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未然与《黄河大合唱》

张昆华

我国一位杰出的诗人光未然不幸于2002年1月28日辞世而去。但他却把嘹亮的歌声留给了我们。他原名张文光，本名张光年，笔名光未然，是取其光未燃而要燃烧之意。其实他一生都在燃烧。

我们不必多说他一生对革命事业和文艺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仅以两首歌曲就足以表明他一生的燃烧和燃烧的一生。一是他于日寇入侵我中华，“为了挽救这民族的垂危”而在武汉创作的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五月的鲜花》（阎述诗作曲）；二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作曲）。

我于1981年11月6日第一次与光未然见面，随着我们之间交往的持续与深入，通过我对他的几次访谈和冯牧等同志的多方介绍，使我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地了解他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经过，了解他的生活积累、思想感情、艺术特色在《黄河大合唱》中的体现和表达。

思想的、情感的、艺术的序曲

光未然12岁便参加了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活动，14岁加入共青团，16岁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创办进步刊物，以“未然”为笔名发表富于战斗性的杂文。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他在武汉组织“拓荒剧团”，从事抗日救亡的艺术宣传活动。1936年5月，不满23岁的光未然与田汉创作了反映东北人民与敌伪作斗争的戏剧《国防三部曲》，其中一、二部《胜利的微笑》《阿银姑娘》是光未然创作的；第三部压轴戏《水银灯下》是田汉创作的。后来唱遍全国、影响深远的由阎述诗谱曲的《五月的鲜花》，便是《阿银姑娘》的序曲。同年冬天，光未然从武汉去上海参加左翼文艺家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并开始与冼星海合作创作革命歌曲。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他又回到武汉进行戏剧、歌咏的创作演出活动。由他作词、冼星海作曲的《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被广泛传唱。可以看出，在《黄河大合唱》之前，他与冼星海就在上海、武汉进行长期的创作合作，互相都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和战斗友谊了。

1938年春天，党中央指派光未然到新近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中共特支干事会干事，由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第二厅厅长郭沫若直接领导。当时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国共合作，光未然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公开的。蒋介石以委员长的官衔接见第三厅全体成员时，拿着一本花名册，当介绍到“张光年”时，蒋介石面部神情严肃，目光逼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两遍。可见他是在“委员长”那儿挂了号的。

光未然的任务是负责第三厅所属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的党组织组建和培训文艺骨干，开展宣传工作。这期间，他还协助老舍、胡风主持的“抗敌文艺家协会”组织了一些座谈会、朗诵会，参与田汉、阳翰笙主持在武汉举行的几次大规模的歌咏游行、火炬游行，纪念卢沟桥七七事变周年、淞沪八一三事变周年，庆祝台儿庄大捷等活动，其中“保卫大武汉”宣传周的长江水上火炬大游行声势最为浩大，情景特别感人。在这些活动中，光未然都及时写了歌词由冼星海作曲，有时是当晚写就，第二天就由各演剧队唱开了！紧接着又普及开去，由民众传唱。

这期间的抗日文艺宣传，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人数最多、声势最大、效果最好的音乐、戏剧、诗歌创作演唱活动。这就为后来的《黄河大合唱》的诞生，谱起了思想的、情感的、艺术的序曲。

永远记住这一天

为了把武汉的抗日文艺宣传推进到抗日前线，三厅秘书长阳翰笙写了报告，建议由光未然为总领队，带演剧三队前往西北第二战区，官衔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上报到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处，周将“第三厅”划掉，提高规格为“政治部”的视察员，以利于工作。

1938年9月9日，光未然带领着抗敌演剧第三队的30多名青年男女队员乘火车前往西安，活动几天后于9月下旬去离延安不远的陕北洛川县演出宣传。一到洛川，就听到武汉沦陷于日本铁蹄。战友们多数都像光未然那样，在武汉长大、在武汉上学、在武汉进行过抗日宣传活动，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使大家热泪盈眶。

经过一个多月对抗战军民的宣传演出，光未然获得了许多动人的形象和深刻的感受，当他们从陕北的宜川县出发，爬到一座高山顶上，第一眼看见山下一泻千里的黄河时，诗人的心灵被激动了！他敞开领口，迎着冲破陕晋高山峡谷的黄河所掀起的秋末冬初的劲风，脱下军帽，大声地呼喊起来：

