自己装扮成慈善家的模样。

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谍报官荒尾精奉命潜入上海，跟岸田相识。一番晤谈之后，岸田为荒尾精出点子：“足下如欲调查中国大陆，最好化装成商人，较为便利。本人可助一臂之力，当在汉口设立一乐善堂支店，委君经营，足下可分头派人赴中国各地贩卖本堂药物等品，既可掩人耳目，又可将售得之款，供调查费用。”

很快，汉口乐善堂开张，从在华的日本浪人中召集了不少“爱国志士”充当间谍。

汉口乐善堂在大清全国各地，设置了大量支部。开张之初，就设立长沙支部，之后又先后设立四川、北京、天津和上海支部。各支部无一例外，表面上都是店铺，间谍们留长辫，穿华装，打扮成清国人摸样，以行商作掩护，大摇大摆行走各地。也有假扮和尚、乞丐的，朝山拜佛，沿街乞讨，趁机收集情报。

汉口乐善堂自堂长荒尾精之下，内部分设三个机构，一是主管经营和会计的部门，二是负责整理各地间谍调查报告、摘录报刊相关消息、考核“干部”等业务的部门，三是将各地调查报告、报刊消息汇集成书的部门。

这一间谍组织内部管理非常严密，自我价值的认定，也拔得非常之高，强调他们的“强烈之事业”，“小之有关日本，大之有关世界”。他们自称“我党”，订立“党规堂章”，要求“同志们”平日与外人交往时，“不可流露少壮书生的狂态，尤其与支那人相遇之时，尤应谨慎，既系化装商人，故谈述事项，全需集中商情方面，以免被人察出真正面目”。

北京支部在荒尾精眼里是十分重要的，派最信赖的间谍宗方做掌门人，同时兼任天津支部的支部书记。主要任务是，考察清廷中央动态，北洋舰队的动向，此外还要收集山东、山西、东北各省和内蒙古的情报。

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汉口乐善堂将六种清国人列为侦察和统战对象，包括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和富人。而且把这六种人，又做了细致的分类，如“君子”分为六等，第一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第二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等等。

汉口乐善堂发起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活动，名为“四百余州探险”，各支部按总部统一部署大搞“上山下乡”。一时间，日本间谍的足迹遍布两湖、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甚至包括新疆和西藏，对所到之处的气候地理、风土人情、交通产业、兵营关卡、军事要塞等相关情报，进行了一次大摸底。

1892年，汉口乐善堂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辑出版了一本巨著《清国通商综览》，分两编三册，达两千三百多页，成为日本研究大清的重要文献。

荒尾精领导汉口乐善堂的日谍在收集中国情报的过程中，着实感到日本浪人的特工技能太差，人员也很缺乏。

他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在中国土地上培养和训练日谍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参谋本部大尉根津一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支持。荒尾精为了保证生源质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周游日本全国，首招300名，然后从中挑选了150名“头脑优秀、身体强健”者录取，分3个班教授，每个班配备1个干事。1890年9月，在英租界四川路与汉口路交界处的泥城桥畔，日清贸易研究所诞生了。虽名为贸易研究所，但其所设课程却没有贸易学，只有中文、英文和中国问题，学制3年，主要培养日本学生如何收集和窃取中国情报，培养出钟崎三郎、向野坚一、大熊鹏、猪田正吉等一大批日后活跃于甲午风云里的日本间谍。

日清贸易研究所成立初期，由于经费困难，举步维艰。为摆脱困境，荒尾精毅然决定回国筹集经费，而把日常事务托由根津一代理。不料，在此期间突生变故。初入中国的学员们因为水土不服、饮食变化而大量生病，且所招学生成分复杂，目的不一，为此部分学生强烈不满，发生学潮。正在日本国内的荒尾精闻讯立即返回上海，将闹事的30多名学生全部开除，同时安慰学生，裁汰冗员、改革教务，才终使研究所逐渐走上正轨。经此事件，荒尾精开始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不断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提出要与尔等“共挽亚细亚之衰败”，当然也不忘要求学生刻苦学习，发扬日本之“尚武”精神。

实际上，这所著名的间谍学校，只培养了一届毕业生，共89人，于1893年6月毕业。学生毕业后，还需在清国“实习”一年。那时候，日清关系已经趋于紧张，支持办校的某些“有志之士”向学生们发出紧急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所幸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所以希望诸君暗察敌军军情及其它内情，为皇国效力。”在甲午战争中，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几乎全部抱着献身祖国的志向投身战场，有的担任军事翻译，远赴前线；有的带着秘密使命，潜入敌境，血染草原。

