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存在三大内在结构性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制约和阻碍着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中韩关系内在结构性矛盾之一，是如何处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美韩战略同盟关系。韩国对中、美两个大国分别实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同盟关系两种战略层面不同的关系，必然会影响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对于韩国来说，美韩同盟是第一位的，是其整个外交政策的基石，美韩之间已建立了60年的战略同盟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长期考验，其共同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核不扩散利益、意识形态利益和国际战略利益等，美国是韩国安全的主要保障者。^[6]韩国优先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韩国的主要利益集团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崛起给韩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变韩国人的地缘政治观。^[7]这是韩国确定不移的外交战略方针，中韩关系则是处于第二位的。同时，中美之间也存在着“上升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常常将其卷入其中。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宣称仿照欧洲模式，在亚洲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韩国是美国主导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伙伴国；美国在中国周边增设军事基地，加强部署攻击型潜艇和制空战斗机、远程无人侦察机，韩国是美国重点强化的传统军事基地国家；美日韩联手，主张采用制裁、军演、期盼朝鲜“突变”，甚至出动航母等手段，威压朝鲜弃核，与中国主张的以和平对话解决争端、维系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针大相径庭，韩国是美国的重要助手和同伴。^[8]在韩国安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情况下，韩国的外交政策不能不受到美国的制约和影响。韩国夹在中美之间，左右为难，“美国是韩国的‘战略同盟’，而中国则是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但韩国在两者之间没有找到生存空间，并表现得惊慌失措”。^[9]2011年9月7日，时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金星焕发表谈话称，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择其一，对韩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最为严峻的考验，无异于一场“噩梦”。^[10]把韩国面临的外交困境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韩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一直都在“亲美”与“亲华”之间徘徊，如何处理或者平衡好两者的关系，是韩国外交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之一。

在朝鲜半岛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安全合作体系，中国、俄罗斯等国主张多边安全合作，认为参与合作的每一方都应该是平等友好的，不赞成并认美韩同盟、美日同盟为冷战时期的遗留产物，但鉴于现实情况，又不得不“兼容”美国的双边同盟合作体系；美国则坚持双边同盟合作体系，主张以此为基础，兼容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两种安全合作体系虽然互相“兼容”，但其基础和侧重点是不同的。在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两种安全合作体系的“兼容共存”，将是东亚国际关系和安全格局的主要特征，也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推行提供了可能性。^[11]韩国处于两种安全合作体系之间，而且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为此，需要有更多的独立决策能力，保持自身在两者间的平衡，既与美国又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才能确保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健全和发展。任何倒向一边的政策，都会使韩国的战略决策失衡，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受损。

李明博政府与前任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在对美、对华政策上表现了不同的趋向，反映出韩国政府在平衡两对双边关系中的不同做法。在金大中、卢武铉时期，韩国社会的反美主义情绪有所高涨，韩国外交一度出现“亲近中国，疏远美国，冷冻日本”的走向。^[12]李明博则在竞选总统时，提出了对美外交占50%、对华外交占20%的主张，引起中方的非议。然而，该主张在其执政期间并未认真执行，而是主动在首次访问中国时提出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议，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响应。但从总体说，韩国在外交政策上更多偏向美国，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韩国在引入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黄海示威、强化美韩军事合作以及密切美日韩军事关系等问题上，更多倒向美国，较少考虑中国的安全关切，这是中韩关系出现波动、反复的根本原因。不仅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在国内广受批评，其对华政策也引起国内不小的争议，可以期待，在韩国总统换届之后，韩国政府的对美、对华政策都会有所调整，将会更好地实现对美、对华政策的平衡，这将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发展。^[13]

中韩关系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之二，是如何处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朝友好互助关系。韩朝关系得到缓和与改善，中韩关系就会顺利发展；反之，如果韩朝关系出现波折和冲突，中韩关系也必然会受到影响。目前，美朝、韩朝关系在理论上尚处于停战状态，互相之间发生波折与冲突是一个常态性的问题。每当韩朝发生冲突之时，中国的对韩外交和韩国的对华外交都会受到考验和冲击。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始终处于“缓和”与“强硬”的徘徊之中。如何处理韩朝关系是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难题之一。

