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01年萧红研究述评

一 萧红作品研究

1.萧红小说研究

（1）《呼兰河传》研究

刘迎秋、唐长华《萧红〈呼兰河传〉与道家精神的契合》[1]认为，《呼兰河传》与我国传统的道家精神有许多契合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自在本性的坚持和向往。道家常以“婴儿”“赤子”形容人返璞归真，回到自己本性的状态。而萧红《呼兰河传》在对童年生活的叙述中，也有不少对儿童活力和心性的描写和美化。二是对人性异化现象的批判。道家主张保持人的本性，对人性异化现象多有揭示和批判。受鲁迅先生的影响，萧红对人性异化现象的揭露和批判，是建立在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灵魂的文学观基础上的。三是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对内在精神超越的追求是道家的重要思想。在《呼兰河传》中，萧红把情境的描写置于自己的心灵视界的观照之下，从这种高度或视界来看人世、人生，是一种对人世的超越的咏叹。四是视万物为刍狗的价值观。道家以超越的眼光反观天地万物，相对于道而言，人与万物不过是一种摆设，这种观念对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有一种消解作用。萧红作品中对“视万物为刍狗”的观念也有反映。文章论述萧红与道家思想和精神追求的契合，并不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别。实际上，萧红并没有因为人生的悲凉而走向道家，相反，其作品中始终洋溢着对生命活力、快乐、光明、爱的向往。就她自己而言，也没有因为人生的痛苦而放弃现实的追求，而是勤奋创作，用自己的笔揭露人类的愚昧，履行着改造民族灵魂的使命。

对《呼兰河传》的解读，一般都认为其延续了鲁迅所开创的国民性批判的传统，以启蒙的视角揭示了乡间愚昧落后的生存状态。但王晓敏[2]认为，萧红在具体的创作中对启蒙主题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主观上她是想通过对麻木落后生活的展示达到国民性批判的目的，但在创作中她又没有拘囿于种种的理论观念，而是向生活深处挺进。这样，在作品中也就发掘出麻木生存状态的最根本起因，显示了救赎的无望，无形中形成了对启蒙主题的解构，从而使作品充满多义性与矛盾性：一方面是启蒙式的深切的文明救赎；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历史苦难本体后的无望，是对巨大历史黑暗下的韧性生存的感喟。

唐长华[3]从自然万物的生命感受和对民众生存状态的揭示与咏叹两个方面，揭示了《呼兰河传》对生命主题的重视和对生命价值的寻求。通过分析萧红作品，作者发现，萧红强烈的生命意识与她小时候在祖父爱护下自由的天性得以发展，对自然万物的亲近以及性情早熟有关。在对民众生存状态的揭示和咏叹中，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加上她本人作为女性的种种遭遇，她对下层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所受到的身心两方面的摧残和压迫有较强的关注自觉。表现在其作品中，就是她始终关注女性的命运，注重揭露和批判封建思想观念对女性身、心两方面的奴役和摧残。

周春英[4]比较了《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的时空构架，作者认为，从时间上看，首先，《生死场》的时间线索十分明确，而《呼兰河传》的时间概念是十分笼统的。其次，《生死场》只有一个时间，即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而《呼兰河传》却有两个时间，一个是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即主人公“我”在行动中的时间，另一个是成年萧红叙述的时间。再次，在时间的向度上，《生死场》的时间向度向着现在，而《呼兰河传》是向着过去的。在空间构架上，《生死场》所呈现的，是大片村庄的生死轮回，总体空间是村庄、田野及农户室内，但《呼兰河传》的空间构架则以呼兰城为主角，围绕这座小城由外到内，形成一个扇面形结构。

此外，陈文育[5]从萧红的心态以及其所处的环境出发，通过悲己哀己的心理映射和恨世恋世者的灵魂显现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代表作品《呼兰河传》，在此基础上领悟到了作家的寂寞哀婉以及其所处时代的特征。

