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 张小平
- 2701字
- 2020-12-10 18:52:33
第二节 文化安全何以成为时代命题
文化安全已经成为继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之后的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为一个国家提供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文化安全构成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
一 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力: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
由于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与政治、经济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和复杂多样,政治和经济安全问题在许多领域里常常又同时是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这就使得国家文化安全具有新的历史时代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里的安全问题,都会成为构成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都会诱发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发生。亨廷顿预言:“……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4]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使得文化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密切相关,政治权力正越来越明显地发生“文化转向”,而文化研究建立在对政治的新理解与对权力的新定义之上,也正在发生“政治转向”。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渗透日渐加深。
从历史上来看,所谓文化交流与冲突的总趋势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殖民过程。这种殖民过程大体分为武力殖民、经济殖民与文化殖民三个阶段。文化殖民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对非西方国家推行所谓普世价值观进而获取全球“话语霸权”的行为。尤其是一贯自认为“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三权分立等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从而形成所谓的“普世文明”概念。苏联解体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更加相信这一思想的普遍适用性。
二 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
全球化并非全球利益由不同国家、民族共享,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国家、民族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博弈。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作为“高势能文化”总是幻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5],苏联的解体曾一度使西方人对此更为确信。然而,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未统一在“普世文明”的神圣光环下,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日益加剧。面对西方“高势能文化”的威胁,作为“低势能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文化焦虑之中。这种论点实际上只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企图,或者是东方国家的一个担忧。请看亨廷顿描述的如下场景:“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6]亨廷顿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如下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人们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讯。”[7]由于影视产品本身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包含、携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所以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影视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对“低势能文化”国家的文化的威胁,不仅取决于传者传播了什么,还取决于受者的类型以及他是如何接收的,也就是取决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这一情况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是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普遍兴趣,第二是受利益驱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的目的的能力。”[8]总之,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使得文化安全问题备受国际关注,并与“普世文明”的传说联系在一起。
三 文化安全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
文化霸权不仅对我国是一种威胁,对所有的弱势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对发达国家也构成威胁。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除了推行文化霸权的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其余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立场、文化命运基本相同。反对和抵制文化霸权、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维护世界文化生态平衡,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在弘扬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共同反对和抵制文化霸权,形成多元发展的世界文化格局,建立起尊重和保护国家文化主权及世界文化多样性、倡导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向人类文明进步的国际文化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最终消除文化霸权,根本上确保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
世界文化多样性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各种文化都能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只有世界各民族自由地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实现世界各民族之间平等的文化交流,才有真正的世界各民族平等,才有实现文化权利的基础。维护自身文化的特性,保障国家文化主权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权利。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视听影视属于娱乐产业为由要求将其文化产品列入关贸总协定,但遭到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强烈反对。法国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以其保持法兰西民族精神家园,率先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以抵制美国的文化倾销。1992年,欧盟认同法国的“文化例外”概念,并确定了“文化例外”的六条标准。1993年,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提出“文化例外”的主张,认为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一样流通。法国与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了美国“关于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配额限制的自由贸易”的要求。1994年,印度、印尼等国在新德里召开了15国首脑会议,共商防止西方文化渗透的对策。1996年5月,在南非召开的“信息社会与发展”大会上,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代表强调要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保持全世界各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31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草案)。这标志着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全人类已经达成共识。指出:“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和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证之一”。世界各国在人类文化未来走向问题上,经历和完成了一个从“文化例外”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转变过程。
凭借技术优势形成的文化霸权破坏世界文化多样性,导致全球文化同质化趋势,给当代世界各国处在不同发展历史阶段的各民族文化以及各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造成了严重灾难。文化霸权主张按照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打造国际主流文化,在文化传播中垄断信息技术标准,推行日益趋同的文化价值标准和“普世文化”。他们借助高科技手段武装传播媒体,使许多民族文化和传统民间艺术行业衰落下去。文化霸权产生的经济根源,是世界文化市场的利益驱动,产生的技术基础是当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政治根源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这种趋势已经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警惕和抵制。反对和抵制文化霸权,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已成为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呼声,文化多元化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