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一

於可训

李勇教授的新著《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即将出版，嘱我写篇小序，我乐意为之。一则向李勇表示祝贺，二则也想借此机会向河南作家表示敬意。

在当代文学史上，河南作家最早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当时还是业余作者的李準。李準当时的身份是农村税务干部，从身边的土地买卖现象和土地交易税的急剧上升，发现了“土改”后农村社会发生的两极分化问题，据此写下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后产生了“轰动效应”。土地自由买卖在当时是合法的，收取土地交易税是李準的本职工作，但他却敏锐地发现，如此下去，会造成新的两极分化，会妨碍农民走“共同富裕”“共同上升”的社会主义道路。李準的这篇作品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此后的创作一直关注农村问题，代表了一个时期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今天的评论家都说河南作家长于乡村叙事，于乡村社会变动有独特的敏感，且揭示乡村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如宗法关系、生存状态、权力结构、社会转型等，深入骨髓，我以为，都与李準留下的影响有关。作为一个河南作家，李準也是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映像”。

按时下的说法，河南是个文学大省，也是个文学强省。这文学强省的标志之一，便是迄今为止，据说已有九位河南籍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就在我写作这篇小序的时候，前几日已传济源人李洱，以一部《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在我的印象中，单是南阳地区出现的文学名家，就足令世人对河南文学刮目相看。

我不知道一个地方的文学兴盛和该地方文学特色的形成，究出何因，学者们常说是环境使然，这是丹纳先生的理论。这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其中尤其是对这环境影响至巨的文化传统和民情风习，更受人关注。这种说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我总觉得过于抽象，落不到实处。原因是，环境和文化影响是一个普遍的东西，是人人必受的熏染，必得的滋养。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谁都要吃。但吃这一日三餐，并非为了当文学家，创造文学作品，而是要维持生命，强健体魄。就算是后来当了文学家，写出了文学作品，这一日三餐吃进去的东西，哪些是营养文学的，哪些不是，也无法指明，更不能具体落实到一粥一饭，一肴一菜。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受环境和文化熏染滋养的某一地域的人群，何人后来侍弄文学，成为作家，何人不操是业，另谋生路；侍弄文学成为作家的，何人写出此一种性质的作品，何人又写出彼一种性质的作品，只要不是刻意牵强附会，其实也是不能一一坐实到该地域的环境或文化影响上去的。倘能坐实，则何以同一地域的作家，所作有彼此之分，同一作家的创作，风格也有所不同。如鲁迅之论陶渊明，既有“悠然见南山”的“静穆”，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田中禾先生的说法：“文学艺术的灵魂是个性”，“同一个地域的人千差万别，同一个地域的作家更是千差万别”。中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各种思想文化民情风俗，经长期流转，交互融汇，已不复有单一之地域文化，尤其处此环境剧变，文化速融之际，以这种地域性的环境和文化影响法去论文学，非但搔不着痒处，且有胶柱鼓瑟之嫌。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丹纳先生的理论，只在表明，一个地方的文学兴盛和该地方文学特色的形成，固然与该地的环境和文化有关，但其成因，恐不止于该地的环境和文化影响。这种单一的地域环境或地域文化决定论，用之于封闭的古代社会尚可，用之于开放的现代社会不宜，故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学状况和文学特色，宜用多元的眼光，从多因中求结论，而不宜一一对应地论因果。常见地域文学研究，论者多以自拟之地方文化特色为标的，然后于文学中求证，以此厘定文学之地方性的有无和地域特色的浓厚与否。由此所得之地域文学，不过是某种“地方性知识”的证明。

中国的地域文学研究，起于近代。在古代典籍中，对文学的地域特性，虽有所论列，但比较自觉的研究，则始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人的著述。但彼时的地域文学研究，多在南北文学之间加以区别，如刘师培之《南北文学不同论》，或如汪辟疆氏以地域划分文学派别，论其特色，其中虽然融入了从西方传入的地理学说，但毕竟大而化之，且多袭用方志之说，未以文学为文学。丹纳“三要素”（种族、时代、环境）说的传入，虽然扩大了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畴，但受基础决定论的影响，久之又流为一种环境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如同政治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一样，这种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虽然也能解释和说明某些终极问题，但却普遍忽视这种终极性的决定因素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中介关系，这个中介关系便是作家个体的独特性和文学创造的独特过程。忽视作家个体的独特性和文学创造的独特过程，这些终极性的决定因素，如何通过作家的个性作用，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最终作用于具体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封闭的“黑箱”。持决定论的地域文学研究者，多偏向于这种只重输入输出两端的“黑箱”操作。结果只见黑箱两端的地域特色遥遥相望，却不见这种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身在何处。

李勇的这部新著，也属地域文学研究之列，但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持决定之论，不用“黑箱”之法。虽然他开篇也讲河南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习和现实变革，但并非要设立一个河南的地域文化标签，而是要为展开新世纪河南文学的创作地图，构造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从这个包括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本乡与外省的广阔时空中，去透视新世纪河南文学的创作状况。为此，他也不用常见的演绎之法，以某种地域文化观念向作品求证，而是沿着“颂其诗”“知其人”“论其世”的路线，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从他选定的十位各具代表性的河南籍作家的创作中，去挖掘和发现其中包含的河南地域元素。这些地域元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文化和民情风俗的，也有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既有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也有五方杂糅的现代新观念，总之，在他笔下呈现的，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河南地域风貌，而不是一成不变万古如斯的河南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勇的这部研究河南文学的新著，为当代地域文学研究走出了一条新路。

此外，我还注意到，李勇近年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我把这种风格概括为以散文为批评，或以批评为散文。即用写散文的方法写文学批评文章，或将文学批评文章写成散文。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温暖体贴自不待说，从中也可见作者的性情如晨光夕照，光风霁月。读李勇的这部新著，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钱钟书说，“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我意李勇既精此道，不妨遵钱老先生的教诲，也对文学批评文章来一次以散文为批评的“革故鼎新”。

是为序。

2019.8.22写于珞珈山临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