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处不在的江右商

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并刺激了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从而导致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等经济发达区大量农民的脱籍外流。以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为发端，一直延续到晚清，500年间，江西约2000万在册人口流出省外，并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留下了至少1亿后裔。在这些江西移民中，工商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西商人的巨流。由于当时江西又称“江右”，而江西商人又往往结成商帮从事经营，故被称为“江右商人”或“江右商帮”。

湖南、湖北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致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是江西商人活动的重要地区，特别是云贵，时称“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福建、广东也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特别是福建武夷茶的加工和经营，江西商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地处中原的河南，由于江西商人势力强大，布政使年富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甚至请求明廷将其尽行驱逐。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有学者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有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居各省之首，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45所）还多。虽然对于这些会馆的性质迄今仍有争议，但其中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则不容置疑。于此可见江西商人在京的地位。

当然，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仍然是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故此，近年来笔者多次往西南地区，对当年江西商人的活动进行考察。

湘潭在清朝号称“壮县”，本县知县号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一年3万两的白银，全靠商人进纳。县城极盛时有56个商人会馆，其中16个属江西商人。在湘潭，我们为昔日宏伟的江西会馆牌楼和万寿宫码头所震撼，始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的江西会馆后花园中的“夕照亭”，今天仍然屹立于雨湖畔。长沙人有时不解，来自湘潭的毛泽东为何能在长沙的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殊不知，由于江西商人和其他各地商人的打造，湘潭当年的繁荣程度超过省会长沙。

经过作家沈从文和画家黄永玉的渲染、经过20多年的维护和开发，湘西凤凰城如今已是中国名城，当年则是江西商人的重镇，至今仍有数千江西丰城石滩镇商人的后裔。使凤凰城成为文化名城的主要标志，是江西会馆“万寿宫”。苗族同胞、凤凰文馆所龙所长认为：“如果说凤凰城是只凤凰，那么，凤凰的翅膀是由江西商人插上的。”晚清时期，这里成为军事重镇，贵州苗民由军功获“顶子”者甚多。因而号称有两多：江西商人的银子多、贵州苗军的顶子多。

同样地处湘西的洪江，以沱江为依托，当年是湘黔边境的商业重镇，至今仍然保留着全国最为完整的古商城。这里最大的行业是造船业所必需的桐油业，桐油业的主要经营者是江西商人。当地居民介绍，当年的洪江，每天傍晚是三种响声：军民人等的交杯换盏声、江西商人的数白银声、商船靠岸的号子声。

四川成都西南郊的洛带镇，如今已经开发成著名的古镇旅游景点。而洛带镇旅游景点的基本构成，是清代建成的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广东会馆。面对江西会馆前宏大的“万年台”，当年江西商人组织演出的“弋阳腔”戏班，宛在眼前。而史料上所记载的重庆江西会馆每年超过300场的演出，当不是出于虚构。

云南威信县政府所在地在扎西镇。1934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在扎西镇会师，一方面军及中央红军总部驻江西会馆、二方面军总部驻湖广会馆。因为在这个当年汉藏杂居的小镇上，商人的会馆乃是城里最豪华的建筑。时至今日，湖广会馆和根据原貌重建的江西会馆（现名扎西会议纪念馆）仍然是扎西镇的好去处。

贵州镇远县的青龙洞周边，也建成了规模宏大的旅游点。这个旅游点的核心，是“万寿宫”。江西商人之后，福建商人、广东商人、湖南商人也来到了这里，各自建起了会馆，青龙洞遂成了“会馆”街。

在当时的中国，哪里有江西移民，哪里就有江西商人；哪里有江西商人，哪里就有江西会馆（万寿宫）；哪里有江西会馆，哪里就唱江西戏（弋阳腔）。据“青藤山人”徐渭《南词综录》，在明代的中后期，弋阳腔为国内流传最为广泛的地方剧种。现代著名学者丁文江院士在重印《天工开物》时为之作序，特别指出：作为分宜县学教谕的宋应星，之所以能够写出《天工开物》这本以介绍手工业特别是矿冶业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技术著作，是因为当日中国之矿业，“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也就是说，当日中国的矿业多在西南，而西南地区的矿业，大抵上由江西商人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