要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提升，需要中国采取有力的行动，将朝鲜视为一个正常的友好邻邦。实际上，中朝之间虽然保持着友好互助合作关系，《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带有军事合作的条款，但中朝之间同时也存在许多的重要分歧。冷战结束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观念和战略利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朝鲜却依然恪守着传统方针不变，导致双方发生一系列的分歧和差异：同盟关系模糊化——中朝同盟关系变化为亦友非友的关系，中国对于朝鲜来说，既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和主要援助国家，又存在各种分歧，是需要时常“提防”的朋友；国际规则差别化——中国承认既有的国际体系与规则，追求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朝鲜则退出核不扩散机制，挑战既有的国际规则；发展道路异样化——虽然金正日来过中国7次，却并未推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改革走走停停，强调的仍是朝鲜特色的“先军政治”和以集中的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主体”社会主义道路；经济援助市场化——朝鲜接受社会主义阵营无偿国际援助的历史惯性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对外援助中实行的市场经济原则，有着较大的差距；南北政策平衡化——中国改变对朝“一边倒”政策，对朝鲜半岛实行南北平衡政策，不为朝鲜所赞成；朝核问题对抗化——朝鲜的有核战略目标与中国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原则立场难以兼容，朝鲜期待中国支持其有核政策，中国却参加联合国对朝核试验制裁，双方立场甚至有对立化的可能。中国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消除中朝间的战略分歧，说服朝鲜弃核，实行改革和开放，推动朝鲜融入国际社会，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安全和发展问题。韩国也不应以美韩同盟关系的逻辑来看待和要求中国处理中朝之间的复杂关系，韩国不能简单地认为朝鲜会完全听从中国的意见，就像韩国在战略问题上服从美国、没有独立决策权一样。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双边关系。韩国应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中朝关系的战略调整，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改变传统的冷战思维，停止或逐步减弱美韩军演，对朝鲜实行友善政策，从根本上缓和朝鲜半岛局势，与中国共同推动朝鲜的经济改革，使其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相反。这既符合中国和朝鲜的利益，也符合韩国的利益。

同时，还需要韩国自身妥善处理对朝关系问题。如果朝鲜半岛能够进入常规和和平的发展轨道，则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出现大规模冲突和争执，则必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受损。如“阳光政策”时期，韩朝元首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双边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使中韩两国对于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朝核问题的共识，甚至多于美韩同盟国之间，双方在六方会谈中实现了密切的合作；而李明博政府时期，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出现的冲突和争执越来越多，使中韩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中国不能接受任何使半岛局势紧张加剧的做法，不赞成使用大规模军演和加剧军事对抗的办法，更加反对采用颠覆政权、期待朝鲜“突变”的非常手段等对待朝鲜。因此，争取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停战机制向和平机制的转变，应是中韩两国共同的努力目标，也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背景和政治条件。

中韩关系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之三，是如何处理中韩之间互相认知的“错位”。在中韩两国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容易产生相互认知的“错位”，中韩民间产生的互相不满情绪是在双方交流过程中对对方幻想破灭而发生的现象。中韩建交之初，中国人为韩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和成功发展模式所震惊，中国经济对韩依存度大增，钦佩、学习甚至仿照，成为中国人对韩认知的主流；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韩国出现金融危机，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况，韩国经济对华依存度增大，中国人对韩国的圆满印象开始变化。韩国人对中国认识亦然，从开始的为韩国资本、企业大举进军中国市场、成为推动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欢欣鼓舞，逐渐转变为恐惧中国的高速发展会成为韩国的竞争对手，疑惧心情油然而生，成为导致双方民间感情变化的根源。^[14]

中韩互相认知的“错位”还表现在历史问题上。建交之初，双方曾为两国历史文化联系之久远、互相影响之深刻而津津乐道，曾得到中国朝野支援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成为“显学”，得到双方学者的重视。然而，随着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先是韩国一批歪曲历史真实面貌、显现盲目自大心理的历史小说问世，激起中国一些学者的愤恨；随后又出现韩国对于中国东北工程的曲解以及历史问题等争执，韩国人对华误解日深，中韩文化交流史研究和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不再为人重视，某些历史问题争执上升为研究主流。虽然两国政府及时就此达成共识，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但事态似乎并未完全平息。历史问题争执依然时隐时现，成为双方民间关系出现波折的又一原因。

再如朝鲜核问题。中韩曾经为推动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南北关系的发展以及六方会谈进行了共同努力，两国在六方会谈中曾经是观点最为接近的友好国家，双方互相支持和帮助，推动朝鲜核问题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随着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韩国人对于中朝关系也开始采取矛盾态度，既希望中国加强对朝支援，说服和推动朝鲜弃核和改革开放，同时又担心中国在朝鲜的经济势力过大，影响其政治经济利益，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也对双边的民间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网络上流传的各种怪论和假新闻，双方媒体不负责任的随意刊载，也对扩大两国互相认知的“错位”起了不良的作用。

所有这些互相认知的“错位”，都是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进过程中发生的，在近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中韩两国应该在互相认知方面正确定位。韩国需要适应和认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会成为韩国的威胁，或影响韩国未来的生存。韩国可以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获取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起飞中，韩国是中国最大的外部受益者之一。中国也需要正确认知韩国在东亚和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中国在许多方面与韩国存在不小的差距，应虚心地向韩国学习，以一种健全的、大度的大国心态，理解周边邻国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可能形成的不适心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作为使中韩关系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以取得双赢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