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确保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得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在国际文化体系中瓦解，国际文化关系的均衡被打破了。当今世界性的文化重大转折是：国际军事与经济技术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家“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对此不可不察。每个主权国家应该重视对自己行使主权的范围进行限制，共同达成并服从更多的国际制度安排。世界文化应该是包容众多特殊性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允许多元发展的文化生态平衡模式。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威胁和破坏着世界文化生态平衡，世界文化以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挤压和吞噬为特征，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文化秩序。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改变以冷战为主题而形成的世界文化秩序，在新的国际文化关系格局的巨大变动中实现重建，才能确保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这里涉及维护文化安全的价值立场，文化安全是为了什么终极目的？国际社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以及评判尺度和方法？

一 国际文化关系格局正沿着文化产业这条中轴线充分展开

国际文化关系的变动，使得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前一直未加充分注意的领域，即文化产品及其市场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秩序重建的关键性因素，而在这一领域，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舆论宣传与理论研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整个观念形态上，对于文化及其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一领域，当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在尝试着“文化市场”、“文化商品”的时候，率先出来反对的并不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考虑，而是知识界的学术性批判。“大众文化”被作为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概念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被提了出来。因此，当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秩序重建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国际文化关系格局正沿着文化产业这条中轴线充分展开的时候，如何科学地认识、分析和判断文化产业所构成的力量在世界文化秩序重建中的权重，自然地成为当代中国在处理国际文化关系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具有国家文化战略需求的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已成为一种文化形态，一种文化语境。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中国的文化产业如何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中把高技术与高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把握由技术变革驱动的全球化所提供的巨大机遇。倘若不能站在文化战略的制高点上，与现代高新技术发展同步的层面上推进文化及其产业的发展，要想全面发展自己的现代文化，并在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中拥有一定的优势，难度很大。因此，中国的文化产业必须要迎接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市场化带来的挑战，而又不造成对当代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损害，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目的。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推进国家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的同时，推进和实施国家文化产业战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竞争，建立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用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式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历史要求。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自由流动，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在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中实现全球流动，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信息的自由传播使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边界被消解，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威胁和挑战，这就使得全球化最终将不仅是经济战略问题，而且也是文化战略问题。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利用其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对其他弱势文化的渗透、控制和强行“市场准入”，而中国逐步兑现“入世”的承诺与文化市场的开放，使得尚不成熟的中国文化市场和弱势的文化产业，一下子暴露在世界文化市场和强势文化产业面前。由技术力量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根本性转折，它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构成和创造财富的手段。文化形态随着技术变革而发生飞速的变化。

全球化给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带来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西方发达国家挟综合实力、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加上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格局，在全球化中得到更多利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决定了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的应对、被动地位。全球化犹如现代化一样，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不同程度地带有为摆脱被动地位而向西方学习、适应的性质。由于经济和科技上的弱势，从未来长远利益出发，有时不得不以牺牲某些局部利益为代价。当然，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并非只是消极应对，而有其长处和优势。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有利时机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进取地参与国际竞争，在认清世界潮流的前提下主动融入现代文明主流。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紧紧抓住全球化时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抓住全球化机遇，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机制，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的高效率的竞争优势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扬长避短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又要确保国家文化安全，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的根本冲突将不是以意识形态或以经济为主，人类的重大纷争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或文明。民族国家虽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有力量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跨越国家疆界、信仰不同宗教、分别属于不同文化的民族和族群之间，文明冲突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战场。美国政府调整了它的全球文化战略。美国借各种国际组织机构，从联合国到各种地区组织，利用国际规范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不断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达到操控的目的，为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服务。中国文化产业在新的国际文化秩序的重建中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发挥重要的作用。

认为全球化在文化上的必然后果是西方文化完全同化、吞噬非西方文化，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者制造的全球化话语霸权的有意误导，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西方全球化霸权的拒斥而表现出的忧虑。全球化确实会带来某些文化内容的全球认同。由于文化交流的日益紧密，人类在某些价值领域，譬如尊重人权、保护生态环境、恪守全球伦理等方面，达成共识是完全可能，非常必要的。问题在于，西方中心主义主张的强势文化支配、吞噬其他弱势文化，建立文化霸权以推行文化殖民，目的在于获得经济、政治权益，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世界。文化霸权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体现的是文化主体之间的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是当代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的不平等格局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也是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所散布的“全球化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世界文化融合，也加剧了国家文化秩序的新变动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是维护我们国家文化安全的手段之一，是主动的“防御”。

