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江西地位的上升

（一）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多寡是古代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经过从秦汉到隋唐的积累，到两宋时期，江西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均居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户、4532万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户、446万口，约占1/10，居各路之首。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继续保持并加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3%，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册人口仅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

缴纳税粮的多少，是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地位的又一重要参照系。安史之乱后，江西成为唐王朝财赋重心之一，“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白居易《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称：“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宋史·地理志》述江南东西路的物产及缴纳税粮盛况：“（自）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1]北宋江西籍文学家曾巩讲洪州一州，“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2]吴曾《能改斋漫录》记南宋漕粮数：“本朝东南岁漕米……诸路共计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3]至元代，江西仍然是朝廷财富的主要供应地，所缴赋税一直位于各行省前列。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地位仍然继续保持。明代江西人口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由此可见产粮之富，也可见其经济地位之重。清代前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江西经济地位有所起伏，但大体说来，仍具有重要地位，其时江西缴纳的田赋占全国总量的一至二成。因此，自五代两宋直至清前期，江西既是人口稠密之地，又是财富聚集之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这一时期，江西的其他农副产品，如茶叶、纸张、苎麻、兰靛、木竹、油料以及制瓷、造纸、木竹加工、夏布、火药等手工业也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文化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使江西逐渐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朱君毅在梁启超、丁文江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历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根据二十四史列传和《国朝耆献类徵》《清史列传》及《中国名人录》《中国年鉴》等资料，统计了从汉代一直到1929年各省人物情况并加以排序。^[4]根据他的研究，江西在西汉时期人物排在第十四位，东汉第十二位，唐代第十三位，北宋第九位，南宋第三位，明代第三位，清代第十位，民国时期，在1926年以前第九位，20年代后期则在第九至十三位。也就是说，唐宋以来，特别是南宋至明代，江西已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中心地区之一。

以科举而言，宋代江西一地即有进士5442人，且多一门数进士的情形，如王安石、曾巩、刘恕、孔文仲等一门三进士，洪迈一门四进士，著名的乐安流坑董氏家族更有一门同科五进士之事，时号“五桂”。更重要的是，宋代江西向华夏文明贡献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以节义论，有胡铨、洪皓、江万里、文天祥、谢枋得；以政治论，有欧阳修、王安石、周必大；以文学论，有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以史学论，有欧阳修、刘敞、刘恕、刘攽、乐史、徐梦莘、徐天麟；以哲学论，有李觏、周敦颐、朱熹、陆九渊；以科学论，有曾安止、张潜；以艺术论，有范宽、徐熙、黄庭坚等。“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5]。

迄明代，江西文化继续着这种辉煌。明朝的所有故事，无论是风光的故事还是尴尬的故事，都少不了江西人的表演，俊彩星驰的“江右王门”令人神往，“朝士半江西”的盛况至今人们津津乐道，“赤手搏龙蛇”的异端开风气之先……明代的江西至少存在三组对应的文化现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摇篮文化与主流文化，而这三种文化又在不断地转化之中。以今天的眼光看，地位有高低、境遇有贫富，朱权、解缙、杨士奇、汤显祖、宋应星、艾南英等人所代表的，自然属于精英文化；而大量无名氏的农民、工匠、商人、术士、儒士在生产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则应该属大众文化。3000名进士、数量居全国首位的举人，以及无数修习“举业”的士人、无数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仕途的各色人等，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主要是正统文化；而朱季友、李孜省、颜钧、何心隐，以及尚未被主流思潮接受时的吴与弼及王门诸弟子、被正统儒学视为邪术但又在江西乃至全国广泛流行的种种思潮及法术，自然属于异端文化。

由于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甚至也很少成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所以江西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摇篮文化的特征。从这里可以走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也可以走出未来的富商巨贾，但在本地却很难产生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更难以产生富商巨贾。但在明代，这里恰恰一度成为政治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所以恰恰又产生了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江西文化也一度由摇篮文化演变为主流文化。王阳明的心学在这里由异端变为主流，汤显祖、宋应星、艾南英也在这里完成了由大众文化向精英文化、由摇篮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变。江西发生的这些现象，在全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无论是精英文化、摇篮文化、正统文化，抑或是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异端文化，以及有名无名的代表人物，均在明代社会历史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进入清代，江西文化逐渐被边缘化。首先是科举。清代江西的进士人数屡屡下降，在全国的排名也屡屡落后，明代“朝士半江西”的盛况不复再现，这预示着江西在朝廷中发言权的丧失，也使江西的正统文化不再风光。另外，无论是清统治者，还是抱着经世致用的乾嘉学者，都以“空疏”为借口，不遗余力地抨击江右王门，江西的异端文化遭受重创。尽管在整体气势上，清代江西文化不足与宋明比拟，但在一些具体的文化领域，仍然如点点繁星，闪耀着创新性的光辉。如八大山人的书画创作、蒋士铨的《藏园九种曲》、“样式雷”世家的建筑艺术等，都不逊色于此前任何一个时代，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