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鄂硕[1]
一 万
万，自称万汗，明朝称他为王台，[2]姓纳喇氏，海西女真人。他的生年不详，死于明万历十年七月。他曾统治海西女真哈达部三十年，称雄于女真各部，并以忠于明廷、努力帮助明朝安定边境而著称。
海西女真以居住在海西江（今松花江）流域而得名，分为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又称扈伦四部。明朝在海西女真居住区域先后设二百余卫，属奴儿干都司。王台的远祖纳齐卜禄，[3]起先居住在乌拉河（今松花江上游）岸，属乌拉部，明朝永乐初置塔山、塔鲁等卫管辖，纳齐卜禄及其后人世受明封。第五代孙都勒喜（亦名杜儿机）有子二：次子库堆朱颜后别为乌拉部；长子速黑忒（或译速黑特，疑即克世纳、克锡纳），初任塔山前卫都督佥事，即王台的祖父。嘉靖十年三月，速黑忒修贡捕叛有功，被明朝授为左都督，赐金顶大帽。速黑忒长子辄辄木，即王台的父亲；次子旺住外兰，为王台的叔父。速黑忒后为族人所杀，王台被迫逃居席北（锡伯）部绥哈城（在今吉林扶余县境）。[4]他的叔父旺住外兰出奔哈达部，被奉为酋长，明朝称为王忠（中）。嘉靖二十二年七月，王忠因侦寇有功，被明廷授为都督佥事，哈达部逐渐强盛起来。叶赫部酋长褚孔革多次入边抢掠，王忠在明朝支持下把褚孔革执杀，夺取朝贡敕书和褚孔革所属季勒等十三寨。嘉靖三十年七月，王忠入京奏请升袭父都督一职，得到明廷的批准。[5]次年，哈达部内乱，王忠被杀。王忠的儿子博尔坤平息了内乱，从席北迎还从兄王台继任哈达酋长，并袭封塔山前卫左都督。明人认为，哈达部酋长王台对明朝“最忠顺，因听袭祖速黑忒职，为东陲诸夷长者凡三十年”。[6]哈达部居住在哈达河（今辽宁清河）流域，东邻辉发，南接建州，西抵开原，北界叶赫。王台来到哈达部后，先住在开原靖安堡（即尚阳堡，在今辽宁开原老城东四十里，清河水库中）外哈达旧城，[7]后向东移至哈达新城。[8]哈达部民过着定居农耕生活，“颇有室屋耕田之业，绝不与匈奴逐水草相类”。[9]贡赏和互市是他们日常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活动。贡赏，是指被明廷封授官职的酋长等每年可以到北京纳贡，并得到比贡品优厚得多的赏赐，而进贡必须有朝廷颁发的敕书。因此敕书实际标志着财富，以敕书多者为尊。哈达部在王忠（旺住外兰）时期曾拥有敕书一千四百九十八道，到王台晚年仍有六百九十九道，在女真诸部中一直居于首位。[10]
明朝为方便海西女真与汉人的互市交易，在开原附近分设南北两关，规定哈达部“王台由广顺关入市东果园”。[11]广顺关在开原老城东南六十里处，又称南关。东果园距开原城十五里，是哈达部与汉人交易市场。他们用貂皮、人参、木耳、蘑菇、蜂蜜等土特产，交换汉人的绸缎、布匹、铁锅、铁铧等生活用品与生产工具，交换的规模很大。[12]这种互市交易，有力地促进了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使哈达部在女真诸部中居于优势地位。
王台在哈达部善用其众，对周围的女真诸部落远交近攻，逐渐巩固并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对明朝中央始终保持着忠顺，修贡安边，因而得到明廷的赏识和支持。嘉靖末年，王台将女儿嫁给建州左卫宁古塔三贝勒索长阿之子吴泰为妻，建立起联姻关系。宁古塔贝勒与建州女真栋鄂部构衅成仇，力不能支，因而向王台借兵，击败栋鄂部，夺获数寨。宁古塔贝勒起先与哈达部“兵势比肩，自借兵后，六王之势渐衰”，[13]而王台之势日盛。嘉靖三十七年五月，王台执柴河堡盗边的女真酋长台州等和他们的掠获物贡献明廷，并为他的部下求升赏，明廷“嘉其忠顺，许之”。[14]同时，王台为了和解叔父王忠捕杀叶赫酋长褚孔革而结下的怨仇，极力笼络褚孔革之孙逞加奴兄弟，娶他们的妹妹温姐为妾。逞加奴兄弟在势单力弱的情势下，忍辱谦恭，奉王台为君长，听从约束。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开原边外女真人忽失塔等盗边，为王台的部下哈乞纳所擒献，明廷因此向王台和哈乞纳颁发给犒赏。隆庆五年左右，女真头目把其三、佟索罗可赤向王台借兵，准备入边掳掠。王台不仅拒绝借兵，而且将两人杀掉，因此又得到明廷的赏赐和被杀两头目的人口、财物。王台这一系列远交近攻，助明安边的行动，得到了明廷的信任，也壮大了在女真诸部中的声势。“海西诸夷，以王台为君长”。[15]建州女真酋长王杲、兀堂等，王台都招致麾下，“于是控弦之夷凡万余人”。[16]当时，明朝官员曾认为：“王台世居海西，统管夷众，明我耳目，受我要束，自收二奴，制建州，歧东夷、北虏而二之，则海西为开原藩卫，而开原倚海西为安，已非一朝矣。”[17]
