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至18世纪江西发展的机遇

比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辉辉煌煌的繁华之地，如以临淄、曲阜为中心的齐鲁地区，以洛阳、邯郸、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苏州、绍兴为中心的吴越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中地区，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太原为中心的三晋地区，乃至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地区，江西在整个中古时期却颇有不如。

王勃初唐时盛赞江西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其实是外地客人对主人盛情款待的客套。但这个好意的客套成了中唐以后江西发展的预言。

江西传统经济文化的发达和工商业的繁荣，是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同步的。其间，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政治中心的东移和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赣江水道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主要通道。

京杭大运河开凿之前，中国南北水路交通的最长航道有两条：一为汉水—长江—湘江、沅江，一为汉水—长江—赣江。灵渠的开凿以及秦岭和大庾岭山路的大规模拓展，使这两条航道在陆路的连接下向北延伸到了黄河水系的渭水和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并进而沟通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

自秦汉到隋唐，由于政治中心一直在关中，所以从西北政治中心地区到东南经济重心地区的水路沟通主要是由汉水和长江完成的。而与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的内河交通，则是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

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的财力已表现出难以支持全国政治中心的无奈。从隋文帝带领政府官员和关中百姓“就食”洛阳，到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实质上反映了西部政治中心从被动到主动向东部经济重心靠拢的趋势。从五代到北宋，完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过程；元、明、清定都北京，更巩固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格局。虽然比起开封，北京距离东南经济发达区更为遥远，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开通，却将这一空间距离大大缩短。

政治中心东移及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这一南北交通要道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而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则成为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这条通道全长近3000公里，贯穿今日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七省市，在江西境内大约占1/4。

有意思的是，政治中心的东移及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都与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有关，他就是隋炀帝。

其二，江西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且较少成为兵家争夺之地，故而远离战乱。

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区发生的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关系密切。第一次是两晋之际“永嘉之变”前后发生的中国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的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北方的长期战乱和中国境内南北政权的对峙；第二次是唐朝天宝年间发生的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北方陷入长时间的动荡和藩镇割据；第三次是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宋室的南渡和宋金之间的持续战争及对峙。

这三次战乱都导致了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北方居民迁徙的落脚点，总是在那些既远离战场又便于返回中原的地区。于是，当战乱发生在黄河流域时，移民便主要迁移至江淮之间，江西北部开始接纳移民；当战乱延伸到淮河一线，移民便迁移至长江以南，南昌、鄱阳、宜春、吉安、抚州乃至赣南也有了北方移民；当战乱蔓延到长江两岸，移民便更集中地南徙到吉安、抚州、赣州。

北方移民洪水般地涌入，既为江西的开发带来了大批劳动人手，更将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及宗族制度带到了江西，促成了近世以来江西家族的发达和“耕读治家”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与江西的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使江西人进可入仕取得功名、退可家居温饱无忧。孟子所说的“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江西人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此后江西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