“啊，黄河……”

黄河壶口惊天动地的巨浪激起的白雾，与天空的云雾交融，在红日照耀下发出了电闪雷鸣的呐喊。从小看惯了汉江，从少年时代起又熟悉了武汉的长江和青年时在上海观赏过长江从淞沪入海的光未然，被黄河独特的气质和勇往直前的精神震撼着，胸中涌出了后来创作《黄河颂》的头两句诗：

“我站在高山之巅，

望黄河滚滚……”

光未然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38年11月1日，他们从壶口下游附近的渡口第一次渡过黄河！

这一天恰好是光未然25岁生日。这是母亲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他没有对战友们讲今天是他的生日。当他投身到黄河怀抱里的时候，他感到是一次新的出生！

这一天上午10点多钟，他们上了那巨大的渡船，集中在船中央凹下去的一块地方。40多个打着赤膊、肤色金铜闪亮的青壮年从岸上跳进河里，把船推到河水深处，便又爬到船上，大部分人掌桨，少数人掌小舵，但总舵手是站立在船头高处的一位60多岁的长着白胡子的老头儿，他发号施令，指挥渡船的航向，协调和调集渡船的力量。桨手和舵手们操纵着的桨舵，在老舵手的指挥下，随着船夫号子的呼喊与应和，臂膀和心律的齐动，划船的和乘船的人们冲破扑面而来的浪花和激流的呼啸，从陕北东端的宜川县境渡过黄河，到达了东岸山西吉县的小船窝，光未然和队员们下船后站在东岸的沙滩上，看着大渡船，看着老舵手，看着船夫们，看着那黄河的惊涛巨浪，还沉浸在渡河时的感情旋涡中，久久不愿离去。

光未然曾经对我说过：“这第一次渡过黄河的体验，对于我、对于演剧第三队的全体同志，都是终生难忘的。是那次渡河和渡河后观赏壶口瀑布的感受，使我产生了创作的形象、灵感和激情的冲动。而第二次渡黄河时，我已经因手臂摔伤而躺在担架上，那感受只是对第一次渡河的重温和补充了。”

心中酝酿着诗篇

光未然带领着演剧三队在吕梁抗日游击区活动，他们坚持在晋西的万山丛中行军、宣传、演出；了解了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丰富了随后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生活积累。

光未然记得1938年12月31日深夜在游击区，他走累了，走着就睡着了，滑倒在冰雪地上，被同志们拍醒又继续前进。走到一道山沟里时，还听到隔山那边传来日寇的说话声；而演剧队则是悄悄的无声行军。到达一个名叫狗洞的小山村时，大伙儿倚着老乡房屋的墙角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1939年元旦。没有粮食吃，便每人吃了一碗喂牲口的煮黑豆，算是过年了。

进入阎锡山所属但却是党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二纵队的防区时，部队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日军的一支部队中了决死队的埋伏而全军覆没。光未然带队前往战地慰问演出。在从汾西县勍香镇归来途中，身后有二纵队司令部的一位马夫牵着一匹白骏马跟来，说这马很机灵，也很调皮，动不动就把骑它的人摔下马来，昨夜把它吊起揍了一顿，今天就老实点了。还问：“谁敢试试？”此时，光未然处于部队歼灭日寇胜利的兴奋中，再加上心高气盛，便拉过白马骑了上去，扬鞭纵马向前飞驰。跑到一条两山间的干河沟时，被劣马摔跌在一片碎石之上……

光未然摔伤左臂昏迷过去，醒来时已躺在一间大屋里的木台上，二纵队的军医和护士正为他包扎伤口。他成了重伤员，游击区部队的医疗条件难以为他治伤。到晋西后，光未然任书记的演剧三队特别支部的中共党组织关系已由设在武汉的长江局转到了延安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在二纵队用无线电以演剧三队特别支部的代号“济生堂”发电请示中组部领导陈云、李富春。中组部顷即电复：“将光未然送往延安治疗。”

延安来电让同志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不仅光未然能去延安治伤，而且全队都能一起去延安，这是从武汉出发那天就向往着的大事啊！

就这样，光未然躺在担架上，由全队同志和二纵队的军医护送着，从永和关再渡黄河，行程700华里，过河后一踏上延安领域，一见到延河，一见到山上的宝塔，一见到杨家岭那一排亮闪闪的窑洞，光未然和同志们真是欢欣鼓舞，热泪盈眶，又跳又唱……