（2）《生死场》研究

金小玲《女性人文主义视域下的萧红——有关〈生死场〉》[6]通过审视当下《生死场》研究中的女性主义立场，认为《生死场》是女性人文主义文本而不是女性主义文本。作者强调，女性人文主义是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然后加上“女性”，从而形成的一种崭新的人文主义。女性人文主义从人的角度去分析女性世界，它不仅以“人文理想的价值之光和无穷思爱的神性光辉朗照被压抑被遮蔽被曲解的女人生存之真”，还应把这种价值之光和神性光辉朗照被压抑被遮蔽被曲解的男人生存之真。作者最后以《生死场》中的人物为例做了分析：萧红把种种女性身体经验的展示，作为人类艰难生存处境的一部分加以展示，借此折射了社会的贫困和悲哀、人类的愚昧和麻木、文化的滞重和迂缓。在她的笔下，处境卑微的不但是女性还有男性，他们与她们一样，同是文化链上的奴隶。

张滢《生命底蕴的探寻——试论萧红〈生死场〉的现代意义》[7]认为，萧红对生命的探寻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生命群体的纪实性全景展示；二是对生命历程的客观性完整透视；三是对生命意蕴的困惑与突围。

（3）萧红小说整体研究

周春英[8]从散文化结构、抒情笔致和诗情画意、“我”——“抒情诗魂”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萧红抒情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萧红的抒情小说依照抒情和表现主题的需要串起一些富有情致的小片段和各种韵味比较独特的小场景，情感充沛，情调各异。其次，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她把浓厚的诗人气质以及她对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内心的寂寞与惆怅、孤独与忧伤、对家乡的思念与热爱，一并融合到作品中去，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柔丽的诗魂。最后，在萧红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抒情诗魂”——自我抒情形象，第一人称叙述首先能增加可信度。此外，因为是“我”的叙述，使人觉得是“我”的亲身经历，既增加了亲切感，又拉近了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同时第一人称叙述又给作者较大的自由，便于灵活地抒情达意、摹物叙事。

紧接着，周春英[9]又从萧红越轨、新颖的小说语言和多样的抒情风格两个方面再次论述了萧红抒情小说的艺术特点。具体来说，萧红小说语言的越轨和新颖主要表现在：第一，语言简洁自然、富有浓重的情感色彩和散文美感；第二，语言常常被打乱语序，或状语提前，或语态变换，或插入一些其他成分；第三，追求修辞手法多样化、诗意化，尤其是比喻和比拟的新奇、出人意料，是一般作家难以媲美的。就多样的抒情风格来说，作者以1936年为界，将萧红的抒情风格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萧红创作情绪是高涨的，抒情风格由柔丽、明快、细腻走向《生死场》后半部的雄浑刚健。1936年后，萧红的抒情风格趋向哀怨、寂寞、深沉，抒情的分量更加浓重。

萧红对家乡人民，对自己的生命质量、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十分关注，并有深刻的体悟，周春英[10]认为这一点与萨特的“人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作者提出生命体悟，正是萧红小说深层哲理内蕴的体现。具体来说，萧红的这种生命体悟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寂寞情结；二是生命感伤；三是死亡体悟；四是偶悟佛道，寻求解脱。

萧红作品在对北方特有的社会生活与民情风俗描绘的同时，以或沉痛，或冷峻，或反讽的笔调揭露出存在其间的司空见惯而又触目惊心的贫困文化。冯健飞[11]认为，在萧红小说中，正是这种贫困文化导致了广大农村的一幕幕人间悲剧。贫困文化体现在人们对生命的漠视与自我意识的缺乏两个方面。萧红一方面谴责他们的愚昧麻木和他们受封建礼教浸染而成的错误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她也清醒地意识到对这些生活在贫困文化中的人做出简单化的否定倾向是不应该也是不必要的。

