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比较研究的意义

蒙古族史诗与印度两大史诗作为两个民族文学史的开端，不仅在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其他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正如马克思谈到荷马史诗时所说：“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而且史诗文本中透视出的文化信息，如历史、宗教、哲学、美学等方面的内容，对民族文化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回头审视反映人类早期文化的史诗现象，将蒙古与印度这两个不同民族的史诗进行比较，相互交流借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文化价值。

在蒙古民族的文化历史中，蒙古族史诗不仅仅是里程碑式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份蕴含丰富民族信息的珍贵文化遗产。蒙古族社会文化及史诗研究学者满都夫在其《蒙古族美学史》中指出：“蒙古族古代英雄史诗文化和它们形象地展示的观念范畴，不但是蒙古族思想进程的古代思想范畴，而且是蒙古帝国时代思想范畴产生的历史前提，同时，也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古代思想文化范畴。”[2]可见，蒙古族史诗在蒙古族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江格尔》与《格斯尔》被誉为“中国蒙古民族文学史上的高峰”，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并在国内外长期流传。蒙古族英雄史诗无论是在题材（表现古代蒙古族各部落团结统一进程的历史题材，独具特色的描写战争的军事题材）、人物塑造（史诗塑造了个性鲜明生动的英雄人物——江格尔、洪古尔、格斯尔等），还是在表现手法（超现实的幻想——对理想国宝木巴的描写，天国、地狱、人间三界的描写等）和精湛的诗歌语言等方面，都堪称中国蒙古民族文学史上的典范。蒙古族英雄史诗表现出的精神特质——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对后世蒙古民族文学的影响十分明显，例如《蒙古秘史》中的人物塑造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英雄主义倾向；许多蒙古族民间故事中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倾向也很突出；近代的长篇叙事诗《嘎达梅林》等也继承了英雄史诗的这一精神特质。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代表了印度的民族生活、社会、宗教和伦理的准则，也代表着印度悠久的文学传统，可谓印度文学的瑰宝，印度古典文学的典范，也是印度诗学理论和美学理论重要的源泉，是人类文化最古老的遗产之一。两大史诗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在印度乃至世界各地流传着，对印度文学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学者斯·格·夏斯德利认为，“《罗摩衍那》不仅是梵语的最初的诗，而且也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的最初的诗。它是促进后世诗歌的源泉，开始了艺术性的文学，文学在《罗摩衍那》时代才可能使‘创造美和产生趣味’的定义变得名副其实”。夏斯德利认为《摩诃婆罗多》是“印度文明和文化、科学和知识，并包括许多典范性插话的伟大代表性著作”[3]。印度文学史家说：如果把《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大史诗及受其影响的作品从梵语文学中剔除，那么梵语文学中所剩的作品就寥寥无几了。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自史诗出现以后不同时代的作家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纷纷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例如，有“印度莎士比亚”之称的迦梨陀娑的戏剧《沙恭达罗》就源自史诗《摩诃婆罗多》。印度两大史诗在音乐、舞蹈、雕塑、绘画，以及哲学、宗教、美学等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然，随着两大史诗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世界许多国家都流传着罗摩的故事，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两大史诗在我国的影响同样十分深远。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认为：“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作者或它最初读者的偶然性，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取决于作者的原意或心理特征，因为它部分地也是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决定的，因而是由历史客观进程的总体性所决定的。但历史的进程又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文本的真正意义的发现事实上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是一个无限的过程。”[4]由此，对古代英雄史诗作现代的阐释与比较就十分必要并且可行了。

当下文学研究正处于一个回潮期，尤其是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发生危机的时刻，我们回到神话、回到史诗，重新开始与古人对话，用现代的眼光，以异文化作为参照来解读史诗，可以帮助我们回溯民族文学的源头，引导人们重新思考文明的发生、发展与传承。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对蒙古民族与印度的史诗进行比较研究。在世界文化的大范围内，蒙古民族和印度民族都拥有悠久辉煌的史诗文化传统。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因其对各自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和文学建构，成为各自民族文化的精髓，并真实地记录了早期文明的轨迹。对蒙古民族和印度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史诗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那些造就古代文明形态的基本要素，揭示草原文化和森林文化的差异与文学审美的不同走向，从而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研究提供显性材料，并在跨文化视野中使史诗研究向纵深发展。

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同样作为英雄史诗，其产生的历史时代大致相同，其生发的原始文化土壤也基本一致，史诗叙述的内容又同是英雄与战争的故事，其间都掺杂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尤其是这两个民族的史诗中都贯穿着对美与善的赞美，对丑与恶的鞭挞，因此，将两个民族的史诗进行比较研究是有其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能的。也就是说，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存在着事实上的可比性，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将大大拓展史诗研究的领域，也会对古代不同民族的文化有更加透彻的了解，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化模式的探索提供翔实可靠的材料。

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大致都产生在从“神话时代”刚刚过渡来的“英雄时代”，当时，部族战争频繁，带领部族征战和取得胜利的氏族首领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讲述的就是在夺取土地与财富的战争中的英雄故事。不仅如此，由于两个民族的史诗都深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因此史诗中都体现了明显的原始思维特征。但是，由于两个民族的史诗分别发生在草原文明和森林文明背景下，因此，在民族精神、人物特征、史诗风格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比较文学所观照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要同中存异，异中有同，所以，将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作比较研究是具备基本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