明朝一向推行“以夷制夷”的方针，“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借女直以制北虏”，“设海西以抗建州”。[18]北虏系指蒙古诸部，他们经常入边掳掠汉族农业地区，被明朝视为要患。隆庆四年蒙古土默特部落徙帐于辽东，联合建州酋长王杲掳掠。起初王台常盗土默特马入贡明朝。土默特弟韦征与王台联姻后，从此不再被盗。隆庆六年七月，辽东巡抚张学颜上奏说“（王）杲与王台、土蛮连和益密，少俟秋冬，必图大逞”，要求“宣谕王台、杲诸夷，示以恩威，毋容姑息”。[19]万历元年，韦征从子小黄台吉率五万骑（一说五千骑）到叶赫寨，请仰加奴为自己的儿子向王台求婚，以踏毁田禾庐舍相威胁，并引兵包围了哈达新城。王台被迫许诺了与小黄台吉的亲事，双方互赠礼物，筑坛杀牲，对天盟誓：“两家儿女子事，今兹一言决矣。”并“约毋犯塞”。[20]土默特分别与王台、王杲联姻结盟，引起了辽东地方官和朝廷的严重关注。辽东巡抚张学颜等分别疏报，兵部为此复议说：“诸虏通好，意在连兵，但据王台报称不得已之故，犹未敢自绝。”王台以土默特用兵要挟结亲，向明朝自辩示忠。因此明廷决定：对王台“明示利害，以决其疑，照常抚市，以固其志”。[21]王台没有辜负明朝的希望。万历二年，小黄台吉纠集建州女真酋长阿台，并邀王台出兵犯塞。王台斥责说：“何至是？若今与阿台既有成盟，则开原自今不得折伤一草木也。”王台的坚定态度使小黄台吉不敢犯边，引兵归还故地。为此明人赞扬说：“方王台时，北虏最强，卒不敢越海西，饮马于辽沈东南，岂非王台能扼其右臂哉？”[22]
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是与王台同时起于女真诸部中势力较强大的一位首领。嘉靖年间，经常兴兵入辽东掳掠，先后杀明边吏数十人。明朝剿抚兼施，但王杲时服时叛，为患多年。明朝“设海西以抗建州”，使王台在制服王杲、助明安边的斗争中起了一种特殊的作用。隆庆六年，明朝新任抚顺守备贾汝翼削减抚赏建州女真的米酒，引起王杲的不满。王杲借此约集部分女真酋长，杀牛歃血为盟，谋大举犯边，并向王台借兵。王台表示拒绝，并对王杲说：“幸得为保塞吏，正颇忠贞，有如一日以马甲佐若等，即若等借我稍愉快，我何面目复见汉太师马法乎？若且休矣。”[23]他劝王杲罢兵息事。但王杲不听，径自引兵入边，掳掠二百五十余人和大批财物。明朝开原地方官员奏请兴兵进剿，先下令关闭关市；并派员驰檄王台，让王台宣示王杲，立即归还所掠人口财物，停止犯边。王台奉命率兵千人赴建州寨。王杲诉说了贾汝翼削减抚赏，因而兴兵犯边的原因，并退还了部分掳掠的人畜。王台回报辽东巡抚张学颜。张学颜上奏弹劾贾汝翼。明廷将贾汝翼等罢官问罪，许王杲退还掳掠，即除罪恢复市赏。王台复返建州寨，索回被王杲掳去的一百四十九人。[24]他又陪同王杲到抚顺关，向明朝边吏请罪，椎牛盟誓，立誓不再犯边。明廷下令停止进剿，恢复关市。建州女真免除了一场战祸。王台多次赴建州寨，传达政令，调解纠纷，索还人畜，受到明廷银币之赏。为此，辽东巡抚张学颜在奏疏中赞扬王台说：“数十年来，未有卤出人口，一昔生还如此之多者。”[25]
但是王杲并未遵守誓约。万历二年七月，王杲与建州头目来力红执杀了明朝抚顺守备裴承祖和把总刘承奕等，并掠去明军二百余人。辽东巡抚张学颜下令停止女真各部的贡赏与关市，并檄令王台逮捕王杲与来力红。次日，王台即送还杲所掠军士八十四人与杀害明朝官员的女真凶手兀黑。明朝闭市以后，女真部落立即陷入窘困，纷纷外出佣工谋生。有七名外出佣工的王杲部民，半路擒缚三名汉人，准备杀害，适被王台与部属王兀堂望见，三名汉人得释，女真人奔逃。兀堂追获六人，王台用槛车送献，受到明朝的赏赐。当时陷入窘困的海西、建州女真人，想叩关请市，但害怕逮捕入监，于是纷纷向王台告急，求他出面。王台派出两个亲信先去广顺关拜见明游击视备御事丁倣，说明王台等并未参与王杲之乱，因担心当局不了解情况，急想谒见陈诉：“今吾两人先入谒，台将至矣。”丁倣进行慰抚，但坚持“必得王杲而后市可图也”。接着，王台领建州头人大疼克、索罗等叩关，“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甚哀”。[26]在王台等人的再三恳求下，明廷批准恢复了建州都督大疼克等贡赏和互市。