申倩[12]从修辞特性的角度论述了萧红小说的语言特色。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破格”与“越轨”的独特个人化表达。萧红打破了文体限制、语法常规，使自己的小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特质。从文体上看，萧红的小说更多地体现出散文的形式特点。二是与细密的感觉相连的细密的言语排列方式。她的语言组织是细密的、清新的，但绝不琐碎，更不“小气”。三是辞格的精致运用。作者认为，萧红在运用被称为“积极修辞”的辞格方面，并不具有很高的自觉。她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带有强烈主观性的辞格，如“拈连”“移就”，她用这些辞格表达她对于生活的敏锐精细的体察。四是体现在优美而感伤的“化情为景”的传达方式上。

孙臣[13]认为，萧红小说是散文化的，她不太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但无论怎样自由挥洒，她的表达总能在总体构思中，在小说的人物与情节背后潜隐着它的主旨与精髓，这精髓便是萧红的“情”和“志”，而这正是作品的“文眼”。以《生死场》为例，它打破了传统小说注重情节连贯与完整的模式，章节的伸展也不太讲究来龙去脉。不设中心人物，也不讲究主次虚实，而是以意领先，采取生活场面转换铺写的方法，展现了“生死场”上形形色色的生与死。

2.萧红散文研究

研究萧红，时人多侧重于小说，而周春英、张文鸯[14]以为观其抒写真性情、真内心的散文同样重要，于是作者选择从情感角度来剖析萧红散文。从性格上来说，萧红既是一个任性倔强的女浪人，同时还是一个脆弱敏感的小女子。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看似矛盾的性格特点，于是在萧红的散文中才呈现出一种丰富的样貌。在萧红这里，既有血浓于水的亲情、至真至美的友情，还有苦多乐少的爱情、深沉热烈的家国情。

陈汉云、陈燕萍[15]则认为，萧红散文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个性化”而追求自由创造的特质，因而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四点：首先，叙述角度多用第一人称，但这种叙述角度是多元化的，有时，话语主体处于主导地位，即叙述者等于人物的视角；有时，第一人称“我”既是事件发生的见证者，同时也是该事件的评价者，兼有多种功能。其次，萧红抒发内心郁结的情绪以及心灵深处的咏叹，多是采用间接抒情、侧面渲染的方式。再次，从散文结构上说，她的散文以叙述为主，重视的是表现生活的体验。最后，萧红的语言具有朴实无华、句型简单、口语化、明丽清新的特点。

3.萧红作品整体研究

吕新[16]以“生命意识”为视角，主要在萧红作品对人本身的关注、对生命异化现象的深刻揭露和反思、对“人的精神空前失落”的揭示、对“人的精神”的深情呼唤、对人类渴望获得顽强生命力、彻悟生命真义超越轮回的揭示，以及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综观萧红的作品，作者发现，生命在萧红笔下呈现出两种样态，一种是经不住打击，稍纵即逝；一种是百折不回，坚韧无比。这一方面显示出其易逝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则展现出顽强的原始生命力的魄力。最后，作者指出，萧红作品中自然洋溢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类生命价值、生命真义的关注形成了萧红作品的真正价值，而这也是萧红作品历久常新、耐人寻味的真正原因。

朱锦花[17]以女性主义批评关于对女性的定义解析为理论依据，从萧红早期的小说与散文作品入手，认为萧红在成为对传统女性生存处境之边缘性的“叛逆”之前，曾经也是欣然接受传统习俗、伦理规范下的女性角色：她柔顺、贤惠、依附性地生存。潜意识中承认男权社会中大男子主义的合理存在，敬畏并满足于男性力量的强有力庇护；并对爱情怀着温柔、浪漫的憧憬和期许，沉浸在对爱情细腻、敏感、多愁的体验中。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揭示出女性的“自恋”天性是其传统角色的促成机制。