在延安，光未然得到了最好的医护和治疗。他的主治医生是从法国归来的名医何穆，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协助。先是进行消炎消肿治疗。之后，必须要用X光透视检查。那台X光由于没电很久都未使用了。那时整个延安就只有海外华侨赠给毛主席的一台小型发电机，每晚限时发电给杨家岭的几位中央领导提供照明。但为了给光未然进行X光透视，那晚毛主席、刘少奇、王明、朱德总司令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就点燃油灯、蜡烛工作，把小发电机搬到二十里铺和平医院，发起电来用X光机透视光未然的左臂摔伤处。这时才看清了他左肘关节是粉碎性骨折，延安即使有好大夫也缺乏动手术和安装假关节的医疗条件。中央组织部根据和平医院的意见，决定先在延安治疗一段时间后，找机会送光未然去成都医治。这期间，光未然躺在和平医院的土窑洞里，不时看看窗外黄土高原早春二月的山野，仿佛能听见黄河已开始解冻的声音。回想几个月来在晋西北、在吕梁游击区为抗日军民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出席为部队祝捷庆功大会，真是：“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倾听包着羊肚子手巾的民歌手唱那揪心揪肝的歌声，回忆两次渡过黄河时那惊心动魄的船夫号子，常见那黄河两岸“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便在心中酝酿着写一首歌颂黄河、赞美中华的长诗，暂定题为《黄河吟》……

中华民族精神的放歌

改变创作长诗《黄河吟》为创作歌词《黄河大合唱》的一个原因是冼星海早已到达延安，并在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由于他俩曾在上海、武汉多次合作，这次延安相见，冼星海当然不会放过合作的机会，就向光未然提出请他写一部合唱歌词的愿望。光未然由于臂伤而难以动笔，便躺在热炕上口述，请演剧三队的一位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战友胡志涛笔录，用五天的时间，以大合唱通常要具备的八种格式组合，完成400多行的《黄河大合唱》歌词。

1939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迎着大西北呼啸的寒风，光未然从二十里铺的和平医院赶到延安城里，进入中央交际处温暖而宽大的窑洞里，出席演剧三队为中央领导和机关干部举行的除夕文艺晚会。这时的光未然也早已由于《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曲的广泛传播而在延安享有盛誉。他站在煤油灯前，打着夹板的左臂用绷带吊在胸前，他用右手拿着胡志涛代他抄录的歌词，以他青春、热情、刚强的声音朗诵道：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当冼星海听了光未然的朗诵后，更是兴奋不已，几大步走上前去把词稿抓到手里，立即返回他居住的窑洞里，当晚就开始了谱曲……

有关冼星海《黄河大合唱》谱曲的故事，现在都说他用六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早在1961年春天我就听冯牧有过不同的说法。冯牧当时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央《解放日报》，在丁玲部下编副刊。解放战争中到四兵团任新华分社军事记者。解放后任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后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我们一般都沿袭部队时的称呼喊他“冯部长”。他对延安的情况熟悉，又长期是光未然的助手，肯定了解很多情况。当年他给我讲：

冼星海大年三十晚上拿回歌词后，在过年的三天内就初步谱完了。初四那天他就去和平医院唱给光未然听。光未然听后就直率地说，好像不是他们理想的那个音乐。他便当即给冼星海讲了吕梁山抗日游击区的所见所闻，讲了渡过黄河和观赏壶口激流的感受，甚至还哼起黄河船夫的号子，使冼星海较具体、较生动地获得了战区生活与黄河的韵律。冼星海听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浏览了一遍歌谱，当场就把曲稿撕了，他很乐意要重新谱曲。从二十里铺回城的途中，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去老乡家买了一只鸡，夫妇俩回窑洞饱餐一顿。冼星海大睡一觉，初五早上醒后便又开始了新曲的谱写。又是三天之后，光未然在和平医院倾听了冼星海的吟唱……

“啊，黄河，你是我们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

这正是光未然心中的歌声，音乐中的黄河，他忘了伤痛，异常高兴地伸出右手拥着冼星海，连声说：好，好，好极了！

如果说《五月的鲜花》是哀怨悲壮的歌曲，那么《黄河大合唱》则属于豪放雄壮的、大气磅礴的号角齐鸣之声了。这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放歌！

