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汉墓碑形成了以文字为主，装饰为辅的定式

墓碑与画像石都是以石为地、以刀代笔的石刻艺术品。画像石作为汉代绘画装饰的典型代表，数量多，分布区域广，艺术想象力丰富。画像石大多雕刻于墓室、棺椁、墓祠、墓阙上，内容题材有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垂教后世的历史故事、雄奇瑰丽的神仙世界等。不仅雕刻方法多样，而且雕刻技艺高超。雕刻技法有阴线刻、减地平雕、减地平雕兼阴线、减地浮雕、沉雕等。雕刻手法简练，纹饰刻画精美，刀法纯熟流畅。[58]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画像石（元嘉元年，151）的作者名为卫改，在《武梁碑》的文字中称他为“良匠”。“良匠”，即雕造画像石技术最好的工匠，由他们承担画像石建筑如墓室、祠堂的设计和建造任务。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这样剖析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括。”丹纳还说：“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59]同一时代的“良匠”或“名工”，往往同属于由同乡或亲友组成的工匠集团。这种同乡或亲缘关系，显然有利于墓碑技术的传承和提高。东汉墓碑在这种合宜的艺术环境下，要借鉴画像石已有的雕刻装饰和制作技法是相当方便的。但墓碑的主要功能在于纪事，在于歌功颂德，文字是墓碑的主体。墓碑对碑面装饰的内容是有选择的。东汉重墓祭，为使亡灵得到安息或出于其他目的，墓碑的绘画装饰多为四神灵兽、神话传说、吉祥瑞物及几何纹饰等，分别装饰于碑首、碑身、碑座的不同位置。

《无字墓碑》（东汉，年份不详；馆藏介绍为“墓碑”，有待考证）、《王孝渊碑》（永建三年，128）、《孟孝琚碑》（永寿三年，157）等碑的装饰题材、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跟汉代流行的画像石无异。《无字墓碑》（图2-2-9）现藏于江苏省徐州画像石艺术博物馆，高147厘米、宽70厘米、厚22厘米。碑身之间有直径22厘米的“穿”。四面刻画像。正面画像为朱雀、白虎图；左侧边刻伏羲捧日和拥笏的门吏；右侧面画像刻四异兽，形态各异；背面画像为西王母图。《王孝渊碑》（图2-2-10）现藏于四川博物馆，碑高225厘米、上宽91厘米、下宽96厘米、厚23厘米。碑的正面、背面及两侧均有雕刻，正面上部浮雕有朱雀、人物；下面刻隶书碑文，共13行，记述了墓主王孝渊生平及刊石立碑时间。背面，上部浮雕有伏羲、女娲、蟾蜍各一，下部有朱雀、玄武、牛首、鹿、圭、璧、璜各一。碑的两侧分别浮雕青龙、白虎，是现存最早碑侧装饰龙虎图案的墓碑实物。[60]《孟孝琚碑》（图2-2-11）被发现时，缺失上端，下端完整。仅有“丙申”“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等字样，给确定建碑时间带来困难。据原碑的官刻、字体、文风来考察，以永寿二至三年（156～157）立碑较为可信。该碑残高133厘米、宽96厘米。左刻青龙、右刻白虎，下刻玄武。据专家认为，残失的上部应该是朱雀，符合汉碑“四神”格式。[61]

图2-2-9 东汉《无字墓碑》依次碑阳、左侧、右侧、碑阴

图2-2-10 东汉《王孝渊碑》碑阳、碑阴、碑侧

图2-2-11 东汉《孟孝琚碑》拓片、实物

以上这些装饰题材中的四神形象，在其他墓碑中多有出现，如《鲜于璜碑》（延熹八年，165）（图2-2-12）通高242厘米、宽81厘米、厚12厘米，碑额正面阴线镌刻青龙、白虎，背面刻有朱雀，线条流畅细腻，造型生动逼真，兽身点缀各种花纹图饰。除此之外，在长方覆斗型的碑座表面刻有三角折带纹和斜线平行纹[62]。《柳敏墓碑》，碑首朱雀、碑身玄武。《孔谦碑》（永兴二年，154）碑额为左青龙，右白虎，后为朱雀。四川《樊敏碑》（建安十年，205）（图2-2-13）、《高颐碑》（建安十四年，209）（图2-2-14）碑额也同样装饰青龙、朱雀图案。

图2-2-12 东汉《鲜于璜碑》碑额阳面、阴面

图2-2-13 东汉《樊敏碑》碑额

图2-2-14 东汉《高颐碑》碑额

东汉墓碑不是每通碑都有装饰，前面叙述的三类碑首中，圭首类墓碑碑面较少装饰，像《鲜于璜碑》这样雕饰的不多。相对而言，方首类和圆首类墓碑装饰图案丰富，构图饱满，造型生动，制作讲究。个别墓碑碑文四周点缀波浪状几何纹等图案。《孔君墓碑》（永寿元年，155）周边饰锯齿纹（图2-2-15）。《樊敏碑》龟趺四足有鳞纹（图2-2-16）。

图2-2-15 东汉《孔君墓碑》及局部

图2-2-16 东汉《樊敏碑》龟趺局部

综上所述，东汉墓碑纹饰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和几何纹饰，以“四神”为主。在雕刻技法上多采用线刻、减地阳刻塑造形象，简洁、朴茂，与形制体例呼应，凸显文字的主要功能，具备东汉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