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视新兴媒体

社会舆论既可促进社会发展、造福人类，又可影响政治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新兴媒体的崛起，使社会舆论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

（一）影响事件走向

一是能够改变事件的进程。司法审判，有着严格的程序和时限。从理论上讲，不管多大案件、多大冤情，也不管涉及什么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办事。但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有时必须进行变通。比如，药家鑫案，在全国掀起了巨大的舆论狂潮。

二是能够异化事件的性质。按照法律，司法案件应该就事论事、直接客观。但有时因为媒体的介入，公众情绪的推动，形成的社会影响，会背离案件本身。比如，著名的“我爸是李刚”事件，本是一起典型的汽车肇事刑事案件。就是因为一句“我爸是李刚”的传言，迅速异化为一起“仇官”性质的新闻舆论事件。

三是能够影响司法的判决。从理论上讲，司法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从客观现实来看，在特殊情况下，法律有时顶不住舆论的压力。最具典型性的，就是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

四是能够推动制度的创新。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于社会公众普遍认可和共同遵守。如果媒体和公众，群起而质疑甚至攻击某项制度，那么，就很可能会动摇这项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可能终结这项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03年3月17日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开始只有广东《南方都市报》一家报道，随后，新浪网、搜狐网、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跟进转载，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最后，终结了国家实行20多年的收容政策。

（二）足以颠覆政府

网络传播，使动员社会力量更加容易、更加便利。有时，新兴媒体能够轻而易举地颠覆政府。从西亚、北非动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互联网的强大社会动员力。

以突尼斯政府垮台事件为例。2010年底，“维基解密”网站揭露突尼斯官员腐败的绝密外交文件发布后，引起了一位网名为“阿里”的突尼斯网友的高度关注。“阿里”通过互联网，将分布在突尼斯全国各地的14名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15人新闻组，密切跟踪并广泛传播相关内容。这些年轻人或通过网络寻找新闻线索，或者亲赴各地采集新闻报道，然后将有关新闻和自己的观点发布到互联网上。当突尼斯政府对互联网实施严厉管制之时，他们运用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网络新技术，不断建立新的交流平台，始终保持与全国乃至全球网友的联系，使总统家族的奢华生活和政府的贪污腐败广为传播，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中，激起了国人的愤怒。2010年12月17日，政府执法人员粗暴对待一位水果小贩，并致其死亡。新闻组的年轻人充分利用互联网，每天在电脑前工作15个小时，动员社会力量，抗议政府，成功地将虚拟社会中的愤怒，引到了现实社会，并迅速转化为激烈的抗议行动，形成大规模社会骚乱，造成多人伤亡。几天之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亡沙特阿拉伯。整个事件前后只有29天，新闻组的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26岁。由突尼斯的一个小贩自焚开始的西亚、北非政治动荡，至今导致了6个国家元首下台。

（三）诱发社会动荡

近年来，伊朗、英国、巴黎骚乱以及华尔街抗议事件、西亚北非政局动荡等，显示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网站的组织动员能力越来越大，令一向标榜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有苦难言。

在我国，利益分化、需求分散带来受众分层化，影响了面向全体受众的主流媒体进行传播的精准度和传播效果。与此同时，一些特定的社会事件，如征地、拆迁、国企改制、城市管理、环境污染、交通肇事、涉法涉诉案件等，如果被抹上“官”、“富”、“警”等特定色彩，立即能够聚合起一大批非直接利益攸关者，短时间内形成舆论强势。上访、上网、上街。如最近发生在宁波、启东、什邡等地的群体事件。引发的都是涉及环保的项目，这种事放在10年前会被当做招商引资的大好事，5年前无人会关注，现在就不一样了。很显然，事情发生了，并且这些变化已经变得不可阻止，这些新现象也已经对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有人甚至认为，越来越多的新状况可以在毫无预见性的情况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