但是，王杲等决计与明为仇，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叛乱。他纠集蒙古土默特、泰宁诸部，兴兵大举掳掠辽沈。万历二年十月，辽东总兵李成梁调集六万大军，分头设伏迎击攻陷、焚毁了王杲的城寨，屠杀部众一千余人。王杲在混乱中脱逃。次年三月，王杲又纠众犯边。明军再围王杲寨。王杲设计脱逃，携眷属财物准备投依蒙古泰宁卫。但明军守备很严，擒拿甚急。王杲不敢直接北走，自思与王台一向关系很好，于是改名为科勺，潜入哈达部地域石三头儿，以假道北奔。明军传檄王台，严令捕献王杲。王台慑于兵威，不敢违命，于七月初四日与子虎儿干（或译扈尔干、虎尔罕赤）率兵将王杲及其家属二十七人逮捕，并立即将王杲缚送广宁（今辽宁北镇）。[27]辽东巡抚张学颜，以槛车献俘于北京，王杲伏诛。王杲的妻奴财物尽归王台，只有王杲的儿子阿台脱逃。明廷以王台“捕献首恶，忠顺可嘉”，[28]授右柱国、龙虎将军勋衔，并晋升二子为都督佥事，赐黄金二十两，大红狮子
衣一件。王台捕献王杲，得到明朝对女真酋长最高的封赏，声威大振，“女真诸部尽皆服之，凡有词讼，悉听处分”。[29]王台控制的地域，“东则辉发、乌拉，南则建州，北抵叶赫，延袤千里，保寨甚盛”。[30]这是王台与哈达部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开始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王台本来“暴而黩货”，[31]被封授龙虎将军后，更骄恣无忌。因此，本来隐伏的各种矛盾，在王台的晚年便公开激化起来。他在裁处女真内部的纠纷时，常“视贿赂有无为曲直”。“上既贪婪，下亦效尤。凡差遣人役，侵渔诸部。但见鹰犬可意者莫不取，得之即于万汗前誉之；稍不如意，即于万汗前毁之。万汗不察隐，唯听谮言，民不堪命。”[32]于是贿赂公行，是非颠倒，随之怨声四起。叶赫部酋长仰加奴、逞加奴弟兄为复仇争雄，乘机起来向王台挑战。万历八年，王台以女妻仰加奴，想厚结叶赫部，但仰加奴在完婚前先娶蒙古哈屯恍忽太的女儿，冷落王台。王台的叔父王忠夺叶赫部十三寨地，仰加奴支持乌拉部与哈达部为仇，借机收回了八寨故地，建州部也乘机夺取了哈达的部分村寨。辉发、乌拉等部也渐不听王台的约束。王台年老力衰，在众叛亲离，舆地日蹙的情势下，于万历十年七月，在忧愤中故去。
王台死后，哈达部更加衰落。王台诸子争业内讧，仰加奴弟兄兴兵进攻，辽东局势日趋于动乱之中。
二 鄂硕
鄂硕，姓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生年不详，死于顺治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董鄂为建州女真五部之一，因居住在董鄂河（又称佟家江，即今浑江）流域而得名。鄂硕父祖所居董鄂城，在栋鄂山东南（今辽宁桓仁县境）。[33]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一年起兵后，对董鄂部先施兵威，后行招抚。鄂硕的祖父伦布率四百户来归。努尔哈赤将他们编为佐领，赐伦布名鲁克素。伦布的长子锡罕（或译席汉），即鄂硕之父，在天聪元年后金对朝战争中阵亡，追封为备御世职，由鄂硕承袭，并兼管牛录事，属正白旗第一参领第六佐领。鄂硕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女真上层人物家庭中，成年后即投身于频繁的军事侦察和战场冲杀，并屡建战功，成为满洲八旗军中一名出色的前锋将领，晚年又以皇亲的身份而更加显贵。