胡苏珍[18]认为，萧红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富个性的一位女作家，她在创作中既流露出女性美的自然的细致、纤巧、优美、含蓄、真挚，而又自觉地向粗犷、荒诞、幽默等多种美学领域突进，以她的创作实践改变了一般的关于女性写作的狭隘理解，丰富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

毋庸置疑，萧红的语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具特色的，申倩[19]从现代风格学关于风味、神韵、情调、气氛等风格要素入手，主要分三个方面对萧红语言进行了论述：一是整体结构浑然而感性，气氛既宏大又精巧；二是在语言运用上，能够不经意中透着精细，体现清新、柔婉、明快的情调与风味；三是在平淡的叙事写景中蕴含强烈的抒情，呈现“心灵之作”含蓄、凝练、深婉的特殊神韵。

二 萧红思想研究

1.萧红与地方文化

许祖华、郭小莉《山水的灵气陶冶出的文学才女》[20]认为，萧红所捕捉住的东北的文化意识既包括东北人对于自己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于历史、现实的责任感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豁达的胸襟、韧性的品格，也包括由此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在萧红所把握的东北的灵气中，富有野性活力的生命意识是其中最有意味的一种。东北的文化意识还包含显著的时代精神，萧红的艺术创作，就是在时代与东北文化的结合中开花、结果的。萧红把东北文化中一切不洁的因素，包括那逆来顺受的宿命风气，缺乏韧性的直率性格和莽汉似的脾气，以及那恪守祖宗成法的迂腐心理，统统化为了培养自己的养料。可以说，她既把自己融入了东北文化之中，也拉开距离对东北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剖析与批评。

2.萧红的精神特质

究竟是什么使萧红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一面极力张扬女性意识，一面却屡屡沦为男人的情妇、佣人、出气包、抄写工？徐晓杰《萧红生命意识中的父亲情结与祖父情结》[21]认为，在萧红的意识与行为背离的原因中，除了站在时代前沿的新女性并不能够完全摆脱历史积淀的重负，从中“涅槃”出一个完全崭新的自我外，更多的是源于萧红个体生命意识中的父亲情结与祖父情结：由憎父情感、恋父倾向矛盾交织而成的父亲情结，使萧红在向男权社会猛烈抗争的同时，又从成年男性那里寻求父爱的补偿，而祖父情结则一方面强化了她的渴望心理，另一方面又为其提供了理想之爱的标准、尺度。

三 萧红比较研究

1.萧红与鲁迅

日本学者林敏洁[22]认为，萧红的作品跟鲁迅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诸如大胆打破传统规范的创新意识，对文学启蒙使命的自觉承担，对底层人民悲苦命运的深切关怀，特别是对民族精神痛苦的深入揭示，就是鲁迅对萧红的潜在影响和萧红对鲁迅自觉接受的必然结果。此外，作者还重点谈到了《回忆鲁迅先生》这篇散文，认为萧红的这篇怀人散文兼备“史”与“诗”的双重因素，既具有散文的审美特质，又具备传记的基本特征。另外，这篇散文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是通过女性作者的细心体察，敏锐捕捉到了鲁迅先生许多有灵性的生活细节，表现出鲁迅的个性、情趣、魅力、气质，从细微处显示了鲁迅的伟大思想和人格。张秀琴[23]同样也探讨了萧红创作与鲁迅创作的相似之处。作者发现，他们都具有直面现实的精神，都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有意识的持久的关注。所不同的是，萧红在继承鲁迅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她在批判国民性弱点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国民性中可贵的方面。

2.萧红与端木蕻良

马云的《端木蕻良与萧红创作的相互影响》[24]认为，萧红和端木结合以后，他们的创作发生了相互的影响。总体说来，萧红在创作情境、情感表现、叙事的完整性和故事性以及创作的自传性和主体意识的表现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端木的影响，并且作者认为这些影响是积极的。端木对萧红的影响，还表现在创作的计划上，端木的创作是自觉围绕家乡创作系列小说，在端木的影响下，萧红也开始有目的地写家乡系列小说。另外，作者在文章最后还重点论述了萧红对端木创作的影响，认为萧红死后，端木创作的风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感情细腻深切，文笔婉曲铺张。