当日本谍报人员在中华大地上大肆刺探情报的时候，清政府的情报工作与反谍意识都还是一张白纸。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死去30年后，其遗著《机密日清战争》悄然在内部印刷发行。其中提到，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其间清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事件中，一位叫吴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得一本中国小字典。这本小字典内的汉字纵横两侧，标注了从0到9的10个小数字。日当局分析后，判定这是清国人电报用的汉字译电本，并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方法，分析出了清朝电报密码。而密码本丢失这样重要的事，清朝军方竟无人上报。

（参考资料：《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甲午谍战：一个寂静的战场》《世界知识》2014年11月16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华间谍活动方式探究》《理论观察》2016年第1期、《日本早期侵华活动的巢穴——汉口乐善堂内幕揭秘》《文史春秋》2006年2月10日、《玄洋社——日本对华情报工作的急先锋》《军事文摘》2017年12月、《谍影：日本侵华中的间谍秘档》台海出版社2013年6月、《情报日本》21世纪出版社2011年12月1日等；作者：许金生、张炜、刘锋、刘求实、王佳男、戚厚杰、胡平等）

链接 日本间谍闹学潮

1890年底至1891年2月，上海一场罕见的学潮震动了日本。作为日本设在中国的第一家间谍培训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因经费出现危机及对课程设置不满，部分学生认为自己被骗来上海，冲突迅速演变成械斗，成为世界谍报史上罕见的间谍学潮。

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第一次开学典礼是在1890年9月20日，此前一周，150名学生和50名教职员工才从横滨航海而来。结果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激烈的内讧。正在日本苦苦筹措经费的荒尾精赶紧赶回上海，软硬兼施，将30多名“闹事者”劝退，这些人虽然离开了学校，却继续待在上海，还在报刊上公开抨击学校。这所日本间谍学校的“家务纠纷”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弄得荒尾精和日本当局十分尴尬。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一个钱字。在经营汉口乐善堂的过程中，荒尾精就强烈地认识到必须在中国建立一所专门培养商战和谍战人才的学校。1889年他回国述职，不仅在提交给日本参谋本部的《复命书》中大声呼吁，而且到处拜见日本高官，寻求支持。

荒尾精为日本算了一本账：为了扩充军备，估计要花费10年时间和3000万元经费，日本当前的财政能力无法支撑这么沉重的开支。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源，积极向外进行商战，与西方列强争夺中国市场，争取打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让日本国旗飘扬在亚洲每个通商口岸，才能赚到这笔钱。而要进行这么庞大的计划，人才是最宝贵的。因此，荒尾精将第一步着力点放在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但日本太穷了，又在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财政无法负担荒尾精的办学计划。原先，农商部同意将北海道的林场出售，提供10万元给荒尾精办学，但后来农商部换了大臣，这一方案也就打了水漂。荒尾精只好到处化缘，在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帮助下，总理山县有朋同意从内阁秘密经费中给他拨4万元，川上操六还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几千元，借给了荒尾精。

经费不足，荒尾精不得不把原计划300人的招生规模削减了一半，学制也定为3年，课程包括汉语、英语、中日问题等，毕业后在中国实习一年。经过他在日本全国巡回演说动员，多方物色，通过考试招到了150名学员。日本官方对此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川上操六亲自为学员们训话，参谋总长有栖川宫亲王也接见了全体学员，这在日本教育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师生们集体来到上海后，住进了十分简陋的校舍，地点就在英租界的大马路泥城桥畔。150名学生被分成了3个班，由宗方小太郎及两名日本现役军人小山秋作、西村梅分别担任班主任。为了经费问题，荒尾精随即返回日本奔走。而就在这时，政府原定划给学校的1万元费用，因议会内政治斗争激烈而被取消，这令师生们人心惶惶，终于酿成了学潮。

经多方努力平息了学潮后，校方便开始在间谍技能之外，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一首贯彻该校“兴亚”思想的校歌便应运而生：“日本少年向中国远航一百五十人弦诵一堂，若问吾辈何所思将见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

1893年6月，日清贸易研究所第一届89名学生毕业。当时正在中国进行军事考察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赶到上海参加了首届毕业典礼。

这些高歌着“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的“日本少年”间谍们，在随后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出生入死。当时支持学校教务的根津一，向学员们发出了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所幸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所以希望诸君暗察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当时有十多个学员已经蓄起了发辫，很容易装扮成中国人，其他未留发辫的，则干脆剃光头扮做和尚，四处刺探军情。

这样一支年轻的间谍团队，在为日本军队提供重要的谍报保障的同时，也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

很少人知道，梁启超在日本所起草的《少年中国说》，朗朗上口的激昂语汇，“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不仅是对心目中“少年中国”的期盼，也是对当时青春日本的描摹。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绝版甲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12月1日；作者：雪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