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汉厚葬墓祭之风和儒家孝道观是墓碑兴起的主因

西汉末年已盛行厚葬，但东汉初刚经过战争的摧残，经济十分萧条。建武元年至汉安二年（25～143）的118年中，有光武、明、章、和、安诸帝皆有诏禁厚葬，提倡薄葬。尤其是光武帝刘秀吸取了西汉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便民措施，提出“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37]，提倡努力生产，经济随之迅猛发展。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相继把持朝政，豪门大族势力越来越大，骄横跋扈，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生前过着“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的奢华生活；死后为把荣华富贵带入冥冥世界，竭力厚葬，大建棺椁，大筑陵墓，葬仪“竞为华观”。在经济繁荣滋生厚葬之风的同时，也为“树碑热”提供了物质经济基础。

东汉盛行的墓祭最富有时代特色，进一步促成了墓碑的兴盛。这一时期传统的族葬制度已经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大家族墓地的盛行。《论衡·四讳篇》曰：“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38]人们往往在墓前建造家族祠堂，作为祭奠死者亡魂的场所，墓碑成为必不可少的道具。东汉皇帝和大臣也利用墓祭巩固大族利益和增强大族间的团结。据《后汉书·光武纪》，刘秀曾主持了57次祭祀活动，其中有51次是在陵寝中举行，且令诸功臣行上冢礼。明帝始，举行上陵朝拜和祭祀典礼，并废止为每个祖先建立一“庙”的制度，把历代神主汇集到一个祖庙之中，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原来的宗庙的功能开始转移到墓祠中。清人顾炎武的《日知录》描述当时情景云：“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是也。有上冢而会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楼护为谏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班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太守、都尉以下会是也。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董贤为侍中、驸马都尉，上冢有会，辄大官为供是也。有赠谥而赐之于墓者，阴兴夫人卒，肃宗使五宫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追谥兴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阳，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曹昭《东征赋》：‘遽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飨其丘坟’是也。人情所趋，遂成习俗。”[39]上自天子，下至臣民，皆行墓祀。于墓地设酒侍宴，会集宾客故旧，人们对墓碑的需要不可忽视。

统治者倡导的儒家孝道观为墓碑的广泛使用推波助澜。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是以对豪强地主集团妥协而稳固的。为了控制豪强地主的强大势力，除了进一步完备中央专制体制外，在思想上还提倡经学，宣扬忠孝，表彰气节，引用谶纬，以稳定封建秩序，维持自己的统治。儒家经学的孝道观念在当时趋于国教化，其所倡导的礼中，最重视的是丧礼。“孔子不言鬼神，但却崇丧。”人们根据对父母丧葬的态度，衡量子女的孝心。基于忠臣出于孝子的考虑，《孝经》成为官学，被视为治国安民的法典，继而被推广普及社会各阶层，成为人们生活的教科书。《谷梁春秋》：“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称美先祖，文饰死去的亲人，此乃孝行。墓碑矗立于社会，同时呈现于众人面前，而碑文便是向社会宣扬孝道，向众人显示孝行的最好的传播载体。所谓“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礼祭·祭统》）便阐明了这一点。

东汉墓碑的立碑者中，最多的是门生和故吏，如《景君碑》（汉安二年，143）、《孔宙碑》（延熹七年，164）、《衡方碑》（建宁元年，168）、《孔彪碑》（建宁四年，171）、《鲁峻碑》（熹平二年，173）、《娄寿碑》（熹平二年，173）、《郑季宣碑》（中平三年，186）等均属此列。这种现象本质上也是儒家经学下的产物。当时的一些官僚、豪强或处士多崇儒通经，都以名节相尚，相互标榜。士大夫和儒生或者本身就是经学大师，世代传经，收徒讲经。经师和官僚可以推荐自己的弟子门生去当官吏等，这些被举荐者，便是举主的“故吏”。宗师和举主死后，正所谓“师徒如父子”，其门生、故吏均要出钱为之立碑[40]，如《鲁峻碑》碑阴有其门生故吏共42人题名及其钱数。一些名士硕儒死后，往往四方人士都来会葬，如荀淑、李膺、陈蕃、窦武、范滂、郭泰等，每会葬，常有七八千人。太原名士郭泰（128～169）字林宗，曾为太学生首领，名震京师。不就官府征召，归乡里闭门教授，弟子数千人。《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卷六十八载：“明年春（建宁二年），（郭泰）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41]送葬皆属私人性质。当时宦官擅权，不可能允许敌对势力的大规模集会，即便郭泰从未出仕，会葬者皆仰慕其名节而来。著名文学家兼书法家、大学士蔡邕亲撰铭文。事后蔡邕说：“我一生为人撰碑铭很多，而多有虚饰之辞，唯郭有道之碑铭，文副其实，我毫不愧色。”仅此一斑，足见世人对真正的名士敬仰之致。

随着统治者对儒家孝行的推扬，经学的兴盛，在全社会形成了重丧厚葬和重名节的风气，刊石立碑，彰功表勋，颂扬前人之德行，正是“作范后昆”。至东汉桓灵（147～189）之时，在墓前树碑风气达到极盛，边远下士，亦竞相仿效。

从出土的考古文献汇总来看，东汉碑刻数量达160余品，其中墓碑为大宗且分布很广，几乎流行于全国。各地出土件数有多有少，山东约占总数的40%；若加上邻近的河南，所占比例更是高达60%。排在其后的是陕西、四川[42]。究其原因，徐畅先生在《论东汉书艺的勃兴》阐明：“洛阳是首都，长安是故都，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况且，黄河流域是文化荟萃之地；山东地处黄河流域下游，而且曲阜是儒学发祥地；四川因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碑刻兴盛。”[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