清入关前，鄂硕的戎马生涯，主要是参与前哨侦察活动。前哨后称前锋，满语称噶布什贤，属八旗精锐，挑选军中骁勇善战的将士组成。他们经常直接听命于八旗最高统帅，担负许多特殊的使命。天聪八年一月，皇太极为了探察辽西明军的动向，派前哨主将图鲁什、劳萨率鄂硕等十余人，前往锦州、松山捕俘捉生。这些骁勇的前锋将士，在战场上常常相互争俘显勇，严重影响到战斗的成果。为此，在出发前皇太极召集他们面授机宜，并告诫说：“畋猎射兽，先中后中，其中一也。若畋猎群犬互噬，则不能杀兽矣。尔等但以克敌为期，不必争论先后。”[34]他们一行奉命到松锦地区，沿边巡略，并将掳掠侦察的战果汇总呈报。二月，他们返回盛京后，皇太极命以“所获牲畜分赏同行将士”。[35]同月，鄂硕又随劳萨等率兵一百二十人再次往锦州附近捉生，并奉皇太极之命，送信给明将祖大寿，“悬书于十三站山坡”即锦州附近一个驿站的山坡而还。
天聪八年五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分四路征明。鄂硕随多铎军沿途侦察捉生。在辽西前屯卫（在今辽宁绥中与河北山海关之间），奉命追逐明军哨兵，斩哨卒一名，获马一匹。八月，多铎军经直隶转战到山西大同。鄂硕驻在大同附近的杨西木地方，奉命率十人捉生，杀一人、俘一人而归。这是他头一次单独领兵侦察，完成了任务。九月，征明大军回归盛京。十月，鄂硕又偕前锋将领布颜奉命到锦州附近十三站捉生。“斩首十级，获马三匹，生擒把总一员来献。”[36]同月，后金编组新附虎尔哈人，分赐宗室和有功将士，“永授为专管牛录”。鄂硕以连续多次侦察战功，得赏半个专管牛录。[37]当时，一直与后金对抗的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在天聪八年败死后，部众纷纷来归。十二月，鄂硕随前锋主将劳萨，率兵一百人，奉命去迎接蒙古察哈尔部来归者。天聪九年二月，他又随多尔衮往迎林丹汗之子额哲。大军两入明地山西，沿途不断遇到明军的截击。鄂硕在朔州（今山西朔县）参加设伏，斩四人，获马两匹；又同苏达喇率六十人设伏，斩一人，擒六人；又在前哨沿边驰巡，获马牛二十五匹（头）。五月，他在察布城下与明军步战，掩杀甚多。八月，多尔衮大军凯旋。崇德元年一月叙功，鄂硕“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二等甲喇章京”，[38]准世袭两次。
崇德年间，鄂硕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前锋章京，经常出没于明清战地和蒙古地区，并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战役。崇德元年六月，鄂硕随前锋主将劳萨率一百一十八人沿明边巡踪侦察，途中遇明哨卒，鄂硕斩三人，获马十五匹。次年七月，甲喇章京河岱领商队与蒙古土默特部互市贸易，鄂硕与前锋章京吴拜领兵护卫，沿途击溃明军的堵截，保证商队归途的安全。崇德三年，皇太极分遣两路大军征明，鄂硕随岳托军入京畿地区，在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等地击败明太监高起潜军。崇德四年，沙尔虎达与鄂硕等四名前锋章京率土默特兵三百人往略宁远。他们遵照皇太极临行前的示谕，从宁远北界入，遣数骑到城下挑战诱敌，大队伏在后面。但明军坚守不出，数日后鄂硕等从锦州北界俘樵采者而还。崇德五年，清军对辽西重镇锦州实行轮番攻击。七月，鄂硕随多尔衮围锦州，与明军不断接战，鄂硕率前锋兵两次击败自松山、杏山来袭的明军骑兵。崇德六年八月，明清在松山、锦州地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明军惨败。在决战中，鄂硕与吴拜随前锋统领沙尔虎达驻于高桥东，奉命阻击自杏山城溃出的明军，“毋使入城”。但自杏山城溃出的明军，遭清军截杀后，有二三百人复退入杏山城。当时，鄂硕看见后曾立即报告，但沙尔虎达等按兵不动，鄂硕也没有进行追击。皇太极得知后大怒，谕令将沙尔虎达与吴拜以违命问罪鞭系。“鄂硕乃统领哨卒之人，知敌复回杏山，止遣人报吴拜等，不亲自率兵往追，亦鞭而系之。”[39]鄂硕在许多战斗中均以勇战立功，这是头一次以失职获罪，所以不久也就获释。松锦大战后，清军继续围攻困守于锦州诸城的明军残部。崇德七年一月，鄂硕奉命领兵往宁远侦察捉生。在班师途中，宁远明军六百骑来追，鄂硕等回兵截击，获马六十二匹、旗二杆。不久，清军相继占领了锦州、松山、杏山诸城，从而结束了明清在辽西的长期争夺。同年十月，阿巴泰率大军深入明朝腹地，转战直隶、山东，一路攻城掳掠，历时八个多月。鄂硕随征，途中多次参加击败明军的战斗，并担负前哨侦察任务。“沿途捉生，执二十九人，斩八十九级，获马三百三十三匹，旗三杆。”[40]崇德八年十二月，“叙山东、锦州等处军功”，鄂硕由二等甲喇章京晋升“一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途”。[41]在入关前的频繁征战中，鄂硕身为前锋，出生入死，有一次“中矢垂毙”，得蒙古名医绰尔济抢救，“为拔簇，缚良药，伤寻愈”，[42]因而得以幸存。