二 中国在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中寻求新的平衡

如果说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既有挑战又有机遇，那么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更多是挑战和冲击。文化领域的国家综合实力，并不直接表现为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但它关系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并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文化对于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群体的统一意志、确立集体目标、实施社会动员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诚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物质因素的作用在上升，精神、道德、意识形态等因素与经济因素相比，其作用确实在减弱。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各种摩擦和纠纷，说到底也就是不同国家之间围绕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和斗争。因此，从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计，我们必须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一样，一方面要关注全球化进程在文化领域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与时俱进，以开拓进取的心态促进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更新，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全球化对文化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和挑战。全球化一方面加速了国际市场的开拓和跨国资本的流动，使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联系日益加强，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促使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竞争更加激烈，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其社会管理职能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日益强化的趋势。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从国际战略的高度，从国际文化力量对比的高度，全面提升文化在整个国家战略中的战略地位；在本国范围内，把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从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高度，明确文化建设在国家整体战略系统中的定位，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了“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规划和制定中国新一轮发展时，建立起的一个非常宽广和开阔的视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两大途径和存在两大形态，这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史上是个突破，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可以是文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且也可以是文化的经济形态方面的，即文化产业方面的。过去，我们只强调文化的思想内容建设，关注文化的思想内容建设对于人和社会的作用，很少或者根本就忽视了文化的思想内容作用于人和社会的方式与途径。因此，我国的文化政策体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主要是围绕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轴心来建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文化本身的经济形态和运动方式，没有成为我国制定文化政策的出发点，造成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文化政策的单向度发展。“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提出，不仅在观念和理论层面上是新的，而且在政策层面上要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的政策体系。

当前，文化产业发展已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不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扮演重要角色，超越了对于文化社会功能的狭隘理解，全面展现文化在拉动内需、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全部丰富性。在当代社会，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已经到了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文化存在方式去抽象地谈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在今天，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都只有获得它的当代形态，通过并借助于文化产业这样的媒介系统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存在和有效传播。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科学论断，克服了把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消除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政策鸿沟，从而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够生动地体现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中，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供一种产业动力机制，从而使文化与经济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

中央和地方文化产业整体规划和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深圳、宁波、山西、云南等全国各省市在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文化产业建设成当地的支柱产业作为战略目标。文化产业对地区经济和综合竞争力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将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东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态势存在着被进一步拉大的可能性，地方保护主义在地方战略利益的驱动下，将会以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出现。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对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发挥指导性作用，同时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自主性选择倾向将更加明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在服务贸易领域里的承诺，以及国际文化产业集团在WTO的原则框架范围内获准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在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多重挑战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产业全面竞争态势的形成推波助澜。传媒产业的竞争，以信息产业带动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将成为提升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的主要趋势。传统文化产业比重过大的问题将在文化产业结构的数字化提升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关于各类“标准”的竞争，将成为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竞争。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将垄断中国的数字文化产业。中国文化产业的硬件竞争将转移到更为决定生存与发展命运的软的“芯片”与“标准”之争。以政府为第一推动力组建的各种形式和各种类型的文化产业集团，将进入新一轮重组和并购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将得到实质性的发挥，原有的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和许可证制度，将逐步在文化市场的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

文化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中国“入世”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WTO规则框架下的宽范围和多领域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扩大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将成为引领中国文化产品、文化企业、文化产业集团走向世界市场，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重要措施，以媒体产业的相互准入代理和以版权贸易为核心内容的对外文化贸易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主导产品，文化贸易逆差的克服将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增值提供一个巨大空间，新的主导型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将成为影响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在文化愈加开放的条件下，社会资本与国际资本将多渠道、多形式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区域。以金融资本为主力的多种资本形态参与中国文化产业竞争，介入中国文化产业变革，特别是广电体制和传媒产业的变革，将成为影响中国文化产业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巨大资本缺口使得上一轮以政府为第一推动力的资源整合，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航空母舰”的发展模式遭遇巨大挑战。社会资本、国际资本同台竞争中国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巨大缺口，将引发文化金融资本市场的空前竞争。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的综合文化产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而非以行政隶属关系为纽带，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真正组织形式。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政策将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投向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信息业、咨询业等。这些产业资本结构的深层的全面变动，将给文化产业的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的双向效应基本形成。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将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营造更有效率的文化市场环境上来。建立公开、透明、非歧视的文化市场准入机制，和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在依法整治文化市场秩序的同时，进一步放开文化市场的准入宽度，建立起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依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70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56，第35页。

[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59页。

[4]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361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45页。

[6]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45～46页。

[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46页。

[8]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