3.萧红与伍尔夫

柴平[25]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角度逐一梳理分析萧红与弗吉尼娅·伍尔夫写作技巧方面的异同。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内心独白。萧红多用第一人称的直接内心独白，而伍尔夫常用第三人称的间接内心独白。二是自由联想。萧红笔下的人物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自由联想中多有停顿，人物意识的短时闪念较多；而伍尔夫的作品充满长篇大段的自由联想，几乎无停顿，人物的闪念时间较长。三是视角跳跃。萧红与伍尔夫都采用多视点透视这种意识流技巧来加强作品的立体感。萧红在各视角之间——叙述者和人物、不同人物、作者和叙述者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几种视角转换时，作者的说明较多；而伍尔夫不过多介入作品，使各种视角自由转换，人物之间自成有机联系。四是形象切割与形象变形。萧红与伍尔夫都采用形象切割与形象变形来塑造人物。所不同的是，萧红主要描写旧中国劳动人民因阶级压迫或殖民剥削、文化重负而形成的贬抑型人格；而伍尔夫写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因人格分裂而自我憎恨、自我折磨、个人整体瓦解、任凭内心冲突摆布，以至于心理崩溃。

4.萧红与迟子建

李博微[26]指出，在创作取材上，萧红与迟子建都倾向于描写北国乡民沉重但并不绝望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浓郁的悲剧色彩，并且由于作家本体气质的接近，在文体上共同表现出清顺明朗的美学风格，且与小说内容的沉郁悲壮达到了和谐统一。另外，作者也注意到，在萧红和迟子建的小说中，往往少不了一个寂寞而独具灵根慧眼的小女孩，而童年视角的介入，使她们的文本也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选材上的平淡与琐屑；二是结构上的散文化和诗化倾向；三是语言的明白晓畅，质朴雅致。

5.萧红与庐隐

同为中国现代文坛极富特色而又早殒的女作家，萧红和庐隐的散文都具有浓郁的自叙写实性质，都体现着“亲感至诚”的散文创作原则。说到不同，在雷卫军[27]看来，在创作方式上，庐隐更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散文的创作模式，即叙事言理或述情言志。而萧红却往往把情感深藏于作品的记叙之中。在关注妇女命运的切入点方面，总的来说，庐隐是以一个孤独的、富有自省意识的女性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视自我和评判社会的；而萧红则以一个饱经人世沧桑的平民身份来观照客观世界，因此萧红常常以平等的眼光切入最能体现问题本质或最能传达自我情感的现象。在女性形象上，庐隐较多选择知识分子女性，而萧红尤其注重描写受压迫而且不觉悟的女性。在语言风格方面，庐隐的语言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而萧红则是一种有节制的，甚至是故意淡化的、一种隐于客观事物背后的抒情。

6.萧红与沈从文

孙丽玲[28]认为，萧红、沈从文在文化视觉、艺术构建、审美追求等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趣。就文化视觉层面来说，浓厚的地域色彩是他们乡土小说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是，沈从文构筑出了一个既纯净又完美，飘荡着田园牧歌的艺术世界，而萧红的艺术世界呈现的是严酷的人生图景。在艺术形式方面，沈从文较注重小说自身美学规范的建构，他的小说往往于松散的情节结构中显出技巧的精工和新巧。与沈从文相比，萧红的创作表现出特殊的女性气质：散漫、跳跃、零乱。在语言上，沈、萧二位作家的乡土小说都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清新、自然、流畅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所不同的是，沈从文的表达句短韵长，古朴圆润，明慧清澈，洋溢着东方音乐雅致忧郁的韵味。而萧红的语言具有一种女性的特质：直观、通感。最后，作者认为，沈、萧二位作家不同的地域文化熏染，不同的人生体验和艺术感觉，使其创作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沈从文的小说，含蓄、纯净、柔美而纤细，表现出一种阴柔之美；萧红的小说，坦率、激烈、孤寂而哀伤，在悲悯中透露出一种沉郁之美。