顺治元年四月，鄂硕以前锋随军入关，参加石河大战，获大顺军战马四十匹、纛一柄。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遣固山额真谭泰与吴三桂追李自成。鄂硕随征，在庆都（今河北望都）与农民军接战，击败农民军步兵，获马二十五匹。十月，鄂硕随多铎率领的南路军，经河南入陕西，镇压败走西安的李自成起义军。十二月，双方在潼关附近展开激战。农民军在潼关依山为寨。鄂硕随前锋统领努山率前锋兵攻拔了这些营寨。次年一月，叙入关以来的战功，鄂硕由一等甲喇章京晋升为三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四月，清廷为扑灭在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命多铎率军东下。鄂硕领前锋兵为先驱，在途中两次击败明军。五月，明监军副使杨文骢率水师过苏州，杀降清的明臣黄家鼒。六月，多罗贝勒博洛率兵进攻苏州，鄂硕领前锋兵随征，获明水师船二十五只。清军进趋杭州，明潞王朱常淓迎降。当时，江南各地人民和部分明朝官员，为反抗剃发令而纷纷起来抗清。鄂硕驻兵杭州城内，曾擒捉一名明朝总兵官。又领百骑驰湖州（今浙江吴兴），竖梯攻城，擒斩明总兵三员。顺治三年五月，鄂硕以军功晋升为二等梅勒章京。顺治五年九月，鄂硕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当时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与农民军余部李过等联合抗清，声势很大。清军在湖广湘潭擒杀何腾蛟，分兵抚定广西等处。顺治七年一月，清军回师北京。四月，凯旋将士分别受到封赏，鄂硕也得到赏银三百两。[43]十二月，他由前锋参领晋升为左翼前锋统领。
鄂硕晚年，以皇亲的身份而进入显贵的行列。他的女儿董鄂氏在宫中受到顺治帝的特殊宠爱。顺治十三年三月，鄂硕受任为内大臣，[44]又晋升世职为三等精奇尼哈蕃。九月，顺治帝谕示礼部：宫中嫔妃“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45]十二月，董鄂氏正式册封为贵妃后，次年一月鄂硕以“皇贵妃父”加封为三等伯。顺治十四年十月十三日，鄂硕故去，追封为三等侯，谥号“刚毅”，赐祭建碑。
[1] 原载《清代人物传稿》上篇，第二卷，中华书局，1986。
[2] 王台：明朝对东边酋长称汗者，皆翻译为“王”某，如同以王为姓，台与万音近，故称为王台，见《清史稿》卷223，“列传十·万”。
[3] 《满洲实录》，第21页。另在管葛山人著《山中闻见录》卷10，《万历武功录》卷11，载王台远祖为阿固郎，赐名李献诚，疑即纳齐卜禄。
[4] 马冠群著《吉林地略》：“席北一作席帛，锡伯又作西伯。”萨英额著《吉林外记》：“伯都纳，国初锡伯所居之地。”刘迪康著《吉林省人文地理》：“扶余县旧称伯都纳。”
[5] 《明世宗实录》卷375，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第2页。
[6] 管葛山人著《山中闻见录》卷10“东人志·海西”。
[7] 哈达旧城，《奉天通志》等书均载在开原县老城镇东六十里处，在广顺关外，与广顺关相距五里。但其确切位置则有两说：一为南城子说，如曹廷杰著《东北边防辑要》载：“明置广顺关于此，为互市，亦称南关。”曹氏又在《东三省舆地图说》中说：“其威远堡边外哈达城今称南城子地方，乃明之南关哈达也。”一为貂皮屯说，如《奉天通志》卷74载：“貂皮屯村为明广顺关故址。”貂皮屯距开原老城六十余里，在城东偏南。南城子距开原老城六十余里，在城东偏北。貂皮屯距南城子又六十里左右，孰说为是，尚待考之。
