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到敌人后方去》的赵启海

王少明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疯狂地侵占了我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由北平流亡学生革命青年诗人赵启海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的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武汉唱响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很快从城市流传到祖国各地，从抗日前线深入到敌后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战到底的斗志。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赵启海1914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3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他立志做一名自然科学家，渴望科学救国；但当时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后垂涎华北，国难当头，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运动。启海与同学们手挽手，毅然投身于示威游行的行列，不惧大刀水龙，与宋哲元的军警展开生死搏斗。1936年，他毫不迟疑地参加了北师大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救亡歌咏团，并负责领导歌咏团高唱革命歌曲。当年夏天，在西山夏令营期间，他曾领导组织樱桃沟两万名学生大合唱，参与组织者还有同学浦安修、陈哲民等。他们高唱着“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枪口对外歌》《毕业歌》的雄壮歌声震撼云霄。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北平告急，高等院校同学被迫策划南下。启海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了“北平学生流亡剧团”，团员有崔嵬、张瑞芳、徐烽等。当时崔嵬、张瑞芳负责演剧，而赵启海负责歌咏。从北平、天津南下，直到南京，每到一城，他们立即开展抗日宣传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次在南京街头演出时，赵启海高唱“松花江上”，歌中唱出东北沦陷人民失去故乡流亡的悲怆，凄楚动人，使周围的群众都沉浸在强烈的悲痛之中，就连在路边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满含热泪。当局有恐于强大的抗日宣传热潮，竟以街头演出有碍治安的罪名，将演出人员关进拘留所。所幸在被扣押一周后，经邵力子先生出面保释，才得以出狱，但他们并没有被压倒，仍然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当年秋天，他们到达武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田汉和洪深领导下的艺术宣传处美术音乐科工作，从事抗日宣传和训练演剧队的歌咏等。1938年初，他们在武昌组织了“武昌青年救国会”，相继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就在这时赵启海与刚刚从苏联回到武汉的音乐家冼星海相识，并与冼星海、张曙等一同开展群众性的歌咏宣传工作，他们不辞劳累地奔走于武汉三镇，忙于教唱和指挥，在城镇和近郊农村到处响彻着抗日救亡的雄壮歌声。

创作《到敌人后方去》

日寇侵袭、山河破碎使赵启海和冼星海两个来自北京和澳门的爱国青年走到了一起，用抗日歌曲做武器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和鼓舞士气，是他俩共同的目的和心声。于是，他俩携手一起进行音乐创作，共同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歌咏宣传队伍中。

冼星海在和赵启海的交往中，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冼星海在介绍启海结识音乐家李凌时说：“启海这位朋友，忠诚、热心群众工作，和群众特别友好，有这样的朋友合作，事情好办得多。”1938年他们在重庆相逢，即密切合作，成立新音乐社，并与赵沨等保持联系，积极筹备出版《新音乐》月刊。在与星海一同战斗中，他受到了星海的很多教诲和影响。启海曾在回忆与星海的合作时谈道：“他是老大哥，我是小弟弟，我写词，他作曲。”两人的合作琴瑟和谐。至今广为流传的《到敌人后方去》的抗日歌曲，就是这个时期他俩共同创作的。

这首歌曲是在大敌当前、国民危急的时刻，党中央号召全民积极投入抗战，到敌人后方去，坚持抗战到底的时代背景下创作的。

据悉，1938年9月1日，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对第三厅所属的演剧队全体人员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时，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而日寇直逼武汉，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要求大家应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且强调指出要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群众工作，扩大实力，认识抗战到底的重要性。在这次形势报告的指引和启示下，启海领悟到党的决策，也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满怀激情地写出：“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个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阀不集中……到处有我们游击队，到处都有我们好弟兄……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歌词简洁有力、激昂振奋，充满战斗力，号召民众团结一心奋起抗战。冼星海看到歌词后非常兴奋，热血沸腾，如战鼓在耳边敲响，他立即动手谱曲，随之创作出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的乐曲。在战时移动演剧等九队练唱后，由于歌词通俗易记，歌曲又流畅上口，很快《到敌人后方去》这首战斗的歌曲就从武汉流传到祖国各地，并深入到敌后根据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后被选录于《抗战名曲100首》等歌曲集里。当时，启海的另一首歌词《祖国的孩子们》，也是由冼星海谱曲。这首歌也同样迅速地流传到四面八方，成为群众所喜爱的抗日歌曲。

冼星海和桂涛声创作的那首著名的歌曲《在太行山上》在武汉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演出。观众大声喝彩，要求再唱，此后这首歌也传遍全国各地。

1938年初，我和湖北省立武昌九中的同班同学严良堃（现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尹卜骅及女中的学生王瑞云等参加武汉青年救国会歌咏团时，有幸在冼星海、张曙、赵启海的指挥教唱下，学唱了许多抗战歌曲，如《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等。记得冼星海教唱新歌时，由于他浓重的广东口音，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武汉的小青年都听不懂，还是由赵启海代为讲解教唱，他当时那热情奔放、淳厚高亢的歌声，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由于启海教唱得耐心仔细，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一批抗战歌曲，随之，便立即奔赴城区、郊区农村宣传全民抗战。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时八路军已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新华日报》也在这里创刊了。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当时也在武汉，音乐界的很多有名望的同志也逐渐集中到了武汉，使武汉的歌咏活动得到了蓬勃发展……终于在1938年1月17日在汉口成立了全国歌咏协会。协会的14位筹备委员中有冼星海、盛家伦、刘雪庵、赵启海等。该协会的组成，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不断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周总理的鼓舞和鞭策