7.萧红与田沁鑫

《生死场》从小说到话剧，是萧红与田沁鑫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思索者之间的精神传递，是两个天才女性激情碰撞的心灵对话，单元[29]从《生死场》这一文本切入，细致分析了萧红与田沁鑫对生与死、男人与女人等人生基本命题的思考与探寻。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思考的中心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与死的命题，田沁鑫的话剧《生死场》，其统领全剧的核心仍然是对于生与死的敏感与思考，但她在剧中，更多地表现了当代人的焦虑与忧思。萧红对于生与死的展示与思考，主要是以女性视角、女性经验为基础的，她试图从女性最直接的身体体验和心理感受去重新审视生与死的意义与价值，并借助女性的体验与叙述，对男权中心社会和男性权威进行大胆的质疑与尖锐的批判。身为女性，田沁鑫与萧红有一种心有灵犀的相通与契合，她在传递着萧红精神的同时，又注入了20世纪末中国女性的焦灼、沉重与愤激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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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迎秋、唐长华：《萧红〈呼兰河传〉与道家精神的契合》，《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 王晓敏：《无望的救赎——〈呼兰河传〉的深层意蕴》，《浙江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

[3] 唐长华：《从〈呼兰河传〉看萧红的生命意识》，《淄博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4] 周春英：《〈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的时空构架比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5] 陈文育：《我读〈呼兰河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6] 金小玲：《女性人文主义视域下的萧红——有关〈生死场〉》，《浙江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7] 张滢：《生命底蕴的探寻——试论萧红〈生死场〉的现代意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8] 周春英：《萧红抒情小说论》，《浙江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9] 周春英：《萧红抒情小说再论》，《宁波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0] 周春英：《生命体悟：萧红小说的深层哲学意蕴》，《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1] 冯健飞：《萧红笔下的贫困文化》，《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2] 申倩：《论萧红小说的修辞特性》，《思想战线》2001年第4期。

[13] 孙臣：《巧设“文眼”，文情并茂——也谈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审美倾向》，《松辽学刊》2001年第3期。

[14] 周春英、张文鸯：《真情演绎人生——萧红散文品格初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5] 陈汉云、陈燕萍：《心灵与情感状态的自由抒写——论萧红的散文创作》，《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6] 吕新：《追寻生命的真义——论萧红作品的生命意识》，《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17] 朱锦花：《女性低空下的吟唱——萧红前期作品女性特征探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8] 胡苏珍：《自然地流露 自觉地僭越——论萧红的创作风格》，《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9] 申倩：《萧红语言风格论析》，《学术探索》2001年第5期。

[20] 许祖华、郭小莉：《山水的灵气陶冶出的文学才女》，《高等函授学报》2001年第2期。

[21] 徐晓杰：《萧红生命意识中的父亲情结与祖父情结》，《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2] [日]林敏洁：《鲁迅与萧红交往考察——兼论〈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

[23] 张秀琴：《论萧红对鲁迅传统的继承》，《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24] 马云：《端木蕻良与萧红创作的相互影响》，《河北学刊》2001年第1期。

[25] 柴平：《心理小说的实验家：萧红与伍尔夫》，《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6] 李博微：《明丽的忧伤——浅论萧红、迟子建小说的美学风格》，《开封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7] 雷卫军：《血脉相通的个性世界——庐隐与萧红的散文比较》，《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

[28] 孙丽玲：《中国现代“乡土抒情小说”的两种个性化建构——沈从文、萧红“乡土抒情小说”比较》，《延边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9] 单元：《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萧红、田沁鑫比较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