[8] 哈达新城亦有两说：一说海龙城说，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载：“哈达即今奉天海龙厅哈达城。”民国《海龙县志》载：“哈达建国于哈达城（即今海龙城）。”子山上凉泉说：如《西丰县志》载“山城石门在四区城子山上，有城周一里，止一门，门内有半截塔遗址……《盛京通志》又载，有哈达新城，驻吉林城西南五百三十里，在伊彻峰上，有城周一里。初哈达贝勒自开原内旧城迁居于此，故名新城。与半截塔山是一是二未敢定论。若以吉林至城子山里数及塔址考之，城子山应系半截塔山，其门其城颇类似焉，非哈达新城也。”
[9]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列传”、“王杲列传”。
[10] 《明经世文编》卷501，姚宫詹《建夷授官始末》。
[11] 《明神宗实录》卷46，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第7页。
[12]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代马市档案，具体记载了海西女真人与汉人交易的情况。
[13] 《满洲实录》，第16页。
[14] 《明世宗实录》卷459，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第5页。
[15] 《明经世文编》卷363，张学颜《贡夷怨望乞望赐议处疏》。
[16]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列传”、“王杲列传”。
[17] 《明神宗实录》卷190，第8页。
[18] 《明经世文编》卷453，《杨宗伯奏疏》。
[19] 《明神宗实录》卷3，第23～24页。
[20]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列传”。
[21] 《明神宗实录》卷25，第10页。
[22]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列传”。
[23]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列传”。
[24] 《明神宗实录》卷8，第17页。
[25] 《明经世文编》卷363，张学颜《申饬边臣抚夷疏》。
[26]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列传”。
[27]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列传”、“王杲列传”。
[28] 《明神宗实录》卷41，第2页。
[29] 《满洲实录》，第21页。
[30] 《清史稿》卷223，“列传十·万”。
[31] 《满洲实录》，第21页。
[32] 《满洲实录》，第21页。
[33] 刘民选《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载《燕京学报》1938年第23期，“董鄂城，《盛京通志》：东峨城在永吉州西南五百二十里，……旧为东峨大长鲁克素所居。鲁克素为董鄂部酋长之一，清开国初归附。董鄂城在谙巴雅尔呼河之北，东峨山之东南，佟家江之西。”董鄂城的位置当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境。
[34] 《清太宗实录》卷17，第9页。
[35] 《清太宗实录》卷17，第19页。
[36] 《清太宗实录》卷20，第34页。
[37] 《清太宗实录》卷21，第19页。
[38] 《清太宗实录》卷27，第23页。
[39] 《清太宗实录》卷57，第28页。
[40] 《八旗通志初集》卷156，“鄂硕”。
[41] 《清世祖实录》卷2，第16页，伪满影印本。
[42] 《清史稿》卷502，“列传二八九·绰尔济”。
[43] 《清世祖实录》卷48，第21页，台湾华文书局本。
[44] 《清世祖实录》卷99，第4页，台湾华文书局本。
[45] 《清世祖实录》卷103，第31页，台湾华文书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