1939年10月，赵启海随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电影流动放映队，到西北各省军队进行抗日宣传教育。中制厂还沿途拍摄大型纪录影片《民族万岁》的部分资料。当他们从兰州到达青海省西宁时，与在当地民间采风多年的音乐家王洛宾相遇。当王洛宾见到曾与冼星海共同创作《到敌人后方去》、与张曙合创《丈夫去当兵》等抗战歌曲的赵启海时，非常激动。两个音乐家和电影导演郑君里在骡马客店的大炕上促膝交谈，竟聊至深夜。王洛宾与赵启海满怀激情地交流彼此民歌采风和创作歌曲的收获，边谈边唱，激动不已，郑君里急忙请启海速记曲谱，以便带回重庆编入纪录片里。此后，赵启海把王洛宾整理的那些优美动听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西北民歌唱到重庆，随之又带到祖国各地，并传唱到了海外。当时他在重庆领导着几个歌咏团，还创办了重庆合唱团，1940年底该团第一次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其中“河边对口曲”一段就是赵启海和赵定葆演唱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引起很大轰动。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同志对启海的抗日宣传工作情况十分关心，曾在曾家岩50号与他长谈，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令他终生难忘，也更加坚定了他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决心。事隔几十年后，我们才得知，重庆的抗日宣传歌咏活动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我党直接领导的，而赵启海当时已由一名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1940年秋，他考入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声乐系，主攻声乐，辅以作曲。1942年转学到成都，又进入华西坝金陵大学文学院经济系学习，但他为了继续搞声乐，同时还从师蔡绍序继续学习音乐。

20世纪40年代初，赵启海是我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的同窗学长，与他的交往使我受益匪浅。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重庆国共谈判协议，再次挑起内战，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内战示威的大游行，金陵大学等院校的同学都踊跃加入示威行列，我们又一起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60多年前艰难岁月的亲身经历现在还如同电影一样一幅幅地展现在眼前，尤其是当年启海激昂高唱抗战歌曲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海外赤子难忘抗战歌

1946年，赵启海从金陵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时逢教育部举办留学美国自费生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1947年秋，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后，就一直漂泊海外。从1960年至1988年他先后在美国多所学院任经济学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异常兴奋，立志学成归国报效祖国。从1955年开始他曾几次计划回国定居，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从1974年开始他先后多次回国探亲访友到大学讲学，更加深了他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赵启海在美国参加中国留学生晚会以及朋友聚会时曾多次高唱爱国歌曲。1985年春，我驻美国大使馆举行欢送章文晋大使离任回国的联欢会上，启海满头银发，即席高唱抗日歌曲。歌声依旧那么嘹亮，那么雄浑有力，高亢的歌声使全体与会者不约而同地与他齐声合唱。

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西北民歌，首先传唱到联合国各国代表面前的，即赵启海那声情并茂的歌声，也由此使我国的这些浓郁风格的西北民歌在美国广为流传。

1986年，启海回国探亲访友，我们又欢聚在北京，当时他已患老年遗忘症，但和我谈起抗战时期大唱抗战歌曲的往事，却如数家珍。他的左手紧握着我的手，右手在空中用力挥舞，动情地高歌，仿佛又回到抗日烽火的岁月之中。他仍是那样豪情满怀、昂然激情，几十年前的抗日歌曲在他心中一直回荡。身为一个海外赤子，悠悠我心，他却总是难忘祖国的抗日歌。

几年前的一次聚会上，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曾向我们披露，早在1939—1940年初，她就与赵启海开始接触。据她所知，1935年启海在就读北师大期间，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运动中已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从武汉转到重庆后，张颖成了启海的组织关系联系人，一直在关注着他。当时重庆的群众抗战歌咏运动是很活跃的，周恩来同志经常见到启海，对白区的音乐工作有很多指示，实际上重庆的歌咏运动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启海在艰难的条件下，积极贯彻党的指示，大力开展蒋管区的群众性歌咏运动。20世纪40年代初，启海去成都读书后就与张颖失去了联系。时隔30多年，1973年，章文晋奉派出任首位中国驻加拿大全权大使，张颖任公使参赞，前往加拿大赴任。赵启海、张先华夫妇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此信息，如获至宝，便立即快信与章文晋大使夫妇取得联系。启海接到回信后，马上和夫人先华从美国赶到加拿大，抗日战争期间在一起工作并肩战斗的深厚情谊、紧密关系怎能忘却，久别重逢，欢喜万分。从此，我们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也和他有了联系。1974年中美尚未建交，启海是从我驻加拿大大使馆办妥的签证，如愿回国探望。

1983年章文晋出任我驻美大使，张颖调任参赞，常驻华盛顿。每逢国庆节，我驻美使馆举办庆祝活动时，启海都要带上夫人和一些朋友驱车八个多小时赶去参加共同欢庆。有时章大使弹琴伴奏，启海引吭高歌，抒发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令在场华人无不动容。

赵启海是一位教授、学者、诗人，还是擅长创作的歌者。遗憾的是他身在异乡，一直没能实现回归祖国的夙愿，于2003年在美病逝。虽然他和冼星海都已不在世了，但那首振奋人心的抗战名曲《到敌人后方去》将会永远流传，永远传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