一个多月后的1939年4月13日，由演剧三队演唱、邬析零指挥的《黄河大合唱》正式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仍由光未然亲自登台朗诵。首场演唱获得巨大成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多次鼓掌。但由于演剧三队人数不多，难免缺乏宏大的气势。为了更好地体现《黄河大合唱》的本质音乐形象，那晚演出之后扩大了延安鲁艺师生加入合唱队伍。不但音乐系的师生，连中文系的冯牧、李纳等学生都参加进来了。一支由500人组成的合唱团，这在当时的延安已经是相当众多、规模庞大的队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在5月11日的晚上，由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举行了公开演出。这支精神素质、文化修养、音乐水平都很高的大合唱队伍在舞台上整整齐齐、英姿焕发地一站，他们以男声合唱、男声独唱、朗诵歌词、女声齐唱、男声对唱、女声独唱、男女声轮唱、混声合唱八种体裁不同的八首歌曲组成的大合唱，轰动了延安党政军文等各界领导和群众，使人们一听永难忘，久久地生活在、战斗在《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中。

历史的记录

《黄河大合唱》的歌声起于延安，传自延安。60多年来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曾经有多少人延续着延安的歌声，唱过多少遍《黄河大合唱》，那是无法统计的。但历史却记载一些特别重要的演唱活动：

1940年八九月间，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孩子剧团在重庆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1940年12月15日，在皖南事变前夜，由国际反侵略运动分会主持，重庆各文化团体联合在山城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光未然曾经收到过一本黄皮本的英译《黄河大合唱》演出本，是华侨爱国团体在美各地演唱的证书，英译歌词译得相当流畅，可惜这个本子后来丢失了；

1942年2月，由光未然担任总领队的缅甸华侨青年战工队（文工团）在去缅甸各地，包括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进行反法西斯文艺宣传演出时，压轴的节目总是李凌、赵沨排练指挥的《黄河大合唱》；

1945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正式成立的庆祝大会上，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了宋庆龄提供的英译本《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

1947年11月16日，在香港中央大戏院，由香港歌协主办，港九音乐界举行的“纪念冼星海先生音乐会”上，中华音乐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1948年1月，以台湾台北市省立师范学院礼堂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由师范附中合唱队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1955年五六月间，为纪念冼星海逝世10周年，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黄河大合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音乐电影；

1956年10月，在莫斯科，由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交响乐队用俄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1964年，在日本神户，由日本劳动者业余团体用日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其中《黄河大合唱》中的“鬼子”一词也照译不误，只是在演出说明书上作注：“鬼子是指日本军国主义。”演出后日本朋友还给光未然寄来了录音磁带。

1983年6月4日，由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合唱团，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办的“交响乐之夜”的音乐会上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1986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东西汇”黄河交响音乐会上，由三藩市歌剧院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1995年8月25日，在美国纽约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抗战音乐会”上，由中、美两国21个合唱团联合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1995年10月，在广州天河体育馆为纪念冼星海诞辰90周年而举办的“黄河魂”音乐会上，由广东省专业和业余的合唱团共15000人联合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一次大合唱了；

1999年5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由首都专业和业余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的纪念大会，距延安1939年5月11日举行的《黄河大合唱》演唱会正好是60周年；当年在延安作曲和指挥《黄河大合唱》的冼星海早已逝世54年了。只有词作者光未然不但出席了当年延安举行的演唱大会，也出席了这次在北京举行的演唱大会。在前者的演唱会上他是26岁的青年，在后者的演唱会上他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虽然岁月沧桑，但不变的是《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依然在光未然的胸中激荡，依然在鼓舞着海内外的中华子孙。这是光未然的光荣，黄河的光荣，《黄河大合唱》的光荣。我不知道，有哪一部“大合唱”能够像《黄河大合唱》这样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选择而传之久远！

当2002年2月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光未然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北京的友人打电话告诉我：那天，光未然安卧在鲜花丛中，让人想起那首不朽的歌曲《五月的鲜花》；灵堂里没有哀乐，只有《黄河大合唱》在为他送行……

《黄河大合唱》的生命属于光未然；光未然的生命也属于《黄河大合唱》。

黄河是永远的河流。《黄河大合唱》是永远的歌声。光未然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他的灵魂，将在黄河的奔腾和《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中永生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